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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三公消费”的神秘面纱渐渐被揭开，由此而引发的讨论也纷至沓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涉及“三公消费”的各项改革举措，有赢得喝彩的，亦有饱受争议的。破解“三公消费”改革的困境，除了决心外，更需要经验的借鉴和制度的建设。
裸晒“三公消费”
2012年6月27日，湖南省嘉禾县审计局的公告栏里贴着2011年度公款招待费详单，18笔费用，共计88808元。每一笔费用都有据可查——这些消费清单备注了附件数。其中一笔5890元的消费，附有59个附件。
据悉，7月初，嘉禾县审计局还借助当地党报和县电视台公布了2012年上半年的公款学习考察费用清单。
“每逢有上级机关和媒体来检查嘉禾‘三公’试点工作，我都感到诚惶诚恐。”近期，嘉禾因裸晒“三公”账单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身为嘉禾此次裸晒“三公”方案起草人之一、嘉禾县纪委廉政室主任曹家康，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他甚至有点紧张：“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离老百姓的要求还很远。”
2011年6月始，嘉禾县确定10家县直单位作为“三公”公开试点，并在嘉禾县电视台滚动播出试点单位外出考察学习期间的支出账单。当地百姓头一次详尽地看到了政府“三公”支出的“细枝末节”。
事实上，嘉禾公开“三公”并非网络上传言的“全裸”，而是有一定的条件：不同内容公开的范围不同，公务接待费用只是在单位领导班子内部进行公开；公车使用费用在干部职工中公开；唯有公款学习考察方面产生的费用才是在单位干部职工中及县内媒体上公开。
“嘉禾试点的公开尺度已经难能可贵了。”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表示，嘉禾作为一个县级政府，能选择全裸公开“三公经费”，嘉禾“三公”公开尝试之路，意义重大。
“三公经费”指的是，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毋庸讳言，目前的“三公消费”，占据着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其过度消费勾画的奢靡图景，让社会产生深重的公平忧虑。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政府行政开支20年来已经增长了近百倍。公车消费加之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费用总额占国家行政开支的30%。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数字：9000亿。这个数字流传甚广，引起了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尽管后来有财政部门人士出来澄清，但始终没有一个更为明确与详细的数字及说明让民众信服。
民众对于“三公消费”的不满和忧虑，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国务院也迅速将“三公消费”的公开提上了议事日程。
2012年7月19日，中央部委批量公布了本部门2011年“三公消费”情况。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央“三公经费”公开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年的公开不仅统一了格式和发布时间，而且内容更细化，说明更详细，概念更清晰，并增加了行政经费公开。多数部委公布了本部门出国费用总额，以及出国团数及总人数。此外，与2010年相比，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减少1亿多元。
“今年中央各部门公开‘三公经费’，与去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今年快多了，不再像去年那样拖拖拉拉。
“三公”公开的步伐不断加快。2012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在中国政府网公布了《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条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严控“三公经费”规模和比例，不得采购奢侈品、购建豪华办公用房，控制会议数量、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公开制度，定期公布“三公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理论教研室主任李拓教授表示，“三公经费”长期被社会高度关注，将其公开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三公消费”改革的困境
在民众的千呼万唤之下，中央各部委的“三公消费”渐次揭开神秘面纱。而在一些地方政府，“三公消费”改革也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面对各类改革举措，有喝彩，也有诸多的争议和质疑。
·温州车改之痛
浙江省温州市车改的主要思路是“拍卖所有公务车，近程货币化补贴，远程市场化租车”。具体方案是，除省管领导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务车辆全部拍卖处置。对温州市区范围内的公务交通，实行限额货币补贴，从科员、办事员到局长，每人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最低300元。远程及重大应急公务交通则通过向公务用车服务公司市场化租车和乘坐公共交通解决，并实行节约奖励政策。
新政一出，舆论沸腾。贱卖国资、补贴虚高、成立国有公务用车服务公司“涉嫌垄断”、“三高车改”等批评和质疑迅速扩散，并占据了网络舆论高地。
车改措施中，最触痛公众神经的仍是高额车补。有网友将最高车补标准与温州市区企业退休职工的平均养老金（每月2200元）对比，正处级官员3100元的高额补贴实在让普通市民无法理解。
·温州版“四菜一汤”之疑
2012年6月中旬，中共温州市纪委下发了《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实施细则》，划定了公务接待的各条“红线”，如不得食用鲍鱼、鱼翅，不得提供茅台、五粮液和高档香烟，市域范围内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等。该细则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细”公务接待新规，也有人质疑是“又来了一场作秀”。
众所周知，近年来，“舌尖上的腐败”屡禁不止。曾经为人们所熟知的“四菜一汤”标准，可谓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
对于温州的新规，人们质疑：为什么同是公职人员，而公务接待标准却不一样呢？这会让广大民众感觉，在吃喝方面官分三六九等。此外，在公务接待费用公开上，温州规定只在单位政务公开栏或局域网上公示公务接待批次、人数及总额情况。“局域网我们登不进，又不可能跑单位去看，这不是糊弄人么？”很多网民认为遏制公款吃喝问题的关键是公开，然而温州的规定却明显缺乏诚意。
·白庙乡“三公消费”“裸奔”之殇 2010年，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公开了所有财政开支信息，被称为中国“裸晒第一乡”。据媒体报道，白庙乡公开财务支出后，细到公务接待的每一顿饭花了多少钱、都是谁吃的。结果有些领导不来了，申请经费也难了。
财政公开的目的绝非要让乡政府的行政运作陷入困境，绝非要让民生问题止步不前。有评论称，不带来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岂不正好应了“形式大于效果”的诘难，即“脱裤子”式的表清白，不过是一场“行为艺术”。艰难“裸奔”的白庙乡倘若不在短期内找到“发展”的合理性基础，很难再有改革的后续动力。
·山东省“公务外包”之惑
2011年4月，山东为节省“三公”费用，提高行政透明度，多个部门联合推出新举措：山东省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可以将经批准的公务活动的交通、餐饮、住宿、会务、考察等事项委托旅行社办理。同时，严禁旅行社提供与公务活动无关的服务，更不允许安排公费旅行。
据市场调查，把公务活动委托给专业旅行社办理，费用将可节约15%—30%。山东政府部门的初衷，无疑是想借旅行社的市场化操作手段来省钱，也是寄望旅行社来监督公务出行。但是，旅行社乃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当公务出行这块肥肉放到旅行社面前时，他们很容易与官员结成一种利益联盟，旅行社帮着官员出国玩好，而官员纵容旅行社多赚些钱。
由此看来，如果缺少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公务外包”极有可能成为公款旅游的又一扇方便之门。
建设廉价政府
“三公”改革的目标指向无疑是为了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厉行节约，建设廉价、高效政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桑玉成教授认为：“在我们强调廉政建设的时候，既要重视官员个体的廉政，同时也要重视甚至更要重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廉政，以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廉价政府。”
“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其领事馆的官员还是北京大使馆的，也包括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坐飞机时坐经济舱。”骆家辉几句轻描淡写的回答，平复了人们对于他坐经济舱的热议。经济舱中走出的骆家辉，其背后的廉价政府理念及相关制度，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此时，美国家庭都在权衡，并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来减少不必要的花销，以便投资到需要的领域。我们认为这或多或少对政府部门减少浪费而言，也非常适合。”美国总统奥巴马言出必行，随即签署一份法令，今后政府将不会再购买用于公关的咖啡杯、T恤衫等物品，也会减少公务旅行次数和公车数量。奥巴马表示，希望通过削减“三公”支出，使相关费用减少20%。预计这项法案可能会为纳税人节省40亿美元，政府会将这笔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以帮助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
撇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即便是我们的东方之珠香港，其在管控“三公消费”上的经验也是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香港特区廉政是人所共知的。近日，美国《世界日报》公布的一份《政经风险评估报告》显示，香港地区廉洁指数仅次于新加坡，在亚太地区列第二位。香港的成功，依赖于细致的信息公开、完善的制度设计和严密的监督体系。有鉴于此，不少专家建议我国各级政府在建设廉价政府的时候，必须践行以下几点：
其一，公开细化。
2012年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也表示，“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口径和标准不够规范，不利于发挥约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会公众误读。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应有一个制度性的监督和惩处平台，审查数字准确、合理与否，出了问题还需各部门批准“三公消费”决算的人负责。
其二，预算监督。
竹立家教授认为，要动员、安排各级人大承担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加强预算管理，对“三公消费”预算应公开透明，并且从一开始就要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细化。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是否合适。对预算外收入要纳入预算管理，严防地方政府私设“小金库”。
其三，绩效评估。
“绩效财政本质上是一种责任机制，要求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体现结果导向与公众满意导向。”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主任郑方辉认为，遏制“三公消费”，应建立健全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价体系，并建议由公众对此做出评价是衡量其合法、合理、合情的终极标准，也是绩效评价区别于传统评价、绩效财政区别于传统财政的标志。
其四，干部考核问责。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主任唐晓阳教授认为，只公开而不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处罚，是难以遏制“三公”支出的。必须通过健全问责制度，将违反财政纪律、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纳入问责范畴。特别是要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努力建立责任政府。
此外，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尤为重要。根治“三公消费”，不仅要改变不健康的官场生态，更要转变长期来的官本位意识。
开弓没有回头箭。要真正实现“三公经费”公开的目标，切实发挥“三公经费”公开的应有作用，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裸晒“三公消费”
2012年6月27日，湖南省嘉禾县审计局的公告栏里贴着2011年度公款招待费详单，18笔费用，共计88808元。每一笔费用都有据可查——这些消费清单备注了附件数。其中一笔5890元的消费，附有59个附件。
据悉，7月初，嘉禾县审计局还借助当地党报和县电视台公布了2012年上半年的公款学习考察费用清单。
“每逢有上级机关和媒体来检查嘉禾‘三公’试点工作，我都感到诚惶诚恐。”近期，嘉禾因裸晒“三公”账单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身为嘉禾此次裸晒“三公”方案起草人之一、嘉禾县纪委廉政室主任曹家康，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他甚至有点紧张：“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离老百姓的要求还很远。”
2011年6月始，嘉禾县确定10家县直单位作为“三公”公开试点，并在嘉禾县电视台滚动播出试点单位外出考察学习期间的支出账单。当地百姓头一次详尽地看到了政府“三公”支出的“细枝末节”。
事实上，嘉禾公开“三公”并非网络上传言的“全裸”，而是有一定的条件：不同内容公开的范围不同，公务接待费用只是在单位领导班子内部进行公开；公车使用费用在干部职工中公开；唯有公款学习考察方面产生的费用才是在单位干部职工中及县内媒体上公开。
“嘉禾试点的公开尺度已经难能可贵了。”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表示，嘉禾作为一个县级政府，能选择全裸公开“三公经费”，嘉禾“三公”公开尝试之路，意义重大。
“三公经费”指的是，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毋庸讳言，目前的“三公消费”，占据着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大比例，其过度消费勾画的奢靡图景，让社会产生深重的公平忧虑。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中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政府行政开支20年来已经增长了近百倍。公车消费加之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费用总额占国家行政开支的30%。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数字：9000亿。这个数字流传甚广，引起了民众强烈的不满情绪。尽管后来有财政部门人士出来澄清，但始终没有一个更为明确与详细的数字及说明让民众信服。
民众对于“三公消费”的不满和忧虑，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国务院也迅速将“三公消费”的公开提上了议事日程。
2012年7月19日，中央部委批量公布了本部门2011年“三公消费”情况。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央“三公经费”公开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年的公开不仅统一了格式和发布时间，而且内容更细化，说明更详细，概念更清晰，并增加了行政经费公开。多数部委公布了本部门出国费用总额，以及出国团数及总人数。此外，与2010年相比，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减少1亿多元。
“今年中央各部门公开‘三公经费’，与去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今年快多了，不再像去年那样拖拖拉拉。
“三公”公开的步伐不断加快。2012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在中国政府网公布了《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条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严控“三公经费”规模和比例，不得采购奢侈品、购建豪华办公用房，控制会议数量、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公开制度，定期公布“三公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理论教研室主任李拓教授表示，“三公经费”长期被社会高度关注，将其公开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三公消费”改革的困境
在民众的千呼万唤之下，中央各部委的“三公消费”渐次揭开神秘面纱。而在一些地方政府，“三公消费”改革也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面对各类改革举措，有喝彩，也有诸多的争议和质疑。
·温州车改之痛
浙江省温州市车改的主要思路是“拍卖所有公务车，近程货币化补贴，远程市场化租车”。具体方案是，除省管领导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务车辆全部拍卖处置。对温州市区范围内的公务交通，实行限额货币补贴，从科员、办事员到局长，每人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最低300元。远程及重大应急公务交通则通过向公务用车服务公司市场化租车和乘坐公共交通解决，并实行节约奖励政策。
新政一出，舆论沸腾。贱卖国资、补贴虚高、成立国有公务用车服务公司“涉嫌垄断”、“三高车改”等批评和质疑迅速扩散，并占据了网络舆论高地。
车改措施中，最触痛公众神经的仍是高额车补。有网友将最高车补标准与温州市区企业退休职工的平均养老金（每月2200元）对比，正处级官员3100元的高额补贴实在让普通市民无法理解。
·温州版“四菜一汤”之疑
2012年6月中旬，中共温州市纪委下发了《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实施细则》，划定了公务接待的各条“红线”，如不得食用鲍鱼、鱼翅，不得提供茅台、五粮液和高档香烟，市域范围内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等。该细则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细”公务接待新规，也有人质疑是“又来了一场作秀”。
众所周知，近年来，“舌尖上的腐败”屡禁不止。曾经为人们所熟知的“四菜一汤”标准，可谓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得不偃旗息鼓。
对于温州的新规，人们质疑：为什么同是公职人员，而公务接待标准却不一样呢？这会让广大民众感觉，在吃喝方面官分三六九等。此外，在公务接待费用公开上，温州规定只在单位政务公开栏或局域网上公示公务接待批次、人数及总额情况。“局域网我们登不进，又不可能跑单位去看，这不是糊弄人么？”很多网民认为遏制公款吃喝问题的关键是公开，然而温州的规定却明显缺乏诚意。
·白庙乡“三公消费”“裸奔”之殇 2010年，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公开了所有财政开支信息，被称为中国“裸晒第一乡”。据媒体报道，白庙乡公开财务支出后，细到公务接待的每一顿饭花了多少钱、都是谁吃的。结果有些领导不来了，申请经费也难了。
财政公开的目的绝非要让乡政府的行政运作陷入困境，绝非要让民生问题止步不前。有评论称，不带来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岂不正好应了“形式大于效果”的诘难，即“脱裤子”式的表清白，不过是一场“行为艺术”。艰难“裸奔”的白庙乡倘若不在短期内找到“发展”的合理性基础，很难再有改革的后续动力。
·山东省“公务外包”之惑
2011年4月，山东为节省“三公”费用，提高行政透明度，多个部门联合推出新举措：山东省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可以将经批准的公务活动的交通、餐饮、住宿、会务、考察等事项委托旅行社办理。同时，严禁旅行社提供与公务活动无关的服务，更不允许安排公费旅行。
据市场调查，把公务活动委托给专业旅行社办理，费用将可节约15%—30%。山东政府部门的初衷，无疑是想借旅行社的市场化操作手段来省钱，也是寄望旅行社来监督公务出行。但是，旅行社乃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当公务出行这块肥肉放到旅行社面前时，他们很容易与官员结成一种利益联盟，旅行社帮着官员出国玩好，而官员纵容旅行社多赚些钱。
由此看来，如果缺少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公务外包”极有可能成为公款旅游的又一扇方便之门。
建设廉价政府
“三公”改革的目标指向无疑是为了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厉行节约，建设廉价、高效政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桑玉成教授认为：“在我们强调廉政建设的时候，既要重视官员个体的廉政，同时也要重视甚至更要重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廉政，以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廉价政府。”
“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其领事馆的官员还是北京大使馆的，也包括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坐飞机时坐经济舱。”骆家辉几句轻描淡写的回答，平复了人们对于他坐经济舱的热议。经济舱中走出的骆家辉，其背后的廉价政府理念及相关制度，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此时，美国家庭都在权衡，并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来减少不必要的花销，以便投资到需要的领域。我们认为这或多或少对政府部门减少浪费而言，也非常适合。”美国总统奥巴马言出必行，随即签署一份法令，今后政府将不会再购买用于公关的咖啡杯、T恤衫等物品，也会减少公务旅行次数和公车数量。奥巴马表示，希望通过削减“三公”支出，使相关费用减少20%。预计这项法案可能会为纳税人节省40亿美元，政府会将这笔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以帮助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
撇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即便是我们的东方之珠香港，其在管控“三公消费”上的经验也是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香港特区廉政是人所共知的。近日，美国《世界日报》公布的一份《政经风险评估报告》显示，香港地区廉洁指数仅次于新加坡，在亚太地区列第二位。香港的成功，依赖于细致的信息公开、完善的制度设计和严密的监督体系。有鉴于此，不少专家建议我国各级政府在建设廉价政府的时候，必须践行以下几点：
其一，公开细化。
2012年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也表示，“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口径和标准不够规范，不利于发挥约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会公众误读。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应有一个制度性的监督和惩处平台，审查数字准确、合理与否，出了问题还需各部门批准“三公消费”决算的人负责。
其二，预算监督。
竹立家教授认为，要动员、安排各级人大承担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加强预算管理，对“三公消费”预算应公开透明，并且从一开始就要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细化。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是否合适。对预算外收入要纳入预算管理，严防地方政府私设“小金库”。
其三，绩效评估。
“绩效财政本质上是一种责任机制，要求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体现结果导向与公众满意导向。”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主任郑方辉认为，遏制“三公消费”，应建立健全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价体系，并建议由公众对此做出评价是衡量其合法、合理、合情的终极标准，也是绩效评价区别于传统评价、绩效财政区别于传统财政的标志。
其四，干部考核问责。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教研部主任唐晓阳教授认为，只公开而不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处罚，是难以遏制“三公”支出的。必须通过健全问责制度，将违反财政纪律、挥霍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纳入问责范畴。特别是要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努力建立责任政府。
此外，思想观念的转变也尤为重要。根治“三公消费”，不仅要改变不健康的官场生态，更要转变长期来的官本位意识。
开弓没有回头箭。要真正实现“三公经费”公开的目标，切实发挥“三公经费”公开的应有作用，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