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记》中写到：
　　在此我想告诉朋友们一个生活的道理，虽然教人生活道理的人基本上都是傻子，但我还是忍不住做一次傻子。这个道理就是，如果我们按照生活的惯性走，我们就会失去很多新奇的体验。
　　这比主人公最后还是没能和刘玲搞搞关系更让我印象深刻。这段话可以看作对《南昌记》的印象式概括——日常生活惯性的真实写照。人们其实很难在生活的惯性中捕捉到新奇的体验与感受。
　　从标题开始，读者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关于南昌的旅途故事。这一旅途故事不是新近发生的，而是十八年前的往事。“我”和小丁前往南昌，现在的“我”回忆起了这段往事。作者直接在开篇表明，在荷尔蒙挂在裤腰带上的年纪，南昌行就是靠腿去寻找女人。女人，乃是南昌行的核心所在。
　　熟悉李师江的读者很容易总结出其文学创作的两个关键词：都市与乡村。不论是围绕哪一个关键词的作品，李师江的作品从不缺少对现实生活和底层群体的关注。他的《逍遥游》《中文系》《非比寻常》《比爱情更假》《李红的夜晚》《搞对象》等作品都可以归结为与校园相关的都市题材的小说创作。这一类小说创作中带有李师江自己的校园经验和城市体验，《南昌记》也是沿着这一都市与校园题材的写作。难得的是，李师江能够尊重并还原自己记忆中的经验，这使他的文章具有可读性。李师江也曾转向关注历史与乡村，立足于他的乡村经验，书写福建乡村的故事，如《福寿春》。笔者并不认为在写出了《福寿春》这样的作品后，《南昌记》又回到了《中文系》的套路上去，尽管他的表达方式依然带有“下半身诗派”的影子，《南昌记》是对现实生活一种更为尖锐的审视，而非与惯常生活的和解。
　　李师江的叙事风格非常独特，初次接触其作品的读者可能会因为他文中大量出现的身体叙事和性场面的描写而打上低俗的标签。《南昌记》中，作者事无巨细地描述着枯燥无味的旅途见闻，却不会让人感到厌倦与乏味。其一是因为李师江有关身体的写作，常常伴有一种克制与自省的态度;其二是因为他的语言率真直接、带有极强的现场感，使得读者关注到了现实生活的最本能、最基础的一面，从而展现出在十八年前的旅途的真实图景。在两个人年轻男人十八年前的旅途中，没有手机和艳遇来打发时间，于是“我”的关注点落在了斜对座吸烟开玩笑的农民工身上、落在了与河南汉子讨价还价买了指甲刀与耳勺的胖女人身上、落在了8号车厢乘务员王艳小姐身上。
　　小说中的南昌之行，谈不上愉快、难忘、美好，更多的却是无聊、游荡、遗憾等负面消极的情绪。虽然“我”早早地将南昌之行的核心定为“女人”，可“我”没能在去南昌之前找到一个女孩子同行，没有在前往南昌的火車上偶遇一个女孩，没有寻找到被频繁点歌的8号车厢的乘务员王艳，没有和长着娃娃脸的蒋飞飞的同学一起去庐山游玩，即使“我”对刘玲感兴趣，想和她搞搞感情，但最终还是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可以说没有女人陪伴、也没有得到一个新的女人的旅行充满了挫败感。
　　当然，挫败感之外也有舒服。但这种舒服的感受却来自于与性幻想和性冲动绝缘的对象。与原先预想的旅途的愉悦之情相比，舒服就有些差强人意了。在应该有的愉悦之情和实际上的舒服感受的置换之中，“我”的情感体验产生了一种微妙的错位。在到达滕王阁后，“我”对景区没什么兴趣，在景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中遇到了一个四十岁左右风韵犹存的女人，她劝“我”买她的手镯，话题就此展开。也许是一路上没有人聊天，“我”便与这位中年妇女攀谈了起来，在话题的进行中“我”渐渐能与她开玩笑，她让“我”感到很舒服。这种舒服的感觉恐怕多半来自于她对“我”的称赞，阿姨认为谈过三次恋爱的“我”长得帅。毫不夸张地说，行文至此“我”才第一次感受到了负面情绪之外的其它情绪。再次让我感到舒服的是有男朋友的程芬芳，在蒋飞飞的同学执意离开之后，她的到来或多或少地安慰了“我”，当然“我”对她也有不耐烦。在听她讲述了她的恋爱故事之后，又萌生了对她的同情，但她对“我”过度的防备最后又使“我”感到怒气冲冲，这样一来，对她产生的舒服的情感就被冲淡了，进而感到沮丧与恶心。
　　舒服这种情绪在下文中又被作者提起。这时，让他感到舒服的是两个男性的人物形象。一个是程芬芳的男朋友，“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就用“舒服”来给他命名。“舒服”请我吃饭，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体，“我”也很高兴他和程芬芳的关系更进一步。另一个让我感受到舒服的男人，是南昌诗人马策。与其说马策让“我”感到舒服，不如说是他请“我”的那顿饭让“我”感到舒服。
　　至此，舒服成了无聊与挫败感之外，“我”在南昌行中感受到的最主要的情绪。在作者的叙述中，舒服的情绪并非是双向的，在两个人的社交场景中只有“我”感受到了舒服，这是一种单向的内化的情绪体验。
　　李师江在《南昌记》中塑造的两对情侣形象很有趣。小丁和蒋飞飞有着如火一般的热情，但除了性爱之外，每天无所事事，黏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感到不舒服;“舒服”和程芬芳的关系冰冷得不像情侣，虽然在程芬芳的描述中这段关系不尽如人意，但接触后“我”却觉得很舒服。两段关系的区别主要取决于男性人物的性格与行为偏好。小丁是一个生活中只有女人的大学生，“舒服”是一个生活中似乎不需要女人的工作狂，而“我”又像是两个人的结合体，想要寻找女人，也有能维系生活的工作，可笑的是，“我”却是唯一一个没有女朋友的人。
　　李师江选择用“我”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加重了年轻人生活的空虚感与无意义感。因为“我”相对于小丁来说，是男女情爱的过来人，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非但不能够提供解答，甚至与小丁相比，“我”因为没有女人，呈现出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如果说小丁这一对情侣像是生活在云端与梦境之中，“舒服”这一对则像是生活在地面与现实之中，“我”则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梦境与现实的两端漂浮不定。虽然故事中的“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所不知，还能观察到两对恋人迥然不同的恋爱状态，但什么才是“我”应该做的，哪一个才是人生的正确剧本，却是个谜。“我”既对生活惯性带来的无意义感到厌倦，又无法摆脱生活的惯性去寻求新奇感受，反而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了。
　　小说记录下来的是还处在校园环境中，以及刚脱离校园不久的大学生这一群体在生活中面临着的问题，即年轻的一代看上去是面对着自由与开放的社会环境，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肉体的欲望，但他们同时也面对着放纵肉体欲望之后带来的散漫虚无的生活感受与被无意义所浸染的精神困境。读者能通过无处不在的性爱，读到小丁与蒋飞飞之间肉体的依赖，而丝毫不会感受到他们之间应该有的爱意。年轻人根本没有呈现出他们被整个社会所预想的属于这个年纪的青春阳光与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能够激起强烈情绪的事情，只是忙着沉浸在肉体带来的欢愉中，像小丁这样的大学生甚至连姓氏都充满了隐喻。尽管李师江在处理现实世界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之时，习惯于将年轻人内心的荒芜和面对的精神困境用男女情爱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方式在《南昌记》是行之有效的。但作者也需要考虑，在女性的自我意识愈发独立的时代，这种已经逐渐走向板结的叙事方式还能有效多久？还好这是个十八年前的故事。
　　李师江以《南昌记》为题，似乎是在暗示着，南昌没有什么值得记下的，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李师江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总是按照生活的惯性走，经历了一系列生活的挫败体验，失去新奇的体验，继而更无法摆脱生活的惯性。李师江用看似无聊的《南昌记》提醒着我们，在适应了生活惯性带来的虚无与无意义之后，在舒服都成了一种难得的、值得记下来分享的情绪之后，如果想寻求生活中的新奇体验，在生活的惯性之外，我们该往何处去？
　　（李师江中篇小说《南昌记》刊于《文学港》201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