为弥补儿时因摔毁风筝对弟弟造成的伤害，深感负疚的“我”企图通过向弟弟反省以获得宽恕从而实现自赎。但是，弟弟以“忘却”的方式使“我”看到“我”与他之间早已形成一层难以消除的隔膜，并令“我”永远陷于自赎与落空、故乡与他乡的生命困境中难以脱身。
　　《风筝》创作于1925年，后收录于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之中。鲁迅曾形容《野草》大多数篇目恰似“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相比起《过客》《墓碣文》《这样的战士》等风格诡谲、极富鲁迅战斗气质的文章，《风筝》一文所讲述的“我”和弟弟关于风筝的故事却稍显平淡温和。正如鲁迅曾对其好友许寿裳所言，《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即使状似简单如《风筝》，也同样蕴涵着鲁迅对于生命的深刻哲思，风筝的故事背后，彰显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作者关于隔膜的自赎以及在自赎中所遭遇的生命困境。
　　一、风筝之毁与兄弟之隔
　　《风筝》开篇叙述了“我”由冬季北京天空中浮动着的二三风筝，联想到童年时自己摔烂弟弟风筝的回忆，从而牵引出“我”成年后对这件事情的懊悔与耿耿于怀，以及为此所作的内省和为弥补自己当年对弟弟造成的伤害而进行的自赎举措。
　　文中，作者着重描写了自己与弟弟童年时关于风筝的不同态度：“我”嫌恶风筝，认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我”那病弱的弟弟却酷爱风筝，甚至不惜瞒着“我”独自在杂物间糊制风筝。“我”因弟弟的行为而大发雷霆，在愤怒地摔烂他的风筝后扬长而去，独留年幼的弟弟绝望地待在原地平复心爱之物被哥哥无情毁去之后的悲伤情绪。
　　在这一事件里，“我”由于传统玩物丧志思想的影响，无法理解当时只有十岁内外的弟弟渴望玩具的孩童心性，粗暴地将他向往风筝的行为看作是“可鄙”的“笑柄”，这种认知的差异造成了二人之间的隔膜，并导致后来“我”毁坏弟弟风筝、对弟弟造成伤害。
　　直至“我”步入中年以后，才忽而由书上得知“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自己当年的行为不亚于对年幼的弟弟进行了一场“精神的虐杀”。“我”由此而陷入深刻的忏悔当中，并开始寻求补过的方法和弟弟的宽恕，以期从中打开自己的心结。读者也因此容易陷入固有思维，将弟弟当作封建观念的受害者，而本文则重在表达”我”对封建教育思想的批判。
　　实际上，年幼的弟弟固然因“我”当年的行为而受到伤害，而出于偏见怒摔弟弟风筝的“我”，又何尝不曾受到这种陈旧思想的毒害。当多年以后“我”觉悟了自己曾经的错误，想要向弟弟道歉并企图进行补救时，弟弟却笑言他早已忘却自己当年对他的伤害。对于弟弟的回答，有学者认为，童年的痛苦记忆难以完全抹除，尤其是“施虐的哥哥”对此事尚且无法忘怀，“受虐的弟弟”按理应更难将被伤害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弟弟所谓的“忘却”，除了“说谎”，没有其余解释。
　　其实，无论是真正忘却，还是故意说谎，弟弟对“我”云淡风轻的回应背后，都映现着兄弟之间的一种隔膜，即弟弟不愿诉说、逃避沟通的心理——毕竟，童年时瞒着“我”偷摸着亲手糊制的风筝乃是弟弟心爱之物，却被“我”无情摔烂，且“我”在摔烂风筝以后没有对弟弟进行任何关心与道歉，弟弟在此事中所遭遇的心灵创伤可想而知。“我”的专制行为使得“我”与弟弟之间就此形成一堵无形的“厚障壁”却不自知，直到有朝一日醒悟过来的“我”想要为此事寻求弟弟的宽恕时，才顿然觉悟兄弟之间已然形成冰冷而悲哀的隔膜。
　　二、自赎之路与交流之障
　　“隔膜”作为人际交往中一种常见的状态，时常也是人类孤独感的滥觞，在鲁迅作品中，多处可见对人心冷漠、关系隔阂的书写。譬如小说集《呐喊》《彷徨》中，鲁迅描写的各色人等之间的“隔膜”：《故乡》描写了现代知识分子与农民的“隔膜”，《伤逝》描写了现代知识男女之间的“隔膜”，《药》《阿Q正传》等描写了革命或革命者之间的“隔膜”等;而在《故事新编》中，更多的则是英雄与美人（如《奔月》）、圣贤与民众（如《出关》）、神与人（如《补天》）之间的“隔膜”。如果说鲁迅通过小说主要是将复杂环境中的“隔膜”现象表现出来，那么在他的杂文和散文中，更多的则是对于这种现象及现象产生根源的反思与言说。
　　散文《风筝》中，“我”在得知儿童追求玩具是一种再正当不过的天性后，思及自己曾经对弟弟的“精神虐杀”行径，不由得深深陷入反躬之中。为了拯救自己负疚的心，企望自赎的“我”开始思索各种方法去挽回少年时代摔毁弟弟风筝的过失，并最终决定向弟弟道歉以期获得弟弟宽恕。于是，时隔二十来年，当各自经历了生存艰辛的“我”与弟弟再次相聚时，“我”终于开口向弟弟提起自己当年对他的伤害，忏悔自己曾经的“糊涂”行为，同时殷殷期盼着弟弟能对自己说一句“我可是毫不怪你啊”。然而，弟弟却惊异地笑答了一句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话：“有过这样的事吗？”这样的回应对于希望通过弟弟的宽恕来获得自赎的“我”而言，无异于被人用一盆冰冷的水当头浇熄了满腔的热忱，受挫且寒心。
　　自从知晓“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以来，“风筝事件”便一直使“我”沉沦于自我剖析、饱受煎熬，“我”既意识到了自己身上曾沾染的封建观念的陈旧习气，又对自己当年的行为感到深刻的自责与悔愧，希冀着能够通过弥补的方法来进行自我救赎。而“我”的自赎能否实现，在“我”看来，取决于弟弟是否愿意对“我”表示谅解。只是弟弟对“我”所有的负疚与忏悔却仿佛一无所知，相比起“我”的念念不忘，弟弟的态度反倒显得有些輕描淡写：在弟弟笑着对“我”表示反问的背后，既象征着他对此事的“忘却”，也意味着二人的交流难以继续进行。
　　如果说“我”与弟弟童年时曾经存在对于风筝不同认知的隔膜，那么，当“我”在成年以后意识到这种隔膜、鼓起勇气面对并企图化解它时，弟弟却通过这种“忘却”的方式，拒绝了“我”的真挚忏悔，使“我”感到我们之间仿佛隔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
　　同时，尽管“风筝事件”于“我”是放不下的沉重心结，“我”也因自省而产生了悔过、自责等种种心理，但作为“我”内疚的对象，弟弟面对“我”的忏悔像旁观者一样的漠然语态使“我”一下子被扼杀了所有希望，在此之前“我”所有的自省与痛苦，也随着弟弟的“忘却”而似乎被取消了一切意义。 　　三、望乡之寻与生命之困
　　“我”对故乡风筝往事的回首，如前文所示，是由“我”在北京所看到的风筝唤起的。从现实中冬日北京天空浮动着的风筝，转而至记忆里故乡初春的风筝时节，“我”所被触动到的，不仅是童年时发生在自己与弟弟身上的风筝事件和因此而为的内省自赎，还有流露在字里行间的感伤情绪。人穷则返本，对故乡的追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当时生存境遇的不如意，而当“我”由现实转入沉想，企图在记忆中寻求温暖，却反而在关于故乡的回忆中遭遇另一层残酷打击后，便意味着在现实与过去都寻不到立足点的“我”，陷入了生命的困境中。
　　“我”在北京看到风筝是在冬季，肃杀的严冬中裹挟着寒威冷气，不仅街景的色调是灰霾的，天上寥寥的风筝带给“我”的感受，亦只有“惊异和悲哀”。正因对这种现实情境的不满，才唤起“我”关于故乡的遥想：那是在万象更新的早春二月，地上明丽的生机与天上五颜六色的风筝相映成趣，呈现一幅温和的春日景象。这样温馨的记忆，本应可赋予“我”以对抗肃杀严冬的精神力量，然而在故乡与北京的对比、同时也是回忆与现实的对照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一齐映衬出“我”悲哀困顿的心境——故乡花色斑斓的春日让“我”感受到的，同样是“无可把握的悲哀”。
　　这种悲哀来自弟弟对“我”的隔阂，也来源于“我”与故乡的隔膜。
　　鲁迅归乡题材作品中的故乡大多是荒芜的，作为一个精神故园般的存在，故乡带给“我”的，时常反而是心灵的失落。《故乡》中“我”久别归乡，见到的却是与记忆中的美好全然相反的萧索村落，儿时真诚相待的好友闰土，也早已与“我”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这里的故乡带给我”的是四面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祝福》中，“我”于寒冷的旧历年底返乡，本应在故乡吉庆的新年气象中感到热闹，却处处察觉到自己与故乡的格格不入，尽管故乡沉浸在状似和谐的一团祥气中，归来的“我”却只感到“无论如何”必须要离开。
　　时代的风云变幻使身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经常感到现实的失意与煎熬，而当“我”每一次回望故土企图能从中得到憩息与力量时，触碰到的又每每只是促使“我”不得不再度离去的与故乡的隔阂，在归来与离去之间，“我”陷落的正是漂泊人生难以掌控的悲观。《风筝》亦如此。“我”记忆中故乡的春天，天空中点缀着风筝，斑斓而愉悦。正因如此，当“我”在思考弥补“风筝事件”的办法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同弟弟一齐放风筝，同他一起“嚷着，跑着，笑着”。这不仅是具体的改过方式，同时也暗喻“我”内心深处神往的一种和谐欢愉的生命状态。只是现实无情，唇上的胡须打破了“我”的幻想，故乡也不再是能令“我”惬意的精神故园。于是，“我”转而寻求弟弟的谅解，想从弟弟的宽恕中获取心灵的解脱，而弟弟却并未给“我”这个机会。
　　“我”本希望能够与弟弟一起回忆当年的“风筝事件”，“我”向弟弟倾诉自省，弟弟对“我”的道歉回应以“丝毫不怪”的宽恕。尽管为此事郁结许久的“我”心怀热诚想要弥补当年的过失，弟弟却似乎并不能理解“我”的想法，反而淡淡地表示他已经忘却。弟弟的回答委婉表明了他拒绝与“我”谈论此事的态度，而忘却与拒绝是比怨恨更使“我”深受打击的一个回应。
　　其实，弟弟的“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对于想要摆脱负疚的“我”而言可以说并无坏处，毕竟既然弟弟已经不记得“我”曾经对他的伤害，那么“我”完全可以借由弟弟的“忘却”，来让自己从自责中解脱出来。“我”却因弟弟的“忘却”而更感痛苦，这是由于比起事件本身，真正使“我”受困的，是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痛楚，以及至亲之间的隔膜。
　　《风筝》发表之前，鲁迅曾于1919年的《国民公报》“新文艺”发表过一组题为《自言自语》的散文诗，其中第七节《我的兄弟》可视为《风筝》的最初版本，二者内容大体一致，只是《我的兄弟》文末尚在祈求呼唤兄弟的原谅，而数年之后，1925年1月24日，即乙丑年正月初一，一個本应阖家欢聚的日子，鲁迅却提起笔，在对往事悲哀的追忆中写下了《风筝》。从《我的兄弟》到《风筝》，文章中心由事件本身走向“我”精神世界的浮沉，鲁迅在这个过程中亦经历了灵魂的不断自我剖析，并最终接受了自己所企望的弟弟的“无怨的恕”，不过是自己长期以来的自我欺骗。
　　《风筝》是一篇第一人称视角的回忆性散文，所有故事均来自“我”的自叙，弟弟的回答是他在全文中唯一一次直接的出场与表态。尽管“我”一直在反思、内省、自赎，但是弟弟对此一无所知，“我”所一直企盼着的通过弟弟宽恕而达到的精神重负的解脱，与其说因弟弟的“忘却”而落空，不如说“我”从一开始就深知这本身是一种难以实现的虚妄。“我”因为曾经对弟弟的不理解而伤害了他，并由这伤害导致了两人的隔膜，在数十年后，“我”想方设法地试图挽回两人的关系时，弟弟的反应却使“我”明白“我”既错过了关心弟弟的最佳时机，也无法再与他打开心扉谈起这件事，只能永永远远地困于自责之中。
　　“人类最好彼此不隔膜，相关心。”这是鲁迅毕生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人类关系，《风筝》里的“我”本因对北京寒冬的疏离而追思故乡美好春景的记忆，却在回忆里遭遇了无法实现与弟弟“不隔膜、相关心”的更为凛冽的沉重心境，故乡本应温和的春日也使“我”感觉“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然而“我”正是身处严冬才回望故土。在严峻现实与精神故园之间的无所适从，执念于获得至亲谅解却永远不再有机会的无能为力，使“我”体悟了生命难以把握的虚无底色，也令“我”始终只能挣扎于荒凉的人生困境之中。
　　（绍兴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