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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三影堂展厅的大门，左手边就是顾长卫的展出作品。有趣的是，看展览时很多人都争先与他合影，听他阐述的作品却寥寥无几。作为导演和摄影师，他被大众熟知，作为艺术家，就像他说的“我是来玩的”。虽然有“玩票”性质，但顾长卫和艺术圈离得不远。他和三影堂的创始人之一荣荣私下是好友，经常出现在开幕式上，帮摄影师的画册写评语，自己出现在某知名艺术家镜头中。
顾长卫是从工作室赶过来做采访的。他正在做《微信时代的文艺爱情》的电影后期，广告语“爱他或者恨他，就送他去文艺圈”不知是否为导演心声。顾长卫本人这样解释：“爱他，就送他去文艺圈，因为那里有梦；恨他，就送他去文艺圈，因为那里也有噩梦。让我们一起贱入佳境吧。”带着放松的玩耍心态，参加艺术圈的活动，没准也会办个展，顾长卫在艺术圈也是“贱入佳境”
希望钱变成美好的可能
三影堂原定的展览被放鸽子，荣荣干脆“破罐破摔”，策划了一个“三无展览”，营造一种轻松自由开放的环境，并且凭借好人缘，十几天就拉来了高波、冯梦波、韩磊、蒋鹏奕、蒋志、九口走召、颜磊、杨福东等几十位艺术家。
还有半路加入展览的导演顾长卫，带来了他对影像艺术的突破。他将100元人民币进行扫描，局部放大，形成若隐若现的陌生图像，在他看来，这组图像试图“了解设想序列和编码的意义和可能性”，他的创作初看与影像无关，但恰恰通过观者距离画作远近的关系，探索了与影像直接关联的视觉变化。这一切在荣荣看来都突破了影像固有的常规，“实验影像就不应该是局限于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虽然媒材多样，却表明了影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在四五年前，顾长卫就断断续续有了这个作品的想法，但一直忙于拍戏，作品也就此耽搁了。从小学画的他，喜欢仔细地观察事物细节。选择人民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常见又长久被人忽略。“人们喜欢人民币，因为可以购买东西。但它其实很可爱，有很多故事。每一张有编号的人民币都有自己的价值，独特的经历，江湖历史。它是当下最流行的东西，上面印着的毛主席头像，却又蕴含隐约可以辨认的过去。我做这个作品是希望人民可以有机会审视，打量它。”
有了這个想法后，顾长卫就想“什么时候人们会仔细打量这张钱”——在银行的收款台时，柜员会仔细地看它，用手摸摸盲点，把它放到亮处看看水印，然后是过机器检验。虽然足够细心，但那也不过是确认是不是假币，能不能有使用价值。“在我看来这司空见惯的纸，承载的是甜蜜、残酷，让我觉得很有信仰追求，仔细看看它吧，哪怕是局部”。从常见的物件中，看到浪漫和生死，顾长卫简直把一张纸币当做一部电影来看。
这让我想起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收学费还没有打款之类的讲究，统一拿小信封把钱装好，每张五十和一百上面用铅笔写好自己的班级和名字，交给老师。一张纸币可以留下很多印记，很多指纹，这些经手的痕迹都是一个个故事。
顾长卫在放大的人民上选取了三个点：分别是毛主席的头发、水印附近和编号。这张钱是从几百张中选取的，现在还好好放在顾长卫的钱包中。采访时，顾长卫拿出这张钱，抬高，对着阳光给我指“你看每张水印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不信，拿出自己钱包中的百元大钞，对着阳光看起来，然后听他说，“水印不像红色毛主席像那么稳定，而是有细微的差别。你看我这张水印的毛主席比较慈祥，你那张因为有污渍，所以显得嘴角有伤”。
这一组三张的作品，如果没有那组编号，记者很难辨认出这是人民币。顾长卫选这张人民币，也有一个原因，它的编号开头是PS，“带着很强的时代特色”。在他看来，“人的一生都会被编号左右，人有了编号就有了权利”。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都被授予一个编号：小孩出生时会套一个圈，上面写着号码。你告别这个世界时，也要消掉身份证等等。不要小看一组数据，你没有手机号，很多人联系不上你。银行密码记错一位，就取不了钱。身份证少一位，你也登不了机。
钱和编号，好像构成了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的全部保障。但顾长卫想问：那信仰呢？一张红色纸钞让很多人对它顶礼膜拜，就像红色的布会让斗牛激动，今天这张纸也让很多人激动，为它铤而走险。顾长卫眼中的人民币，信仰的符号在巧妙地重合，从一张钱中看到过去和现代的信仰。
从之前时代走过来的人，都对毛主席有着不一样的情感。顾长卫也不例外，他家里收藏了两幅作品，都关于毛主席。一件是2000年初荣宝斋拍卖时购入：毛主席1957年在苏联时，住在克林姆林宫中，一位苏联画家画的毛主席钢笔速写，1957年正好也是顾长卫出生的年份。还有一件是拍《孔雀》的时候，在安阳的人民文化宫，顾长卫看到库房中有一个尺寸很大的毛主席画像，是“文革”时期的绘画作品。因为年代很久显得斑驳，上面还有线绳缝合的痕迹。
“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但没有信仰也不行。希望钱可以变成美好的可能。就像我作品中局部的红色线条，激烈、热情、生长、火焰蔓延”。
艺术让我有理由地去寂寞
开展那天，顾长卫在画廊中走了一圈，觉得谁的作品都特别好，都值得学习。因为拍电影，画画是耽误下来了，但他很感谢绘画，跟电影结缘也因为它。我打趣顾长卫，第一次参加展览不是油画展，而是影像展。他呵呵笑着说以后会办个展也不一定呢。
顾长卫话不多，经常要停下来思考，蒋雯丽在采访中就自曝说喜欢他的沉默寡言。小时候的他，更加不合群，绘画就成为他与世界、自己沟通的方式。“艺术就是让我有理由地去寂寞”。他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画飞机，也没人教他，就自己瞎画。那个年代男孩想当飞行员，跟现在男孩想当超级英雄一样，都是超级炫酷的英雄。
他上初中时正好赶上“文革”，学校活动很多，他依据爱好加入了美术小组。美术小组需要和小朋友一起作画，开始只要有人站在他背后就手抖，之后他锻炼得好多了。顾长卫说那时画得最多的是速写，走哪儿画哪儿，即便是跟大家坐在一起开会，他也会把会场上的人逐个画一遍。他跟记者炫耀，“我小时候骑自行车都能画，双手撒把，光用脚蹬，手上画画”，幸好当时城市没有这么拥堵，要不就得当社会新闻上的反面教材了。
顾长卫的速写真的很“速”，两三分钟就能出一幅。就这样，每礼拜花两个下午的时间去美术小组上课，学了一年多，另外也参加少年宫绘画班。“我就想一直画画，也很安心自己有这样一个特长”。
俗话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顾长卫赶上电影学院招生，而且考试的题目就是画画。这“撞在枪口”上的好事，就被顾长卫赶上，顺利考入了电影学院。他一直说自己运气很好，一路摄影干到业内观众交口称赞。从2000年开始挂机，不当摄影师，2002年开始拍《孔雀》。“其实画画对当摄影师、做电影特别有帮助，因为它是很基本的东西，让你去观察、分析、理解事物的过程。画画的时候，几分钟画一个速写，几个小时画一个人像，特别锻炼我的观察和理解能力”。
有了自己儿时的受益，顾长卫很注意对孩子的美育教育。他的小孩是艺术展的常客，顾长卫经常带着孩子去798，草场地看展览。“小孩子嘛，注意力不集中，看会儿就不耐烦了”，为了让孩子专注，他不仅自己和孩子一起写生，有不错的美术工作坊，他们也尽量参加。慢慢地也把他童年那股绘画的瘾给勾出来了，三影堂的展览只是他迈开的第一个小步。
在做导演后，顾长卫对影片的宣传、票房收益越来越关注，以前可能更多地以纯粹的艺术角度考量自己的作品，现在必须顾及这些外在的因素。顾长卫打算把绘画捡起来，不只是和孩子画风景画，而是自由地创作。“不用顾忌其他太多，不会被创作以外的事情牵绊到。那种艺术创作才能更诚实地面对自己”。
顾长卫是从工作室赶过来做采访的。他正在做《微信时代的文艺爱情》的电影后期，广告语“爱他或者恨他，就送他去文艺圈”不知是否为导演心声。顾长卫本人这样解释：“爱他，就送他去文艺圈，因为那里有梦；恨他，就送他去文艺圈，因为那里也有噩梦。让我们一起贱入佳境吧。”带着放松的玩耍心态，参加艺术圈的活动，没准也会办个展，顾长卫在艺术圈也是“贱入佳境”
希望钱变成美好的可能
三影堂原定的展览被放鸽子，荣荣干脆“破罐破摔”，策划了一个“三无展览”，营造一种轻松自由开放的环境，并且凭借好人缘，十几天就拉来了高波、冯梦波、韩磊、蒋鹏奕、蒋志、九口走召、颜磊、杨福东等几十位艺术家。
还有半路加入展览的导演顾长卫，带来了他对影像艺术的突破。他将100元人民币进行扫描，局部放大，形成若隐若现的陌生图像，在他看来，这组图像试图“了解设想序列和编码的意义和可能性”，他的创作初看与影像无关，但恰恰通过观者距离画作远近的关系，探索了与影像直接关联的视觉变化。这一切在荣荣看来都突破了影像固有的常规，“实验影像就不应该是局限于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虽然媒材多样，却表明了影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在四五年前，顾长卫就断断续续有了这个作品的想法，但一直忙于拍戏，作品也就此耽搁了。从小学画的他，喜欢仔细地观察事物细节。选择人民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常见又长久被人忽略。“人们喜欢人民币，因为可以购买东西。但它其实很可爱，有很多故事。每一张有编号的人民币都有自己的价值，独特的经历，江湖历史。它是当下最流行的东西，上面印着的毛主席头像，却又蕴含隐约可以辨认的过去。我做这个作品是希望人民可以有机会审视，打量它。”
有了這个想法后，顾长卫就想“什么时候人们会仔细打量这张钱”——在银行的收款台时，柜员会仔细地看它，用手摸摸盲点，把它放到亮处看看水印，然后是过机器检验。虽然足够细心，但那也不过是确认是不是假币，能不能有使用价值。“在我看来这司空见惯的纸，承载的是甜蜜、残酷，让我觉得很有信仰追求，仔细看看它吧，哪怕是局部”。从常见的物件中，看到浪漫和生死，顾长卫简直把一张纸币当做一部电影来看。
这让我想起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收学费还没有打款之类的讲究，统一拿小信封把钱装好，每张五十和一百上面用铅笔写好自己的班级和名字，交给老师。一张纸币可以留下很多印记，很多指纹，这些经手的痕迹都是一个个故事。
顾长卫在放大的人民上选取了三个点：分别是毛主席的头发、水印附近和编号。这张钱是从几百张中选取的，现在还好好放在顾长卫的钱包中。采访时，顾长卫拿出这张钱，抬高，对着阳光给我指“你看每张水印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不信，拿出自己钱包中的百元大钞，对着阳光看起来，然后听他说，“水印不像红色毛主席像那么稳定，而是有细微的差别。你看我这张水印的毛主席比较慈祥，你那张因为有污渍，所以显得嘴角有伤”。
这一组三张的作品，如果没有那组编号，记者很难辨认出这是人民币。顾长卫选这张人民币，也有一个原因，它的编号开头是PS，“带着很强的时代特色”。在他看来，“人的一生都会被编号左右，人有了编号就有了权利”。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都被授予一个编号：小孩出生时会套一个圈，上面写着号码。你告别这个世界时，也要消掉身份证等等。不要小看一组数据，你没有手机号，很多人联系不上你。银行密码记错一位，就取不了钱。身份证少一位，你也登不了机。
钱和编号，好像构成了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的全部保障。但顾长卫想问：那信仰呢？一张红色纸钞让很多人对它顶礼膜拜，就像红色的布会让斗牛激动，今天这张纸也让很多人激动，为它铤而走险。顾长卫眼中的人民币，信仰的符号在巧妙地重合，从一张钱中看到过去和现代的信仰。
从之前时代走过来的人，都对毛主席有着不一样的情感。顾长卫也不例外，他家里收藏了两幅作品，都关于毛主席。一件是2000年初荣宝斋拍卖时购入：毛主席1957年在苏联时，住在克林姆林宫中，一位苏联画家画的毛主席钢笔速写，1957年正好也是顾长卫出生的年份。还有一件是拍《孔雀》的时候，在安阳的人民文化宫，顾长卫看到库房中有一个尺寸很大的毛主席画像，是“文革”时期的绘画作品。因为年代很久显得斑驳，上面还有线绳缝合的痕迹。
“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但没有信仰也不行。希望钱可以变成美好的可能。就像我作品中局部的红色线条，激烈、热情、生长、火焰蔓延”。
艺术让我有理由地去寂寞
开展那天，顾长卫在画廊中走了一圈，觉得谁的作品都特别好，都值得学习。因为拍电影，画画是耽误下来了，但他很感谢绘画，跟电影结缘也因为它。我打趣顾长卫，第一次参加展览不是油画展，而是影像展。他呵呵笑着说以后会办个展也不一定呢。
顾长卫话不多，经常要停下来思考，蒋雯丽在采访中就自曝说喜欢他的沉默寡言。小时候的他，更加不合群，绘画就成为他与世界、自己沟通的方式。“艺术就是让我有理由地去寂寞”。他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画飞机，也没人教他，就自己瞎画。那个年代男孩想当飞行员，跟现在男孩想当超级英雄一样，都是超级炫酷的英雄。
他上初中时正好赶上“文革”，学校活动很多，他依据爱好加入了美术小组。美术小组需要和小朋友一起作画，开始只要有人站在他背后就手抖，之后他锻炼得好多了。顾长卫说那时画得最多的是速写，走哪儿画哪儿，即便是跟大家坐在一起开会，他也会把会场上的人逐个画一遍。他跟记者炫耀，“我小时候骑自行车都能画，双手撒把，光用脚蹬，手上画画”，幸好当时城市没有这么拥堵，要不就得当社会新闻上的反面教材了。
顾长卫的速写真的很“速”，两三分钟就能出一幅。就这样，每礼拜花两个下午的时间去美术小组上课，学了一年多，另外也参加少年宫绘画班。“我就想一直画画，也很安心自己有这样一个特长”。
俗话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顾长卫赶上电影学院招生，而且考试的题目就是画画。这“撞在枪口”上的好事，就被顾长卫赶上，顺利考入了电影学院。他一直说自己运气很好，一路摄影干到业内观众交口称赞。从2000年开始挂机，不当摄影师，2002年开始拍《孔雀》。“其实画画对当摄影师、做电影特别有帮助，因为它是很基本的东西，让你去观察、分析、理解事物的过程。画画的时候，几分钟画一个速写，几个小时画一个人像，特别锻炼我的观察和理解能力”。
有了自己儿时的受益，顾长卫很注意对孩子的美育教育。他的小孩是艺术展的常客，顾长卫经常带着孩子去798，草场地看展览。“小孩子嘛，注意力不集中，看会儿就不耐烦了”，为了让孩子专注，他不仅自己和孩子一起写生，有不错的美术工作坊，他们也尽量参加。慢慢地也把他童年那股绘画的瘾给勾出来了，三影堂的展览只是他迈开的第一个小步。
在做导演后，顾长卫对影片的宣传、票房收益越来越关注，以前可能更多地以纯粹的艺术角度考量自己的作品，现在必须顾及这些外在的因素。顾长卫打算把绘画捡起来，不只是和孩子画风景画，而是自由地创作。“不用顾忌其他太多，不会被创作以外的事情牵绊到。那种艺术创作才能更诚实地面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