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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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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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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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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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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与“启蒙”的关系在18、19世纪之交凸显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史问题。通过对启蒙的抒情理论的代表人物赫尔德的民族诗学表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寻求民族之自然根基的意图是应对欧洲的地缘政治局势，尤其是回应法兰西的文化侵略。基于德意志民族的后发文明特征，赫尔德设计了一种“自我启蒙”的方案，认为不应当用一种未经检验的普遍学说来压抑具体生动的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相反，唯有强调每一个体和民族均有在良好文化环境中发育为最佳文明的先天权利，一种关于普遍人性启蒙的理想才会最终实现。赫尔德的这种观念，本质上是启蒙主义的另一
冯至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伍子胥》被认为是充满“诗性”的作品，但也有很多人批评其中的现实化手法有损“诗性”。然而，如果联系冯至的西学背景，则会发现这种“诗性”与德国浪漫派观念息息相关。小说中伍子胥的漫游既有“成长小说”的色彩，更是精神上的“归乡”。伍子胥的吴市吹箫则可被视为对战时知识分子如何走向政治行动的隐喻。小说更以尼采为资源，既以“超人”的精神感召读者，又对“超人”进行改写。摆荡在“诗”与现实之间的《伍子胥》完成于冯至思想发生“转向”的40年代，其中或许有一种可被称为“政治时刻”的灵光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