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强化档案服务才能复活“死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社会流动的井喷式增长，人事档案变成“弃档”继而变成“死档”，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人事档案制度的内在缺陷。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数据是，一方面，在全国各级人才流动中心代管的三四百万份人事档案中，至少有60多万份被主人抛弃；另一方面，目前档案管理收费混乱，全国人事档案收费至少有50亿元以上。
当然，人们“弃档”的原因还因档案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价值，甚至被视为“累赘”。现有档案对个人经历的记录方式是传统模式，而诸如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等方面往往是空白。
当“单位人”渐渐变成“社会人”，人们希望与人才流动机制和人事档案的迁移机制相关的改革能够以服务生活、服务社会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信息资源社会化、电子化和法制化。在传播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每个人完全可以凭着身份证通行全国，用人单位和职能部门可在取得必要授权的前提下，通过网络查阅相关档案。
这种改革对重建中国社会信用同样功莫大焉。如有研究者指出，倘若实行人事档案的电子化，借鉴发达国家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制度，让每一个公民有一个类似于身份证的社会安全号码，由社会中介的联合征信系统把个人的财产、家庭、就业、教育、债务债权信息等采集并反映出来，就可以避免目前人事档案所存在的制度困境。
澄清对《劳动合同法》的严重误读
《劳动合同法》有利于调整利益格局。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从劳动力市场中去寻找。目前我国劳动力正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剩余，这为实施《劳动合同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客观基础。同时《劳动合同法》有助于校正初次收入分配的市场失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劳动合同法》不会损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我国劳动力市场因改革不彻底仍存在着对部分人群的过度保护问题，但更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劳动力市场保护。我国的改革方向需要在保持灵活的前提下增强安全性，劳动者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就是对劳动者的最基本保护，《劳动合同法》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和“养懒人”。
《劳动合同法》不会增加正规企业的劳动成本。相反，《劳动合同法》因为新规定了对高薪员工经济补偿金的封顶，还会使企业的劳动成本有所减低。对于那些过去不执行《劳动法》的企业来说，劳动成本大幅度增加是不争的事实。
《劳动合同法》不会加剧失业。《劳动合同法》鼓励建立稳定和长期的劳动关系，不仅会减少劳动者找工作的成本，也从制度上保证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有利于缓解当前很多地方出现的“民工荒”，更有利于提高就业的稳定性。
摘自《中国青年报》
变了味的“假期”值得深思
中文的词典上说，“假”是“按照规定或经过批准暂时不工作或不学习的时间”。“假期”是“放假或休假的日子”。后来的意思延伸至“不做工，专为消遣和娱乐而设定的日子”。这样做是为了让工作的人有机会娱乐放松，休养生息。
中国人长期以来不大喜欢“闲”，总以为“游手好闲”是要“生事”的。细想一想，当年制定长假期制度的初衷是要振兴旅游业，把重点放到了刺激消费上，更有不少人专攻“假日经济”，想办法让人们多花钱，其结果是：长假期期间火车调价上浮，飞机不打折，景区门票成倍地涨，餐饮讲豪华奢侈，让人们寻找富人的感觉，五花八门的宣传促销铺天盖地，都想把长假期变成自己大赚一笔的“黄金周”。假如换一个思路，长假期内各类交通降价，更多的景区、景点免费开放，文化娱乐活动多采取广场式，部分街道变成几天无车的步行街，有一天商店也关门，让大家真正放松一下，回归一把“经济”上，政府紧张，企业紧张，老百姓也紧张，哪里有点“休假消遣”的意思？
既然假日是为了让人们过得轻松些，是否应当多在为百姓生活质量上加以引导，而不是把它的经济价值提得过高，让假期变了味。
摘自中国社科网
废除死刑观点不合国情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仁文强烈坚持废除死刑，他有几个认识倾向，很值得人们的警惕。
一是刘研究员认为死刑的特殊威慑力难以证明，就不宜依赖死刑来震慑犯罪。这样的观点完全是专家的一种个人感觉，而这种感觉恰恰和百姓完全相反。在百姓看来，贪腐之类的恶性非暴力犯罪越来越多，完全是因为杀的太少。对许多贪官，惩罚一阵子，舒服一辈子，如果取消死刑，无论贪腐多少，最高只是终生监禁，法律的威慑力必然大打折扣，法制文明又从何谈起？
二是刘研究员认为过于依赖死刑掩盖了犯罪的复杂性和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无非是防范、抑制犯罪的制度建设或社会机制。那么在这些东西暂时还建立不起来的时候，死刑对抑制犯罪的作用就该被完全否定吗？在制度建设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减少死刑适用所产生的弊端，只能让民众对于死刑产生更深的“依恋”情绪。因此，如果让制度建设和死刑带来的震慑同时发挥作用，不是比仅仅倡导废除死刑更有意义吗？
三是刘研究员过度夸大政治家对民意的引导，看不到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国外的理念引到国内未必合适。刘研究员自己的这番“原汁原味”的专家观点，都无法能够说服民众，让对法学一知半解的政治家来引导民众，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摘自新华网
养老困局与老龄化无关
中国并未存在“未富先老”。
目前的养老困局和人口的老龄化没有关系。现在的养老困局是过去的制度安排不合理，而真正的挑战可能来自10年之后，退休会形成一个大潮，那个时候劳动力对这些人的养老支撑可能会加重。现在的养老空账主要是弥补原来的旧账，老龄化是未来发生的状况。 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基本层面的社会保障，我们应该建立多个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在政府财政资源大增之下，应该考虑建立覆盖全部国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当前的养老制度还是分省统筹，但由于劳动力向各个行业和地区流动，使得整个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被这样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割开来，反而制约了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要赡养现在的老年人，现收现付是最好的养老制度。因为可以根据现在的老人需求，计算出大概的养老费用，这对现在的劳动人口而言应该是负担最小的。但实际上，整个养老机制却是把养老周期重新做了配置。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对现在的劳动人口变老之后的赡养问题变得非常突出，那时候现收现付为主的养老体制就会暴露问题。目前养老体系实行部分现收现付和部分积累的方法，问题的关键是积累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增值，这就涉及到资本市场的完善。
中国父子关系正在进化
中国父子两代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那种以父为主的单向沟通不再有效，而和孩子像朋友一样交流的“好哥们儿”关系越来越多，这反映的其实是从“家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过程，即从强调个人要服从家庭，变为主张个体意识的独立。
父子间的关系状态在中国封建进程中非常稳定，松动与改变是在20世纪初，但以“孝”为核心的父子关系仍然根深蒂固。真正进入平等关系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的，这个变化反映的是从“家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过程。在这种背景下，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使“父子哥们儿”的现象开始彰显。
首先，独生子女时代的小家庭模式，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成本减少，家长有精力来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和精神需要。
同时，独生子女的状况使得孩子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一种不完整的家庭关系，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交流，只能向父母求助，父母的角色也必然会发生改变，他们要承担一部分原来属于兄弟姐妹的责任。这就要求父母放低姿态，一定程度上与子女保持“平辈”的感觉。
而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父子间的平等交往。在每天都会有新现象、新事物产生的时代里，父母和子女都开始产生不安全感。他们在过往生活和历史中无例可援，应对变化时没有参照，有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只能以“哥们儿”般的互相支持来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发展。
摘自39健康网社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社会流动的井喷式增长，人事档案变成“弃档”继而变成“死档”，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人事档案制度的内在缺陷。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数据是，一方面，在全国各级人才流动中心代管的三四百万份人事档案中，至少有60多万份被主人抛弃；另一方面，目前档案管理收费混乱，全国人事档案收费至少有50亿元以上。
当然，人们“弃档”的原因还因档案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价值，甚至被视为“累赘”。现有档案对个人经历的记录方式是传统模式，而诸如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等方面往往是空白。
当“单位人”渐渐变成“社会人”，人们希望与人才流动机制和人事档案的迁移机制相关的改革能够以服务生活、服务社会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信息资源社会化、电子化和法制化。在传播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每个人完全可以凭着身份证通行全国，用人单位和职能部门可在取得必要授权的前提下，通过网络查阅相关档案。
这种改革对重建中国社会信用同样功莫大焉。如有研究者指出，倘若实行人事档案的电子化，借鉴发达国家的个人资信档案登记制度，让每一个公民有一个类似于身份证的社会安全号码，由社会中介的联合征信系统把个人的财产、家庭、就业、教育、债务债权信息等采集并反映出来，就可以避免目前人事档案所存在的制度困境。
澄清对《劳动合同法》的严重误读
《劳动合同法》有利于调整利益格局。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从劳动力市场中去寻找。目前我国劳动力正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剩余，这为实施《劳动合同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客观基础。同时《劳动合同法》有助于校正初次收入分配的市场失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劳动合同法》不会损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我国劳动力市场因改革不彻底仍存在着对部分人群的过度保护问题，但更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劳动力市场保护。我国的改革方向需要在保持灵活的前提下增强安全性，劳动者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就是对劳动者的最基本保护，《劳动合同法》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和“养懒人”。
《劳动合同法》不会增加正规企业的劳动成本。相反，《劳动合同法》因为新规定了对高薪员工经济补偿金的封顶，还会使企业的劳动成本有所减低。对于那些过去不执行《劳动法》的企业来说，劳动成本大幅度增加是不争的事实。
《劳动合同法》不会加剧失业。《劳动合同法》鼓励建立稳定和长期的劳动关系，不仅会减少劳动者找工作的成本，也从制度上保证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有利于缓解当前很多地方出现的“民工荒”，更有利于提高就业的稳定性。
摘自《中国青年报》
变了味的“假期”值得深思
中文的词典上说，“假”是“按照规定或经过批准暂时不工作或不学习的时间”。“假期”是“放假或休假的日子”。后来的意思延伸至“不做工，专为消遣和娱乐而设定的日子”。这样做是为了让工作的人有机会娱乐放松，休养生息。
中国人长期以来不大喜欢“闲”，总以为“游手好闲”是要“生事”的。细想一想，当年制定长假期制度的初衷是要振兴旅游业，把重点放到了刺激消费上，更有不少人专攻“假日经济”，想办法让人们多花钱，其结果是：长假期期间火车调价上浮，飞机不打折，景区门票成倍地涨，餐饮讲豪华奢侈，让人们寻找富人的感觉，五花八门的宣传促销铺天盖地，都想把长假期变成自己大赚一笔的“黄金周”。假如换一个思路，长假期内各类交通降价，更多的景区、景点免费开放，文化娱乐活动多采取广场式，部分街道变成几天无车的步行街，有一天商店也关门，让大家真正放松一下，回归一把“经济”上，政府紧张，企业紧张，老百姓也紧张，哪里有点“休假消遣”的意思？
既然假日是为了让人们过得轻松些，是否应当多在为百姓生活质量上加以引导，而不是把它的经济价值提得过高，让假期变了味。
摘自中国社科网
废除死刑观点不合国情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仁文强烈坚持废除死刑，他有几个认识倾向，很值得人们的警惕。
一是刘研究员认为死刑的特殊威慑力难以证明，就不宜依赖死刑来震慑犯罪。这样的观点完全是专家的一种个人感觉，而这种感觉恰恰和百姓完全相反。在百姓看来，贪腐之类的恶性非暴力犯罪越来越多，完全是因为杀的太少。对许多贪官，惩罚一阵子，舒服一辈子，如果取消死刑，无论贪腐多少，最高只是终生监禁，法律的威慑力必然大打折扣，法制文明又从何谈起？
二是刘研究员认为过于依赖死刑掩盖了犯罪的复杂性和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无非是防范、抑制犯罪的制度建设或社会机制。那么在这些东西暂时还建立不起来的时候，死刑对抑制犯罪的作用就该被完全否定吗？在制度建设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减少死刑适用所产生的弊端，只能让民众对于死刑产生更深的“依恋”情绪。因此，如果让制度建设和死刑带来的震慑同时发挥作用，不是比仅仅倡导废除死刑更有意义吗？
三是刘研究员过度夸大政治家对民意的引导，看不到文化传统的巨大作用。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与国情，国外的理念引到国内未必合适。刘研究员自己的这番“原汁原味”的专家观点，都无法能够说服民众，让对法学一知半解的政治家来引导民众，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摘自新华网
养老困局与老龄化无关
中国并未存在“未富先老”。
目前的养老困局和人口的老龄化没有关系。现在的养老困局是过去的制度安排不合理，而真正的挑战可能来自10年之后，退休会形成一个大潮，那个时候劳动力对这些人的养老支撑可能会加重。现在的养老空账主要是弥补原来的旧账，老龄化是未来发生的状况。 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基本层面的社会保障，我们应该建立多个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在政府财政资源大增之下，应该考虑建立覆盖全部国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当前的养老制度还是分省统筹，但由于劳动力向各个行业和地区流动，使得整个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被这样的养老保障制度分割开来，反而制约了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要赡养现在的老年人，现收现付是最好的养老制度。因为可以根据现在的老人需求，计算出大概的养老费用，这对现在的劳动人口而言应该是负担最小的。但实际上，整个养老机制却是把养老周期重新做了配置。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快，对现在的劳动人口变老之后的赡养问题变得非常突出，那时候现收现付为主的养老体制就会暴露问题。目前养老体系实行部分现收现付和部分积累的方法，问题的关键是积累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增值，这就涉及到资本市场的完善。
中国父子关系正在进化
中国父子两代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那种以父为主的单向沟通不再有效，而和孩子像朋友一样交流的“好哥们儿”关系越来越多，这反映的其实是从“家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过程，即从强调个人要服从家庭，变为主张个体意识的独立。
父子间的关系状态在中国封建进程中非常稳定，松动与改变是在20世纪初，但以“孝”为核心的父子关系仍然根深蒂固。真正进入平等关系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的，这个变化反映的是从“家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过程。在这种背景下，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使“父子哥们儿”的现象开始彰显。
首先，独生子女时代的小家庭模式，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成本减少，家长有精力来关注孩子的心理状况和精神需要。
同时，独生子女的状况使得孩子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一种不完整的家庭关系，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可以交流，只能向父母求助，父母的角色也必然会发生改变，他们要承担一部分原来属于兄弟姐妹的责任。这就要求父母放低姿态，一定程度上与子女保持“平辈”的感觉。
而社会的快速变化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父子间的平等交往。在每天都会有新现象、新事物产生的时代里，父母和子女都开始产生不安全感。他们在过往生活和历史中无例可援，应对变化时没有参照，有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只能以“哥们儿”般的互相支持来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发展。
摘自39健康网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