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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刘华苏,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指挥学院原政委,少将军衔,系老一辈革命家刘毓标将军之子。刘毓标(1908-1997),江西横峰县人。1927年4月参加革命,1928年入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皖浙赣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团政委、旅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政委、华东军区装甲兵政委,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省长级待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作者以清新凝练、饱含深情的笔调,追寻父亲在皖浙赣的战斗足迹,展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用热血和生命铸就的业绩与辉煌,讴歌老区人民在血雨腥风的斗争岁月中和党、和人民军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无限深情。文章读后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今年3月,江南春绿,杜鹃花红,万物竞发。我们兄弟姐妹,走进皖南、赣东北、浙西这片热土,追寻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敬爱的父亲刘毓标于1934年至1939年留下的战斗足迹。
在这片热土上,父亲曾经担任皖南特委委员,歙县县委书记,太平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团政委,皖浙赣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这片热土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开展了十分严酷的白区秘密工作,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这片热土上,父亲完成了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独特贡献的三件事,一是领导柯村暴动、创建皖南苏维埃政府,二是开辟鄣公山游击根据地并使之成为皖浙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三是促成瑶里改编、把革命火种汇入新四军这道抗日的铁流:总之,在这片热土上,父亲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临行前,我把手机铃声设定为《十送红军》,在那熟悉而亲切的乐曲相伴中,我们踏上了征程。
一路走来,一路情思,一路感悟……
革命的胜利,乃是主义(信仰)的胜利
162年前,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德国人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写下了不朽巨作《共产党宣言》,高高扬起共产主义的大旗;93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89年前,上海石库门内,嘉兴南湖红船上,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83年前,南昌城头划破夜空的枪声,揭开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这些,跨越地界,穿过时空,深刻影响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城镇乡村,也决定了像我父亲这样一个江西农村木匠一生的命运。
我们来到了屯溪(现为黄山市屯溪区)老街。老街69号,一栋清末民初建造的两层砖木小楼。这个名叫“合记春号”的中药铺子,在老街众多临街的店铺中并不起眼,但它当年却是呼革命之风、唤革命之雨之所在,是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省委在屯溪建立的皖南领导机关驻地。如同父亲在1986年时所写:“追忆五十二年前,皖南特委驻此间。播撒火种遍江南,工农奋起辟新天。……”父亲从赣东北潜入皖南白区,到屯溪特委机关仅一次,但就这仅有的一次,他却铭记于心。整整50年后,当屯溪市委请他现地确认皖南特委旧址时,他依然识得已改为“大众油点店”的老街69号就是当年的“合记春号”中药铺,并得到了当地老市民的佐证。在惊叹父亲超强记忆力时,我想,这也是那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吧!
我们来到了歙县(现属黄山市)古城。当我们漫步在年代久远的青石板路上,观赏“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的四角八柱大牌坊时,我想,当年的父亲是无暇顾及这些的。1934年4月,父亲受方志敏和皖南特委指派,担任歙县县委书记。这里,远离苏区,交通不便,不仅工作困难很大,就连维持生活都要自己想办法。在两个来月的日子里,父亲在轿行里当过轿夫,在早点铺里当过伙计。他利用这些职业交往比较广泛的特点,在轿行的工人中,在县衙保安队的士兵中,在小学校的教师中,努力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我们来到了婺源鄣公山(现称大鄣山)。1935年4月,时任红军皖南独立团政委的父亲,率部队途经鄣公山,发现这里地处皖浙赣3省4县(婺源、休宁、祁门、浮梁)边界,山高林密,敌人不大注意,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遂在此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后为皖浙赣省委驻地,成为整个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中心。我们在“皖浙赣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遗址”的石碑前,在高高挺立的苍松古槐下,倾听两位八十老翁用那浓浓的乡音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唱着父亲当年创作的红军歌谣,思绪远去了那血与火交织的年代。鄣公山的卧龙谷,现在是游人甚多的一处胜景。没有想到的是,在入口处建有介绍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展厅。我想,坚持残酷斗争的皖浙赣省委的同志们,个个都是翻天覆地的蛟龙,英勇无畏、百折不挠。他们是:省委书记关英,省委委员余金德、滕国荣、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刘毓标、赵礼生、邵长河……
我们来到了浙西开化(现属衢州市)、昌化(现属临安市)。鄣公山会议后,红军皖南独立团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父亲仍任政委。独立团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在东逼杭州、北達长江、西至鄱阳湖、南近武夷山的宽大区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团战术灵活,多采取奇袭、奔袭、伏击和速决的战法,创造了打回马枪、八字形、六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击、以拖对追、分散对集中、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符合边区特点的好战术,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其中,攻克开化、奇袭昌化就是两个经典战例。上世纪90年代,开化县委、县政府在当年独立团攻城入口(花山)建起了“开化革命烈士纪念碑”,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我们来到了衢县姜孟坑(现属衢州市衢江区)。身经百战的父亲,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苦涩。姜孟坑,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在父亲和我们的心里却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因皖浙赣省委对形势判断的偏差和由此产生的对敌斗争决策的失误,独立团在开化、衢县地区遭受重大损失。1937年3月3日晚,父亲在姜孟坑夏炳生纸槽被预伏的敌人伏击,激战中被敌砍成重伤昏厥被俘。父亲由此渡过了4个多月的黑牢生活,并埋下了自1955年起长达25年冤案的伏笔。去姜孟坑那天,雨后乍晴,湿滑不平的山路崎岖难行。到了姜孟坑,只见杂草丛生,杳无人烟,早年的房屋连同那个夏炳生纸槽,没有了一丝踪影。一了解才知道,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村子已经整体搬迁了。在山上,我们见到了一位看山的老人,他叫傅九松,今年76岁,是姜孟坑的老住户。他说,母亲告诉他,红军曾经数次到过姜孟坑,这里现在还留有红军的旗杆石。有一次,来了100多人,他母亲给红军做饭,一锅不够,又做一锅,做了好几锅;有一次,有三个红军在这里被敌人围住,跑了一个,被敌人抓走两个,其中有一个指挥官。我们问:“这个指挥官叫什么呀?”老人脱口而出:“刘毓标!”唉呀呀,真想不到,那么多年了,当地群众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的名字!站在一旁的老人侄子的腰间别了一把砍刀,我们讨来仔细端详:这是一种南方砍竹子的刀具,刀刃锋利,刀身厚重,宽约10公分,与木柄相连后长约60公分。老人侄子给我们示范了用砍刀挖竹笋、砍竹子,真是锋利得很。73年前的那个夜晚,父亲就是被敌人用这种刀在头上、脸上、身上砍了十几刀!刀刀夺命,刀刀致命,我们的父亲硬是死里逃生啊!
我们来到了衢县(现为衢州市柯山区)。据军分区的同志介绍,当年敌人的县衙和监狱已在城区改造中拆除了。父亲在衢县的黑牢中饱经摧残,被多次施以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来,由于在狱中巧遇粟裕和刘英的谈判代表、红军挺进师参谋长陈铁君,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父亲于1937年7月中旬被营救出狱。这次,我们在开化县福岭山浙皖特委旧址纪念馆中看到,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浙皖军分区司令员邱老金分别在1937年7月、10月被捕后,被敌人于当年12月秘密杀害。我想,如果父亲没有遇到陈铁君,也一定难免被害。
我们来到了浮梁瑶里,来到了歙县岩寺(现为黄山市徽州区),来到了泾县云岭。这是一条父亲和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汇入新四军的路线。近日,我从江天辉的女儿程江江那里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这是江伯伯在“文化大革命”中给造反派提供的证明材料,其中对父亲出狱后归队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刘毓标来找我们用的方法和何英(时任下浙皖特委书记,后叛变——编者注)不同。他先让过去是我们游击区的农民,送了一封信给我们。信的大概内容是:“现在国共合作了。我是从衢州监狱里出来的,我只有一个人。我希望能回部队,希望有一个人来见我。”我们收到他的信后,讨论了见不见、要见的话如何见他的问题。我们接受了上次何英的那个教训,想了一个见他的办法:指定地点,指定路线;为了目标鲜明,规定他要穿一身白衣服,鞋子也要穿白的。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上午,我同邹志成带了一个班埋伏到山头上去了。刘毓标按规定来了。我同邹的分工,邹带了一些人下去,我继续在山上瞭望。看到刘毓标后面没有人,邹下去就把他捆起来了。刘到我面前时说:“老江,我回来了。我现在没办法讲清我的问题,我讲的你们也不会相信,让以后历史来考验我吧,我反正死也死到我们自己的部队里来!”邹志成就把他押到我们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地方去了(不是我们的机关驻地)。我继续在那儿瞭望了一段时间,看到他后面没有人跟来,我就也回去了。
到了我们事先布置好的那个地方,王丰庆、李步新、邹志成、我,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听刘毓标谈了很久。他说:“现在外面国共合作了,中共中央在南昌成立了办事处,陈毅和项英都在那里,到处派人在找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还说:“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有个协议,要国民党政权机关从上到下积极协助找我们的游击队,并且规定国民党部队不准再打红军游击队了。”等等,谈了一些形势。刘最后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是不回去了,由你们几个怎么看我。我在监狱里的情况,你们又不晓得,我说了你们也不相信的,反正我是不回去了。”谈了以后,我们还是把他绑起来,吃饭的时候松开,把(派)人看着他。
陈毅第一次到我们游击队来的时候,找刘毓标单独谈了话,具体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然后,就嘱咐我们把刘毓标放开。
江伯伯在证明材料中,还“本着实事求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供了证明父亲没有叛变的很有说明力的“三个事情”。这“三个事情”,在1980年江苏省委对父亲被俘问题复查报告中被全文引用。看到江伯伯的证明材料,我心中真是感慨万千!在那黑白颠倒、全国大抓“叛徒”的年代里,在造反派高压的环境中,在有的人为了自保而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情况下,江伯伯不顾自己也在受审查、受冲击、受迫害的境遇,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需要怎样的品质、怎样的勇气!在江伯伯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患难与共、生死之交,什么叫做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永远感谢他,敬仰他,怀念他!
父亲出狱后,辗转月余,在祁门舍会山找到了皖赣特委和部队。他经受了被自己同志怀疑的考验,冒着被错杀的危险,以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促成了皖浙赣边區红军于1938年2月在江西浮梁的瑶里镇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后赴歙县岩寺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营。父亲调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总务科长,后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939年6月,父亲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工作,就此离开了战斗了12年的皖浙赣边区。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父亲当年战斗的地方,真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座座名山,处处美景。有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于一体的黄山,有“佛教圣地”的九华山,有乾隆赞为“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齐云山,有“天下无双胜地、江南第一名峰”的三清山,有风光旑旎的太平湖,有郭沫若比做“西子三千”的“天下第一秀水”千岛湖,有洞中千姿百态的“瑶琳仙境”。1936年12月,父亲率独立团奇袭昌化城,去时走的是浙西大峡谷,回时走的是清凉峰,现在都是风景区。这里,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有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宏村,有“文房四宝之冠”的宣纸、歙砚、徽墨、湖笔,有“千年瓷都”的景德镇,有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歙县,有出了19名文武状元的“中国第一状元县”休宁,有布局精巧、变化莫测的诸葛八卦村,有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祖籍地和胡雪岩、胡适、王稼祥以及无数名人的出生地。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旅游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父亲曾不解地问我:“现在人们都往黄山、九华山跑什么?我们那时天天在山里转,也没看出什么景啊?”是啊,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哪有观景的闲情逸致啊!行进在皖浙赣这片热土上,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身影:他们头戴斗笠、身着布衫、脚踏草鞋,餐风宿露,缺医少药,日夜穿行于深山密林之中,用粗劣的武器与貌似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搏斗,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纵然面对火海刀山、千难万险,也毫无惧色、永不回头!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因为,在他们心中,信仰的烈焰始终升腾,主义的旗帜永远高扬!
父亲的革命引路人——方志敏,在敌人的屠刀即将落下的时候,掷地有声地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根深、枝壮、叶茂、花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革命的胜利,乃是生命的胜利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深刻地感悟: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什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为什么说红色江山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来到了黟县柯村。1934年6月,受皖南特委的指派,父亲从歙县潜口(现属黄山市徽州区)出发,翻越重重大山,来到黟县柯村,担任太平(现为黄山市黄山区)中心县委书记。当年的柯村,道路崎岖,交通闭塞,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地处太平、石埭(现为石台)、黟县、祁门4县边陲,北临长江,东倚黄山,南联浙赣;自大革命时期,即有党组织在此活动,有开展革命斗争的优势。1934年8月21日,在太平中心县委领导下,柯村地区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成功后,1934年10月,建立了皖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方圆百余里的红色苏区。柯村暴动声势大、范围广,是土地革命时期皖南地区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农民暴动,有力地配合了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的行动,震撼了敌人在皖南的统治。领导柯村暴动,是父亲独立领导较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开端。
现在的柯村,仍然是一个不大的乡镇。进入柯村道路的路面已经硬化了,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到此,遇有大雨暴雨还会停开。到了柯村,四周环绕着金黄的油菜花,山岗上绽放着鲜红的杜鹃花。进到村里的柯氏宗祠,这座清代后期建筑就是当年“皖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现在设有“革命史料展览馆”和“方志敏纪念馆”。柯村乡的女副乡长小叶当起了讲解员,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皖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保卫苏区;划阶级,分田地;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干部和骨干;接应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休整,慰问红军,救治伤员。1934年12月,方志敏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和干部会议后,听取了父亲等的汇报,确定由先遣队侦察营和当地武装组建皖南独立团,指定父亲任团政委,并写下了“紧握欃枪,任他风暴”的指示。先遣队转移后,敌人重兵尾随而来,大肆烧杀抢掠,柯村苏区转为游击区,进入了十分残酷的斗争时期。1934年底至1935年5月,50多名皖南苏维埃、县、区、乡负责干部和交通员或在战斗中或在被捕后英勇牺牲。领导柯村暴动的太平中心县委7名委员中,5名牺牲。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闽浙赣省委委员、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皖南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方再兴,太平中心县委委员、柯村暴动总指挥、黟祁县委书记韩锦侯,石埭县委书记王和生,储高阳、储汉仪、盛守根,太平县委书记宁月生……
我们来到了太平谭家桥。这里,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重大事件——谭家桥战役发生地。1934年夏,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宣传我党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到浙皖赣边创建新苏区。12月14日,先遣队进至谭家桥地区时,与敌激战,损失很大,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过多。当时遭遇的主要敌人,为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14年后,当年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指挥的华野大军“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始报一箭之仇。谭家桥之战失利,使先遣队陷于被动。在退到柯村苏区作短暂休整后,经数次战斗,除粟裕、刘英率800余人突围至闽浙赣中心苏区外,先遣队主力在怀玉山失败。
在谭家桥山坡上初放的红杜鹃旁,我们看到了当年红军的战壕和军团首长的指挥台,凭吊了粟裕大将之墓。粟老总一生指挥战役战斗无数,像谭家桥战役这样失利的甚少。他没有忘记艰苦岁月中同生共死的战友,三次来谭家桥,并留下遗嘱将部分骨灰安放于此。平心而论,谭家桥战役的失利乃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兵力对比,8千∶20万;前出的地区,是敌人控制的中心区域;脱离根据地运动作战,缺少群众支援和后方保障;等等。可以说,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为了全局而牺牲的局部。我想,就是在当年,方志敏心里未必不清楚自己的结局,否则,他为何在柯村把先遣队的侦察营都留给了我父亲呢?红十军团的先烈们,没有顾及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慷慨赴死。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原红七军团军团长),十九师师长(后任)王如癡,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
我们来到了休宁六股尖。六股尖又称擂鼓尖,海拔1629.8米,系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之源。它是鄣公山的主峰,东侧是安徽休宁,西侧是江西婺源。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里是红军皖南独立团(后为皖浙赣独立团)经常出没的地方。1935年12月,独立团的30多名指战员经鄣公山由赣入皖,翻越六股尖时,突遇暴风雪,被活活冻死在山上。后来,当地老乡上山时发现,他们或呈坐状或为站姿,身上还挂着半尺多长的冰溜子。2001年,休宁县建起了“六股尖烈士陵园”,这数十位无名烈士长眠在苍松翠柏之中。清明时节,人们来瞻仰他们,献上一束山里的红杜鹃。听父亲说,独立团三个营的主官都很有本事,打仗很勇敢,都于1935年至1937年牺牲了。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一营营长熊才辉、政委姓张(瑞金人),二营营长乐平人(姓名不详)、政委杨汉生,三营营长宋泉清、政委阙怀仰……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一个人的秘密。他1906年出生,1925年入党,江苏人,曾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31年5月,当时的党中央派他随曾洪易到闽浙赣苏区,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打击方志敏等闽浙赣苏区领导人。但到苏区后,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方志敏的正确,转而坚决支持方志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他于1935年初担起了闽浙赣省委书记的重任,1936年4月担任皖浙赣省委书记,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皖浙赣边区的最高领导者,也是父亲的直接领导者。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后,他受中共东南分局的派遣,到江西弋阳境内的磨盘山向杨文翰带领的红军游击队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劝说他们下山接受改编。此前,东南分局曾两次派人上山做工作,都被当做叛徒而杀。他自信作为杨文翰的老领导,能够做通说服解释工作。不幸的是,他上山后,即被与国民党血战十年杀红了眼的杨文翰捆绑起来,并施以重刑,逼他交代是怎么叛变的、受谁指使上山诱降。他苦口婆心地说明党的政策,未能奏效,终遭错杀,死时还背着叛徒的骂名。这是发生在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时期的一个悲剧、一桩错案。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是啊,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着这样被自己人错杀的烈士的鲜血!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关英。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一个人的名字——方志敏。他两条半枪闹革命,发动和领导著名的“弋横暴动”,创建了横亘4省9市50个县的闽浙(皖)赣苏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制建设等方面多有建树。他是父亲的恩师,是他引导父亲走上革命道路,是他指派父亲到皖南开展秘密工作,是他安排父亲转入红军、担任独立团政委,是他的教诲影响了父亲一生。他是共产党人的楷模,爱国、清贫、创造、奉献的伟大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政治遗产。他在囚牢里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文著,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教科书。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充满深情地写道:“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不正是烈士鲜血所浇灌、烈士忠魂所寄托吗?
革命的胜利,乃是人民的胜利
4月14日,我们来到了休宁石屋坑。这是我们在皖南的最后一天、最后一站。皖南,是父亲在1934年至1939年中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的足迹遍及了除芜湖地区以外的宣城、铜陵、池州、黄山4个地区,尤其是黄山地区的3区4县(屯溪、黄山、徽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父亲对那里的山水、对那里的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过:“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就是‘三靠’——靠党、靠山、靠群众。”
石屋坑,现属休宁县汪村镇田里村,是一个在省级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村民组。这里,群峰环绕,深谷幽壑,碧溪潺潺,松青竹翠;粉墙黛瓦,徽韵浓浓,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古老的石板桥,青色的石板路,蕴涵着厚重的历史。这里,被称作“皖南革命摇篮”。它坐落在鄣公山的北麓,翻过山头便是江西婺源的鄣公山村。1935年初,父亲率独立团在此开辟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屋坑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自1935年秋至1937年初,皖浙赣(前为闽浙赣)省委常驻石屋坑,独立团也经常在此活动。父亲在《战斗在皖浙赣边》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如果离开广大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皖浙赣省委和红军独立团正是因为扎根在群众之中,所以在较长时间里,能够以婺源的鄣公山和毗连的休宁石屋坑一带为战略基地和工作中心。”
父亲是1937年2月离开石屋坑的。73年后,我们——他的儿女来到这里,亲身感受了老区人民的真情、亲情、深情、热情。
那天,大雨滂沱,寒气袭人。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还没进村,就听到了喧天的锣鼓、震耳的鞭炮,“热烈欢迎刘毓标将军亲属团”的横幅映入眼帘。一下车,村民们、小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人群中有几位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妇女,本是要上山采茶的,听说刘毓标的后人要来,她们特意留下来等我们。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村口的“流芳亭”。1993年2月,休宁县委、县政府筹资修建“流芳亭”,立碑铭书,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激励后人。亭中黑色大理石的石碑上,正面的碑文追述了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石屋坑人民抛头洒血、奋勇抗敌的英雄壮举,仅36户98人的小山村,就有20多人被抓坐牢、7人献出生命;背面镌刻着父亲写就的诗文,饱含了对石屋坑人民高度的赞扬和深切的感激之情。我们在“流芳亭”中,戴上了孩子们敬献的红领巾,聆听了孩子们朗诵的碑文,和孩子们一起合影留念。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石屋坑2l号。这是当年村民张志周的老屋,上下三层,背倚青山,俯瞰全村。它是皖浙赣省委的驻地,成为3省30余县革命斗争的指挥枢纽。我们沿着狭窄的陡梯登上二楼,这是省委书记关英的住处和省委开会、研究工作的场所,多少决策、部署就从此处产生;登上三楼,这是省委的小印刷厂,各种文件和传单就从此处撒向四方。今天,人去楼空,物是人非,只有墙上镜框中泛黄的照片和沿墙展柜中陈列的文物再现着那一段历史。在这里,大哥写下了“继承先辈革命精神,创建石屋坑美好明天”的题词,我们一一签名,表达了共同的心愿。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小岭头战斗指挥所。这是一幢木质二层小楼,楼前的水池中,游动着一条56岁高龄的“鱼王”。石屋坑和鄣公山村,都处于高海拔,這儿的鱼是“冷水鱼”,生长期长,肉质鲜嫩。乡亲们说,当年在石屋坑前的小岭头,独立团与来犯之敌打了一场恶仗。关英在这幢小楼上凭栏指挥;父亲身先士卒,冲上山去,杀得性起,光了膀子,端着机枪,带领独立团的指战员奋勇杀敌。此战红军大获全胜,毙敌70余人,缴枪100余支。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红军祠”。在祠堂门口,我们与石屋坑群众照了合影。村里在祠堂中摆了多张方桌,大家围坐在桌旁,一边嚼着野蒜头、咽着野菜拌米粉,一边亲切叙谈。乡亲们说,石屋坑的群众没有忘记我父亲等革命前辈。2008年,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石屋坑还组织了纪念活动。乡亲们说,父亲等革命前辈也没有忘记石屋坑的群众。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逢年过节还送来慰问品。在他们的关心和眷顾下,深山中的老区通上了高压电,用上了程控电话,道路拓宽了还浇上了柏油。最令乡亲们感动的是,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重返石屋坑,看望老区人民,共商振兴之计。第二次,他已是83岁高龄,身体很弱,气喘得很,是乡亲们用竹椅绑成的轿子把他抬进石屋坑的。一名妇女,拿出了一张保存完好的香烟纸,上面是母亲陪同父亲到石屋坑时给她留下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刘毓标、赵倩,南京市山西路傅佐路31号,电话025—37674。”
临别时,我们向石屋坑的群众赠送了《刘毓标赵倩纪念文集》,赠送了慰问金,这远不及老区人民对父亲、对红军、对革命事业支持之万一,仅是聊表感激之心吧。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亲身感受到老区人民的可亲、可敬、可爱。他们就像那报春的杜鹃,朴实无华,炽烈似火,用默默的奉献,迎来山花烂漫、春满人间!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中唱道:“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现在看来,把“革命群众”比作“鱼”和“瓜”,把“共产党”比作“水”和“秧”,这样的依存关系,实在是搞颠倒了。倒是那首名叫《江山》的歌中唱得对:“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任何政治力量,违背人民的意愿,失去群众的拥护,必然走向覆灭;任何政治力量,代表人民的利益,依靠群众的支持,必然走向胜利!
真正的共产党人,谨记、切记、牢记啊!
皖浙赣之行,我们带回了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物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分别取自屯溪老街、歙县古城、柯氏宗祠、鄣公山村、石屋坑老屋、开化昌化、衢县姜孟坑、瑶里河畔、岩寺塔旁、泾县云岭,取自父亲战斗足迹所至之处的泥土。我们将把它撒放在父亲的墓旁,与先前栽种的杜鹃一起,让父亲在一生眷恋的那方热土、在生死相依的众多战友、在患难与共的老区人民的深情陪伴中长眠。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我们爱你!○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今年3月,江南春绿,杜鹃花红,万物竞发。我们兄弟姐妹,走进皖南、赣东北、浙西这片热土,追寻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敬爱的父亲刘毓标于1934年至1939年留下的战斗足迹。
在这片热土上,父亲曾经担任皖南特委委员,歙县县委书记,太平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团政委,皖浙赣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在这片热土上,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开展了十分严酷的白区秘密工作,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这片热土上,父亲完成了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独特贡献的三件事,一是领导柯村暴动、创建皖南苏维埃政府,二是开辟鄣公山游击根据地并使之成为皖浙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三是促成瑶里改编、把革命火种汇入新四军这道抗日的铁流:总之,在这片热土上,父亲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临行前,我把手机铃声设定为《十送红军》,在那熟悉而亲切的乐曲相伴中,我们踏上了征程。
一路走来,一路情思,一路感悟……
革命的胜利,乃是主义(信仰)的胜利
162年前,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德国人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写下了不朽巨作《共产党宣言》,高高扬起共产主义的大旗;93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89年前,上海石库门内,嘉兴南湖红船上,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83年前,南昌城头划破夜空的枪声,揭开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这些,跨越地界,穿过时空,深刻影响着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城镇乡村,也决定了像我父亲这样一个江西农村木匠一生的命运。
我们来到了屯溪(现为黄山市屯溪区)老街。老街69号,一栋清末民初建造的两层砖木小楼。这个名叫“合记春号”的中药铺子,在老街众多临街的店铺中并不起眼,但它当年却是呼革命之风、唤革命之雨之所在,是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省委在屯溪建立的皖南领导机关驻地。如同父亲在1986年时所写:“追忆五十二年前,皖南特委驻此间。播撒火种遍江南,工农奋起辟新天。……”父亲从赣东北潜入皖南白区,到屯溪特委机关仅一次,但就这仅有的一次,他却铭记于心。整整50年后,当屯溪市委请他现地确认皖南特委旧址时,他依然识得已改为“大众油点店”的老街69号就是当年的“合记春号”中药铺,并得到了当地老市民的佐证。在惊叹父亲超强记忆力时,我想,这也是那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吧!
我们来到了歙县(现属黄山市)古城。当我们漫步在年代久远的青石板路上,观赏“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的四角八柱大牌坊时,我想,当年的父亲是无暇顾及这些的。1934年4月,父亲受方志敏和皖南特委指派,担任歙县县委书记。这里,远离苏区,交通不便,不仅工作困难很大,就连维持生活都要自己想办法。在两个来月的日子里,父亲在轿行里当过轿夫,在早点铺里当过伙计。他利用这些职业交往比较广泛的特点,在轿行的工人中,在县衙保安队的士兵中,在小学校的教师中,努力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我们来到了婺源鄣公山(现称大鄣山)。1935年4月,时任红军皖南独立团政委的父亲,率部队途经鄣公山,发现这里地处皖浙赣3省4县(婺源、休宁、祁门、浮梁)边界,山高林密,敌人不大注意,又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遂在此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后为皖浙赣省委驻地,成为整个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中心。我们在“皖浙赣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遗址”的石碑前,在高高挺立的苍松古槐下,倾听两位八十老翁用那浓浓的乡音讲述父亲当年的故事,唱着父亲当年创作的红军歌谣,思绪远去了那血与火交织的年代。鄣公山的卧龙谷,现在是游人甚多的一处胜景。没有想到的是,在入口处建有介绍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展厅。我想,坚持残酷斗争的皖浙赣省委的同志们,个个都是翻天覆地的蛟龙,英勇无畏、百折不挠。他们是:省委书记关英,省委委员余金德、滕国荣、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刘毓标、赵礼生、邵长河……
我们来到了浙西开化(现属衢州市)、昌化(现属临安市)。鄣公山会议后,红军皖南独立团改编为皖浙赣独立团,父亲仍任政委。独立团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在东逼杭州、北達长江、西至鄱阳湖、南近武夷山的宽大区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团战术灵活,多采取奇袭、奔袭、伏击和速决的战法,创造了打回马枪、八字形、六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击、以拖对追、分散对集中、集中对分散、牵着敌人鼻子打圈等符合边区特点的好战术,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其中,攻克开化、奇袭昌化就是两个经典战例。上世纪90年代,开化县委、县政府在当年独立团攻城入口(花山)建起了“开化革命烈士纪念碑”,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我们来到了衢县姜孟坑(现属衢州市衢江区)。身经百战的父亲,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苦涩。姜孟坑,这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在父亲和我们的心里却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因皖浙赣省委对形势判断的偏差和由此产生的对敌斗争决策的失误,独立团在开化、衢县地区遭受重大损失。1937年3月3日晚,父亲在姜孟坑夏炳生纸槽被预伏的敌人伏击,激战中被敌砍成重伤昏厥被俘。父亲由此渡过了4个多月的黑牢生活,并埋下了自1955年起长达25年冤案的伏笔。去姜孟坑那天,雨后乍晴,湿滑不平的山路崎岖难行。到了姜孟坑,只见杂草丛生,杳无人烟,早年的房屋连同那个夏炳生纸槽,没有了一丝踪影。一了解才知道,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村子已经整体搬迁了。在山上,我们见到了一位看山的老人,他叫傅九松,今年76岁,是姜孟坑的老住户。他说,母亲告诉他,红军曾经数次到过姜孟坑,这里现在还留有红军的旗杆石。有一次,来了100多人,他母亲给红军做饭,一锅不够,又做一锅,做了好几锅;有一次,有三个红军在这里被敌人围住,跑了一个,被敌人抓走两个,其中有一个指挥官。我们问:“这个指挥官叫什么呀?”老人脱口而出:“刘毓标!”唉呀呀,真想不到,那么多年了,当地群众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的名字!站在一旁的老人侄子的腰间别了一把砍刀,我们讨来仔细端详:这是一种南方砍竹子的刀具,刀刃锋利,刀身厚重,宽约10公分,与木柄相连后长约60公分。老人侄子给我们示范了用砍刀挖竹笋、砍竹子,真是锋利得很。73年前的那个夜晚,父亲就是被敌人用这种刀在头上、脸上、身上砍了十几刀!刀刀夺命,刀刀致命,我们的父亲硬是死里逃生啊!
我们来到了衢县(现为衢州市柯山区)。据军分区的同志介绍,当年敌人的县衙和监狱已在城区改造中拆除了。父亲在衢县的黑牢中饱经摧残,被多次施以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来,由于在狱中巧遇粟裕和刘英的谈判代表、红军挺进师参谋长陈铁君,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父亲于1937年7月中旬被营救出狱。这次,我们在开化县福岭山浙皖特委旧址纪念馆中看到,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浙皖军分区司令员邱老金分别在1937年7月、10月被捕后,被敌人于当年12月秘密杀害。我想,如果父亲没有遇到陈铁君,也一定难免被害。
我们来到了浮梁瑶里,来到了歙县岩寺(现为黄山市徽州区),来到了泾县云岭。这是一条父亲和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汇入新四军的路线。近日,我从江天辉的女儿程江江那里得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材料。这是江伯伯在“文化大革命”中给造反派提供的证明材料,其中对父亲出狱后归队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刘毓标来找我们用的方法和何英(时任下浙皖特委书记,后叛变——编者注)不同。他先让过去是我们游击区的农民,送了一封信给我们。信的大概内容是:“现在国共合作了。我是从衢州监狱里出来的,我只有一个人。我希望能回部队,希望有一个人来见我。”我们收到他的信后,讨论了见不见、要见的话如何见他的问题。我们接受了上次何英的那个教训,想了一个见他的办法:指定地点,指定路线;为了目标鲜明,规定他要穿一身白衣服,鞋子也要穿白的。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上午,我同邹志成带了一个班埋伏到山头上去了。刘毓标按规定来了。我同邹的分工,邹带了一些人下去,我继续在山上瞭望。看到刘毓标后面没有人,邹下去就把他捆起来了。刘到我面前时说:“老江,我回来了。我现在没办法讲清我的问题,我讲的你们也不会相信,让以后历史来考验我吧,我反正死也死到我们自己的部队里来!”邹志成就把他押到我们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地方去了(不是我们的机关驻地)。我继续在那儿瞭望了一段时间,看到他后面没有人跟来,我就也回去了。
到了我们事先布置好的那个地方,王丰庆、李步新、邹志成、我,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听刘毓标谈了很久。他说:“现在外面国共合作了,中共中央在南昌成立了办事处,陈毅和项英都在那里,到处派人在找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还说:“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有个协议,要国民党政权机关从上到下积极协助找我们的游击队,并且规定国民党部队不准再打红军游击队了。”等等,谈了一些形势。刘最后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是不回去了,由你们几个怎么看我。我在监狱里的情况,你们又不晓得,我说了你们也不相信的,反正我是不回去了。”谈了以后,我们还是把他绑起来,吃饭的时候松开,把(派)人看着他。
陈毅第一次到我们游击队来的时候,找刘毓标单独谈了话,具体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然后,就嘱咐我们把刘毓标放开。
江伯伯在证明材料中,还“本着实事求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供了证明父亲没有叛变的很有说明力的“三个事情”。这“三个事情”,在1980年江苏省委对父亲被俘问题复查报告中被全文引用。看到江伯伯的证明材料,我心中真是感慨万千!在那黑白颠倒、全国大抓“叛徒”的年代里,在造反派高压的环境中,在有的人为了自保而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情况下,江伯伯不顾自己也在受审查、受冲击、受迫害的境遇,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需要怎样的品质、怎样的勇气!在江伯伯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患难与共、生死之交,什么叫做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永远感谢他,敬仰他,怀念他!
父亲出狱后,辗转月余,在祁门舍会山找到了皖赣特委和部队。他经受了被自己同志怀疑的考验,冒着被错杀的危险,以对党对革命的赤胆忠心,促成了皖浙赣边區红军于1938年2月在江西浮梁的瑶里镇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后赴歙县岩寺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营。父亲调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总务科长,后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1939年6月,父亲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工作,就此离开了战斗了12年的皖浙赣边区。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父亲当年战斗的地方,真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座座名山,处处美景。有集“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于一体的黄山,有“佛教圣地”的九华山,有乾隆赞为“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的齐云山,有“天下无双胜地、江南第一名峰”的三清山,有风光旑旎的太平湖,有郭沫若比做“西子三千”的“天下第一秀水”千岛湖,有洞中千姿百态的“瑶琳仙境”。1936年12月,父亲率独立团奇袭昌化城,去时走的是浙西大峡谷,回时走的是清凉峰,现在都是风景区。这里,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有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宏村,有“文房四宝之冠”的宣纸、歙砚、徽墨、湖笔,有“千年瓷都”的景德镇,有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歙县,有出了19名文武状元的“中国第一状元县”休宁,有布局精巧、变化莫测的诸葛八卦村,有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祖籍地和胡雪岩、胡适、王稼祥以及无数名人的出生地。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旅游业刚刚兴起的时候,父亲曾不解地问我:“现在人们都往黄山、九华山跑什么?我们那时天天在山里转,也没看出什么景啊?”是啊,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哪有观景的闲情逸致啊!行进在皖浙赣这片热土上,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身影:他们头戴斗笠、身着布衫、脚踏草鞋,餐风宿露,缺医少药,日夜穿行于深山密林之中,用粗劣的武器与貌似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搏斗,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纵然面对火海刀山、千难万险,也毫无惧色、永不回头!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因为,在他们心中,信仰的烈焰始终升腾,主义的旗帜永远高扬!
父亲的革命引路人——方志敏,在敌人的屠刀即将落下的时候,掷地有声地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根深、枝壮、叶茂、花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革命的胜利,乃是生命的胜利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深刻地感悟: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什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为什么说红色江山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来到了黟县柯村。1934年6月,受皖南特委的指派,父亲从歙县潜口(现属黄山市徽州区)出发,翻越重重大山,来到黟县柯村,担任太平(现为黄山市黄山区)中心县委书记。当年的柯村,道路崎岖,交通闭塞,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地处太平、石埭(现为石台)、黟县、祁门4县边陲,北临长江,东倚黄山,南联浙赣;自大革命时期,即有党组织在此活动,有开展革命斗争的优势。1934年8月21日,在太平中心县委领导下,柯村地区爆发了农民暴动。暴动成功后,1934年10月,建立了皖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创建了方圆百余里的红色苏区。柯村暴动声势大、范围广,是土地革命时期皖南地区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农民暴动,有力地配合了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的行动,震撼了敌人在皖南的统治。领导柯村暴动,是父亲独立领导较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开端。
现在的柯村,仍然是一个不大的乡镇。进入柯村道路的路面已经硬化了,每天有两班公共汽车到此,遇有大雨暴雨还会停开。到了柯村,四周环绕着金黄的油菜花,山岗上绽放着鲜红的杜鹃花。进到村里的柯氏宗祠,这座清代后期建筑就是当年“皖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现在设有“革命史料展览馆”和“方志敏纪念馆”。柯村乡的女副乡长小叶当起了讲解员,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皖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保卫苏区;划阶级,分田地;举办各种训练班,培训干部和骨干;接应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休整,慰问红军,救治伤员。1934年12月,方志敏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和干部会议后,听取了父亲等的汇报,确定由先遣队侦察营和当地武装组建皖南独立团,指定父亲任团政委,并写下了“紧握欃枪,任他风暴”的指示。先遣队转移后,敌人重兵尾随而来,大肆烧杀抢掠,柯村苏区转为游击区,进入了十分残酷的斗争时期。1934年底至1935年5月,50多名皖南苏维埃、县、区、乡负责干部和交通员或在战斗中或在被捕后英勇牺牲。领导柯村暴动的太平中心县委7名委员中,5名牺牲。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闽浙赣省委委员、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皖南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方再兴,太平中心县委委员、柯村暴动总指挥、黟祁县委书记韩锦侯,石埭县委书记王和生,储高阳、储汉仪、盛守根,太平县委书记宁月生……
我们来到了太平谭家桥。这里,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重大事件——谭家桥战役发生地。1934年夏,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宣传我党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到浙皖赣边创建新苏区。12月14日,先遣队进至谭家桥地区时,与敌激战,损失很大,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过多。当时遭遇的主要敌人,为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14年后,当年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指挥的华野大军“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始报一箭之仇。谭家桥之战失利,使先遣队陷于被动。在退到柯村苏区作短暂休整后,经数次战斗,除粟裕、刘英率800余人突围至闽浙赣中心苏区外,先遣队主力在怀玉山失败。
在谭家桥山坡上初放的红杜鹃旁,我们看到了当年红军的战壕和军团首长的指挥台,凭吊了粟裕大将之墓。粟老总一生指挥战役战斗无数,像谭家桥战役这样失利的甚少。他没有忘记艰苦岁月中同生共死的战友,三次来谭家桥,并留下遗嘱将部分骨灰安放于此。平心而论,谭家桥战役的失利乃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有其必然性:兵力对比,8千∶20万;前出的地区,是敌人控制的中心区域;脱离根据地运动作战,缺少群众支援和后方保障;等等。可以说,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为了全局而牺牲的局部。我想,就是在当年,方志敏心里未必不清楚自己的结局,否则,他为何在柯村把先遣队的侦察营都留给了我父亲呢?红十军团的先烈们,没有顾及个人的安危,义无反顾,慷慨赴死。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原红七军团军团长),十九师师长(后任)王如癡,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
我们来到了休宁六股尖。六股尖又称擂鼓尖,海拔1629.8米,系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之源。它是鄣公山的主峰,东侧是安徽休宁,西侧是江西婺源。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里是红军皖南独立团(后为皖浙赣独立团)经常出没的地方。1935年12月,独立团的30多名指战员经鄣公山由赣入皖,翻越六股尖时,突遇暴风雪,被活活冻死在山上。后来,当地老乡上山时发现,他们或呈坐状或为站姿,身上还挂着半尺多长的冰溜子。2001年,休宁县建起了“六股尖烈士陵园”,这数十位无名烈士长眠在苍松翠柏之中。清明时节,人们来瞻仰他们,献上一束山里的红杜鹃。听父亲说,独立团三个营的主官都很有本事,打仗很勇敢,都于1935年至1937年牺牲了。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一营营长熊才辉、政委姓张(瑞金人),二营营长乐平人(姓名不详)、政委杨汉生,三营营长宋泉清、政委阙怀仰……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一个人的秘密。他1906年出生,1925年入党,江苏人,曾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31年5月,当时的党中央派他随曾洪易到闽浙赣苏区,推行“左”倾路线,排挤打击方志敏等闽浙赣苏区领导人。但到苏区后,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方志敏的正确,转而坚决支持方志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他于1935年初担起了闽浙赣省委书记的重任,1936年4月担任皖浙赣省委书记,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皖浙赣边区的最高领导者,也是父亲的直接领导者。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后,他受中共东南分局的派遣,到江西弋阳境内的磨盘山向杨文翰带领的红军游击队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劝说他们下山接受改编。此前,东南分局曾两次派人上山做工作,都被当做叛徒而杀。他自信作为杨文翰的老领导,能够做通说服解释工作。不幸的是,他上山后,即被与国民党血战十年杀红了眼的杨文翰捆绑起来,并施以重刑,逼他交代是怎么叛变的、受谁指使上山诱降。他苦口婆心地说明党的政策,未能奏效,终遭错杀,死时还背着叛徒的骂名。这是发生在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时期的一个悲剧、一桩错案。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是啊,共和国的旗帜上,也有着这样被自己人错杀的烈士的鲜血!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吧:关英。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一个人的名字——方志敏。他两条半枪闹革命,发动和领导著名的“弋横暴动”,创建了横亘4省9市50个县的闽浙(皖)赣苏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法制建设等方面多有建树。他是父亲的恩师,是他引导父亲走上革命道路,是他指派父亲到皖南开展秘密工作,是他安排父亲转入红军、担任独立团政委,是他的教诲影响了父亲一生。他是共产党人的楷模,爱国、清贫、创造、奉献的伟大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政治遗产。他在囚牢里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文著,永远是共产党人的教科书。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充满深情地写道:“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不正是烈士鲜血所浇灌、烈士忠魂所寄托吗?
革命的胜利,乃是人民的胜利
4月14日,我们来到了休宁石屋坑。这是我们在皖南的最后一天、最后一站。皖南,是父亲在1934年至1939年中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他的足迹遍及了除芜湖地区以外的宣城、铜陵、池州、黄山4个地区,尤其是黄山地区的3区4县(屯溪、黄山、徽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父亲对那里的山水、对那里的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过:“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就是‘三靠’——靠党、靠山、靠群众。”
石屋坑,现属休宁县汪村镇田里村,是一个在省级地图上都没有标注的村民组。这里,群峰环绕,深谷幽壑,碧溪潺潺,松青竹翠;粉墙黛瓦,徽韵浓浓,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古老的石板桥,青色的石板路,蕴涵着厚重的历史。这里,被称作“皖南革命摇篮”。它坐落在鄣公山的北麓,翻过山头便是江西婺源的鄣公山村。1935年初,父亲率独立团在此开辟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屋坑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自1935年秋至1937年初,皖浙赣(前为闽浙赣)省委常驻石屋坑,独立团也经常在此活动。父亲在《战斗在皖浙赣边》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如果离开广大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皖浙赣省委和红军独立团正是因为扎根在群众之中,所以在较长时间里,能够以婺源的鄣公山和毗连的休宁石屋坑一带为战略基地和工作中心。”
父亲是1937年2月离开石屋坑的。73年后,我们——他的儿女来到这里,亲身感受了老区人民的真情、亲情、深情、热情。
那天,大雨滂沱,寒气袭人。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还没进村,就听到了喧天的锣鼓、震耳的鞭炮,“热烈欢迎刘毓标将军亲属团”的横幅映入眼帘。一下车,村民们、小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人群中有几位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妇女,本是要上山采茶的,听说刘毓标的后人要来,她们特意留下来等我们。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村口的“流芳亭”。1993年2月,休宁县委、县政府筹资修建“流芳亭”,立碑铭书,缅怀先烈,告慰英灵,激励后人。亭中黑色大理石的石碑上,正面的碑文追述了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石屋坑人民抛头洒血、奋勇抗敌的英雄壮举,仅36户98人的小山村,就有20多人被抓坐牢、7人献出生命;背面镌刻着父亲写就的诗文,饱含了对石屋坑人民高度的赞扬和深切的感激之情。我们在“流芳亭”中,戴上了孩子们敬献的红领巾,聆听了孩子们朗诵的碑文,和孩子们一起合影留念。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石屋坑2l号。这是当年村民张志周的老屋,上下三层,背倚青山,俯瞰全村。它是皖浙赣省委的驻地,成为3省30余县革命斗争的指挥枢纽。我们沿着狭窄的陡梯登上二楼,这是省委书记关英的住处和省委开会、研究工作的场所,多少决策、部署就从此处产生;登上三楼,这是省委的小印刷厂,各种文件和传单就从此处撒向四方。今天,人去楼空,物是人非,只有墙上镜框中泛黄的照片和沿墙展柜中陈列的文物再现着那一段历史。在这里,大哥写下了“继承先辈革命精神,创建石屋坑美好明天”的题词,我们一一签名,表达了共同的心愿。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小岭头战斗指挥所。这是一幢木质二层小楼,楼前的水池中,游动着一条56岁高龄的“鱼王”。石屋坑和鄣公山村,都处于高海拔,這儿的鱼是“冷水鱼”,生长期长,肉质鲜嫩。乡亲们说,当年在石屋坑前的小岭头,独立团与来犯之敌打了一场恶仗。关英在这幢小楼上凭栏指挥;父亲身先士卒,冲上山去,杀得性起,光了膀子,端着机枪,带领独立团的指战员奋勇杀敌。此战红军大获全胜,毙敌70余人,缴枪100余支。
在乡亲们的簇拥中,我们来到了“红军祠”。在祠堂门口,我们与石屋坑群众照了合影。村里在祠堂中摆了多张方桌,大家围坐在桌旁,一边嚼着野蒜头、咽着野菜拌米粉,一边亲切叙谈。乡亲们说,石屋坑的群众没有忘记我父亲等革命前辈。2008年,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石屋坑还组织了纪念活动。乡亲们说,父亲等革命前辈也没有忘记石屋坑的群众。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逢年过节还送来慰问品。在他们的关心和眷顾下,深山中的老区通上了高压电,用上了程控电话,道路拓宽了还浇上了柏油。最令乡亲们感动的是,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重返石屋坑,看望老区人民,共商振兴之计。第二次,他已是83岁高龄,身体很弱,气喘得很,是乡亲们用竹椅绑成的轿子把他抬进石屋坑的。一名妇女,拿出了一张保存完好的香烟纸,上面是母亲陪同父亲到石屋坑时给她留下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刘毓标、赵倩,南京市山西路傅佐路31号,电话025—37674。”
临别时,我们向石屋坑的群众赠送了《刘毓标赵倩纪念文集》,赠送了慰问金,这远不及老区人民对父亲、对红军、对革命事业支持之万一,仅是聊表感激之心吧。
皖浙赣之行,使我们亲身感受到老区人民的可亲、可敬、可爱。他们就像那报春的杜鹃,朴实无华,炽烈似火,用默默的奉献,迎来山花烂漫、春满人间!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中唱道:“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现在看来,把“革命群众”比作“鱼”和“瓜”,把“共产党”比作“水”和“秧”,这样的依存关系,实在是搞颠倒了。倒是那首名叫《江山》的歌中唱得对:“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任何政治力量,违背人民的意愿,失去群众的拥护,必然走向覆灭;任何政治力量,代表人民的利益,依靠群众的支持,必然走向胜利!
真正的共产党人,谨记、切记、牢记啊!
皖浙赣之行,我们带回了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物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分别取自屯溪老街、歙县古城、柯氏宗祠、鄣公山村、石屋坑老屋、开化昌化、衢县姜孟坑、瑶里河畔、岩寺塔旁、泾县云岭,取自父亲战斗足迹所至之处的泥土。我们将把它撒放在父亲的墓旁,与先前栽种的杜鹃一起,让父亲在一生眷恋的那方热土、在生死相依的众多战友、在患难与共的老区人民的深情陪伴中长眠。
那满山绽放的红杜鹃哟,我们爱你!○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