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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尔任斯基与初创
时期的“契卡”
4月中旬，当我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上的小城布列斯特探访古迹时，意外地闯入了当地的铁道科技博物馆。在一堆苏联时代遗留的旧式蒸汽机车上，依次悬挂着“十月革命号”“列宁格勒号”“光荣号”等铭牌。唯一一列以人物命名的机车，车头正前方的五角星中央镶嵌着一张留着山羊胡子、面容清癯的中年人的照片，最顶端用白色弧形文字标出了他的姓名——“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这位波兰贵族之后出生于民族自决运动的高潮期，却选择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从而成为他青年时代的老相识毕苏斯基的敌人。1918年签署于布列斯特的一份和约令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形象大受影响，捷尔任斯基被迫指挥他一手创建的“契卡”投入清洗昔日盟友和“阶级异己分子”的行动，造成影响巨大的“红色恐怖”。
高大、瘦削、具有惊人革命热忱和工作积极性的捷尔任斯基被他的同志们称为“铁费利克斯”，托洛茨基称赞他“具有内在的诚实品格、热情的个性和易于冲动的天性，且不曾为权力所腐蚀”，被他逮捕的英国情报员洛克哈特则认为他具有“清教徒和早期耶稣会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禁欲色彩”。出于理想主义和现实的需要，他在俄国制造了惊人的恐怖浪潮，但他本人并不是穷凶极恶的屠夫和虐待狂。内战结束之后，他曾主动提出控制镇压的规模，在掌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时更是成为市场路线的辩护人。
但捷尔任斯基的创造物并未遵循其“教父”设定的发展轨迹。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契卡”扩编而成的“格别乌”已经渗透进了苏联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由一个非常设机构变成了联共（布）维系统治的日常工具。就连“铁费利克斯”本人也变成了这种工具化过程的一个缩影：他抱怨列宁和斯大林并不把他看成正常的国务家，而只想借用他的黑衣人马和雷霆手段。这位“契卡之父”最终在党内斗争全面升级前夜病逝，从而幸运地保全了自己的名誉。假如他活到1938年，单是波兰血统以及和托洛茨基的工作接触就足以给他招来杀身之祸，而执行命令的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契卡”最新的名字。
穿皮衣的“契卡”
自1897年后捷尔任斯基数度被捕，并几次流放至西伯利亚，又几次逃脱。1912年的那一次被捕，他被结结实实关了4年。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捷尔任斯基和其他政治犯一同获释。此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坚人物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大多还在国外流亡，作为身在国内的少数中央委员之一，捷尔任斯基很快就成了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关键人物。当年7月，他奉列宁之命前往彼得格勒，加入了筹备夺权暴动的军事革命委员会。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正是捷尔任斯基指挥的赤卫队和卫戍部队占领了彼得格勒邮政总局和电报局，揭开了十月革命的序幕；而在7日晚召開的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是捷尔任斯基麾下的拉脱维亚红色步枪兵团承担了斯莫尔尼宫会场的安保工作。
大体而言，出身“海外派”和“本土派”的中央委员在1917年承担的工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虽长期身处国外，但行动相对自由，早已酝酿出一套成型的口号和理论；而捷尔任斯基、斯大林等人虽长期在国内活动，却因为多次被捕和行事低调而缺乏公众号召力。列宁认定，只要将基层权力交还给工人，就可以迅速化解经济和社会危机；故夺权成功后，他立即推出了实行工人监督制、取消常备军、颁布《土地法令》等激进举措。出人意料的是，缺乏纪律约束的卫戍部队很快变成了暴民，在街头四处劫掠。乌克兰等地的独立运动使粮食运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交通线被切断，生活无着的工人立即举行了罢工和游行，拒绝为苏维埃政权生产。在工人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开始四处活动，企图推翻立足未稳的新政权。
在对德和平尚未实现、效忠临时政府的部队仍在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情况下，能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已经成为关系苏维埃政权存亡的关键。1917年12月4日，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20日，人民委员会下令组建“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捷尔任斯基担任主席。该机构奉命以一切可用手段平息全国范围内的游行、罢工和黑市粮食买卖，并对反抗者处以极刑。在“契卡”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捷尔任斯基直截了当地指示：“在肃反活动中可以派出密探。”“对高级军官、红军指战员、政治俱乐部和学校应当严加监视，战争期间禁止一切非党报刊出版。”“凡是身份已确认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一经捕获，立即就地枪决。”
“契卡”总部设在彼得格勒豌豆街和海军部大街交汇的角落里。在从卫戍团士兵、赤卫队和波罗的海水兵中挑选出40名指挥官之后，捷尔任斯基把从仓库里查抄出的一批黑色皮夹克交给了他们，作为“契卡”的非正式制服。这批夹克是协约国经海路运到俄国、准备配发给飞行员使用的，可以确保内部不会生出虱子，这在1917年那个伤寒肆虐的冬天意义重大。从那时起，身着皮衣、行事诡秘的枪手就成了“契卡”留在普通俄国人心目中的典型形象，这一特征维持了整整74年，直到苏联土崩瓦解。
镇压“第三次革命”
尽管“契卡”是为铲除形形色色的反对者而组建，但它在诞生后实施的第一场大规模行动，却是为了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头号盟友——具有民粹主义色彩、深受俄国农民拥戴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1918年7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五大”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再度攻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路线，并谴责正在农村进行的征粮活动是对农民权益的践踏。21岁就从事暗杀活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斯皮里多诺娃公开宣称：“我要像过去那样，握紧左轮枪和炸弹。”但没有引起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警惕。一天后，激进派所宣称的“第三次革命”爆发了——两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契卡”反间谍部头目布柳姆金和另一位特工安德烈耶夫手持由亚历山德罗维奇签发的通行证闯入德国大使馆，宣称冯·米尔巴赫大使的一位亲戚卷入了间谍活动。当大使本人现身后，布柳姆金拔出手枪，朝大使、书记官和翻译连开5枪，不过无一命中。书记官和翻译躲到了桌子底下，米尔巴赫试图跳窗逃生，却被安德烈耶夫一枪打中。两名刺客随后丢下一颗手榴弹，从后门跑出了使馆，坐上一辆汽车逃之夭夭。 刺杀米尔巴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破坏《布列斯特和约》、挑动苏德重新开战的关键举措。为了阻止这一企图，列宁下令“契卡”特工包围莫斯科大剧院，将参加“五大”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悉数逮捕。但一支由波罗的海水兵组成的800人的“契卡”分队选择效忠激进派，他们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季米特里·波波夫指挥下捣毁了莫斯科的“契卡”总部，逮捕了捷尔任斯基和另一位领导人拉齐斯，并通过电报局向全国发出“对德战争重新开始”的宣言。不过，他们虽然是优秀的刺客，却缺少城市巷战经验，没能在第一时间集结起足够的正规军。7月6日夜间，托洛茨基调来了两个拉脱维亚团，决定实施武力镇压。
7月7日上午，拉脱维亚步兵的第一轮炮火摧毁了波波夫的指挥部，后者仓皇逃往乌克兰，其余追随者则放下武器投降。左派社会革命党被作为反革命团体彻底取缔，亚历山德罗维奇和12名反叛的“契卡”特工被就地枪决，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斯皮里多诺娃也被关入监狱，直到23年后被处决。捷尔任斯基一度因监管不力引咎辞职，但他在一个月后就官复原职，因为左派社会党人的残部仍在四处活动，需要他来组织弹压。
7月30日，德军基辅集团军群司令冯·埃希霍恩元帅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被22岁的军校学员卡涅吉塞打死。同一天，列宁本人也遭到老社会革命党人、女刺客芬妮·卡普兰的暗杀，命悬一线。这几次暗杀行动和协约国决定开始对俄军事干涉在时间上恰好吻合，令布尔什维克党人大为震怒。年轻的中央委员布哈林当即宣称：“如果法治行不通，就让枪炮说话！” “契卡”随即开启了著名的“红色恐怖”时期。
列宁遇刺后的几个月里，仅在彼得格勒就有80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中的“动摇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决，另有6000余人被捕。1918年9月的一份“契卡”内部通报显示，此前一年在全俄共有10000-15000名“阶级异己分子”被处决。而“契卡”内卫部队的规模则膨胀到20000人以上。随着红军的战线向西深入，“契卡”也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活动。1919年春天，他们在里加处决了2000多名拉脱维亚政治犯，仅2月20日一天就枪毙了1000人。
捷尔任斯基并非天生的杀人狂，但他和当时众多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布尔什维克一样，认定恐怖手段是“必要的邪恶”；为了达成巩固苏维埃政权、净化革命的目的，一切非常措施都是可以容忍的。在“红色恐怖”的岁月里，他把在沙皇监狱里学会的各种刑侦手段加以十倍、百倍的强化，应用到对“阶级敌人”的审讯和抓捕中，“以便实行对那些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对抗革命的敌对分子的无情打击”。
除了夜以继日的工作，捷尔任斯基几乎没有私人生活。他的副手拉奇斯回忆说：“为了弄清案情，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坐在办公室里。没有时间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吃饭也在这儿，由交通员把饭菜送进来，待遇和普通工作人员完全一样。”1919年的一天，疲惫的捷尔任斯基偶然有一次去探望自己的姐姐，姐姐因为体恤弟弟，专门给他烤了白面饼。但当弟弟听说面粉是从黑市上买来的时候，直接把餐盘扔出了窗外。这也是“铁费利克斯”这个绰号的来历——既指他的雷厉风行，也指他的不近人情。
特务机关日常化
1922年2月6日，苏俄内战基本告终，“契卡”也接到了解散的通知。根据捷尔任斯基本人的提议，政治警察这一机关保留了下来，名称改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隶属于统管公共安全的苏俄内务人民委员部。从“格别乌”成立的第一天起，捷尔任斯基就努力说服人民委员会：将政治警察和普通警察重新分离开来，保留一支精干、高效、直接向政府负责的秘密警察队伍。
1923年11月，他的要求终于获得批准：借着苏联正式成立的机会，“格别乌”脱离了俄罗斯内务部，升格为全联盟政治保卫总局，简称“格别乌”总局，直接隶属于人民委员会。“格别乌”总局搬至莫斯科红场东北方的卢比扬卡广场，人员增加了数十倍。当时民间流传着一个笑话：外覆黄砖的卢比扬卡大樓是莫斯科的制高点，因为“站在那儿直接就能望见远方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平心而论，捷尔任斯基并不把自己看成是简单的特务头子。他依旧勤勤恳恳地完成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组建保卫政府机关和列宁墓安全的内卫部队，即2015年5月9日在红场阅兵式上亮相的“捷尔任斯基”独立摩托化师的前身；为知名作家、医生、工程师和知识分子制作专门的档案，对那些“拒绝改造”之人进行长期监控；向外交部和新闻媒体输出势力，从源头上切断一切可能的不稳定因素。
多活几年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
或许，1924年兼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后的捷尔任斯基才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政治倾向：他坚定地支持复活新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垄断和随意抬高物价，并提出以物质激励作为鼓励生产的手段。他公开反对农业集体化：“如果把农民的上衣剥掉，我们自己就会没裤子穿。”1926年7月20日，捷尔任斯基因为心脏病突发倒在党的中央全会会场上，在此之前，他刚刚用两个小时的演讲驳斥了加米涅夫要求快速过渡到计划经济，在农村实施余粮收集制和集体化的提案。
1958年，苏联政府为捷尔任斯基铸造了一座重达15吨的巨大铸铁雕像，树立在卢比扬卡广场“克格勃”总部门前。1991年“8·19事件”之后，雕像被悄悄移走，至今仍搁置在莫斯科中央艺术馆的后院里。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假如这位革命圣人活到了1937年或1938年，多半会被当作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同党乃至“波兰间谍”，落入他一手创建的警察机器的罗网中，死无葬身之地。
俄国最危险的男人
贝利亚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
1953年7月的一个周末，《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全体订户们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按照信上的描述，他们需要把信封里装着的两页打字纸小心地裁开，粘到全书第五卷的第21-23页，覆盖掉原来的词条。对苏联公民来说，这并不是一桩大新闻：20世纪30年代恐怖的“大清洗”期间，他们需要把前一年的百科全书直接上交销毁，以免书中对那些“托派恐怖分子”的正面描述继续毒害大众。相比之下，1953年夏天的这段插曲不过是小儿科——毕竟，这一回只有一个人的词条需要被粘贴替换。 被封印在白紙之下的这个人物是拉夫连季·贝利亚，前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副总理）兼内务部长，俄国最危险的男人。尽管他在后斯大林时代已经以改革先锋和温和派领袖的面貌出现，人们还是忘不了他曾经的所作所为：叶若夫倒台之后，正是贝利亚主持了“大清洗”最后阶段内务部的整肃、流放和处决活动。埋葬在卡廷森林中的2万余名波兰军人的尸体，同样是拜他所赐。甚至连最终逮捕他的那些人都不敢让这个“怪物”重新在公开场合露面，而是果断采取了秘密枪决措施。
但贝利亚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特务头子。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主持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动员和协调作用；在斯大林死后那个短暂的春天里，又是他力主平反了一大批冤案，并对苏联外交政策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修正方案。高效的执行力，审时度势的精明眼光，加上灵活机动的实用主义路线，构成了贝利亚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他的成功之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利亚并不忠于斯大林，后者对这位“铁手套”也绝非完全信任。1953年春天，两个人彼此都在担心对方会把自己除掉。不过贝利亚还是竭力使领袖相信自己的实用价值大于权势上升带来的威胁，这种走钢丝的艺术或许是他活过斯大林时代的唯一原因。但对于他曾经的盟友和同僚来说，残忍、手腕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恰恰是他们最大的梦魇。他们毅然在三个半月之后终结了此人的政治生命，并将他永远封印在白纸之下。对曾经的“大清洗”执行者来说，这倒是恰如其分的收梢。
“嗜血者”贝利亚
1899年出生的格鲁吉亚人贝利亚最早是作为基层反间谍官员出道的。大学时期，贝利亚因为热衷政治，在20岁时成为国家反间谍机关的一名密探。不过当苏俄红军在1920年春天攻下巴库时，贝利亚正和其他几名前同事被收押在监狱里——按照他本人的解释，他在1917年就和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联系，打入阿塞拜疆特务机关就是在执行党的任务。
从阿塞拜疆监狱被释放之后，贝利亚很快被人手短缺的“契卡”纳入麾下，出任“契卡”阿塞拜疆分局行动处处长。这一时期，红军一方面要在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要搜捕民族主义运动领袖，自然需要“契卡”的大力协助。贝利亚因在镇压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动中表现出色，于1924年升任格鲁吉亚“格别乌”分局长，两年后又出任外高加索“格别乌”总局长。这一时期，联共（布）中的两位格鲁吉亚籍高层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开始注意到这位后起之秀。1931年，贝利亚出任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第二年又升任外高加索联邦第一书记，统管该地区3个小国。
1934年十七大之后，贝利亚作为斯大林提拔的新干部之一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为了回报领袖的信任，他把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打成托派分子逮了起来。可能是出于对这一行动的欣赏，当斯大林在1938年打算甩掉叶若夫时，便提名了还在第比利斯的贝利亚为继任者。
贝利亚带着他在格鲁吉亚“格别乌”任内的干将杰卡诺佐夫、梅尔库洛夫、柯布罗夫等人前往莫斯科，在1938年底接过了卢比扬卡广场的控制权。此时“大清洗”已经接近尾声，平心而论，从迫害和枪毙人员的数量上，贝利亚并不能和他的前任相提并论。但他把这项工作做得更有计划性了：揭发、逮捕和枪决从一种运动式狂飙变成了一以贯之的长期行动，甚至到苏德开战之后，对军事将领和“反苏破坏分子”的镇压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大规模的刑讯逼供也是从贝利亚时代开始的：在此之前，内务部在制造伪证时主要采取诱供和胁迫的方式，而在贝利亚上任之后，审讯中打死人逐渐变成了常态。
从他的两位前任亚戈达和叶若夫的厄运中，贝利亚窥见了一处玄机：尽管执行清洗是内务部最迫切的工作，但仅靠这项业绩还不足以彻底取悦斯大林。靠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了领袖最顾忌的心头大患——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尽管这位曾经的革命领袖如今手无寸铁，在全世界也只有少数忠实追随者，但他过去的威望，在文字和思想上的影响力以及持之以恒的反斯大林主义言论足以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时时如鲠在喉。贝利亚决心为他的主人献上一份厚礼：他指派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负责人苏多普拉托夫物色了一名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梅尔卡德，以崇拜者的身份前去接近托洛茨基，伺机实施暗杀。1940年8月20日，正当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所为梅尔卡德阅读一篇政论时，后者手持冰镐，猛击这位大人物的脑袋。尽管托洛茨基激烈反抗，没有当场身亡，但还是在一天后死在了医院里。梅尔卡德被墨西哥当局判处20年徒刑，出狱后他被秘密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除了暗杀托洛茨基之外，贝利亚也试图揣摩斯大林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新变化。1939年5月，他协助莫洛托夫完成了从李维诺夫手中接收和清洗外交部的任务，此后苏德两国开始迅速接近。当年9月，两国军队相机入侵波兰，完成了对东欧势力范围的再瓜分，波罗的海三国也被苏联吞并。紧随苏联红军进入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自然也有内务部的别动队，他们对当地的政治精英、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有计划的逮捕和处决。不过，更棘手的还是落入苏军手中的25万波兰战俘的命运：由于波兰流亡政府仍在巴黎和伦敦坚持抵抗，这些被解除武装的军人并不情愿投靠苏联，把他们当成无偿劳动力使用又须冒发生暴动的风险。1939年底，苏联当局最终决定释放波兰战俘中的普通士兵、士官和部分中级军官共约20万人，另外将2.5万人作为强制劳役犯转交给战俘管理局，剩余的2.5万名高级将领、参谋军官、情报人员、宪兵和临时征召入伍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则被集中关押进3个特别战俘营。
到这时为止，斯大林和贝利亚已经决心用肉体消灭的手段彻底“清理”这批波兰军人：他们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不愿与莫斯科合作，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技能，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反苏运动领导人。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最终通过了对在押的波兰战俘处以极刑的决议，并责成内务部具体实施。从4月1日起，战俘们被闷罐列车集中运输到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哈尔科夫州和加里宁州的三处行刑地，以每晚200—350人的速度进行集中枪决。 所有处决都是用德国制造的瓦尔特PPK手枪完成的，尸体被直接丢进用推土机挖出来的壕沟，并在夜间秘密掩埋。其中，内务部首席行刑官布洛欣——他也是亚戈达和叶若夫的送终者——一个人就枪杀了7000多名战俘，创造了世界纪录。而在卡廷森林遇害的战俘总人数据信超过2.2万人，相当于当时波兰总人口的1/1500。
1943年2月，卡廷森林中的万人坑被纳粹德国占领军发现。从那时起，苏联政府始终坚决否认这一集体屠杀行为。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奉命销毁了和这次屠杀相关的大部分文件，只有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信、中央决议原件以及内务部的会议记录保存了下来。1992年10月俄联邦政府将这些档案正式移交给波兰第三共和国当局。此时距苏联土崩瓦解已经过去将近一年。
管理者贝利亚
1941年2月3日，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提名贝利亚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分管森林工业、冶金、石油工业和内河运输。作为嘉奖，贝利亚同时也被授予安全人员的最高军衔——国家安全总委员（相当于元帅）。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因为前两位总委员亚戈达和叶若夫的下场人尽皆知。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时也遭到拆分。在“大清洗”延续了将近5年、军事动员和战备工作遭遇严重动荡之后，斯大林终于意识到苏德两国间的友好不会延续太久，需要着手准备战争了。
1941年6月30日，斯大林决定将国家机器调整为战时状态，由他本人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受命负责轻武器和迫击炮的生产，并协助马林科夫管理全国航空工业。不过在那之前，他依旧有时间干好自己的老本行：1941年10月，因为担心莫斯科可能被德军攻陷，贝利亚下令内务部所属的监狱枪毙数百名在“大清洗”末期被捕的中高级军官和特务头目。
为方便战时管理，1942年1月，安全部和内务部重新合并（至1943年再度分开），并重新吸纳了军事反间谍部门。根据贝利亚的命令，内务部在1942年初组建了15个步兵师，投入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战场。他们没有配备重炮、坦克和太多技术兵器，主要负责的是要地防御和交通线保护。其中第10内卫步枪兵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伤亡比例超过90%，被最高统帅部授予列宁勋章。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内卫部队已经扩充至53个师又20个旅，有295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牺牲总人数也高达97.7万人。
即使是在战争期间，贝利亚也没有放弃行使作为安全机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1944年2月，为了惩戒在德军占领期间与之合作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斯大林下令撤销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将当地的48万平民强制流放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贝利亚责成1.9万名内务部队在一星期内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全部被流放者用177列火车运往目的地，其中有13万人在途中饿死、病死和被枪决。紧接着17万卡尔梅克人和卡拉恰耶夫人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相关决议直到1956年才被撤销。类似的命运还落到了战争初期被占领的波兰东部地区居民身上：有15万波兰人被流放到中亚，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未来的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就是在北极圈内的劳改营里度过少年时代的。战争末期，苏军在进入德国东部之后，又对当地的数百万德意志人进行了强制迁徙，造成20世纪欧洲最大的民族分布变更。
对德战争结束刚满3个月，斯大林就下令成立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以贝利亚为主席，全力以赴地研制苏联自己的原子弹。此时安全部已通过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美共党员莫里斯·科恩和德共党员克劳斯·福克斯了解到美国原子弹项目的许多细节，驻日本的苏联武官还实地察看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地的破坏情况。但苏联自己的核计划毕竟刚刚启动，要在短期内完成原材料的加工和浓缩存在诸多问题。贝利亚想到了战败的德国人。他下令内务部队在苏军占领区搜罗未被西方盟军俘虏的德国核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并将这300余名高级俘虏悉数押往苏联；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的昵称）还取得了位于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铀矿的10年开采权。
时任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的斯拉夫斯基坦言：“贝利亚不懂科学和工程方面的问题，但他总是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在部署任务以及动员人力、物力方面竭尽所能。”这一方面是因为贝利亚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态度：既给科学家们提供奖金、汽车和高级公寓作为奖励，也派“格别乌”出身的内务军官对他们进行恐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掌握着一个近乎无限和免费的劳动力来源——劳改营囚犯。位于塔吉克共和国的铀矿开采联合体、乌拉尔的矿石遴选和加工企业、钚提取工厂以及诸多设备都是由“古拉格”居民们胼手胝足修建出来的，甚至连组装原子弹的工厂也是由摩尔多瓦的囚犯从无到有建起的。贝利亚曾经不无深意地带着科学家们参观这些工厂，暗示如果任务不能按期完成，他们也将被投入劳改营。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贝利亚因为领导这项工程有功，获颁第二枚列宁勋章。不过他始终为一件小事耿耿于怀——当蘑菇云升起之际，这位头号弄臣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到莫斯科，希望从斯大林嘴里听到几句赞美之词。但领袖只是冷淡地表示：“我已经知道了。”
改革者贝利亚
经历了1941—1945年惨烈的卫国战争，大部分苏共高级干部萌生出了休养生息的念头。但斯大林认为，在大半个欧洲被摧毀之后，目前正是资本主义阵营最衰弱的关头；只要坚持斗争，西欧必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美国将沦为孤岛。为了迎接最后的胜利，有必要把意志不坚者从干部队伍中清理出去。
因为忙于领导原子弹的制造，贝利亚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直接投入“新清洗”，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会袖手旁观。自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以来，苏联就没有再召开新的党代会。所有的人都清楚：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推出的将是领袖的继任班子。围绕着“储君”地位，贝利亚及其盟友马林科夫与新贵势力“列宁格勒集团”展开了竞争。
后者以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国家计委主任沃兹涅先斯基和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为首，平均年龄不过40来岁，声望颇高。但贝利亚比他们更了解斯大林本人——从革命年代期，“慈父领袖”对来自彼得格勒的高级干部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托洛茨基和基洛夫先后担任过那里的一把手，这足以使斯大林担忧党内可能出现“列宁格勒帮”，最终威胁到他的地位。 1949年7月，贝利亚的亲信、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逮捕了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逼迫他承认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企图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把首都迁到列宁格勒，并在各地州委与党中央之间制造矛盾。一个月之内，“列宁格勒集团”的五位领军人物相继被捕，并于10月1日凌晨遭到枪决，受到牵连的还有其他60名官员和145名家属。“列宁格勒集团”至此彻底垮台。在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双双进入中央主席团常委会，领跑接班人竞赛。
当然，斯大林对贝利亚从未达到绝对信任的程度。在最后几年里，领袖曾反常地废黜了自己的长期秘书波斯克列比舍夫和侍从长弗拉西克，原因是怀疑他们替贝利亚监视自己。而贝利亚本人也在担心斯大林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把自己逮起来枪毙。他们变成了彼此的某种镜像：既相互怀疑又相互需要，纠缠不清。因为脱离了对安全机构的直接领导，贝利亚和领袖见面的次数不再像过去那么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旁证了斯大林之死并非他一手制造。所谓“斯大林死于贝利亚之手”，不过是极权国家常见的宫廷传说罢了。
1953年3月2日凌晨，當斯大林还处在心肌梗塞后的弥留阶段时，全苏联仅次于他的几位重臣就在孔策沃别墅的会客厅里完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再瓜分：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兼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集人；赫鲁晓夫领导5人书记处，负责党的日常工作；贝利亚继续担任政府副总理，同时再度兼任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之后的新内务部长；伏罗希洛夫出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各自分管外交部和国防部。贝利亚在这套班底中的实际权力仅次于马林科夫。
这个由新旧重臣混搭而成的领导班子仅仅是妥协和权宜的产物，而贝利亚的位置无疑相当有利：他是秘密警察的掌控者，但并未直接参与“新清洗”，这使得他在修正斯大林晚年的错误时具有一定的道义优势。4月初，党中央宣布为“医生杀手案”“米霍埃尔斯案”“犹太复国主义集团案”和“炮兵间谍案”的受害者平反，所有甄别工作都是由内务部主导进行的。贝利亚很小心地不把“列宁格勒案”列入其中，因为他只打算处理那些和他本人毫无瓜葛却能争取政治声望的案件。与此同时，3月26日，内务部还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呈递了要求实施大赦的申请，建议释放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和拘留所的120万名犯人。3月28日，大赦令正式公布。尽管此后仍有将近130万犯人被圈禁在劳改营里，但这次大赦在苏联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举动。这反映了贝利亚高度实用主义的行事方式。
这位实用主义者还企图插手对外政策。1953年5月27日，贝利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应对德国问题的激进方案：终止东德的社会主义化进程，与美、英、法三国重启统一两德的谈判，最终形成一个由东西方共管的“大号瑞士”。
然而事情很快发生变化：6月17日，为抗议东德部长会议副主席、老牌斯大林主义者乌布利希的高压政策，4万名工人走上东柏林街头，要求增加工资、罢免政府领导人、撤走苏联军队。乌布利希完美地把皮球踢回给莫斯科：假使苏共采取怀柔政策，就会背上“向反革命分子投降”的恶名；假使他们决意以武力镇压，刚刚启动的新方针就会破产。马林科夫没能顶住压力，他批准驻东柏林的苏军镇压游行，打死513人，打伤1800余人。新方针在莫斯科立即遭到了莫洛托夫等人的集体攻击。
更具决定性的分裂发生在贝利亚一马林科夫同盟内部。国家安全部与内务部重新合并之后，贝利亚不仅可以继续对同僚和竞争者实施监控，还能通过对外情报机关插手外交事务。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军工、宣传和人事机关统统要向内务部负责，就连民族政策的修订也须在卢比扬卡广场进行。对真正的一把手马林科夫来说，这是一种公开挑战。——诚然，两人是长期的政治盟友，若无贝利亚的保护，马林科夫可能早已失宠，但他绝不打算变成这个特务头子的傀儡。赫鲁晓夫等人也开始私下串联，并暗示马林科夫：贝利亚企图篡夺他“改革者”的头衔，并以检讨斯大林时代的错误为名，对其他领导人进行迫害；倘若他们不想被一网打尽，就必须先下手为强。“6·17事件”发生后，马林科夫本能地感觉到贝利亚会把责任推给自己，反复思量过后，他向布尔加宁秘密下达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
6月26日，朱可夫元帅带着4位将军冲进部长会议主席团大会的现场，把贝利亚铐起来并带了出去。这位奇特的改革者在二把手的位子上只待了114天。或许是因为对自己的地位太过自信，贝利亚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反抗，他被关押在莫斯科防空区司令部的地下室里，自始至终没有人向他出示过逮捕证和关押许可证。
昔日的同志们以他最熟悉的那些手段来控告他——7月初，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一本正经地宣布，贝利亚“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奉行简历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犯下了“反党、反国家的罪行”。他的卫队长则交代了老上司的25名情妇的姓名、住址和电话，还言之凿凿地宣称贝利亚已经患上了梅毒。
12月23日，这位过去15年里俄国最危险的人物被秘密枪决，尸体焚毁后被丢进了道旁的树林。梅尔库洛夫等人随后也被枪毙。
对贝利亚的审判是依据1934年12月通过的那项刑法修正条例进行的，没有检察官、没有律师。指控援引的是著名的刑法第58条，即对“背叛祖国，组织建立反苏阴谋团伙，以夺取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恐怖行为”，可以在10天内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有任何人指控他领导了针对上百万人的血腥镇压和屠杀——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奇特年代里，根本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犯罪。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
2016年第11期〕
时期的“契卡”
4月中旬，当我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上的小城布列斯特探访古迹时，意外地闯入了当地的铁道科技博物馆。在一堆苏联时代遗留的旧式蒸汽机车上，依次悬挂着“十月革命号”“列宁格勒号”“光荣号”等铭牌。唯一一列以人物命名的机车，车头正前方的五角星中央镶嵌着一张留着山羊胡子、面容清癯的中年人的照片，最顶端用白色弧形文字标出了他的姓名——“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这位波兰贵族之后出生于民族自决运动的高潮期，却选择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从而成为他青年时代的老相识毕苏斯基的敌人。1918年签署于布列斯特的一份和约令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形象大受影响，捷尔任斯基被迫指挥他一手创建的“契卡”投入清洗昔日盟友和“阶级异己分子”的行动，造成影响巨大的“红色恐怖”。
高大、瘦削、具有惊人革命热忱和工作积极性的捷尔任斯基被他的同志们称为“铁费利克斯”，托洛茨基称赞他“具有内在的诚实品格、热情的个性和易于冲动的天性，且不曾为权力所腐蚀”，被他逮捕的英国情报员洛克哈特则认为他具有“清教徒和早期耶稣会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禁欲色彩”。出于理想主义和现实的需要，他在俄国制造了惊人的恐怖浪潮，但他本人并不是穷凶极恶的屠夫和虐待狂。内战结束之后，他曾主动提出控制镇压的规模，在掌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时更是成为市场路线的辩护人。
但捷尔任斯基的创造物并未遵循其“教父”设定的发展轨迹。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契卡”扩编而成的“格别乌”已经渗透进了苏联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由一个非常设机构变成了联共（布）维系统治的日常工具。就连“铁费利克斯”本人也变成了这种工具化过程的一个缩影：他抱怨列宁和斯大林并不把他看成正常的国务家，而只想借用他的黑衣人马和雷霆手段。这位“契卡之父”最终在党内斗争全面升级前夜病逝，从而幸运地保全了自己的名誉。假如他活到1938年，单是波兰血统以及和托洛茨基的工作接触就足以给他招来杀身之祸，而执行命令的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契卡”最新的名字。
穿皮衣的“契卡”
自1897年后捷尔任斯基数度被捕，并几次流放至西伯利亚，又几次逃脱。1912年的那一次被捕，他被结结实实关了4年。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捷尔任斯基和其他政治犯一同获释。此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坚人物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大多还在国外流亡，作为身在国内的少数中央委员之一，捷尔任斯基很快就成了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关键人物。当年7月，他奉列宁之命前往彼得格勒，加入了筹备夺权暴动的军事革命委员会。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正是捷尔任斯基指挥的赤卫队和卫戍部队占领了彼得格勒邮政总局和电报局，揭开了十月革命的序幕；而在7日晚召開的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是捷尔任斯基麾下的拉脱维亚红色步枪兵团承担了斯莫尔尼宫会场的安保工作。
大体而言，出身“海外派”和“本土派”的中央委员在1917年承担的工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虽长期身处国外，但行动相对自由，早已酝酿出一套成型的口号和理论；而捷尔任斯基、斯大林等人虽长期在国内活动，却因为多次被捕和行事低调而缺乏公众号召力。列宁认定，只要将基层权力交还给工人，就可以迅速化解经济和社会危机；故夺权成功后，他立即推出了实行工人监督制、取消常备军、颁布《土地法令》等激进举措。出人意料的是，缺乏纪律约束的卫戍部队很快变成了暴民，在街头四处劫掠。乌克兰等地的独立运动使粮食运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交通线被切断，生活无着的工人立即举行了罢工和游行，拒绝为苏维埃政权生产。在工人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开始四处活动，企图推翻立足未稳的新政权。
在对德和平尚未实现、效忠临时政府的部队仍在向彼得格勒进军的情况下，能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已经成为关系苏维埃政权存亡的关键。1917年12月4日，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20日，人民委员会下令组建“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捷尔任斯基担任主席。该机构奉命以一切可用手段平息全国范围内的游行、罢工和黑市粮食买卖，并对反抗者处以极刑。在“契卡”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捷尔任斯基直截了当地指示：“在肃反活动中可以派出密探。”“对高级军官、红军指战员、政治俱乐部和学校应当严加监视，战争期间禁止一切非党报刊出版。”“凡是身份已确认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一经捕获，立即就地枪决。”
“契卡”总部设在彼得格勒豌豆街和海军部大街交汇的角落里。在从卫戍团士兵、赤卫队和波罗的海水兵中挑选出40名指挥官之后，捷尔任斯基把从仓库里查抄出的一批黑色皮夹克交给了他们，作为“契卡”的非正式制服。这批夹克是协约国经海路运到俄国、准备配发给飞行员使用的，可以确保内部不会生出虱子，这在1917年那个伤寒肆虐的冬天意义重大。从那时起，身着皮衣、行事诡秘的枪手就成了“契卡”留在普通俄国人心目中的典型形象，这一特征维持了整整74年，直到苏联土崩瓦解。
镇压“第三次革命”
尽管“契卡”是为铲除形形色色的反对者而组建，但它在诞生后实施的第一场大规模行动，却是为了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头号盟友——具有民粹主义色彩、深受俄国农民拥戴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1918年7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五大”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再度攻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路线，并谴责正在农村进行的征粮活动是对农民权益的践踏。21岁就从事暗杀活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斯皮里多诺娃公开宣称：“我要像过去那样，握紧左轮枪和炸弹。”但没有引起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警惕。一天后，激进派所宣称的“第三次革命”爆发了——两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契卡”反间谍部头目布柳姆金和另一位特工安德烈耶夫手持由亚历山德罗维奇签发的通行证闯入德国大使馆，宣称冯·米尔巴赫大使的一位亲戚卷入了间谍活动。当大使本人现身后，布柳姆金拔出手枪，朝大使、书记官和翻译连开5枪，不过无一命中。书记官和翻译躲到了桌子底下，米尔巴赫试图跳窗逃生，却被安德烈耶夫一枪打中。两名刺客随后丢下一颗手榴弹，从后门跑出了使馆，坐上一辆汽车逃之夭夭。 刺杀米尔巴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破坏《布列斯特和约》、挑动苏德重新开战的关键举措。为了阻止这一企图，列宁下令“契卡”特工包围莫斯科大剧院，将参加“五大”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悉数逮捕。但一支由波罗的海水兵组成的800人的“契卡”分队选择效忠激进派，他们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季米特里·波波夫指挥下捣毁了莫斯科的“契卡”总部，逮捕了捷尔任斯基和另一位领导人拉齐斯，并通过电报局向全国发出“对德战争重新开始”的宣言。不过，他们虽然是优秀的刺客，却缺少城市巷战经验，没能在第一时间集结起足够的正规军。7月6日夜间，托洛茨基调来了两个拉脱维亚团，决定实施武力镇压。
7月7日上午，拉脱维亚步兵的第一轮炮火摧毁了波波夫的指挥部，后者仓皇逃往乌克兰，其余追随者则放下武器投降。左派社会革命党被作为反革命团体彻底取缔，亚历山德罗维奇和12名反叛的“契卡”特工被就地枪决，左派社会革命党领袖斯皮里多诺娃也被关入监狱，直到23年后被处决。捷尔任斯基一度因监管不力引咎辞职，但他在一个月后就官复原职，因为左派社会党人的残部仍在四处活动，需要他来组织弹压。
7月30日，德军基辅集团军群司令冯·埃希霍恩元帅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被22岁的军校学员卡涅吉塞打死。同一天，列宁本人也遭到老社会革命党人、女刺客芬妮·卡普兰的暗杀，命悬一线。这几次暗杀行动和协约国决定开始对俄军事干涉在时间上恰好吻合，令布尔什维克党人大为震怒。年轻的中央委员布哈林当即宣称：“如果法治行不通，就让枪炮说话！” “契卡”随即开启了著名的“红色恐怖”时期。
列宁遇刺后的几个月里，仅在彼得格勒就有80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中的“动摇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决，另有6000余人被捕。1918年9月的一份“契卡”内部通报显示，此前一年在全俄共有10000-15000名“阶级异己分子”被处决。而“契卡”内卫部队的规模则膨胀到20000人以上。随着红军的战线向西深入，“契卡”也进入波罗的海地区活动。1919年春天，他们在里加处决了2000多名拉脱维亚政治犯，仅2月20日一天就枪毙了1000人。
捷尔任斯基并非天生的杀人狂，但他和当时众多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布尔什维克一样，认定恐怖手段是“必要的邪恶”；为了达成巩固苏维埃政权、净化革命的目的，一切非常措施都是可以容忍的。在“红色恐怖”的岁月里，他把在沙皇监狱里学会的各种刑侦手段加以十倍、百倍的强化，应用到对“阶级敌人”的审讯和抓捕中，“以便实行对那些企图扼杀苏维埃政权、对抗革命的敌对分子的无情打击”。
除了夜以继日的工作，捷尔任斯基几乎没有私人生活。他的副手拉奇斯回忆说：“为了弄清案情，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坐在办公室里。没有时间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屏风后面；吃饭也在这儿，由交通员把饭菜送进来，待遇和普通工作人员完全一样。”1919年的一天，疲惫的捷尔任斯基偶然有一次去探望自己的姐姐，姐姐因为体恤弟弟，专门给他烤了白面饼。但当弟弟听说面粉是从黑市上买来的时候，直接把餐盘扔出了窗外。这也是“铁费利克斯”这个绰号的来历——既指他的雷厉风行，也指他的不近人情。
特务机关日常化
1922年2月6日，苏俄内战基本告终，“契卡”也接到了解散的通知。根据捷尔任斯基本人的提议，政治警察这一机关保留了下来，名称改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隶属于统管公共安全的苏俄内务人民委员部。从“格别乌”成立的第一天起，捷尔任斯基就努力说服人民委员会：将政治警察和普通警察重新分离开来，保留一支精干、高效、直接向政府负责的秘密警察队伍。
1923年11月，他的要求终于获得批准：借着苏联正式成立的机会，“格别乌”脱离了俄罗斯内务部，升格为全联盟政治保卫总局，简称“格别乌”总局，直接隶属于人民委员会。“格别乌”总局搬至莫斯科红场东北方的卢比扬卡广场，人员增加了数十倍。当时民间流传着一个笑话：外覆黄砖的卢比扬卡大樓是莫斯科的制高点，因为“站在那儿直接就能望见远方的西伯利亚劳改营”。
平心而论，捷尔任斯基并不把自己看成是简单的特务头子。他依旧勤勤恳恳地完成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组建保卫政府机关和列宁墓安全的内卫部队，即2015年5月9日在红场阅兵式上亮相的“捷尔任斯基”独立摩托化师的前身；为知名作家、医生、工程师和知识分子制作专门的档案，对那些“拒绝改造”之人进行长期监控；向外交部和新闻媒体输出势力，从源头上切断一切可能的不稳定因素。
多活几年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
或许，1924年兼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后的捷尔任斯基才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政治倾向：他坚定地支持复活新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垄断和随意抬高物价，并提出以物质激励作为鼓励生产的手段。他公开反对农业集体化：“如果把农民的上衣剥掉，我们自己就会没裤子穿。”1926年7月20日，捷尔任斯基因为心脏病突发倒在党的中央全会会场上，在此之前，他刚刚用两个小时的演讲驳斥了加米涅夫要求快速过渡到计划经济，在农村实施余粮收集制和集体化的提案。
1958年，苏联政府为捷尔任斯基铸造了一座重达15吨的巨大铸铁雕像，树立在卢比扬卡广场“克格勃”总部门前。1991年“8·19事件”之后，雕像被悄悄移走，至今仍搁置在莫斯科中央艺术馆的后院里。不妨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假如这位革命圣人活到了1937年或1938年，多半会被当作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同党乃至“波兰间谍”，落入他一手创建的警察机器的罗网中，死无葬身之地。
俄国最危险的男人
贝利亚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
1953年7月的一个周末，《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全体订户们收到了编辑部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按照信上的描述，他们需要把信封里装着的两页打字纸小心地裁开，粘到全书第五卷的第21-23页，覆盖掉原来的词条。对苏联公民来说，这并不是一桩大新闻：20世纪30年代恐怖的“大清洗”期间，他们需要把前一年的百科全书直接上交销毁，以免书中对那些“托派恐怖分子”的正面描述继续毒害大众。相比之下，1953年夏天的这段插曲不过是小儿科——毕竟，这一回只有一个人的词条需要被粘贴替换。 被封印在白紙之下的这个人物是拉夫连季·贝利亚，前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副总理）兼内务部长，俄国最危险的男人。尽管他在后斯大林时代已经以改革先锋和温和派领袖的面貌出现，人们还是忘不了他曾经的所作所为：叶若夫倒台之后，正是贝利亚主持了“大清洗”最后阶段内务部的整肃、流放和处决活动。埋葬在卡廷森林中的2万余名波兰军人的尸体，同样是拜他所赐。甚至连最终逮捕他的那些人都不敢让这个“怪物”重新在公开场合露面，而是果断采取了秘密枪决措施。
但贝利亚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特务头子。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主持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动员和协调作用；在斯大林死后那个短暂的春天里，又是他力主平反了一大批冤案，并对苏联外交政策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修正方案。高效的执行力，审时度势的精明眼光，加上灵活机动的实用主义路线，构成了贝利亚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他的成功之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利亚并不忠于斯大林，后者对这位“铁手套”也绝非完全信任。1953年春天，两个人彼此都在担心对方会把自己除掉。不过贝利亚还是竭力使领袖相信自己的实用价值大于权势上升带来的威胁，这种走钢丝的艺术或许是他活过斯大林时代的唯一原因。但对于他曾经的盟友和同僚来说，残忍、手腕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恰恰是他们最大的梦魇。他们毅然在三个半月之后终结了此人的政治生命，并将他永远封印在白纸之下。对曾经的“大清洗”执行者来说，这倒是恰如其分的收梢。
“嗜血者”贝利亚
1899年出生的格鲁吉亚人贝利亚最早是作为基层反间谍官员出道的。大学时期，贝利亚因为热衷政治，在20岁时成为国家反间谍机关的一名密探。不过当苏俄红军在1920年春天攻下巴库时，贝利亚正和其他几名前同事被收押在监狱里——按照他本人的解释，他在1917年就和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联系，打入阿塞拜疆特务机关就是在执行党的任务。
从阿塞拜疆监狱被释放之后，贝利亚很快被人手短缺的“契卡”纳入麾下，出任“契卡”阿塞拜疆分局行动处处长。这一时期，红军一方面要在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要搜捕民族主义运动领袖，自然需要“契卡”的大力协助。贝利亚因在镇压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的行动中表现出色，于1924年升任格鲁吉亚“格别乌”分局长，两年后又出任外高加索“格别乌”总局长。这一时期，联共（布）中的两位格鲁吉亚籍高层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开始注意到这位后起之秀。1931年，贝利亚出任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第二年又升任外高加索联邦第一书记，统管该地区3个小国。
1934年十七大之后，贝利亚作为斯大林提拔的新干部之一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为了回报领袖的信任，他把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打成托派分子逮了起来。可能是出于对这一行动的欣赏，当斯大林在1938年打算甩掉叶若夫时，便提名了还在第比利斯的贝利亚为继任者。
贝利亚带着他在格鲁吉亚“格别乌”任内的干将杰卡诺佐夫、梅尔库洛夫、柯布罗夫等人前往莫斯科，在1938年底接过了卢比扬卡广场的控制权。此时“大清洗”已经接近尾声，平心而论，从迫害和枪毙人员的数量上，贝利亚并不能和他的前任相提并论。但他把这项工作做得更有计划性了：揭发、逮捕和枪决从一种运动式狂飙变成了一以贯之的长期行动，甚至到苏德开战之后，对军事将领和“反苏破坏分子”的镇压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大规模的刑讯逼供也是从贝利亚时代开始的：在此之前，内务部在制造伪证时主要采取诱供和胁迫的方式，而在贝利亚上任之后，审讯中打死人逐渐变成了常态。
从他的两位前任亚戈达和叶若夫的厄运中，贝利亚窥见了一处玄机：尽管执行清洗是内务部最迫切的工作，但仅靠这项业绩还不足以彻底取悦斯大林。靠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了领袖最顾忌的心头大患——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尽管这位曾经的革命领袖如今手无寸铁，在全世界也只有少数忠实追随者，但他过去的威望，在文字和思想上的影响力以及持之以恒的反斯大林主义言论足以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时时如鲠在喉。贝利亚决心为他的主人献上一份厚礼：他指派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国外处负责人苏多普拉托夫物色了一名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梅尔卡德，以崇拜者的身份前去接近托洛茨基，伺机实施暗杀。1940年8月20日，正当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所为梅尔卡德阅读一篇政论时，后者手持冰镐，猛击这位大人物的脑袋。尽管托洛茨基激烈反抗，没有当场身亡，但还是在一天后死在了医院里。梅尔卡德被墨西哥当局判处20年徒刑，出狱后他被秘密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除了暗杀托洛茨基之外，贝利亚也试图揣摩斯大林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新变化。1939年5月，他协助莫洛托夫完成了从李维诺夫手中接收和清洗外交部的任务，此后苏德两国开始迅速接近。当年9月，两国军队相机入侵波兰，完成了对东欧势力范围的再瓜分，波罗的海三国也被苏联吞并。紧随苏联红军进入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自然也有内务部的别动队，他们对当地的政治精英、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有计划的逮捕和处决。不过，更棘手的还是落入苏军手中的25万波兰战俘的命运：由于波兰流亡政府仍在巴黎和伦敦坚持抵抗，这些被解除武装的军人并不情愿投靠苏联，把他们当成无偿劳动力使用又须冒发生暴动的风险。1939年底，苏联当局最终决定释放波兰战俘中的普通士兵、士官和部分中级军官共约20万人，另外将2.5万人作为强制劳役犯转交给战俘管理局，剩余的2.5万名高级将领、参谋军官、情报人员、宪兵和临时征召入伍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则被集中关押进3个特别战俘营。
到这时为止，斯大林和贝利亚已经决心用肉体消灭的手段彻底“清理”这批波兰军人：他们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不愿与莫斯科合作，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和专业技能，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反苏运动领导人。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最终通过了对在押的波兰战俘处以极刑的决议，并责成内务部具体实施。从4月1日起，战俘们被闷罐列车集中运输到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哈尔科夫州和加里宁州的三处行刑地，以每晚200—350人的速度进行集中枪决。 所有处决都是用德国制造的瓦尔特PPK手枪完成的，尸体被直接丢进用推土机挖出来的壕沟，并在夜间秘密掩埋。其中，内务部首席行刑官布洛欣——他也是亚戈达和叶若夫的送终者——一个人就枪杀了7000多名战俘，创造了世界纪录。而在卡廷森林遇害的战俘总人数据信超过2.2万人，相当于当时波兰总人口的1/1500。
1943年2月，卡廷森林中的万人坑被纳粹德国占领军发现。从那时起，苏联政府始终坚决否认这一集体屠杀行为。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奉命销毁了和这次屠杀相关的大部分文件，只有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信、中央决议原件以及内务部的会议记录保存了下来。1992年10月俄联邦政府将这些档案正式移交给波兰第三共和国当局。此时距苏联土崩瓦解已经过去将近一年。
管理者贝利亚
1941年2月3日，斯大林出人意料地提名贝利亚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分管森林工业、冶金、石油工业和内河运输。作为嘉奖，贝利亚同时也被授予安全人员的最高军衔——国家安全总委员（相当于元帅）。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因为前两位总委员亚戈达和叶若夫的下场人尽皆知。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时也遭到拆分。在“大清洗”延续了将近5年、军事动员和战备工作遭遇严重动荡之后，斯大林终于意识到苏德两国间的友好不会延续太久，需要着手准备战争了。
1941年6月30日，斯大林决定将国家机器调整为战时状态，由他本人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受命负责轻武器和迫击炮的生产，并协助马林科夫管理全国航空工业。不过在那之前，他依旧有时间干好自己的老本行：1941年10月，因为担心莫斯科可能被德军攻陷，贝利亚下令内务部所属的监狱枪毙数百名在“大清洗”末期被捕的中高级军官和特务头目。
为方便战时管理，1942年1月，安全部和内务部重新合并（至1943年再度分开），并重新吸纳了军事反间谍部门。根据贝利亚的命令，内务部在1942年初组建了15个步兵师，投入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战场。他们没有配备重炮、坦克和太多技术兵器，主要负责的是要地防御和交通线保护。其中第10内卫步枪兵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伤亡比例超过90%，被最高统帅部授予列宁勋章。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内卫部队已经扩充至53个师又20个旅，有295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牺牲总人数也高达97.7万人。
即使是在战争期间，贝利亚也没有放弃行使作为安全机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1944年2月，为了惩戒在德军占领期间与之合作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斯大林下令撤销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将当地的48万平民强制流放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贝利亚责成1.9万名内务部队在一星期内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全部被流放者用177列火车运往目的地，其中有13万人在途中饿死、病死和被枪决。紧接着17万卡尔梅克人和卡拉恰耶夫人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相关决议直到1956年才被撤销。类似的命运还落到了战争初期被占领的波兰东部地区居民身上：有15万波兰人被流放到中亚，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未来的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就是在北极圈内的劳改营里度过少年时代的。战争末期，苏军在进入德国东部之后，又对当地的数百万德意志人进行了强制迁徙，造成20世纪欧洲最大的民族分布变更。
对德战争结束刚满3个月，斯大林就下令成立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以贝利亚为主席，全力以赴地研制苏联自己的原子弹。此时安全部已通过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美共党员莫里斯·科恩和德共党员克劳斯·福克斯了解到美国原子弹项目的许多细节，驻日本的苏联武官还实地察看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地的破坏情况。但苏联自己的核计划毕竟刚刚启动，要在短期内完成原材料的加工和浓缩存在诸多问题。贝利亚想到了战败的德国人。他下令内务部队在苏军占领区搜罗未被西方盟军俘虏的德国核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并将这300余名高级俘虏悉数押往苏联；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的昵称）还取得了位于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铀矿的10年开采权。
时任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的斯拉夫斯基坦言：“贝利亚不懂科学和工程方面的问题，但他总是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在部署任务以及动员人力、物力方面竭尽所能。”这一方面是因为贝利亚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态度：既给科学家们提供奖金、汽车和高级公寓作为奖励，也派“格别乌”出身的内务军官对他们进行恐吓。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掌握着一个近乎无限和免费的劳动力来源——劳改营囚犯。位于塔吉克共和国的铀矿开采联合体、乌拉尔的矿石遴选和加工企业、钚提取工厂以及诸多设备都是由“古拉格”居民们胼手胝足修建出来的，甚至连组装原子弹的工厂也是由摩尔多瓦的囚犯从无到有建起的。贝利亚曾经不无深意地带着科学家们参观这些工厂，暗示如果任务不能按期完成，他们也将被投入劳改营。
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贝利亚因为领导这项工程有功，获颁第二枚列宁勋章。不过他始终为一件小事耿耿于怀——当蘑菇云升起之际，这位头号弄臣兴高采烈地打电话到莫斯科，希望从斯大林嘴里听到几句赞美之词。但领袖只是冷淡地表示：“我已经知道了。”
改革者贝利亚
经历了1941—1945年惨烈的卫国战争，大部分苏共高级干部萌生出了休养生息的念头。但斯大林认为，在大半个欧洲被摧毀之后，目前正是资本主义阵营最衰弱的关头；只要坚持斗争，西欧必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美国将沦为孤岛。为了迎接最后的胜利，有必要把意志不坚者从干部队伍中清理出去。
因为忙于领导原子弹的制造，贝利亚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直接投入“新清洗”，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会袖手旁观。自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以来，苏联就没有再召开新的党代会。所有的人都清楚：即将召开的十九大推出的将是领袖的继任班子。围绕着“储君”地位，贝利亚及其盟友马林科夫与新贵势力“列宁格勒集团”展开了竞争。
后者以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国家计委主任沃兹涅先斯基和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为首，平均年龄不过40来岁，声望颇高。但贝利亚比他们更了解斯大林本人——从革命年代期，“慈父领袖”对来自彼得格勒的高级干部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托洛茨基和基洛夫先后担任过那里的一把手，这足以使斯大林担忧党内可能出现“列宁格勒帮”，最终威胁到他的地位。 1949年7月，贝利亚的亲信、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逮捕了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逼迫他承认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企图建立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把首都迁到列宁格勒，并在各地州委与党中央之间制造矛盾。一个月之内，“列宁格勒集团”的五位领军人物相继被捕，并于10月1日凌晨遭到枪决，受到牵连的还有其他60名官员和145名家属。“列宁格勒集团”至此彻底垮台。在1952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双双进入中央主席团常委会，领跑接班人竞赛。
当然，斯大林对贝利亚从未达到绝对信任的程度。在最后几年里，领袖曾反常地废黜了自己的长期秘书波斯克列比舍夫和侍从长弗拉西克，原因是怀疑他们替贝利亚监视自己。而贝利亚本人也在担心斯大林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把自己逮起来枪毙。他们变成了彼此的某种镜像：既相互怀疑又相互需要，纠缠不清。因为脱离了对安全机构的直接领导，贝利亚和领袖见面的次数不再像过去那么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旁证了斯大林之死并非他一手制造。所谓“斯大林死于贝利亚之手”，不过是极权国家常见的宫廷传说罢了。
1953年3月2日凌晨，當斯大林还处在心肌梗塞后的弥留阶段时，全苏联仅次于他的几位重臣就在孔策沃别墅的会客厅里完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再瓜分：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兼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集人；赫鲁晓夫领导5人书记处，负责党的日常工作；贝利亚继续担任政府副总理，同时再度兼任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之后的新内务部长；伏罗希洛夫出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各自分管外交部和国防部。贝利亚在这套班底中的实际权力仅次于马林科夫。
这个由新旧重臣混搭而成的领导班子仅仅是妥协和权宜的产物，而贝利亚的位置无疑相当有利：他是秘密警察的掌控者，但并未直接参与“新清洗”，这使得他在修正斯大林晚年的错误时具有一定的道义优势。4月初，党中央宣布为“医生杀手案”“米霍埃尔斯案”“犹太复国主义集团案”和“炮兵间谍案”的受害者平反，所有甄别工作都是由内务部主导进行的。贝利亚很小心地不把“列宁格勒案”列入其中，因为他只打算处理那些和他本人毫无瓜葛却能争取政治声望的案件。与此同时，3月26日，内务部还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呈递了要求实施大赦的申请，建议释放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和拘留所的120万名犯人。3月28日，大赦令正式公布。尽管此后仍有将近130万犯人被圈禁在劳改营里，但这次大赦在苏联历史上已经是破天荒的举动。这反映了贝利亚高度实用主义的行事方式。
这位实用主义者还企图插手对外政策。1953年5月27日，贝利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应对德国问题的激进方案：终止东德的社会主义化进程，与美、英、法三国重启统一两德的谈判，最终形成一个由东西方共管的“大号瑞士”。
然而事情很快发生变化：6月17日，为抗议东德部长会议副主席、老牌斯大林主义者乌布利希的高压政策，4万名工人走上东柏林街头，要求增加工资、罢免政府领导人、撤走苏联军队。乌布利希完美地把皮球踢回给莫斯科：假使苏共采取怀柔政策，就会背上“向反革命分子投降”的恶名；假使他们决意以武力镇压，刚刚启动的新方针就会破产。马林科夫没能顶住压力，他批准驻东柏林的苏军镇压游行，打死513人，打伤1800余人。新方针在莫斯科立即遭到了莫洛托夫等人的集体攻击。
更具决定性的分裂发生在贝利亚一马林科夫同盟内部。国家安全部与内务部重新合并之后，贝利亚不仅可以继续对同僚和竞争者实施监控，还能通过对外情报机关插手外交事务。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军工、宣传和人事机关统统要向内务部负责，就连民族政策的修订也须在卢比扬卡广场进行。对真正的一把手马林科夫来说，这是一种公开挑战。——诚然，两人是长期的政治盟友，若无贝利亚的保护，马林科夫可能早已失宠，但他绝不打算变成这个特务头子的傀儡。赫鲁晓夫等人也开始私下串联，并暗示马林科夫：贝利亚企图篡夺他“改革者”的头衔，并以检讨斯大林时代的错误为名，对其他领导人进行迫害；倘若他们不想被一网打尽，就必须先下手为强。“6·17事件”发生后，马林科夫本能地感觉到贝利亚会把责任推给自己，反复思量过后，他向布尔加宁秘密下达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
6月26日，朱可夫元帅带着4位将军冲进部长会议主席团大会的现场，把贝利亚铐起来并带了出去。这位奇特的改革者在二把手的位子上只待了114天。或许是因为对自己的地位太过自信，贝利亚完全没有做出任何反抗，他被关押在莫斯科防空区司令部的地下室里，自始至终没有人向他出示过逮捕证和关押许可证。
昔日的同志们以他最熟悉的那些手段来控告他——7月初，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一本正经地宣布，贝利亚“建议放弃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奉行简历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犯下了“反党、反国家的罪行”。他的卫队长则交代了老上司的25名情妇的姓名、住址和电话，还言之凿凿地宣称贝利亚已经患上了梅毒。
12月23日，这位过去15年里俄国最危险的人物被秘密枪决，尸体焚毁后被丢进了道旁的树林。梅尔库洛夫等人随后也被枪毙。
对贝利亚的审判是依据1934年12月通过的那项刑法修正条例进行的，没有检察官、没有律师。指控援引的是著名的刑法第58条，即对“背叛祖国，组织建立反苏阴谋团伙，以夺取政权和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恐怖行为”，可以在10天内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有任何人指控他领导了针对上百万人的血腥镇压和屠杀——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奇特年代里，根本没有人认为那是一种犯罪。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
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