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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绘事后素”的4种不同解释列举分析,认同了第四种的分析:“绘”指五彩绣,“素”是白色丝织物,是指将五彩绣于白绢之上。引申为修身,既是以仁为本;而后学礼,最终使自己内外兼修,达到文质彬彬的最高理想。通过对“仁”的分析比较,对“本质”说提出了驳斥。
关键词:绘事后素 彩绣 白色丝织物 “仁”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来源于《诗经·卫风·硕人》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通过子夏之口提出,问孔子这3句作何解。孔子即以“绘事后素”4字作答。虽然简约,却并不简单,也带来众多的疑惑和争议。
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第一种解释无疑是来自于朱熹集注:“素,粉地,画之质也。绚,彩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彩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於素也。《考工记》曰:‘画绘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朱熹还进一步解释说:“礼必以忠信为主,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比喻先要有良好的质地,然后才能进行锦上添花的进一步加工。即素为粉地,引申为人的内在仁德,犹如绘画之素底,是绘画的前提。有此美好基础,然后学礼,正如将绚烂色彩施于素底,以成其文采。于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清曾国藩进一步阐释《抄〈朱子小学〉书后》:“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哉?”李泽厚著《论语今读》的译文:子夏问道:“‘美的笑容,酒涡微动;美的眼睛,黑白传神;洁白纸上,灿烂颜色’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有白底子,而后才绘画。”子夏说:“那么礼在后?”孔子说:“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可以与你讨论诗了。”
第二种解释是从绘画技法角度来考虑的。认为:古人作画方式是先施五彩,然后才上白色,或曰先布五色,然后用白色线条界画清楚,所以白色为后,故曰“后素”。东汉郑玄注:“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诸子集成》注:“绘事后素”子夏闻而解知以素喻礼,故曰礼后乎。这种说法与朱熹之说刚好相反,这里五彩众色指内在美质,而素色指礼。引申到修身方面,仍然是要以仁德为质,以“仁”为本;而后学礼,以成其文采;最终使自己内外兼修,达到文质彬彬的最高理想。可以说,这种解释虽与朱熹的观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阐述的道理同样是“仁先礼后”。所谓差异仅在于对“后”与“素”字的理解上,也就是究竟是“后于素”还是“然后素”的问题。
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很多:伍蠡甫在《中国画论研究》中提到:先用五种颜色,涂成若干的面,因为面和面之间不免交错,所以再用白色线条界画清楚,把面和面之间的界线加以修整,显得更有纹理,到了这时候也就获得“后素功”了。又因为白色较易溶化,须等五色绘好并且干了,才可加上。
黄宾虹于1948年8月15日在上海美术学会上,作了《国画之民学》的演讲。也谈到这个问题,指出:“孔子所说的‘绘事后素’,也是讲绘画方法的。宋人解释为先有素而后有绘,以为彩色还在素绢之后。这也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那时代有色的绢居多,而且没有纯白色的绢,后来直到唐代,纸都还是淡黄色。‘绘事后素’的意思,乃是先绘彩色,然后再加上一种白粉,这和西洋画法相同,日本画也是如此。”
持这种观点的无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虽说先秦画作已难见到,但我们考察早期的敦煌壁画中能够发现不乏有使用这种技法的图例。如敦煌西魏时期第二八五窟的诸天形象,就已经相当成熟,从画面上分析可以肯定地说,这幅画作是先施五彩,然后再加白线。这种后加白线的绘画方式一直延续到隋代第四一九窟萨本生,乃至初唐第三三一窟的飞天群。然而这里又存在了问题:一、纵然是早期绘画也并不是所有的画面都是运用这种技法来进行;二、还是能够找到很多朱熹所说的方法,即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这在同一时期宋人院体画中,例子比比皆是。乃至后世康雍时期所形成的著名粉彩瓷,也是先以玻璃白打底,然后施以众色,这种方法无疑是从传统绘画技法中来的。上溯到敦煌早期,很多彩俑、壁画色彩的剥落之处,都能够看到明显的白灰底子。所以技法似乎没有定法,不能一以盖全,若进一步假释说孔子此语针对的是女子化妆:先用素粉施面(打粉底),然后才用胭脂、青黛等着色完妆,是赞美卫夫人天生丽质,加以华服靓妆,更显眩美,那么这种说法就很难成立了。
这里还需讨论一下“素”的概念。黄宾虹认为“那时代有色的绢居多,而且没有纯白色的绢。后来直到唐代,纸都是淡黄色”,致使不少后人认为“盖古无漂白工艺,故帛绢皆有色也”。其实不然,由于年代久远而使纸绢发黄本是必然,而“素”字本意就是指没有染色、洁白的丝绸。《诗·唐风·扬之水》:“素衣朱绣,从子于鹄。”《诗·召南·羔羊》:“素丝五。”《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战国策》:“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孔雀东南飞》:“腰若流纨素,口若含朱丹。”无论“素衣”与“朱绣”对,还是“流纨素”与“含朱丹”对,白色无疑要有。试想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色成文而不乱”《礼·乐记》——青、赤、黄、白、黑,焉有无白色之理?
第三种看法认为,孔子此言,表面上说的是绘画之理,实质却大有深意。即绘画时施足五彩,在经历过绚烂之后,才体会到素色的可贵。并由彼及人,表达人生终须由繁华归于平淡,由矫揉回归自然。无论从对孔子的思想和经历去探究,还是从人生哲学、审美意趣上去分析,这一解释都很有启示意义。
探究孔子本人,就是这样做的: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中,当曾皙言其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种平和淡泊的心境,后世深受其影响,使不慕名利、淡泊守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内涵,并深入到诗歌、绘画乃至为人处世中去,潜移默化。可以说对“绘事后素”的这一理解,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志趣和追求。
第四种分析认为:“绘”并非指绘画,后人以今推古,便想当然的将“绘”理解为画画。“绘”与“缋”同音,也常通用。“缋”,贵而从丝,而古之“绘”字:甲骨文中的“绘”由两部分构成,左边象征丝线,右边则为汇集。从整体来看,就是将丝线汇集到一起,是对丝的一种加工,即刺绣的意思。许慎“绘”字从丝,“绘,会五彩绣也……”“汉绘绣为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统谓之设色之工而已,古者缋训画,绘训绣”,为《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中“缋训画”还需再考,“绘训绣”则为共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绘:彩绣。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视之则锦绘。这些都说明“绘”最初与丝织有关。古人在白绢上刺绣,于是便有了五彩纹饰,这一过程称为“绘”。而“绘”指用笔作画,应是从汉魏时期才有的事。
那么对整句原文也就不难理解:其实这四个字的关键不在于“后”,也不在于“素”,而在于“绘”。“绘”指五彩绣,自然要绣在丝帛上。如此,“素”究其原意,是白色丝织物。《考工记》之“画绘之事,后素功。”也就有了答案:“绘事”就是绣工。《考工记》这句话是关于手工丝织技术的记载,而不是绘画技巧。
在上述几种看法中,笔者比较认同第四种,不过应该说朱熹的阐发是准确的,即先有“素功”,然后才能“画绘”。“素”既然是彩绣的载体,是“绘”的前提,即引申为人的内在仁德。五彩文绘则代表“礼”,这样引出下文子夏的理解“礼后乎?”从而得到了孔子的赞许。
下面来探讨的依然是争论的焦点——子夏“礼后乎”,究竟后于什么,从而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认可?在后人的理解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仁先礼后”,即先有“仁德”作为修养的基石,而后学“礼”,两者顺序有先后,并缺一不可。然而很多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再版的李泽厚著《论语今读》的译文,子夏“礼在后”不译,他在《记》中表示不同意定论“仁内礼外”或“仁先礼后”,提出了“内在之(仁)从何处得来?”的问题:“我以为,礼乃人文,仁乃人性,二者实同时并进之历史成果,人性内容(仁)与人文仪式(礼)在源起上本不可分割:人性情感必须放置于特定形式中才可能铸成造就……”;另一看法认为“仁质”是“礼”作用于“本质”的结果。因为“素”是白色的,是未染成的,指人的初始未萌阶段,所以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如果以“仁”的标准来衡量,真正符合“仁”的君子少之又少,若再按照“仁先礼后”的顺序来修身,则能够进一步学“礼”的人恐怕屈指可数,这显然违背孔子的礼治理想。如此“礼”即是后于人的初始内质,即本质。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仁”的界定。《论语》中处处谈“仁”,《里仁第四》一章全在讲“仁”;其他章节中,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樊迟问仁、子贡问为仁、子张问仁等等,然而答复均不相同。在《公冶长第五》中,孔子对其门下重要贤人子路、冉求、公西华的评语:“不知其仁也”,而对贤臣令尹子文、陈子文的评语:“未知,焉得仁?”可知对“仁”的要求之高。究竟何者为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解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不忧”“爱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等等。很明显,这些解释是根据对方的领悟程度、身份地位所提出来的“仁”的具体所用,而形而上的“仁”则基本上几近于至高至善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了。
由此可见,后世阐解中的“仁质”指得是优良的品质,和孔子思想中所追求的 “仁”并非同一命题。笔者认为“本质”之说不能够成立,人性初萌,原无善恶之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的不同而使本质逐步产生了好坏之别。“习”是不同于“礼”教的,应该是人性初萌之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谓“习”。如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可知鲤是在学诗之后又进一步学“礼”,决非婴孩时期的“习”。“文质彬彬”作为孔子理念中的最高标准,“质”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进一步学“礼”的必要性。虽说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但其真正含义是指根据对方品行程度提出相应的教育方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从而又回应了命题:“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素以为绚兮”,盼兮的先决条件是“美”的目,倩兮的条件是“巧”的笑,绚兮的条件则应当是洁白优良的质地了。故知“礼”必加于优良的品质即“仁质”之上,“文胜质则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也充分的说明了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 朱熹,张茂泽整理:《四书集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2]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版。
[3] 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4] 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5] 黄宾虹,赵志均编、朱金楼校:《黄宾虹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6]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画集,江苏美术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陈渊,男,1976—,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画,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
关键词:绘事后素 彩绣 白色丝织物 “仁”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来源于《诗经·卫风·硕人》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通过子夏之口提出,问孔子这3句作何解。孔子即以“绘事后素”4字作答。虽然简约,却并不简单,也带来众多的疑惑和争议。
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第一种解释无疑是来自于朱熹集注:“素,粉地,画之质也。绚,彩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彩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於素也。《考工记》曰:‘画绘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朱熹还进一步解释说:“礼必以忠信为主,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比喻先要有良好的质地,然后才能进行锦上添花的进一步加工。即素为粉地,引申为人的内在仁德,犹如绘画之素底,是绘画的前提。有此美好基础,然后学礼,正如将绚烂色彩施于素底,以成其文采。于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清曾国藩进一步阐释《抄〈朱子小学〉书后》:“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哉?”李泽厚著《论语今读》的译文:子夏问道:“‘美的笑容,酒涡微动;美的眼睛,黑白传神;洁白纸上,灿烂颜色’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有白底子,而后才绘画。”子夏说:“那么礼在后?”孔子说:“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可以与你讨论诗了。”
第二种解释是从绘画技法角度来考虑的。认为:古人作画方式是先施五彩,然后才上白色,或曰先布五色,然后用白色线条界画清楚,所以白色为后,故曰“后素”。东汉郑玄注:“素,白采也,后布之,为其易渍污也”“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诸子集成》注:“绘事后素”子夏闻而解知以素喻礼,故曰礼后乎。这种说法与朱熹之说刚好相反,这里五彩众色指内在美质,而素色指礼。引申到修身方面,仍然是要以仁德为质,以“仁”为本;而后学礼,以成其文采;最终使自己内外兼修,达到文质彬彬的最高理想。可以说,这种解释虽与朱熹的观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阐述的道理同样是“仁先礼后”。所谓差异仅在于对“后”与“素”字的理解上,也就是究竟是“后于素”还是“然后素”的问题。
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很多:伍蠡甫在《中国画论研究》中提到:先用五种颜色,涂成若干的面,因为面和面之间不免交错,所以再用白色线条界画清楚,把面和面之间的界线加以修整,显得更有纹理,到了这时候也就获得“后素功”了。又因为白色较易溶化,须等五色绘好并且干了,才可加上。
黄宾虹于1948年8月15日在上海美术学会上,作了《国画之民学》的演讲。也谈到这个问题,指出:“孔子所说的‘绘事后素’,也是讲绘画方法的。宋人解释为先有素而后有绘,以为彩色还在素绢之后。这也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那时代有色的绢居多,而且没有纯白色的绢,后来直到唐代,纸都还是淡黄色。‘绘事后素’的意思,乃是先绘彩色,然后再加上一种白粉,这和西洋画法相同,日本画也是如此。”
持这种观点的无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虽说先秦画作已难见到,但我们考察早期的敦煌壁画中能够发现不乏有使用这种技法的图例。如敦煌西魏时期第二八五窟的诸天形象,就已经相当成熟,从画面上分析可以肯定地说,这幅画作是先施五彩,然后再加白线。这种后加白线的绘画方式一直延续到隋代第四一九窟萨本生,乃至初唐第三三一窟的飞天群。然而这里又存在了问题:一、纵然是早期绘画也并不是所有的画面都是运用这种技法来进行;二、还是能够找到很多朱熹所说的方法,即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这在同一时期宋人院体画中,例子比比皆是。乃至后世康雍时期所形成的著名粉彩瓷,也是先以玻璃白打底,然后施以众色,这种方法无疑是从传统绘画技法中来的。上溯到敦煌早期,很多彩俑、壁画色彩的剥落之处,都能够看到明显的白灰底子。所以技法似乎没有定法,不能一以盖全,若进一步假释说孔子此语针对的是女子化妆:先用素粉施面(打粉底),然后才用胭脂、青黛等着色完妆,是赞美卫夫人天生丽质,加以华服靓妆,更显眩美,那么这种说法就很难成立了。
这里还需讨论一下“素”的概念。黄宾虹认为“那时代有色的绢居多,而且没有纯白色的绢。后来直到唐代,纸都是淡黄色”,致使不少后人认为“盖古无漂白工艺,故帛绢皆有色也”。其实不然,由于年代久远而使纸绢发黄本是必然,而“素”字本意就是指没有染色、洁白的丝绸。《诗·唐风·扬之水》:“素衣朱绣,从子于鹄。”《诗·召南·羔羊》:“素丝五。”《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战国策》:“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孔雀东南飞》:“腰若流纨素,口若含朱丹。”无论“素衣”与“朱绣”对,还是“流纨素”与“含朱丹”对,白色无疑要有。试想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色成文而不乱”《礼·乐记》——青、赤、黄、白、黑,焉有无白色之理?
第三种看法认为,孔子此言,表面上说的是绘画之理,实质却大有深意。即绘画时施足五彩,在经历过绚烂之后,才体会到素色的可贵。并由彼及人,表达人生终须由繁华归于平淡,由矫揉回归自然。无论从对孔子的思想和经历去探究,还是从人生哲学、审美意趣上去分析,这一解释都很有启示意义。
探究孔子本人,就是这样做的: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中,当曾皙言其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种平和淡泊的心境,后世深受其影响,使不慕名利、淡泊守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内涵,并深入到诗歌、绘画乃至为人处世中去,潜移默化。可以说对“绘事后素”的这一理解,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志趣和追求。
第四种分析认为:“绘”并非指绘画,后人以今推古,便想当然的将“绘”理解为画画。“绘”与“缋”同音,也常通用。“缋”,贵而从丝,而古之“绘”字:甲骨文中的“绘”由两部分构成,左边象征丝线,右边则为汇集。从整体来看,就是将丝线汇集到一起,是对丝的一种加工,即刺绣的意思。许慎“绘”字从丝,“绘,会五彩绣也……”“汉绘绣为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统谓之设色之工而已,古者缋训画,绘训绣”,为《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中“缋训画”还需再考,“绘训绣”则为共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绘:彩绣。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视之则锦绘。这些都说明“绘”最初与丝织有关。古人在白绢上刺绣,于是便有了五彩纹饰,这一过程称为“绘”。而“绘”指用笔作画,应是从汉魏时期才有的事。
那么对整句原文也就不难理解:其实这四个字的关键不在于“后”,也不在于“素”,而在于“绘”。“绘”指五彩绣,自然要绣在丝帛上。如此,“素”究其原意,是白色丝织物。《考工记》之“画绘之事,后素功。”也就有了答案:“绘事”就是绣工。《考工记》这句话是关于手工丝织技术的记载,而不是绘画技巧。
在上述几种看法中,笔者比较认同第四种,不过应该说朱熹的阐发是准确的,即先有“素功”,然后才能“画绘”。“素”既然是彩绣的载体,是“绘”的前提,即引申为人的内在仁德。五彩文绘则代表“礼”,这样引出下文子夏的理解“礼后乎?”从而得到了孔子的赞许。
下面来探讨的依然是争论的焦点——子夏“礼后乎”,究竟后于什么,从而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认可?在后人的理解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仁先礼后”,即先有“仁德”作为修养的基石,而后学“礼”,两者顺序有先后,并缺一不可。然而很多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再版的李泽厚著《论语今读》的译文,子夏“礼在后”不译,他在《记》中表示不同意定论“仁内礼外”或“仁先礼后”,提出了“内在之(仁)从何处得来?”的问题:“我以为,礼乃人文,仁乃人性,二者实同时并进之历史成果,人性内容(仁)与人文仪式(礼)在源起上本不可分割:人性情感必须放置于特定形式中才可能铸成造就……”;另一看法认为“仁质”是“礼”作用于“本质”的结果。因为“素”是白色的,是未染成的,指人的初始未萌阶段,所以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如果以“仁”的标准来衡量,真正符合“仁”的君子少之又少,若再按照“仁先礼后”的顺序来修身,则能够进一步学“礼”的人恐怕屈指可数,这显然违背孔子的礼治理想。如此“礼”即是后于人的初始内质,即本质。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仁”的界定。《论语》中处处谈“仁”,《里仁第四》一章全在讲“仁”;其他章节中,颜渊问仁、仲弓问仁、司马牛问仁、樊迟问仁、子贡问为仁、子张问仁等等,然而答复均不相同。在《公冶长第五》中,孔子对其门下重要贤人子路、冉求、公西华的评语:“不知其仁也”,而对贤臣令尹子文、陈子文的评语:“未知,焉得仁?”可知对“仁”的要求之高。究竟何者为仁?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解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不忧”“爱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等等。很明显,这些解释是根据对方的领悟程度、身份地位所提出来的“仁”的具体所用,而形而上的“仁”则基本上几近于至高至善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了。
由此可见,后世阐解中的“仁质”指得是优良的品质,和孔子思想中所追求的 “仁”并非同一命题。笔者认为“本质”之说不能够成立,人性初萌,原无善恶之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的不同而使本质逐步产生了好坏之别。“习”是不同于“礼”教的,应该是人性初萌之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谓“习”。如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可知鲤是在学诗之后又进一步学“礼”,决非婴孩时期的“习”。“文质彬彬”作为孔子理念中的最高标准,“质”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进一步学“礼”的必要性。虽说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但其真正含义是指根据对方品行程度提出相应的教育方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从而又回应了命题:“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素以为绚兮”,盼兮的先决条件是“美”的目,倩兮的条件是“巧”的笑,绚兮的条件则应当是洁白优良的质地了。故知“礼”必加于优良的品质即“仁质”之上,“文胜质则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也充分的说明了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 朱熹,张茂泽整理:《四书集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2]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版。
[3] 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4] 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5] 黄宾虹,赵志均编、朱金楼校:《黄宾虹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6]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画集,江苏美术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陈渊,男,1976—,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画,工作单位:天津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