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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在欧洲战场还有一批中国军人。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作战地域十分广阔。他们在北欧参与了攻击提尔皮茨号的“钨作战”，在南欧护航丘吉尔前往马耳他，甚至在金字塔旁留下照片；在东欧，他们掩护希腊王室成员返回伯罗奔尼撒打游击，在西欧战场更经历了诺曼底的硝烟。参加欧洲作战的中国军人，全部来自中国海军的见习军官。他们是怎样出现在欧洲战场上的，至今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中国海军的雄心
1942年，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一批中国军官却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开始讨论怎样重建海军。抗战初期，弱小的中国海军所有舰只加在一起，吨位还不如日本一条航空母舰。开战之初，中央海军殒于长江，东北海军自沉青岛，广东海军泪洒珠江，中国海军主力的九艘巡洋舰全部被击沉。但是，中国海军不可能屈服，仍以布雷和岸炮为武器，依托长江珠江与日军鏖战。
中国的海军学校被迫从马尾、青岛和黄埔内迁，落户贵州桐梓。战况艰难，但中国人对胜利充满信心。1942年，如何在战后“重建海军”就成为一个课题。当时，中国几乎成了“内陆国家”，军舰不足十艘。但是，我们还有海军军官，有人才就有希望。海军派出人员赴盟国参战学习。最初，中国方面尝试的是派遣年轻留学生前往欧美海军学校学习，但不久后改弦更张。中国海军驻盟军总部联络官曾万里等建议派遣更有经验的中生代军人前去，在学习的基础上登舰参战实习，积累实战阅历，这样回国后马上独当一面。这样的意见得到了军委会的支持，英国方面对于接受中国海军实习军官表现出兴趣。
英国已经意识到，战后美国和苏联必将崛起，英国希望通过对中国海军的影响力，在远东获得一席之地。同时，英国海军在战争初期就损失很大，急需基层军官。事实上，中国海军除了派出军官，还有一批水手在英军护航舰队中工作，许多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客死他乡。
1943年6月，经过层层考试选拔出的第一批共计24名中国海军学员，在海军上校周宪章带队下，乘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再经印度转运输舰辗转前往英国，开始了留学和参战的生涯。他们的名字是：黄廷鑫、卢东阁、王显琼、郭成森、林炳尧、牟秉钊、白树绵、姜瑜、葛敦华、熊德树、聂齐桐、吴桂文、谢立和、邹坚、楚虞璋、汪齐、王安人、周宏烈、吴家训、钱诗麒、吴贵荣、吴方瑞、张家瑾、晏海波，加上领队周宪章共计二十五人。运载中国海军学员的护航运输队在地中海遭到了德國潜艇的袭击，这让中国海军开了眼。担任护航的英国海军两艘驱逐舰配合默契，一艘用声呐搜索，另一艘投掷深水炸弹。最终，德国潜艇铩羽而归。10月，中国学员到达英国，随即开始了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学习生活。他们的第一堂课与战术无关——重温海军礼仪。这让在战争中一度窘迫得只能穿陆军军服的海军学员们激动不已。
在进行了英语强化与基础科目复习之后，24名中国学员被分成两组。由张家瑾、晏海波、吴方瑞、吴贵荣组成轮机科学习班，留在格林尼治继续学习，其余中国学员则组成“中国班”，开赴查塔姆炮校，学习枪炮、航海等技术。经过一个月的持枪操练后，他们以两人为一组，分别登上不同舰只参战实习。1944年3月，这批学员完成课程，被授予少尉军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楚虞璋和谢立和，黄廷鑫和葛敦华，熊德树和邹坚这三组人员，都安排在航空母舰上实习，显示了中国海军对战后重建规划的雄心。
中国人在战斗
诺曼底登陆当天，英国皇家海军“国王”号航空母舰（HMS Emperor）的舰载机一架架升空，执行反潜搜索任务，防止德国袭击正在登陆的舰队。甲板上忙碌的官兵中，有两张亚洲面孔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便是正在该舰实习的中国海军军官楚虞璋和谢立和。在战斗中，他们的战位在开放的飞行甲板上。两人轮流担任防空和反潜瞭望。这种瞭望除了防止德军袭击，还有救助落水飞行员的责任。
就在离谢立和、楚虞璋不远的地方，另一艘英国皇家海军航空母舰“搜索者”号上，另外两名中国军官黄廷鑫和葛敦华也在奋战。不过，黄廷鑫对于诺曼底之战的回忆却是“静悄悄”，出于保密，出发参战的“搜索者”号官兵并不知道即将展开的诺曼底之战。6月6日，“搜索者”号远在战场外围执行日常反潜搜索任务，黄廷鑫早早睡下，直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才从BBC电台的广播中得到盟军登陆的消息。黄廷鑫回忆：“舰上的英国人在兴奋、高兴之余，流露出一种谨慎的乐观。大家见面时都互相笑笑，然后继续回到各自的岗位工作。”
与第一次大战中到欧洲海军舰只上“观战”的陈绍宽等前辈不同，黄廷鑫等中国军人在诺曼底的战斗中并非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盟军的一员切实参加了战斗。而且，由于分工不同，中国军人实际参与了诺曼底登陆的各个环节。其中，楚虞璋、谢立和、黄廷鑫、葛敦华是在航空母舰上，属于整个登陆舰队的警戒幕，张家瑾、吴方瑞等轮机班人员在后勤支援船队中，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等在更靠前方的战列舰与巡洋舰上，直接进行对岸火力支援。根据台湾方面资料，原来也在航空母舰上实习的邹坚和熊德树被调到了最前方，担任登陆艇的见习艇长，直接参加抢滩登陆！
大多数中国军官面对诺曼底大阵仗毫不紧张，他们有实战经验——在炮台上与日军作战，还有的参加过著名的大海战。
1943年12月，刚刚登上肯特号巡洋舰实习的卢东阁、郭成森两名中国海军军人就随同“肯特”号参加了在北角附近追杀德国海上袭击舰“沙恩霍斯特”号的战斗。他们担任第一、第二号炮塔的副炮长。面对三万多吨的巨型敌舰，两人在战前以邓世昌为榜样互相勉励。经过连续追杀，被英国海军围困的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中弹累累，失去了战斗力，在“肯特”号的炮火掩护下，四艘驱逐舰对其发起了近距离的鱼雷攻击，最终将其击沉。
1944年4月3日，楚虞璋、谢立和随国王号，黄廷鑫、葛敦华随搜索者号参加了英国海军对阿尔塔峡湾中德国王牌战列舰“提尔比茨”号的空袭，在这次代号为“钨”的作战中，“提尔比茨”号连挨了13发炸弹，再也没能出现在大洋战场上。德国最大也是最后的一艘战舰瘫痪了，航空母舰上传送着英军指挥官得意扬扬的电文：“我们阉了一头野猪。” 在诺曼底的战斗记录中，中国军人近乎完美地完成了任务。战役结束后，丘吉尔在参加雅尔塔会议途中，曾专门对自己座舰上的中国军官提出表扬和鼓励。幸运的是，24名中国军官都看到了战役的胜利，在战后返回祖国。
欧洲战场上的“中国兵”
在英国皇家海军“尊严”号航空母舰上服役的海军少尉白树绵对后人讲，诺曼底登陆后，有机会登岸的中国海军人员在比利时遇到过一些奇怪的“中国兵”。这些随盟军作战的“中国兵”有着中国名字，可以说流利的中国话，长着标准的中国面孔，有个炊事兵能做一手美味的中国菜。但他们谈起祖国来很陌生，对于国民政府毫无认同感。这样的“中国兵”有数百名之多！在荷兰的希尔德拉村庄，村民们依然依稀记得有个“中国兵”曾在附近的大谷仓与一个荷兰姑娘热情约会。
这个名叫周尚方（音译，英文名Shang Fong Marshall Chow）的“中国兵”的确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是一名无线电发报员。根据部队保留的记录，他和女朋友在大谷仓里缠绵时被当地人揪了出来——这不怪荷兰人不识浪漫，因为村民们告诉他，在大谷仓里还藏着几个德国兵！好在这几个德国兵只是被打散的逃兵。吓了一大跳的周尚方提了枪和几名战友逼上去搜查，三名走投无路的德军当了俘虏，周尚方因此被提升为上士。
周尚方依然健在，他兴致盎然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七十年的纪念活动。周尚方的“中国兵”身份带了引号，因为他的身份有点儿古怪。他属于中国海军人员在比利时遇到的那批奇怪的盟国军人。周尚方的战友们是中国籍加拿大军人，他们自己称自己为“加华军人”，参加的是加拿大军队，在从诺曼底到卡西诺的一系列战斗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七百余名“加华军人”在欧洲战场上作战。周尚方们大多是出生在加拿大的第二代中国移民，因为二战前加拿大拒绝华人入籍，因此他们仍是中国人。
这些独特的军人，广泛分布在加拿大陆军、海军和空军之中，并在作战中屡立战功，以吃苦耐劳、勇敢坚毅而受到各方好评。周镜球和他在加拿大第十六轻防空营的战友，是加拿大驻英部队中第一个打下德军飞机的炮组；黄炳芳是在朱诺海滩登陆的，那是诺曼底战斗最残酷的地点之一。在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坐落着一座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陈列着几乎每一位曾在加拿大军队中服役的华人官兵的事迹，略显沧桑的大楼顶上，树立着由四个中文大字组成的金属馆标——“精忠报国”，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屹立着由两名华裔军人塑像拱卫的纪念碑，碑文为“加华丰功光昭日月”。
无论是中国籍还是中国裔，他们都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直到今天，所有报道和采访中，他们都保留着自己的中国姓氏，并自称“Chinese”。这个单词在海外是不分“中国人”和“华裔”的。在中国抗战开始之际，这些海外的中国人通过华商倡导建立的华侨组织中华会馆很早便开始购买中国的战争债券，来支持父祖之国的反侵略战争。珍珠港事变之后，他们便积极在当地投军参战，与法西斯决战沙场。他们都是华胄子孙的骄傲。
24名曾在诺曼底浴血奋战的中国军官都看到了战役的胜利，在战后返回祖国。他们后来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台湾，还有的旅居国外。时光荏苒，诺曼底滩头的炮台碉堡已经被岁月磨蚀，但那里的人们不曾忘记这些东方面孔的老战士。
2006年7月5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薛翰专程来到杭州，代表法国政府向大陆最后一名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战士，年已八十九岁的黄廷鑫颁发了象征法国最高荣誉的“荣誉勋位骑士勋章”，他在授勋致辞中说道：“法兰西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国面临沦亡之际，曾与我并肩奋战的中国人。”“我们以这枚勋章来表示对所有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中国人的感谢。”黄廷鑫的答词是：“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与我同时在战场作战的二十多位同学，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一荣誉不仅属于我，也属于他们。”
两年之后，2009年深秋，黄廷鑫病逝。三年之后，诺曼底登陆纪念日刚过，曾在台湾国民党海军中服役，与黄廷鑫一起在“搜索者”号航空母舰上参加登陆作战的葛敦华病逝。至此，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中国老兵全部作古。然而，他们却在这场战役中写下了一个闪光的注脚——在遥远的东方，那个叫作中国的国家也派出了自己的儿子，参加这场人类摧毁法西斯、维护文明与自由的重要战役。
中国海军的雄心
1942年，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一批中国军官却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开始讨论怎样重建海军。抗战初期，弱小的中国海军所有舰只加在一起，吨位还不如日本一条航空母舰。开战之初，中央海军殒于长江，东北海军自沉青岛，广东海军泪洒珠江，中国海军主力的九艘巡洋舰全部被击沉。但是，中国海军不可能屈服，仍以布雷和岸炮为武器，依托长江珠江与日军鏖战。
中国的海军学校被迫从马尾、青岛和黄埔内迁，落户贵州桐梓。战况艰难，但中国人对胜利充满信心。1942年，如何在战后“重建海军”就成为一个课题。当时，中国几乎成了“内陆国家”，军舰不足十艘。但是，我们还有海军军官，有人才就有希望。海军派出人员赴盟国参战学习。最初，中国方面尝试的是派遣年轻留学生前往欧美海军学校学习，但不久后改弦更张。中国海军驻盟军总部联络官曾万里等建议派遣更有经验的中生代军人前去，在学习的基础上登舰参战实习，积累实战阅历，这样回国后马上独当一面。这样的意见得到了军委会的支持，英国方面对于接受中国海军实习军官表现出兴趣。
英国已经意识到，战后美国和苏联必将崛起，英国希望通过对中国海军的影响力，在远东获得一席之地。同时，英国海军在战争初期就损失很大，急需基层军官。事实上，中国海军除了派出军官，还有一批水手在英军护航舰队中工作，许多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客死他乡。
1943年6月，经过层层考试选拔出的第一批共计24名中国海军学员，在海军上校周宪章带队下，乘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再经印度转运输舰辗转前往英国，开始了留学和参战的生涯。他们的名字是：黄廷鑫、卢东阁、王显琼、郭成森、林炳尧、牟秉钊、白树绵、姜瑜、葛敦华、熊德树、聂齐桐、吴桂文、谢立和、邹坚、楚虞璋、汪齐、王安人、周宏烈、吴家训、钱诗麒、吴贵荣、吴方瑞、张家瑾、晏海波，加上领队周宪章共计二十五人。运载中国海军学员的护航运输队在地中海遭到了德國潜艇的袭击，这让中国海军开了眼。担任护航的英国海军两艘驱逐舰配合默契，一艘用声呐搜索，另一艘投掷深水炸弹。最终，德国潜艇铩羽而归。10月，中国学员到达英国，随即开始了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学习生活。他们的第一堂课与战术无关——重温海军礼仪。这让在战争中一度窘迫得只能穿陆军军服的海军学员们激动不已。
在进行了英语强化与基础科目复习之后，24名中国学员被分成两组。由张家瑾、晏海波、吴方瑞、吴贵荣组成轮机科学习班，留在格林尼治继续学习，其余中国学员则组成“中国班”，开赴查塔姆炮校，学习枪炮、航海等技术。经过一个月的持枪操练后，他们以两人为一组，分别登上不同舰只参战实习。1944年3月，这批学员完成课程，被授予少尉军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楚虞璋和谢立和，黄廷鑫和葛敦华，熊德树和邹坚这三组人员，都安排在航空母舰上实习，显示了中国海军对战后重建规划的雄心。
中国人在战斗
诺曼底登陆当天，英国皇家海军“国王”号航空母舰（HMS Emperor）的舰载机一架架升空，执行反潜搜索任务，防止德国袭击正在登陆的舰队。甲板上忙碌的官兵中，有两张亚洲面孔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便是正在该舰实习的中国海军军官楚虞璋和谢立和。在战斗中，他们的战位在开放的飞行甲板上。两人轮流担任防空和反潜瞭望。这种瞭望除了防止德军袭击，还有救助落水飞行员的责任。
就在离谢立和、楚虞璋不远的地方，另一艘英国皇家海军航空母舰“搜索者”号上，另外两名中国军官黄廷鑫和葛敦华也在奋战。不过，黄廷鑫对于诺曼底之战的回忆却是“静悄悄”，出于保密，出发参战的“搜索者”号官兵并不知道即将展开的诺曼底之战。6月6日，“搜索者”号远在战场外围执行日常反潜搜索任务，黄廷鑫早早睡下，直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才从BBC电台的广播中得到盟军登陆的消息。黄廷鑫回忆：“舰上的英国人在兴奋、高兴之余，流露出一种谨慎的乐观。大家见面时都互相笑笑，然后继续回到各自的岗位工作。”
与第一次大战中到欧洲海军舰只上“观战”的陈绍宽等前辈不同，黄廷鑫等中国军人在诺曼底的战斗中并非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盟军的一员切实参加了战斗。而且，由于分工不同，中国军人实际参与了诺曼底登陆的各个环节。其中，楚虞璋、谢立和、黄廷鑫、葛敦华是在航空母舰上，属于整个登陆舰队的警戒幕，张家瑾、吴方瑞等轮机班人员在后勤支援船队中，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等在更靠前方的战列舰与巡洋舰上，直接进行对岸火力支援。根据台湾方面资料，原来也在航空母舰上实习的邹坚和熊德树被调到了最前方，担任登陆艇的见习艇长，直接参加抢滩登陆！
大多数中国军官面对诺曼底大阵仗毫不紧张，他们有实战经验——在炮台上与日军作战，还有的参加过著名的大海战。
1943年12月，刚刚登上肯特号巡洋舰实习的卢东阁、郭成森两名中国海军军人就随同“肯特”号参加了在北角附近追杀德国海上袭击舰“沙恩霍斯特”号的战斗。他们担任第一、第二号炮塔的副炮长。面对三万多吨的巨型敌舰，两人在战前以邓世昌为榜样互相勉励。经过连续追杀，被英国海军围困的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中弹累累，失去了战斗力，在“肯特”号的炮火掩护下，四艘驱逐舰对其发起了近距离的鱼雷攻击，最终将其击沉。
1944年4月3日，楚虞璋、谢立和随国王号，黄廷鑫、葛敦华随搜索者号参加了英国海军对阿尔塔峡湾中德国王牌战列舰“提尔比茨”号的空袭，在这次代号为“钨”的作战中，“提尔比茨”号连挨了13发炸弹，再也没能出现在大洋战场上。德国最大也是最后的一艘战舰瘫痪了，航空母舰上传送着英军指挥官得意扬扬的电文：“我们阉了一头野猪。” 在诺曼底的战斗记录中，中国军人近乎完美地完成了任务。战役结束后，丘吉尔在参加雅尔塔会议途中，曾专门对自己座舰上的中国军官提出表扬和鼓励。幸运的是，24名中国军官都看到了战役的胜利，在战后返回祖国。
欧洲战场上的“中国兵”
在英国皇家海军“尊严”号航空母舰上服役的海军少尉白树绵对后人讲，诺曼底登陆后，有机会登岸的中国海军人员在比利时遇到过一些奇怪的“中国兵”。这些随盟军作战的“中国兵”有着中国名字，可以说流利的中国话，长着标准的中国面孔，有个炊事兵能做一手美味的中国菜。但他们谈起祖国来很陌生，对于国民政府毫无认同感。这样的“中国兵”有数百名之多！在荷兰的希尔德拉村庄，村民们依然依稀记得有个“中国兵”曾在附近的大谷仓与一个荷兰姑娘热情约会。
这个名叫周尚方（音译，英文名Shang Fong Marshall Chow）的“中国兵”的确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是一名无线电发报员。根据部队保留的记录，他和女朋友在大谷仓里缠绵时被当地人揪了出来——这不怪荷兰人不识浪漫，因为村民们告诉他，在大谷仓里还藏着几个德国兵！好在这几个德国兵只是被打散的逃兵。吓了一大跳的周尚方提了枪和几名战友逼上去搜查，三名走投无路的德军当了俘虏，周尚方因此被提升为上士。
周尚方依然健在，他兴致盎然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七十年的纪念活动。周尚方的“中国兵”身份带了引号，因为他的身份有点儿古怪。他属于中国海军人员在比利时遇到的那批奇怪的盟国军人。周尚方的战友们是中国籍加拿大军人，他们自己称自己为“加华军人”，参加的是加拿大军队，在从诺曼底到卡西诺的一系列战斗中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七百余名“加华军人”在欧洲战场上作战。周尚方们大多是出生在加拿大的第二代中国移民，因为二战前加拿大拒绝华人入籍，因此他们仍是中国人。
这些独特的军人，广泛分布在加拿大陆军、海军和空军之中，并在作战中屡立战功，以吃苦耐劳、勇敢坚毅而受到各方好评。周镜球和他在加拿大第十六轻防空营的战友，是加拿大驻英部队中第一个打下德军飞机的炮组；黄炳芳是在朱诺海滩登陆的，那是诺曼底战斗最残酷的地点之一。在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坐落着一座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陈列着几乎每一位曾在加拿大军队中服役的华人官兵的事迹，略显沧桑的大楼顶上，树立着由四个中文大字组成的金属馆标——“精忠报国”，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屹立着由两名华裔军人塑像拱卫的纪念碑，碑文为“加华丰功光昭日月”。
无论是中国籍还是中国裔，他们都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直到今天，所有报道和采访中，他们都保留着自己的中国姓氏，并自称“Chinese”。这个单词在海外是不分“中国人”和“华裔”的。在中国抗战开始之际，这些海外的中国人通过华商倡导建立的华侨组织中华会馆很早便开始购买中国的战争债券，来支持父祖之国的反侵略战争。珍珠港事变之后，他们便积极在当地投军参战，与法西斯决战沙场。他们都是华胄子孙的骄傲。
24名曾在诺曼底浴血奋战的中国军官都看到了战役的胜利，在战后返回祖国。他们后来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台湾，还有的旅居国外。时光荏苒，诺曼底滩头的炮台碉堡已经被岁月磨蚀，但那里的人们不曾忘记这些东方面孔的老战士。
2006年7月5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薛翰专程来到杭州，代表法国政府向大陆最后一名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老战士，年已八十九岁的黄廷鑫颁发了象征法国最高荣誉的“荣誉勋位骑士勋章”，他在授勋致辞中说道：“法兰西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国面临沦亡之际，曾与我并肩奋战的中国人。”“我们以这枚勋章来表示对所有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中国人的感谢。”黄廷鑫的答词是：“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与我同时在战场作战的二十多位同学，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一荣誉不仅属于我，也属于他们。”
两年之后，2009年深秋，黄廷鑫病逝。三年之后，诺曼底登陆纪念日刚过，曾在台湾国民党海军中服役，与黄廷鑫一起在“搜索者”号航空母舰上参加登陆作战的葛敦华病逝。至此，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中国老兵全部作古。然而，他们却在这场战役中写下了一个闪光的注脚——在遥远的东方，那个叫作中国的国家也派出了自己的儿子，参加这场人类摧毁法西斯、维护文明与自由的重要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