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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海蜇”的产生
海蜇俗称水母,其伞部和口腕部可加工成海蜇头和海蜇皮,为下酒之佳肴。辽东湾是今日中国海蜇的主产区之一,但海蜇渔业的历史并不久远。1980年之前,它不仅不是渔民所捕捞的对象,还因毁坏网具而令他们头痛不已。
辽宁大洼县二界沟,位于大辽河和双台河的入海处,为辽东湾一天然渔场,该地渔民在浅水处捕捞所用之网具,以樯张网数量最多,使用最广。樯张网又名张网,顾名思义,系用樯杆做桩,网捕杂鱼、杂虾等物。对于这种网具的使用办法,辽东湾地方志书有详细的记录。民国《庄河县志》记载:“大张网清明后下海,均就海滩插椿,随昼夜之潮捕取鱼虾,霜降时拔椿,是谓定着网。”民国《滦县志》记载更详:“张网船,插抢张网,船户用大四五围,高三四丈之木,密插海中,曰抢竿,以拴渔网,网与水齐,以捕鱼虾,潮涨过网,鱼虾亦越网而入,潮落则为网所截,以取之。”
咸淡水交界、底质为泥沙的河口海域,不仅为鱼虾集聚之所,也是海蜇生长的乐土。潮涨而来、潮落而滞的,不仅有各色鱼虾,还有各类水母。辽东湾与渔业有关之水母,除小似草帽的小海蜇外,还有大似磨盘之霞海蜇。从体积看,两种水母——尤其是后者——会对网具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严重影响渔获量。
渔民因无法抵御此种渔业敌害,故当蜇群出现之时,急速收网,并到龙王庙向龙王“状告”海蜇为害。大洼文史专家刘则亭收录有一份在“告海蜇”仪式上宣读的海蜇罪状书,内容如下:
为告海蜇事
时在丙子,仲秋中,渤海湾岸二界沟村,为乐土华夏,盛产海鲜之宝地,数千黎庶,以此谋生。惟海蜇小怪,来此肇事,破吾网具,毁吾海田,危及渔民生计。此怪不除,庶心不安。为此,吾辈渔会乡绅,备素表美酒、牛羊三牲,敬上五湖四海、九江入河龙王诸圣,爱我民庶,佐吾海田,速除此怪,以得平安,实渔乡之幸事耶。海蜇得除,吾辈愿献戏三朝,设宴五日,为渔民增加薪金数两,敬祈龙王,速付吾愿。
上
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龙王诸圣
二界沟渔会、乡绅奉上
各地渔会之设,系在国民政府《渔会法》颁布之后,因此“丙子”为1936年。罪状书所列蜇群之危害,主要是破坏网具和影响渔获。
辽东海蜇素来甚为丰饶,弘治元年(1488)编纂而成的《辽东志》,罗列39种水族,其中有“海蜇”。“告海蜇”风俗起源之时间,已无从查考,据二界沟渔民的传说,当地最隆重的一次告海蜇仪式是在光绪二年(1876)举行的,“那一年海蜇非常多,是百年罕见的,连海湾的水都变了色,海上风也带有一股海蜇味”。光绪初年(1875),二界沟已有五十户张网船,大量海蜇的出现,对张网渔业构成了严重威胁。
与二界沟海蜇旺发同时,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六年(1880),华北地区发生了一次特大旱灾,其中以丁丑(1877)、戊寅(1878)两年最为严重,史称“丁戊奇荒”。考虑到海蜇是暖温性生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现象,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青鱼(黄海鲱)资源数量的变动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青鱼的丰歉
与“告海蜇”、“丁戊奇荒”几乎同时,辽宁海域一种名为“海青鱼”的鱼类神秘消失了。1934年印行的《奉天通志》指出:“按青鱼先黄花鱼而至,色味俱美,光绪甲申后不复见。”甲申为光绪十年(1884)。
位于辽东湾和渤海湾之间的清河和滦河口海域,青鱼消失的时间比辽宁要早。光绪三年《乐亭县志》记载:“青脸鱼,形略似黄花鱼而小嘴微尖,鳞微青。道光初年邑称极盛,举网即得万千。近闻朝鲜极多,邑则罕见矣。”位于滦河以北的临榆县,光绪四年的县志亦指出:“然近年则罕见。”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在综合各县情况后指出:“鲭,即青鱼,昔有今无。”
青鱼是一种冷水性中上层鱼类,它的消失意味着海水表层温度的回暖,也正是因为此,海上喜温的海蜇数量激增,陆上则出现了近代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大饥荒。海水温度的这种剧烈变化,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1816年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年份。这一年,北美和欧洲气温骤降,成为“没有夏天的一年”,英格兰北部和加拿大出现了降雪和霜冻天气,西欧暴雨不断,印度的雨季明显不同以往,韩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天气也极不正常。绝大多数研究者把这次气候突变归因于前一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Tambora)火山的爆发,这次火山爆发是人类有纪录以来最大和最为致命的一次。
正是这次气候变化,造成上面提到的道光元年(1821)乐亭县青鱼旺产。临榆县也是如此,光绪四年的县志记载:
海青鱼,长五六寸,性热,囊出临海县。自嘉庆年间,临邑大至一网所得以数十百万计,价极廉。后因海船载往他处稍贵,然十尾不过十数制钱。鱼至时海水有声,回时水喷起如箭,盖有大鲂鱼尾而食之故。
明清时期永平府各县志书所记载的“鲭”,指的是“青板鱼”(又称鲴眼);“海青鱼”则为青鱼(黄海鲱)。嘉庆皇帝1796～1820年间在位,“嘉庆年间”指的是嘉庆末年,即1816年之后。
“鱼至时海水有声,回时水喷起如箭,盖有大鲂鱼尾而食之故”一段,系抄自乾隆元年《盛京通志》。清代前期辽东青鱼竟然吸引鲸群前来觅食,可见其数量之丰。根据《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朝鲜半岛“两南(按:全罗、庆尚二道)、咸镜道,青鱼兴产,商船云集,无数捉得”,这个年份距1600年甚为接近。据最新的研究,1600年秘鲁埃纳普蒂纳(Huaynaputina)火山爆发,这是目前所知过去500年来南美洲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这次火山爆发同样引发了全球气候突变,在中国表现为“明清小冰期”。寒冷的气候一直持续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到乾隆中后期才有较大回暖,但这种气温上升趋势很快就被坦博拉火山所造成的气候突变所打断。
两次火山爆发都造成了全球和中国的气候突变,但其烈度并非同日而语。清河、滦河口地区是最佳观测点。明代和清代前期,这一区域青鱼不产;但1816年之后,则出现旺发,并一直持续到光绪初年。可见,道光年间是600多年来最为寒冷的一段岁月,气候骤降与银元锐减,造成“道光萧条”,清朝从此走上衰败的不归路。人们是如何熬过了这段艰辛的日子呢?道光《荣成县志》记载:“六谷皆备,而土宜者,一岁之入,几居半,近年渐种玉蜀。”湿寒的天气导致谷子种植面积急剧下降,子则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一种农作物。
今天,人们只有在新疆才能看到较大面积种植的子,而在胶东,如果问及老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对这种作物茫然无知。光绪初年大旱灾之后,由于气候回暖,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在胶东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张,子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为人们所遗忘了。海洋之中,小黄花鱼捕捞接替青鱼,一跃成为黄渤海最为重要的渔业经济。番薯替代子、小黄花替代青鱼,时间一致,其发生都与气候回暖有关。
黄花渔业的兴起
咸丰元年(1851),坦博拉火山的影响开始消退,中国海区青鱼产卵场缩小,最终消失不见,但朝鲜半岛沿海仍有出产,山东半岛北部沿海渔民,开始至长山列岛和朝鲜西海捕捞此鱼,所捕之鱼在朝鲜卖掉,又砍伐当地柞树运回,烧成炭,以备来年船上烤火之用,形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打柞”风俗。当1900年前后朝鲜青鱼亦消失之后,小黄花鱼就顺理成章成为黄渤海第一大渔业。
小黄花鱼的主要产区是在辽东湾的营口和盖平一带,庄河及唐山沿海亦有出产。民国《盖平县志》记载黄花,乃“邑海产之大宗,历年于立夏前后由南而北途经本海,其群如阵,是为渔船下网期,一季间约二十余日,产额约可四五百万斤”。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地区,1933、1934两年,“大网渔业每季产渔百万斤左右,以黄花鱼等中鱼为最多,计占百分之六八点七,次为杂鱼及大虾”。
清末以后辽东湾黄花鱼的旺产,吸引山东长岛和莱州湾等地渔民来此“打风网”。民国《寿光县志》记载:“三月间捕黄花鱼者曰风网,宽约二十丈,长一百五十丈。”不仅是上述地区,渔业资源丰富的威海渔民也至辽东湾“打风网”,据调查,“1898年英人强租威海卫后,渔民们从改造船只和网具着手,开拓向远海和深层水域的捕捞”,例如毕家疃村渔民在1898年左右,到营口、盖平黄花鱼渔场捕鱼。
清末至1959年,是小黄鱼的资源兴盛期;1960年代初开始,其资源不断下降;到1970年代中,已形不成渔业经济。一般认为,对小黄鱼及其主要饵料(磷虾)的过度捕捞,是造成资源衰退的主因。虽然人为因素显而易见,但这并不能解释缘何此鱼清末才成为黄渤海最主要的渔业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气候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前引光绪《乐亭县志》已提及黄花鱼。1878～1959年,总的说来是一段天暖气和、风调雨顺的日子,黄花鱼由此出现资源数量剧增的现象。但在这80多年的旺产期内,亦有小的波动。据民国时期的观察,曹妃甸海域“近二十年来,港址一带渔业,以民国三年至十三年为最佳,十三年以后势渐衰落。十九年至二十一年,略见好转,二十二年又落,二十三年则为二十年来未有之渔业低潮云”。资源数量的减少造成鱼类体重的减轻,据民国渔业专家李士豪的报告,“山东沿海,从前渔获之黄花鱼,每尾约重二三斤,现在普通多只十一二两,这都是鱼类渐见稀少的证明”。1933年《昌黎县志》亦记载所捕之小黄鱼,“大者十二三两”。
1924～1934年间黄花渔业的衰退与气候的变冷有直接之关系。1934年,黄花渔业尚不及丰年的四成,与此同时,青鱼数量却开始稍有恢复。1936年《牟平县志》记载青鱼曰:“我国五十年前,盛产此鱼,后乃徙至朝鲜及海参崴等处,近始稍稍发现,然大宗仍来自外贩。”《牟平县志》从1934年开始编修,这一年青鱼生物量有所恢复,但只是“稍稍发现”。1934年的气候变化导致小黄鱼和青鱼资源数量不同的变化趋势。
1956～1961年间渤海小黄鱼的渔获量,每年都在1万吨以上,其中1959年高达1.9万吨,之后数量开始下降,从1960年代后期起,数量只有数百吨。在小黄鱼数量下降的同时,青鱼再次形成旺发。1969年,山东荣成青鱼数量激增,并成为当地主要的渔业经济之一。从荣成1961～1980年的捕捞记录来看,青鱼在1972～1975年,捕捞量最大,资源数量最多,分布区域也最广。在青鱼资源量多的1972年,产卵场西到莱州湾,北到辽东半岛近岸,南到青(岛)海(阳)渔场。两种鱼类资源数量变化的原因,同样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从二三月份平均气温距平值来看,1969年异常寒冷,之后到1974年,除1973年气温有所回暖之外,这五年是1961～1980年间最为寒冷的一段时期。1972年的鱼群分布区域和明末清初以及道光年间相比,辽东湾未有鱼群出现,更不必说滦河口地区了,这说明1969～1974年的气候不及明末清初及道光年间寒冷,这不仅说明1600和1816年火山爆发影响之烈,也证明1934、1969～1974年只不过是1875年以来持续温暖期内的两次小的气候波动而已。
海洋生物:探视环境变迁和历史进程的听诊器
主宰人类命运的力量,除了人类自身之外,还包括剧烈的环境变动。造成这种变动的因素,如太阳黑子、火山爆发、地震和洋流等等,往往隐蔽在世界某个偏僻的角落,传统历史时期的中国精英和一般民众,当然无法解释这种剧烈的环境变动,而只能将其抽象为天意。今天的研究者了解过去的环境变化的途径很多,海洋水族是其中相当灵敏的指标之一。1600、1816年两次特大火山爆发所造成的全球气候突变,很短时间内就在黄渤海的海洋鱼类中反映了出来。
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历史的进程,虽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环境变迁亦是其中的一个变量。清代以来黄渤海大部分时间系以青鱼或小黄鱼为最主要的经济鱼类,从影响这两种鱼类资源数量的原因来看,气候突变是最主要的环境因子。剧烈的气候变动影响农业和政治,乃至思想和意识形态。海洋生物可以灵敏反映主要的环境变动,而环境变动影响到人类历史,这样,海洋生物就成为探视人类历史进程的听诊器。
海蜇俗称水母,其伞部和口腕部可加工成海蜇头和海蜇皮,为下酒之佳肴。辽东湾是今日中国海蜇的主产区之一,但海蜇渔业的历史并不久远。1980年之前,它不仅不是渔民所捕捞的对象,还因毁坏网具而令他们头痛不已。
辽宁大洼县二界沟,位于大辽河和双台河的入海处,为辽东湾一天然渔场,该地渔民在浅水处捕捞所用之网具,以樯张网数量最多,使用最广。樯张网又名张网,顾名思义,系用樯杆做桩,网捕杂鱼、杂虾等物。对于这种网具的使用办法,辽东湾地方志书有详细的记录。民国《庄河县志》记载:“大张网清明后下海,均就海滩插椿,随昼夜之潮捕取鱼虾,霜降时拔椿,是谓定着网。”民国《滦县志》记载更详:“张网船,插抢张网,船户用大四五围,高三四丈之木,密插海中,曰抢竿,以拴渔网,网与水齐,以捕鱼虾,潮涨过网,鱼虾亦越网而入,潮落则为网所截,以取之。”
咸淡水交界、底质为泥沙的河口海域,不仅为鱼虾集聚之所,也是海蜇生长的乐土。潮涨而来、潮落而滞的,不仅有各色鱼虾,还有各类水母。辽东湾与渔业有关之水母,除小似草帽的小海蜇外,还有大似磨盘之霞海蜇。从体积看,两种水母——尤其是后者——会对网具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严重影响渔获量。
渔民因无法抵御此种渔业敌害,故当蜇群出现之时,急速收网,并到龙王庙向龙王“状告”海蜇为害。大洼文史专家刘则亭收录有一份在“告海蜇”仪式上宣读的海蜇罪状书,内容如下:
为告海蜇事
时在丙子,仲秋中,渤海湾岸二界沟村,为乐土华夏,盛产海鲜之宝地,数千黎庶,以此谋生。惟海蜇小怪,来此肇事,破吾网具,毁吾海田,危及渔民生计。此怪不除,庶心不安。为此,吾辈渔会乡绅,备素表美酒、牛羊三牲,敬上五湖四海、九江入河龙王诸圣,爱我民庶,佐吾海田,速除此怪,以得平安,实渔乡之幸事耶。海蜇得除,吾辈愿献戏三朝,设宴五日,为渔民增加薪金数两,敬祈龙王,速付吾愿。
上
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龙王诸圣
二界沟渔会、乡绅奉上
各地渔会之设,系在国民政府《渔会法》颁布之后,因此“丙子”为1936年。罪状书所列蜇群之危害,主要是破坏网具和影响渔获。
辽东海蜇素来甚为丰饶,弘治元年(1488)编纂而成的《辽东志》,罗列39种水族,其中有“海蜇”。“告海蜇”风俗起源之时间,已无从查考,据二界沟渔民的传说,当地最隆重的一次告海蜇仪式是在光绪二年(1876)举行的,“那一年海蜇非常多,是百年罕见的,连海湾的水都变了色,海上风也带有一股海蜇味”。光绪初年(1875),二界沟已有五十户张网船,大量海蜇的出现,对张网渔业构成了严重威胁。
与二界沟海蜇旺发同时,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六年(1880),华北地区发生了一次特大旱灾,其中以丁丑(1877)、戊寅(1878)两年最为严重,史称“丁戊奇荒”。考虑到海蜇是暖温性生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现象,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青鱼(黄海鲱)资源数量的变动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青鱼的丰歉
与“告海蜇”、“丁戊奇荒”几乎同时,辽宁海域一种名为“海青鱼”的鱼类神秘消失了。1934年印行的《奉天通志》指出:“按青鱼先黄花鱼而至,色味俱美,光绪甲申后不复见。”甲申为光绪十年(1884)。
位于辽东湾和渤海湾之间的清河和滦河口海域,青鱼消失的时间比辽宁要早。光绪三年《乐亭县志》记载:“青脸鱼,形略似黄花鱼而小嘴微尖,鳞微青。道光初年邑称极盛,举网即得万千。近闻朝鲜极多,邑则罕见矣。”位于滦河以北的临榆县,光绪四年的县志亦指出:“然近年则罕见。”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在综合各县情况后指出:“鲭,即青鱼,昔有今无。”
青鱼是一种冷水性中上层鱼类,它的消失意味着海水表层温度的回暖,也正是因为此,海上喜温的海蜇数量激增,陆上则出现了近代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大饥荒。海水温度的这种剧烈变化,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1816年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年份。这一年,北美和欧洲气温骤降,成为“没有夏天的一年”,英格兰北部和加拿大出现了降雪和霜冻天气,西欧暴雨不断,印度的雨季明显不同以往,韩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天气也极不正常。绝大多数研究者把这次气候突变归因于前一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Tambora)火山的爆发,这次火山爆发是人类有纪录以来最大和最为致命的一次。
正是这次气候变化,造成上面提到的道光元年(1821)乐亭县青鱼旺产。临榆县也是如此,光绪四年的县志记载:
海青鱼,长五六寸,性热,囊出临海县。自嘉庆年间,临邑大至一网所得以数十百万计,价极廉。后因海船载往他处稍贵,然十尾不过十数制钱。鱼至时海水有声,回时水喷起如箭,盖有大鲂鱼尾而食之故。
明清时期永平府各县志书所记载的“鲭”,指的是“青板鱼”(又称鲴眼);“海青鱼”则为青鱼(黄海鲱)。嘉庆皇帝1796～1820年间在位,“嘉庆年间”指的是嘉庆末年,即1816年之后。
“鱼至时海水有声,回时水喷起如箭,盖有大鲂鱼尾而食之故”一段,系抄自乾隆元年《盛京通志》。清代前期辽东青鱼竟然吸引鲸群前来觅食,可见其数量之丰。根据《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朝鲜半岛“两南(按:全罗、庆尚二道)、咸镜道,青鱼兴产,商船云集,无数捉得”,这个年份距1600年甚为接近。据最新的研究,1600年秘鲁埃纳普蒂纳(Huaynaputina)火山爆发,这是目前所知过去500年来南美洲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这次火山爆发同样引发了全球气候突变,在中国表现为“明清小冰期”。寒冷的气候一直持续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到乾隆中后期才有较大回暖,但这种气温上升趋势很快就被坦博拉火山所造成的气候突变所打断。
两次火山爆发都造成了全球和中国的气候突变,但其烈度并非同日而语。清河、滦河口地区是最佳观测点。明代和清代前期,这一区域青鱼不产;但1816年之后,则出现旺发,并一直持续到光绪初年。可见,道光年间是600多年来最为寒冷的一段岁月,气候骤降与银元锐减,造成“道光萧条”,清朝从此走上衰败的不归路。人们是如何熬过了这段艰辛的日子呢?道光《荣成县志》记载:“六谷皆备,而土宜者,一岁之入,几居半,近年渐种玉蜀。”湿寒的天气导致谷子种植面积急剧下降,子则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一种农作物。
今天,人们只有在新疆才能看到较大面积种植的子,而在胶东,如果问及老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对这种作物茫然无知。光绪初年大旱灾之后,由于气候回暖,番薯、玉米等美洲作物在胶东的种植面积急剧扩张,子退出历史舞台,以至于为人们所遗忘了。海洋之中,小黄花鱼捕捞接替青鱼,一跃成为黄渤海最为重要的渔业经济。番薯替代子、小黄花替代青鱼,时间一致,其发生都与气候回暖有关。
黄花渔业的兴起
咸丰元年(1851),坦博拉火山的影响开始消退,中国海区青鱼产卵场缩小,最终消失不见,但朝鲜半岛沿海仍有出产,山东半岛北部沿海渔民,开始至长山列岛和朝鲜西海捕捞此鱼,所捕之鱼在朝鲜卖掉,又砍伐当地柞树运回,烧成炭,以备来年船上烤火之用,形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打柞”风俗。当1900年前后朝鲜青鱼亦消失之后,小黄花鱼就顺理成章成为黄渤海第一大渔业。
小黄花鱼的主要产区是在辽东湾的营口和盖平一带,庄河及唐山沿海亦有出产。民国《盖平县志》记载黄花,乃“邑海产之大宗,历年于立夏前后由南而北途经本海,其群如阵,是为渔船下网期,一季间约二十余日,产额约可四五百万斤”。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地区,1933、1934两年,“大网渔业每季产渔百万斤左右,以黄花鱼等中鱼为最多,计占百分之六八点七,次为杂鱼及大虾”。
清末以后辽东湾黄花鱼的旺产,吸引山东长岛和莱州湾等地渔民来此“打风网”。民国《寿光县志》记载:“三月间捕黄花鱼者曰风网,宽约二十丈,长一百五十丈。”不仅是上述地区,渔业资源丰富的威海渔民也至辽东湾“打风网”,据调查,“1898年英人强租威海卫后,渔民们从改造船只和网具着手,开拓向远海和深层水域的捕捞”,例如毕家疃村渔民在1898年左右,到营口、盖平黄花鱼渔场捕鱼。
清末至1959年,是小黄鱼的资源兴盛期;1960年代初开始,其资源不断下降;到1970年代中,已形不成渔业经济。一般认为,对小黄鱼及其主要饵料(磷虾)的过度捕捞,是造成资源衰退的主因。虽然人为因素显而易见,但这并不能解释缘何此鱼清末才成为黄渤海最主要的渔业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气候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前引光绪《乐亭县志》已提及黄花鱼。1878～1959年,总的说来是一段天暖气和、风调雨顺的日子,黄花鱼由此出现资源数量剧增的现象。但在这80多年的旺产期内,亦有小的波动。据民国时期的观察,曹妃甸海域“近二十年来,港址一带渔业,以民国三年至十三年为最佳,十三年以后势渐衰落。十九年至二十一年,略见好转,二十二年又落,二十三年则为二十年来未有之渔业低潮云”。资源数量的减少造成鱼类体重的减轻,据民国渔业专家李士豪的报告,“山东沿海,从前渔获之黄花鱼,每尾约重二三斤,现在普通多只十一二两,这都是鱼类渐见稀少的证明”。1933年《昌黎县志》亦记载所捕之小黄鱼,“大者十二三两”。
1924～1934年间黄花渔业的衰退与气候的变冷有直接之关系。1934年,黄花渔业尚不及丰年的四成,与此同时,青鱼数量却开始稍有恢复。1936年《牟平县志》记载青鱼曰:“我国五十年前,盛产此鱼,后乃徙至朝鲜及海参崴等处,近始稍稍发现,然大宗仍来自外贩。”《牟平县志》从1934年开始编修,这一年青鱼生物量有所恢复,但只是“稍稍发现”。1934年的气候变化导致小黄鱼和青鱼资源数量不同的变化趋势。
1956～1961年间渤海小黄鱼的渔获量,每年都在1万吨以上,其中1959年高达1.9万吨,之后数量开始下降,从1960年代后期起,数量只有数百吨。在小黄鱼数量下降的同时,青鱼再次形成旺发。1969年,山东荣成青鱼数量激增,并成为当地主要的渔业经济之一。从荣成1961～1980年的捕捞记录来看,青鱼在1972～1975年,捕捞量最大,资源数量最多,分布区域也最广。在青鱼资源量多的1972年,产卵场西到莱州湾,北到辽东半岛近岸,南到青(岛)海(阳)渔场。两种鱼类资源数量变化的原因,同样是由于气候的变化。从二三月份平均气温距平值来看,1969年异常寒冷,之后到1974年,除1973年气温有所回暖之外,这五年是1961～1980年间最为寒冷的一段时期。1972年的鱼群分布区域和明末清初以及道光年间相比,辽东湾未有鱼群出现,更不必说滦河口地区了,这说明1969～1974年的气候不及明末清初及道光年间寒冷,这不仅说明1600和1816年火山爆发影响之烈,也证明1934、1969～1974年只不过是1875年以来持续温暖期内的两次小的气候波动而已。
海洋生物:探视环境变迁和历史进程的听诊器
主宰人类命运的力量,除了人类自身之外,还包括剧烈的环境变动。造成这种变动的因素,如太阳黑子、火山爆发、地震和洋流等等,往往隐蔽在世界某个偏僻的角落,传统历史时期的中国精英和一般民众,当然无法解释这种剧烈的环境变动,而只能将其抽象为天意。今天的研究者了解过去的环境变化的途径很多,海洋水族是其中相当灵敏的指标之一。1600、1816年两次特大火山爆发所造成的全球气候突变,很短时间内就在黄渤海的海洋鱼类中反映了出来。
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历史的进程,虽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环境变迁亦是其中的一个变量。清代以来黄渤海大部分时间系以青鱼或小黄鱼为最主要的经济鱼类,从影响这两种鱼类资源数量的原因来看,气候突变是最主要的环境因子。剧烈的气候变动影响农业和政治,乃至思想和意识形态。海洋生物可以灵敏反映主要的环境变动,而环境变动影响到人类历史,这样,海洋生物就成为探视人类历史进程的听诊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