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廿九的下午三点，离该出发往机场的时间还有不到6个小时，但我要到达的目的地的申根签证却还没有拿到。从物理学意义上说，我仍然身处广州，却在心理上进入了出发和不出发的叠加状态，也就是说，我无法确定我从此处和彼处的临界点。这一联想也适用于朋友圈上大家不时就某国、某展、某fair的刷屏，那是一种心照不宣：我们是彼此在场的目击者，正因为有了考虑周全的社交媒体，我们才得以避免量子力学家的尴尬处境。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已经身处阿姆斯特丹，正边看微信边吃着早餐。一同参加研讨会的意大利女孩安东尼亚拿了杯咖啡在对面坐下来。她和几位朋友做着一个小机构，叫“在开罗的贝鲁特” [1]，机构空间设在开罗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她坐下来不到5分钟就说：“你知道吗？前两个月我们楼下有个炸弹爆炸了，我现在搬家了。其实搬家也挺好，因为艺术家也住那，除了展览，白天也还得当保姆，开罗就不是个没有人带也能随便乱逛的地方……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们都觉得挺挫败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很自然地，我们谈到了阿拉伯之春，谈到了中国，谈到曾经的希望和如今向独裁主义的重新转向，她觉得艺术在某些处境下确实可能无可作为——那种我们推崇的自治、隐喻、多义性和诗化的艺术。“大众是那么容易被操纵，也许我们应该提出更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是她的原话，如果你去看他们的网站，你会发现他们过往的项目并没有标榜激进的社会参与性。
　　我们的艺术圈很少讨论政治或者道德问题，它不招人喜欢，甚至是个禁忌，正所谓人艰不拆。但是做一个加急申根签证最快要多少个小时？如果你是艺术家，又逢某家机构的邀请，48小时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你恰好认识领馆文化处的工作人员，还有着大量良好的出境记录，那么奇迹般的24小时取证也是有可能的。社会学家或者人类学家会告诉你说，这种流动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你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全球飞行所带来的流动性也未必一定风光和讨喜，比如说马航MH730的悲剧，我很难想象这种难以被证实的“虽死犹生”或“虽生犹死”，会给遇难者家属带来了多少煎熬。
　　回到艺术的生死问题，我其实在认识安东尼亚之前就知道“在开罗的贝鲁特”，那是在另一个研讨会上，举办的地点是有着象征意义的、欧亚之交的伊斯坦布尔。安东尼亚的合作伙伴莎拉在会上做了一个演讲，标题叫“来自贝鲁特的爱”，她给我们唱了首歌，然后讲了个由对话组成的小故事。这段虚构的对话发生在地中海的一条船上，对话者包括约翰·罗杰斯·希尔勒、雅克·拉康、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和迪特里希·迪德里克森。一杯红酒下肚，卡洛琳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机构？”拉康认为谈机构跟谈爱情差不多，艺术机构、艺术家和作品之间的信仰，必须得互相印证；罗杰斯则提醒说不应该对爱情或者机构作出任何预设；最后，卡洛琳又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我们所知的艺术，在50年后还会存在吗？”结果，每个人都叹了口气。
　　确实，很少有人会愿意为爱情付出代价，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考虑交换价值。如果艺术称得上是信仰的话，在楼下的某颗炸弹爆炸之前，我们都无法想象这种信仰是否合乎时宜。我真心希望我们的艺术圈将永远不必提出这种疑问，不用面对这种危机，然后在火光四射的瞬间，还可以别过头去说：“让我们来谈谈艺术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