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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1019—1083），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州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其祖父曾致尧，进士，曾任户部郎中（相当于财政部司级干部），擅长写散文；父亲曾易占也是进士，曾任太常博士（相当于民族宗教局处级干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9岁的曾巩和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咎，被主考官欧阳修录取为进士。
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散文成就很高。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远学韩愈，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宋代以来，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因此与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并称为“唐宋八大家”。然而，纵观曾巩一生经历，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能臣、实干家。
曾巩考上进士后，除了在京城当过几年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相当于文化部的干部）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京城（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齐州（今山东济南）、襄州（今湖北襄阳）、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等地的基层任职，前后长达10多年，所到之处，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救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成效卓著，颇有政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春，59岁的曾巩调任福州府知州，军政事务一肩挑。这么老了还任地方官，主要是皇帝忽视他。自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外放以来，他已经在地方任职9年了，且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很有政绩，只要皇帝稍微关注一下，他早就可回京城当翰林或学士了。这主要是因为曾巩从不张扬、炫耀自己的政绩，每次上书皇帝只是循例汇报社情民意，而对自己的政绩只字不提。另外，他大力推行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但遭反对变法的大学士吕公著在宋神宗那里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
同僚们都说他怀才不遇，但曾巩并没有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在福州任职的13个月中，依然兢兢业业，做出一定的政绩：稳定社会秩序；还利于民；直选寺庙方丈；减轻百姓负担。
曾巩来福州前，福建治安很乱，各地土匪抢劫掠夺，官兵虽极力围剿，且熙宁八年（1075年）上山造反的将乐县土豪廖恩，虽已招安受降做官，但其残余势力还潜伏于闽北山林，有复起之势。曾巩一到任，认为这次叛乱的主因是由于旱灾饥荒，要剿灭已被围困的饥民很容易，但考虑到迫之过甚会逼出大乱子，所以他极力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于是派人到将乐县等地劝告、招安，解除其疑惧心理。因此，廖恩余党相继出山投降，避免了一场残杀悲剧。与此同时，他抓获海盗8人、盗窃惯犯几十人，社会秩序顿时安定下来了。
在宋代，州府级别的官吏除了享受工资外，还补给一定数量的“职田”（根据职务级别分给固定田产，以充办公费）。在福州，州府官吏没有“职田”，却另有一大笔收入。原来，州府衙门后院有一块很大的菜园，每年都种植各式蔬菜，成熟后，便由衙役挑到市面上卖，卖得的钱全部归州官所有。由于府内蔬菜上市早、质量好，人们争相购买，不费什么功夫，便可捞到一大笔钱。这样，有时一个州官一年的菜钱收入可达三四十万（约今40万元）之多。
曾巩到福州后作了调查。他了解到：州府卖菜，夺走了菜农的饭碗，导致他们生意难做，收入减少，生活困难。曾巩愤慨地说：“地方首长怎能与民争利呢？”他宣布取消这项收入，州府不再靠种菜创收。消息传出，百姓很高兴，菜农更是欢欣鼓舞。从此，凡是来福州做官的，也都效仿曾巩的做法，不再从百姓身上榨取菜钱中饱私囊了。
福州从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政权崇奉佛教以来，兴建了大量的佛寺禅院，到北宋时，已成东南佛教重地：“湖田播种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信徒捐献了许多田产给寺庙。因为寺庙土地税比一般农户轻，刁滑之徒为了偷税漏税，就与寺院相勾结，结果寺庙田产日多，民间田产日少，土地税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寺院富得流油，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热门职业，一些好逸恶劳的地痞流氓、破落户到处钻营，为捞一个当和尚的指标而费尽心机。这威胁到福州府的稳定，更恶劣的是，当寺庙方丈有利可图，许多和尚争相买方丈做。因为当时任寺庙方丈需要知州同意，由地方长官任命，于是和尚们纷纷走后门，巴结官府，有些官员也趁机敲竹杠大发横财，一时间贿赂歪风盛行于福州府。
为了取缔这种丑恶行为，曾巩有超前意识，他在寺院举行直选。让和尚们不记名投票推举方丈，并将推选出来的公正贤明的和尚记录造册上报政府，然后按照顺序，依次递补。他当众拒绝私谢，以杜绝左右受贿。清廉的曾巩采取这种措施，杜绝了钻营门路，废除了两所与豪门狼狈为奸、为非作歹的寺庙，逮捕了一些企图逃脱法律制裁的奸徒与不法僧侣，整治了福州佛教界的歪风邪气。
曾巩常说：“地方官怕公文多，百姓怕追讨赋税。”他一到福州便和属县商议应办的事情，分别轻重缓急，预计完成期限：期限未到的不再催促；限期一到，不作为的行政问责罪；如讨约的期限和要办的时间不相当，则与该县另定期限；而先已立有期限的，即使有所追问，知州也不派人到县，县上也不再派人下乡。他试图利用这种办法来尽力减少官府对百姓的骚扰。起初属县不怎么执行，曾巩小则惩罚典史（相当于现公安局兼司法局局长），大则弹劾知县，于是各县不敢轻慢，有事则都事先召集官吏预告。由于公文减少了许多，百姓也就过上了比较宁静的日子。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9月，曾巩被调离福州，他前后在福州任职13个月，期间撰写的文章有16篇，诗有35首。取材福州的《道山亭记》是其离开福州后的作品，是一篇传诵相当普遍的名作，福州道山亭也借此文名传千古。《荔枝录》搜集了福建荔枝30多种，可补蔡襄《荔枝谱》所缺漏。
曾巩在福州期间，因为廉洁公正、奉公守法、从政有方，所以福州府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说：“福州山海静谧，千里宴然。里闾相安，粟米丰羡。”当时京城也盛传其政声。他写诗道：“自知孤宦无材术，谁道京师有政声。默坐海边何计是？白头亲在凤凰城。”“终年闻说凤池山，蜡屐方偷半日闲。笑语客随朱阁上，醉醒身在白云间。溪桥野水清犹急，海岸轻寒去却还。为郡天涯亦潇洒，莫嗟流落鬓毛斑。”可见曾巩在福州的13个月，心情是相当愉快的。
离开福州后，曾巩先改任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再改任亳州（今安徽亳州）知州。元丰三年（1080年），曾巩改任沧州（今河北沧州）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获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1081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1082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其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曾巩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许多更有名的士大夫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爱民思想为出发点，简单、纯粹、执著。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当他任满离开时，竟有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
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散文成就很高。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远学韩愈，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宋代以来，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因此与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并称为“唐宋八大家”。然而，纵观曾巩一生经历，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能臣、实干家。
曾巩考上进士后，除了在京城当过几年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相当于文化部的干部）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京城（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齐州（今山东济南）、襄州（今湖北襄阳）、洪州（今江西南昌）、福州等地的基层任职，前后长达10多年，所到之处，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救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成效卓著，颇有政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春，59岁的曾巩调任福州府知州，军政事务一肩挑。这么老了还任地方官，主要是皇帝忽视他。自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外放以来，他已经在地方任职9年了，且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很有政绩，只要皇帝稍微关注一下，他早就可回京城当翰林或学士了。这主要是因为曾巩从不张扬、炫耀自己的政绩，每次上书皇帝只是循例汇报社情民意，而对自己的政绩只字不提。另外，他大力推行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但遭反对变法的大学士吕公著在宋神宗那里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
同僚们都说他怀才不遇，但曾巩并没有把情绪带到工作中去，在福州任职的13个月中，依然兢兢业业，做出一定的政绩：稳定社会秩序；还利于民；直选寺庙方丈；减轻百姓负担。
曾巩来福州前，福建治安很乱，各地土匪抢劫掠夺，官兵虽极力围剿，且熙宁八年（1075年）上山造反的将乐县土豪廖恩，虽已招安受降做官，但其残余势力还潜伏于闽北山林，有复起之势。曾巩一到任，认为这次叛乱的主因是由于旱灾饥荒，要剿灭已被围困的饥民很容易，但考虑到迫之过甚会逼出大乱子，所以他极力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于是派人到将乐县等地劝告、招安，解除其疑惧心理。因此，廖恩余党相继出山投降，避免了一场残杀悲剧。与此同时，他抓获海盗8人、盗窃惯犯几十人，社会秩序顿时安定下来了。
在宋代，州府级别的官吏除了享受工资外，还补给一定数量的“职田”（根据职务级别分给固定田产，以充办公费）。在福州，州府官吏没有“职田”，却另有一大笔收入。原来，州府衙门后院有一块很大的菜园，每年都种植各式蔬菜，成熟后，便由衙役挑到市面上卖，卖得的钱全部归州官所有。由于府内蔬菜上市早、质量好，人们争相购买，不费什么功夫，便可捞到一大笔钱。这样，有时一个州官一年的菜钱收入可达三四十万（约今40万元）之多。
曾巩到福州后作了调查。他了解到：州府卖菜，夺走了菜农的饭碗，导致他们生意难做，收入减少，生活困难。曾巩愤慨地说：“地方首长怎能与民争利呢？”他宣布取消这项收入，州府不再靠种菜创收。消息传出，百姓很高兴，菜农更是欢欣鼓舞。从此，凡是来福州做官的，也都效仿曾巩的做法，不再从百姓身上榨取菜钱中饱私囊了。
福州从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政权崇奉佛教以来，兴建了大量的佛寺禅院，到北宋时，已成东南佛教重地：“湖田播种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信徒捐献了许多田产给寺庙。因为寺庙土地税比一般农户轻，刁滑之徒为了偷税漏税，就与寺院相勾结，结果寺庙田产日多，民间田产日少，土地税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寺院富得流油，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热门职业，一些好逸恶劳的地痞流氓、破落户到处钻营，为捞一个当和尚的指标而费尽心机。这威胁到福州府的稳定，更恶劣的是，当寺庙方丈有利可图，许多和尚争相买方丈做。因为当时任寺庙方丈需要知州同意，由地方长官任命，于是和尚们纷纷走后门，巴结官府，有些官员也趁机敲竹杠大发横财，一时间贿赂歪风盛行于福州府。
为了取缔这种丑恶行为，曾巩有超前意识，他在寺院举行直选。让和尚们不记名投票推举方丈，并将推选出来的公正贤明的和尚记录造册上报政府，然后按照顺序，依次递补。他当众拒绝私谢，以杜绝左右受贿。清廉的曾巩采取这种措施，杜绝了钻营门路，废除了两所与豪门狼狈为奸、为非作歹的寺庙，逮捕了一些企图逃脱法律制裁的奸徒与不法僧侣，整治了福州佛教界的歪风邪气。
曾巩常说：“地方官怕公文多，百姓怕追讨赋税。”他一到福州便和属县商议应办的事情，分别轻重缓急，预计完成期限：期限未到的不再催促；限期一到，不作为的行政问责罪；如讨约的期限和要办的时间不相当，则与该县另定期限；而先已立有期限的，即使有所追问，知州也不派人到县，县上也不再派人下乡。他试图利用这种办法来尽力减少官府对百姓的骚扰。起初属县不怎么执行，曾巩小则惩罚典史（相当于现公安局兼司法局局长），大则弹劾知县，于是各县不敢轻慢，有事则都事先召集官吏预告。由于公文减少了许多，百姓也就过上了比较宁静的日子。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9月，曾巩被调离福州，他前后在福州任职13个月，期间撰写的文章有16篇，诗有35首。取材福州的《道山亭记》是其离开福州后的作品，是一篇传诵相当普遍的名作，福州道山亭也借此文名传千古。《荔枝录》搜集了福建荔枝30多种，可补蔡襄《荔枝谱》所缺漏。
曾巩在福州期间，因为廉洁公正、奉公守法、从政有方，所以福州府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说：“福州山海静谧，千里宴然。里闾相安，粟米丰羡。”当时京城也盛传其政声。他写诗道：“自知孤宦无材术，谁道京师有政声。默坐海边何计是？白头亲在凤凰城。”“终年闻说凤池山，蜡屐方偷半日闲。笑语客随朱阁上，醉醒身在白云间。溪桥野水清犹急，海岸轻寒去却还。为郡天涯亦潇洒，莫嗟流落鬓毛斑。”可见曾巩在福州的13个月，心情是相当愉快的。
离开福州后，曾巩先改任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再改任亳州（今安徽亳州）知州。元丰三年（1080年），曾巩改任沧州（今河北沧州）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获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1081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1082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其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曾巩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许多更有名的士大夫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爱民思想为出发点，简单、纯粹、执著。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当他任满离开时，竟有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