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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民文化变迁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主要课题。毛南族20多年来大量生态移民使多数传统社区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移民社区成为毛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单元。通过研究S屯个案透视其生态移民文化变迁及适应情况，对研究毛南族文化乃至移民文化变迁机制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南族；移民；文化变迁；文化适应
【作者】刘银妹，广西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在读博士。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2-0136-007
A RESEARCH ON CULTURAL CHANGE OF THE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OF THE MAONAN： Taking the
S Quarter， Tangba Village in Huangjiang
County as An Example
Liu Yinmei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change of migrants is the main subject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large number of the Maonan ecological settlers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More and more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units fo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onan cultur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S quarter， this paper examines cultural change of its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and the adaptation thoroughly It is of great actual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Maonan culture and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change of the settlers
Key Words： Maonan； resettlement； cultural change； cultural adaptation
文化变迁通常被定义为“不论是一个民族内部发展的结果，还是两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接触所引起的，在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上发生的任何改变”[1]3。它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古典进化论、传播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论等各个学派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变迁理论的相关内容，且历来的研究都认为环境变化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子。德国拉策尔在《土地与生活》中提出“自然环境决定了文化的性质，也决定了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如果自然环境改变了，文化也会跟着发生变迁”[2]7。可见，移民研究是研究文化变迁的参量，反之，研究移民文化变迁又为生态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重要指导。国内生态移民文化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硕果累累，如俸代瑜的《广西水库移民与生态移民比较研究》一文考量不同类型移民的文化适应情况比较 [3]，其另一篇文章《从水库移民安置看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则分析了传统文化传承在移民中的重要作用[4]；也有一些学者如杨小柳[5]、马强[6]等关注特定区域、特定民族移民的文化适应性问题。这些研究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但鉴于学界对广西毛南族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及适应性问题还缺乏研究，本文拟对其做一些描述和思考，以期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毛南族的发祥地，该县上南乡、下南乡居住的毛南族人口超过毛南族总人口的70%。过去20多年里，政府采取补贴农民与农民自助的办法，鼓励居住于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居民，逐步迁移到交通相对便利的县域内移民点。截至2010年，该县共征用土地38万多亩，已开发31万多亩，安置县内外移民共29个居民点，总户数14029户，总人口66470人，主要分布在8个乡镇中的50个行政村。[7]移民安置点都实现了通路、电、水、电话、网络、电视等，大部分移民点有稳定解决温饱的基本农田。这一移民过程是按照自愿选择移民目的地原则，新社区居民的高混杂性使得移民在文化适应方面的情况更为复杂。
S移民屯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众多移民屯中的一个，位于该县下南乡堂八村村委东北方向15公里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垌场，原来垌场中平地都为水田，面积约为50亩，四周有少许斜坡地。新屯于2007年建成，2008年全屯人迁入，共24户81人，都是毛南族。屯内房屋、路面占地6亩，余下水田44亩，四面斜坡地被开垦成菜地。房子依山面南而建，两排房子整齐排列，每排12户，通水、电、电话、电视，屋前一条约4米宽的水泥路连接村委到下南乡的公路，干净整洁，路旁屋前是农田。政府负责全屯的公共设施建设，并给予每户08～12万元不等的建房补贴。
笔者一行于2014年7月16日—8月3日到该屯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搬迁后居民传统文化发生结构性变迁。
一、移民的背景及过程
S屯24户分别从茶洞（11户）、英洞（3户）、金洞（3户）、社洞屯（1户）、才门村才洞屯（2户）、才门村解洞屯（1户）、吉怕（1户）、内灰（1户）、丰洞（1户）搬迁而来。以上各屯都位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大石山谷中，各屯间相距约1～3公里。尽管人口稀少，但耕地资源极为有限，只有峒场和一些零星的石缝中可种植作物。为了能利用好每寸土地，人们用石头垒砌无数的“鸡窝地”，有些地甚至只能种植一棵玉米。人们终日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一旦遇到旱灾、虫灾，生活更为艰难。人、畜活动不断加重石漠化程度，饮用水全靠蓄积雨水，交通都是陡峭的石山路，距离最近公路3～10公里不等，照明靠煤油和松脂油。教育观念也较为落后，生活的艰难迫使很多家庭孩子早早就成为家庭劳动力。各屯人口迁入当地具体时间不详，如茶洞屯覃姓祖上1900 年代初为躲避土匪从水源镇搬迁至此，英洞屯的莫姓祖上曾居住于金城江的六甲，于20世纪20年代逃荒至明轮镇做长工，得到地主赏赐在英洞安家。这些迁入到各山谷安家的家族逐渐形成了自然屯，其组织形式则以家族管理为主。各屯环境及生活情形大致相似。 2000年茶洞屯向乡政府申请拨款给予通路通水通电，但没有获批，因为下南乡山区分布的自然屯多，人口相对稀疏，且自20世纪80年代后，部分屯里的居民已经逐步搬迁到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多数自然屯的居民已逐年减少。2005年，在家住英洞的莫书记（现任环江县某镇党委书记）的建议下，茶洞和英洞派人到堂八村村委所在地的十圩屯寻找搬迁地，商议结果是用30万元人民币将十圩屯的S峒场买下。随后，茶洞屯和英洞居民一方面向上级部门申请危旧房改造经费，另一方面，为了降低搬迁成本，他们四处游说更多的家庭参与搬迁，最后确定24户参与搬迁。购买S峒场的50亩地，规划出6亩用于修建房屋，其余44亩计价30万即每亩068万元卖给每户，每户限购水田1～25亩。宅基地长度统一为15米，宽度按照购买水田亩数划分，购地1亩宅基地宽433米，购地2亩宅基宽733米；购地25亩宅基地宽8米。宅基地的位置由抽签确定。各家建房搬迁贷款2～10万，截至2014年7月，80%家庭已经还完贷款。
二、物质文化变迁
物质文化是人类为了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而发生的一系列技术系统，它包括劳动工具和人类为满足衣、食、住、行等多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S屯居民移民前居住于不同自然屯，但各屯生活环境极为相似，在物质文化上差异不大。搬迁后物质文化发生了明显变迁。
（一）生产方式的变迁
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S屯居民移民前主要生产方式是种植玉米、红薯、黄豆、小米和饲养菜牛、猪，每家将饲养的牛、猪、部分黄豆出售以换取衣服、鞋帽和供孩子上学外，其余均为自给。如原家住茶洞屯的覃某一家9口人，每年种植玉米约20亩、红薯5亩和黄豆15亩（红薯和黄豆都套种在玉米地里），小米20亩，实施刀耕火种。每年收玉米约8000斤和小米近100斤，构成家庭主要粮食，黄豆500～600斤，部分出售，家里每年还分别养殖1～3头菜牛和猪出售，作为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移民后，生产仅为一年一季的水稻种植。关于水稻种植技术的习得，大多数村民称是向亲戚和迁入地周边屯学来的。搬迁前他们都有换工帮亲戚家插秧和收割稻子，期间学会了不少水稻种植技术。搬迁后，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邻屯人询问选种、育种、防虫知识，请十圩屯有经验的人开着小金牛给他们犁田，也会细致观察周围屯村民犁田、插秧的时间安排，育苗不好者可讨要邻居或邻屯人剩下的秧苗。该屯从种植玉米到种植水稻的生产方式转化显得自然而顺畅，这与移民们积极的适应心态有关。移民前大家就对吃大米充满了向往，每每说到一日三餐都吃玉米时，不免有些抱怨和难过的记忆，这不仅因为玉米粗糙不好吃，更因为吃玉米象征着偏远贫穷的身份。移民后，他们能为自己种上水稻而心里充满了高兴和期待，这种积极的适应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作为传统主要经济来源的饲养业在搬迁后几近消失，全屯只有原家住茶洞的覃某某和英洞的莫某两家还养殖菜牛和黑山羊，他们将搬迁前居住的房子作为家禽栖息场所，但路途远、难行走使得养殖投入大产出少，加上近些年牛羊时常被偷，发展养殖受到了制约。
（二）生产工具及其劳作时令安排的变迁
1 劳动工具的变化
生产工具的技术含量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表现，直接关系到劳动效率的高低。S屯的传统农具有脚踏犁、耙、三角钩锄、锄头、刮子、镰刀、柴刀、斧头等，这些结构小巧、操作方便的农具特别适用于当地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区的鸡窝地和斜坡地。脚踏梨在搬迁前是当地最为重要的一种农具，成年人几乎人手一架，毛南语叫“犁”，它在一根三四尺长、二至四寸粗的弯曲木柄的下端，装上一个四五寸宽的铁制锹口，左侧插一节三四寸长的木梢，上端是一根约一尺二寸长的横杠。使用时，两手扶横杆，用脚踏木梢，入土可达四五寸深，在小块土地特别是板结严重的土地特别好用。三角钩锄，毛南族叫“拱”，有一个较为锋利的尖角，一个侧面是锋利的刀，是一种兼有挖土和割草两用的农具，特别适用于给玉米地锄草或在玉米地中套种黄豆。耙可用于挖土或清理猪、牛粪便。以上农具大多结构简单，材料易取，从犁架、木柄到锹口、耙，当地人都能自行制造。
移民后，移民积极向当地人学习水稻种植技术，对水稻种植的农具使用也进行学习，使用的农具主要有小金牛犁田机、打谷机，辅助镰刀。屯里有犁田机和打谷机各一架，全屯44亩水田的犁田和稻谷脱粒只要10天左右就能完成，翻耕时只需按100元/亩的价格付费，极为方便简单。水稻种植整个过程只有插秧和割稻谷还用手工，机械化农具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劳动力投入，农忙时间大大缩短。
2劳作时间的变迁
中国的农耕文明自古都非常讲究根据作物生长周期安排全年的农时。S屯居民由传统的多种作物种植和饲养家禽到单一的稻作，其劳作时间必然发生变化。
搬迁前，地中土少且贫瘠，种植只能靠面积大和全年不间歇耕种，以提高产量维持生计。传统的饲养家禽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菜牛圈养期间割草的工作基本都是在早上起床后1～2小时完成，因为早上的露水草能够保持新鲜较长时间。养猪也要每天耗掉1、2个小时割猪菜、煮猪菜。每月除去下雨天，农忙劳作几乎是全年无休。劳作时间大致如下表：
月份
（农历）种植方面养殖方面菜牛猪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运送肥料（10～15天）翻地（10～15天）播种玉米（15天左右）和蔬菜砍树割草烧山（约10～15天），锄玉米地的草，种南瓜等刀耕火种种小米，除玉米草拔玉米地的草、玉米干叶，在玉米地里套种黄豆和红薯锄草收玉米、晒玉米收黄豆、晒黄豆，收红薯收小米、晒小米砍柴砍柴，准备过年放养圈养
（割草喂养）放养全年圈养（割猪菜和煮猪菜喂养）移民后，农忙主要分为3月耕田、4月插秧和8月收割三段。机械化农具的使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每家3～5天就能完成当季农活。现今多数家庭只需要老人在家就能完成水稻种植，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年在外打工。插秧时邻里间相互换工现象比较多，一天干完一家的活，第二天干另一家的活，这不仅将农活变得有趣，还使各家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全屯的燃料使用煤气和沼气，砍柴也成为历史。 （三）生活方式的变迁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写道：“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25）。可见，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的体现，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居住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的变迁。
1房屋建筑的变化
S屯居民搬迁前居住的都是泥墙、混合木结构的干栏式茅房或瓦房。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中间用木板隔开，密封性较差，一楼家禽粪便气味会直接进入二楼居住层，臭味大且蚊虫多，厕所更为简陋，卫生条件相对较差。搬迁后全屯的房屋都没有沿袭传统的干栏式建筑，而是23户两层及1户一层的普通水泥房，没有修建圈养牲畜的楼层。这一改变有利有弊，好处是大大降低了建筑成本，环境更干净整洁，加上屋内每层配有冲水式厕所，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大家笑称自己也过上了“城里人”生活；不利之处则是没有地方圈养牲畜，断掉了传统的经济来源，更是断掉了老年人对家禽那份特殊的情感。
2饮食习惯的变化
饮食习惯是人类文化中的核心内容。搬迁前饮食以玉米为主，红薯、小米、芋头、南瓜等为辅。玉米较为粗糙，黏性差，最常见的食法是做粥，当地人偶尔过节或农闲时做“毛南饭”“米蜂子”等以丰富食谱。另外，腌酸和食酸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腌制的酸菜不仅包括各种时令蔬菜，更有多种肉类如猪肉、牛肉、鸭肉、鱼肉等，这些肉类腌制一两个月后不需蒸煮而直接食用，味道可口不油腻，是当地肉类最常见食用法。笔者认为这主要与当地交通不便有关，人们为了能让生活更安定，将肉和时令蔬菜腌制成酸储存以保证食物供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酸菜特别是酸肉腌制的多少直接反映了其家庭经济情况，甚至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移民后，一日三餐主食以米饭为主，偶尔辅以玉米粥。腌酸和食酸已经逐渐消失，只有少部分家庭还腌制一些如辣椒、萝卜、豆角等作为开胃菜。这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每家旱地少，蔬菜种植大量减少，时令蔬菜剩余不多；其二，大棚蔬菜已经完全颠覆了蔬菜时令性强的特点；其三，交通便利，每隔一天就有人用摩托车拉着各种蔬菜、零食和水果来屯里售卖，到下南乡往返车费只需10元，买肉也极为方便。因此，传统腌制酸菜储存菜的方式逐渐失去意义。走访时多数村民认为新鲜肉比酸肉更好吃，而且更有营养，这种饮食观念的改变也源于屯里居民更愿意接受一种普遍的饮食习惯。至于这种饮食结构的快速调整是否会对其身体产生影响还不得而知。
三、制度文化变迁
制度文化指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以至伦理道德构成一个民族社会的行为准则，用以规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权利与义务等。S屯移民前后制度文化变迁，主要体现在移民群体的政治组织、婚姻关系等方面正在或将要发生的变迁。
（一）政治组织的变迁
S屯居民移民前主要以血缘和姻亲关系组成屯，屯里基本为同一血统、同一祖宗群体，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等高度一致，这种血缘关系是家族内部及外部沟通的重要纽带，不管是婚、丧、嫁、娶、盖房还是抵御自然灾害等，血亲都作为利益共同体，在劳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原茶洞屯有谭、覃两个家族，虽然两个家族的频繁通婚使得血缘关系成为该屯的重要社会关系，但家族间的分隔却是清晰而明确的，两族在处理屯里共同事务时分别由家族年龄最长者共同协商，各家事务则主要依靠家族内成员商议或互助解决。这种家族制度在当地最为重要的几个节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春节是当地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农历正月初一，家族内成员都会去给本家族最年长者拜年，其次是给自己的父母拜年，这一天绝对不能给外族人拜年，否则被视为“大逆不道”。清明节也是极为重要的节日，在外打工和出嫁的人都必须回家祭拜缅怀逝去的亲人，如茶洞屯覃姓家族曾迁于水源镇，每年清明节扫墓时，族内部分人去水源镇扫墓，其余人则到茶洞屯后的墓地扫墓，扫墓全部结束后，全家族成员一同聚餐。此外，鬼节是祭奠家族内仙逝者的重要节日，从农历七月初十到十四每天各家都要设香堂、摆酒肉祭拜已逝世的本族长者。在嫁女、迎娶和修房等重大活动中，邀请帮忙的人也首选家族成员，如需要邀请外家族成员帮忙时，必须经过家族成员的商议一致同意后方可。否则会被视为“吃里扒外”，招致家族成员的诟病与唾弃。
移民后，屯中尚存的亲属关系有覃姓家族7户、莫姓家族4户、金洞的谭姓家族3户等，但这些家族关系在以地缘为纽带的新社区中明显弱化，邻里之间更多崇尚公平和效率。如宅基地、田地分配都是按照抽签的方式进行，大队长一职由年满18周岁的男性抽签轮流担任，分配屯内其他资源时也是秉着公平的原则进行。这种公平的方式大大缓解了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亲属关系的人群内心的焦虑感，使大家更快更好地融洽相处。但这种平等在某些方面忽视了效益，如在选取大队长时，没有将屯里见多识广的人选出来带领大家谋发展，几年来抽签轮任的大队长多数长年在外打工，不能真正起到带领大家发展和协调屯里事务的作用，致使一些细小的矛盾也不易化解。搬迁后虽然大家仍然过春节、清明节和鬼节，但重视程度已经明显不同从前了，大家更愿意忙碌自己的事情，如挣钱和照顾孩子，家族的概念已经慢慢淡化。如清明节，各家都自行去扫墓，而不再是家族统一安排。在新屯插秧和割稻谷的换工中，大家不再首先考虑家族亲戚，而是以劳动者技能、情感关系、劳动时间为前提进行换工，经济理性逐渐取代了家族凝聚力。
（二）婚姻情况的变化
婚姻关系是制度文化中的重要部分。S屯居民的传统文化中严格遵守同宗5代内不得结婚的习俗，还形成了找对象的地域范围应在走路一天内能往返这一共识。20世纪80年代当地生态移民开始后，部分家庭逐渐搬离原居住地，多数女孩更愿意嫁到交通便利的地方，山上居住的适婚男青年找不到对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现S屯81人中，30岁以上未婚男性11人，40岁以上未婚男性10人，这些超婚龄而未婚的人在2008年搬迁前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而当时他们都住在山上，对象选择面小人少。搬迁后环境条件虽得到了较大改善，单身者也多数在外地打工，接触面相对较广，但一方面部分人年龄偏大，家境底子薄；另一方面文化程度普遍低，通常只能找到一些相对粗重的体力活，因此在择偶中仍处于劣势。 （三）财产观念的变化
移民前村民的生产和消费进入市场较少，收成好坏全靠天气，生活也主要靠自给，在互助互帮的亲属关系中，财产观相对较弱。移民后，S屯20～50岁的农业户口的36人中，有22人常年外出打工，其余的间断性做散工。劳动力作为主要产品进入市场，除了粮食外，其余所有的消费品也全部依靠市场，因此每个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在这些关系中，经济收入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村民之间更为重视财产的拥有，打工挣的钱多钱少、买回来的家具家电以及日常的消费就是全屯人热论的话题，个性化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普通家庭。这种财产观念的变化无形中影响着大家的行为方式。如孩子上学，稍微有钱的家庭将孩子送到环江县城就读，老人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以照顾孩子；而条件相对较差的家庭，孩子小小年纪就只能寄宿到学校读书，这无形中加重了不同人群的财富观念。
S屯中有几户居民因水田位置处于地势低洼处，一到下雨，四面石山的水顺流而下，水田经常被泡，严重时几乎完全没有收成，政府后续补贴少，生活较为困难。为此，部分屯民对选购田地有些看法，认为一些人知道这一情况而没有及时告知大家，分配存在不合理，因此希望重新分配田地。这一问题看似牵涉的人群小，但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将会为全屯的稳定发展、和睦相处埋下隐患。
（四）教育观念的变化
搬迁前，家长们对教育不仅不重视，还希望在生计艰苦的环境中，孩子能早日成为家中的劳动帮手，经济压力、信息闭塞、交通不便都成为孩子辍学的重要因素。迁入该屯的人大多数是小学毕业甚至小学没有毕业，只有3人获得大专毕业，而英洞也是在所有搬迁中距离村委最近的地方（2公里山路）。
搬迁后，屯里人的教育观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意识到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这种变化不仅受到迁入地、更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这样一个全国贫困县，受教育是很多家庭或孩子个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这一思想现在仍然盛行，也对移民屯的人们产生一定影响。另外，移民后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思想观念更为现代化，对知识的渴望更为迫切，对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极为重视。但目前堂八村的小学只有1～2年级，三年级以后就要到下南乡就读，距离屯里约14公里，很多父母都不忍心将8、9岁的孩子送到学校寄宿，部分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选择到下南乡租房照顾孩子上学，但多数家庭的经济能力无法支撑。这一问题是笔者在走访时村民反映最多、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也是目前我国农村教育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普遍性问题。
四、精神文化变迁
（一）群体认同
精神文化的变迁，首先体现在身份的认定方面。S屯四面环山，处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中，离得较近的有十圩屯、上信屯和下干强屯，都是毛南族，与移民屯居民有共同的祖先、神灵信仰。但由于S屯居民刚迁入不久，相互之间的熟悉、接纳和融合需要一个过程；且由于他们搬迁得到了政府的帮助，基础设施方面得到改善相对较大，比当地部分屯建设得似乎更好，相邻的村屯居民多少带有异样的目光看待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当作“另类”来对待。多位邻屯的居民谈起S屯居民时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他们有什么事情做？政府给钱修房子还给修路通水通电，我们累死累活房子哪有他们的好”“他们舒服啊！整天不是聊天看电视就是打牌……。”另外，对S屯命名称呼的不同直接反映了不同群体对移民屯的认同情况，在其本屯内有三种不同称呼，第一种叫做十圩屯的第三大队，因为迁入地名属于十圩屯，鉴于十圩屯原来有两个大队，因此，村委在进行行政划分时将其认定为三大队；第二种叫做茶洞屯，主要是迁自茶洞屯的居民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搬迁的主体，应该沿用茶洞这一称呼；第三种叫S屯，因为迁入地地名为S垌场，这一称呼被屯里大多数人接受。周边村屯对S屯的称呼则是三种兼而有之。这种差异一方面源于搬迁后政府没有对其居民的户籍地进行及时更改，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不同群体对S屯的身份认同以及其屯内居民自身的身份认同问题。此外，S屯虽然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但移民们感觉处处要向邻近的村民学习，心理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自卑。他们将自己与周围的村民隔离开来，除了刚搬迁时学习水稻种植及养蚕技术外，平时极少交流。全屯迁入近6年时间里不曾发生过治安、犯罪案件，但屯里每家都养了1～2条土狗看家，他们认为养这些狗让他们感觉更安全些。
（二）经济理性带来的心理变化
人作为劳动力成为生产力的核心因素，既是文化变迁的主体又是受体，人的理性方式在其行动中得以体现。S屯居民搬迁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显得尤为平静。搬迁后，市场经济带给他们生活的冲击使得经济理性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模式。经济状况成为人们对自身价值定位极为重要的标志，虽然搬迁后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影响家庭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其一，养殖副业消失，而替代性的产业没有形成，老年人和在家带孩子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经济收入；其二，作为唯一家庭经济来源的外出打工，近年来不确定因素增多；其三，屯里庞大的单身群体以后的养老及情感照顾问题突出；其四，教育投入的增加与家庭经济收入矛盾。以上因素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感觉到迷茫，安身立命的问题还困扰着屯里大多数人。老年人的适应性相对更难，没有了传统的家禽饲养，也没有多少土地种，老人往往觉得无聊和无奈，虽然政府给予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65元钱的补助，可以作为煤气、电、水的补贴，但日子依然非常拮据，平日里只靠三三两两闲聊或看电视打发时间。
五、结语
S屯是不同生态移民类型中的一个代表，从搬迁前刀耕火种这一粗放型耕种方式到相对集约化的稻作，这种文化变迁既是移民的结果，更是社会使然。S屯居民搬迁后，积极适应新的地理环境，大量采借迁入地的文化元素，如学习水稻种植、社区契约化管理和城镇化生活方式等等，这种文化习得使他们较快适应了迁入地的生活，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有了较大进步，如卫生条件改善、交通便利、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公平正义彰显等等。
跨文化交际的经验证明，人们到新的文化环境时，须经历一些困难才能重新达到他在原文化所感受到的舒适感和平常感。[8] S屯居民也正面临着文化的冲击，如在精神文化适应方面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移民们焦虑心理较为普遍，孩子的教育问题矛盾凸显以及单身人群今后的养老问题，这将是当地移民工作被关注的重点。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产业链，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比较差。村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外出打工挣钱上，对如何在家乡拓展发展空间和产业调整，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文化变迁，完成文化的适应性调适，还没有明确的态度。因此，政府在产业引入中可充分利用当地初级人力资源较为丰富而土地资源相对贫乏的特点，适度帮助开发一些加工业以摆脱困难，适应新的文化变迁。另外，针对身份认同方面存在的差异，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给予移民屯确定的名称；另一方面，需要移民屯能够选拔出骨干人物带领屯里居民重构自身的文化体系，加强屯里内部联系及与周边屯的联系，以加强血缘亲属关系消失后的邻里关系。
参考文献：
[1][美]克莱德·M·伍兹文化变迁[M]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2]王升云少数民族移民的文化变迁与教育发展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2
[3]俸代瑜广西水库移民与生态移民比较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 2006（4）
[4]俸代瑜从水库移民安置看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以广西红水河梯级电站水库移民安置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5（4）
[5]杨小柳建构新的家园空间：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搬迁移民的社会文化变迁[J]民族研究，2012（1）
[6]马强生命周期仪式与穆斯林移民文化变迁——对纳萨里·德森关于荷兰穆斯林仪式研究的反思[J]思想战线，2012（4）
[7]黄惠宁，黄若希环江县异地扶贫安置新村发展桑蚕生产的探讨[J]吉林农业，2011（7）
[8]徐赣丽，黄洁都柳江流域的汉族移民、文化传播与地方文化的生成——以广西三江富禄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3（2）
〔责任编辑：袁丽红〕
【关键词】毛南族；移民；文化变迁；文化适应
【作者】刘银妹，广西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在读博士。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2-0136-007
A RESEARCH ON CULTURAL CHANGE OF THE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OF THE MAONAN： Taking the
S Quarter， Tangba Village in Huangjiang
County as An Example
Liu Yinmei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change of migrants is the main subject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large number of the Maonan ecological settlers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More and more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have become the important units fo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onan cultur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S quarter， this paper examines cultural change of its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and the adaptation thoroughly It is of great actual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Maonan culture and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change of the settlers
Key Words： Maonan； resettlement； cultural change； cultural adaptation
文化变迁通常被定义为“不论是一个民族内部发展的结果，还是两个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接触所引起的，在一个民族生活方式上发生的任何改变”[1]3。它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古典进化论、传播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论等各个学派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变迁理论的相关内容，且历来的研究都认为环境变化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子。德国拉策尔在《土地与生活》中提出“自然环境决定了文化的性质，也决定了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如果自然环境改变了，文化也会跟着发生变迁”[2]7。可见，移民研究是研究文化变迁的参量，反之，研究移民文化变迁又为生态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重要指导。国内生态移民文化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硕果累累，如俸代瑜的《广西水库移民与生态移民比较研究》一文考量不同类型移民的文化适应情况比较 [3]，其另一篇文章《从水库移民安置看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则分析了传统文化传承在移民中的重要作用[4]；也有一些学者如杨小柳[5]、马强[6]等关注特定区域、特定民族移民的文化适应性问题。这些研究为后续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但鉴于学界对广西毛南族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及适应性问题还缺乏研究，本文拟对其做一些描述和思考，以期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毛南族的发祥地，该县上南乡、下南乡居住的毛南族人口超过毛南族总人口的70%。过去20多年里，政府采取补贴农民与农民自助的办法，鼓励居住于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居民，逐步迁移到交通相对便利的县域内移民点。截至2010年，该县共征用土地38万多亩，已开发31万多亩，安置县内外移民共29个居民点，总户数14029户，总人口66470人，主要分布在8个乡镇中的50个行政村。[7]移民安置点都实现了通路、电、水、电话、网络、电视等，大部分移民点有稳定解决温饱的基本农田。这一移民过程是按照自愿选择移民目的地原则，新社区居民的高混杂性使得移民在文化适应方面的情况更为复杂。
S移民屯是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众多移民屯中的一个，位于该县下南乡堂八村村委东北方向15公里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垌场，原来垌场中平地都为水田，面积约为50亩，四周有少许斜坡地。新屯于2007年建成，2008年全屯人迁入，共24户81人，都是毛南族。屯内房屋、路面占地6亩，余下水田44亩，四面斜坡地被开垦成菜地。房子依山面南而建，两排房子整齐排列，每排12户，通水、电、电话、电视，屋前一条约4米宽的水泥路连接村委到下南乡的公路，干净整洁，路旁屋前是农田。政府负责全屯的公共设施建设，并给予每户08～12万元不等的建房补贴。
笔者一行于2014年7月16日—8月3日到该屯进行田野调查，发现搬迁后居民传统文化发生结构性变迁。
一、移民的背景及过程
S屯24户分别从茶洞（11户）、英洞（3户）、金洞（3户）、社洞屯（1户）、才门村才洞屯（2户）、才门村解洞屯（1户）、吉怕（1户）、内灰（1户）、丰洞（1户）搬迁而来。以上各屯都位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大石山谷中，各屯间相距约1～3公里。尽管人口稀少，但耕地资源极为有限，只有峒场和一些零星的石缝中可种植作物。为了能利用好每寸土地，人们用石头垒砌无数的“鸡窝地”，有些地甚至只能种植一棵玉米。人们终日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一旦遇到旱灾、虫灾，生活更为艰难。人、畜活动不断加重石漠化程度，饮用水全靠蓄积雨水，交通都是陡峭的石山路，距离最近公路3～10公里不等，照明靠煤油和松脂油。教育观念也较为落后，生活的艰难迫使很多家庭孩子早早就成为家庭劳动力。各屯人口迁入当地具体时间不详，如茶洞屯覃姓祖上1900 年代初为躲避土匪从水源镇搬迁至此，英洞屯的莫姓祖上曾居住于金城江的六甲，于20世纪20年代逃荒至明轮镇做长工，得到地主赏赐在英洞安家。这些迁入到各山谷安家的家族逐渐形成了自然屯，其组织形式则以家族管理为主。各屯环境及生活情形大致相似。 2000年茶洞屯向乡政府申请拨款给予通路通水通电，但没有获批，因为下南乡山区分布的自然屯多，人口相对稀疏，且自20世纪80年代后，部分屯里的居民已经逐步搬迁到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多数自然屯的居民已逐年减少。2005年，在家住英洞的莫书记（现任环江县某镇党委书记）的建议下，茶洞和英洞派人到堂八村村委所在地的十圩屯寻找搬迁地，商议结果是用30万元人民币将十圩屯的S峒场买下。随后，茶洞屯和英洞居民一方面向上级部门申请危旧房改造经费，另一方面，为了降低搬迁成本，他们四处游说更多的家庭参与搬迁，最后确定24户参与搬迁。购买S峒场的50亩地，规划出6亩用于修建房屋，其余44亩计价30万即每亩068万元卖给每户，每户限购水田1～25亩。宅基地长度统一为15米，宽度按照购买水田亩数划分，购地1亩宅基地宽433米，购地2亩宅基宽733米；购地25亩宅基地宽8米。宅基地的位置由抽签确定。各家建房搬迁贷款2～10万，截至2014年7月，80%家庭已经还完贷款。
二、物质文化变迁
物质文化是人类为了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而发生的一系列技术系统，它包括劳动工具和人类为满足衣、食、住、行等多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S屯居民移民前居住于不同自然屯，但各屯生活环境极为相似，在物质文化上差异不大。搬迁后物质文化发生了明显变迁。
（一）生产方式的变迁
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S屯居民移民前主要生产方式是种植玉米、红薯、黄豆、小米和饲养菜牛、猪，每家将饲养的牛、猪、部分黄豆出售以换取衣服、鞋帽和供孩子上学外，其余均为自给。如原家住茶洞屯的覃某一家9口人，每年种植玉米约20亩、红薯5亩和黄豆15亩（红薯和黄豆都套种在玉米地里），小米20亩，实施刀耕火种。每年收玉米约8000斤和小米近100斤，构成家庭主要粮食，黄豆500～600斤，部分出售，家里每年还分别养殖1～3头菜牛和猪出售，作为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移民后，生产仅为一年一季的水稻种植。关于水稻种植技术的习得，大多数村民称是向亲戚和迁入地周边屯学来的。搬迁前他们都有换工帮亲戚家插秧和收割稻子，期间学会了不少水稻种植技术。搬迁后，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邻屯人询问选种、育种、防虫知识，请十圩屯有经验的人开着小金牛给他们犁田，也会细致观察周围屯村民犁田、插秧的时间安排，育苗不好者可讨要邻居或邻屯人剩下的秧苗。该屯从种植玉米到种植水稻的生产方式转化显得自然而顺畅，这与移民们积极的适应心态有关。移民前大家就对吃大米充满了向往，每每说到一日三餐都吃玉米时，不免有些抱怨和难过的记忆，这不仅因为玉米粗糙不好吃，更因为吃玉米象征着偏远贫穷的身份。移民后，他们能为自己种上水稻而心里充满了高兴和期待，这种积极的适应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生产中遇到的困难。
作为传统主要经济来源的饲养业在搬迁后几近消失，全屯只有原家住茶洞的覃某某和英洞的莫某两家还养殖菜牛和黑山羊，他们将搬迁前居住的房子作为家禽栖息场所，但路途远、难行走使得养殖投入大产出少，加上近些年牛羊时常被偷，发展养殖受到了制约。
（二）生产工具及其劳作时令安排的变迁
1 劳动工具的变化
生产工具的技术含量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表现，直接关系到劳动效率的高低。S屯的传统农具有脚踏犁、耙、三角钩锄、锄头、刮子、镰刀、柴刀、斧头等，这些结构小巧、操作方便的农具特别适用于当地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区的鸡窝地和斜坡地。脚踏梨在搬迁前是当地最为重要的一种农具，成年人几乎人手一架，毛南语叫“犁”，它在一根三四尺长、二至四寸粗的弯曲木柄的下端，装上一个四五寸宽的铁制锹口，左侧插一节三四寸长的木梢，上端是一根约一尺二寸长的横杠。使用时，两手扶横杆，用脚踏木梢，入土可达四五寸深，在小块土地特别是板结严重的土地特别好用。三角钩锄，毛南族叫“拱”，有一个较为锋利的尖角，一个侧面是锋利的刀，是一种兼有挖土和割草两用的农具，特别适用于给玉米地锄草或在玉米地中套种黄豆。耙可用于挖土或清理猪、牛粪便。以上农具大多结构简单，材料易取，从犁架、木柄到锹口、耙，当地人都能自行制造。
移民后，移民积极向当地人学习水稻种植技术，对水稻种植的农具使用也进行学习，使用的农具主要有小金牛犁田机、打谷机，辅助镰刀。屯里有犁田机和打谷机各一架，全屯44亩水田的犁田和稻谷脱粒只要10天左右就能完成，翻耕时只需按100元/亩的价格付费，极为方便简单。水稻种植整个过程只有插秧和割稻谷还用手工，机械化农具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劳动力投入，农忙时间大大缩短。
2劳作时间的变迁
中国的农耕文明自古都非常讲究根据作物生长周期安排全年的农时。S屯居民由传统的多种作物种植和饲养家禽到单一的稻作，其劳作时间必然发生变化。
搬迁前，地中土少且贫瘠，种植只能靠面积大和全年不间歇耕种，以提高产量维持生计。传统的饲养家禽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菜牛圈养期间割草的工作基本都是在早上起床后1～2小时完成，因为早上的露水草能够保持新鲜较长时间。养猪也要每天耗掉1、2个小时割猪菜、煮猪菜。每月除去下雨天，农忙劳作几乎是全年无休。劳作时间大致如下表：
月份
（农历）种植方面养殖方面菜牛猪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运送肥料（10～15天）翻地（10～15天）播种玉米（15天左右）和蔬菜砍树割草烧山（约10～15天），锄玉米地的草，种南瓜等刀耕火种种小米，除玉米草拔玉米地的草、玉米干叶，在玉米地里套种黄豆和红薯锄草收玉米、晒玉米收黄豆、晒黄豆，收红薯收小米、晒小米砍柴砍柴，准备过年放养圈养
（割草喂养）放养全年圈养（割猪菜和煮猪菜喂养）移民后，农忙主要分为3月耕田、4月插秧和8月收割三段。机械化农具的使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每家3～5天就能完成当季农活。现今多数家庭只需要老人在家就能完成水稻种植，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年在外打工。插秧时邻里间相互换工现象比较多，一天干完一家的活，第二天干另一家的活，这不仅将农活变得有趣，还使各家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全屯的燃料使用煤气和沼气，砍柴也成为历史。 （三）生活方式的变迁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写道：“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25）。可见，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的体现，生产方式的变迁及居住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的变迁。
1房屋建筑的变化
S屯居民搬迁前居住的都是泥墙、混合木结构的干栏式茅房或瓦房。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中间用木板隔开，密封性较差，一楼家禽粪便气味会直接进入二楼居住层，臭味大且蚊虫多，厕所更为简陋，卫生条件相对较差。搬迁后全屯的房屋都没有沿袭传统的干栏式建筑，而是23户两层及1户一层的普通水泥房，没有修建圈养牲畜的楼层。这一改变有利有弊，好处是大大降低了建筑成本，环境更干净整洁，加上屋内每层配有冲水式厕所，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大家笑称自己也过上了“城里人”生活；不利之处则是没有地方圈养牲畜，断掉了传统的经济来源，更是断掉了老年人对家禽那份特殊的情感。
2饮食习惯的变化
饮食习惯是人类文化中的核心内容。搬迁前饮食以玉米为主，红薯、小米、芋头、南瓜等为辅。玉米较为粗糙，黏性差，最常见的食法是做粥，当地人偶尔过节或农闲时做“毛南饭”“米蜂子”等以丰富食谱。另外，腌酸和食酸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腌制的酸菜不仅包括各种时令蔬菜，更有多种肉类如猪肉、牛肉、鸭肉、鱼肉等，这些肉类腌制一两个月后不需蒸煮而直接食用，味道可口不油腻，是当地肉类最常见食用法。笔者认为这主要与当地交通不便有关，人们为了能让生活更安定，将肉和时令蔬菜腌制成酸储存以保证食物供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酸菜特别是酸肉腌制的多少直接反映了其家庭经济情况，甚至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移民后，一日三餐主食以米饭为主，偶尔辅以玉米粥。腌酸和食酸已经逐渐消失，只有少部分家庭还腌制一些如辣椒、萝卜、豆角等作为开胃菜。这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每家旱地少，蔬菜种植大量减少，时令蔬菜剩余不多；其二，大棚蔬菜已经完全颠覆了蔬菜时令性强的特点；其三，交通便利，每隔一天就有人用摩托车拉着各种蔬菜、零食和水果来屯里售卖，到下南乡往返车费只需10元，买肉也极为方便。因此，传统腌制酸菜储存菜的方式逐渐失去意义。走访时多数村民认为新鲜肉比酸肉更好吃，而且更有营养，这种饮食观念的改变也源于屯里居民更愿意接受一种普遍的饮食习惯。至于这种饮食结构的快速调整是否会对其身体产生影响还不得而知。
三、制度文化变迁
制度文化指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以至伦理道德构成一个民族社会的行为准则，用以规范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权利与义务等。S屯移民前后制度文化变迁，主要体现在移民群体的政治组织、婚姻关系等方面正在或将要发生的变迁。
（一）政治组织的变迁
S屯居民移民前主要以血缘和姻亲关系组成屯，屯里基本为同一血统、同一祖宗群体，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等高度一致，这种血缘关系是家族内部及外部沟通的重要纽带，不管是婚、丧、嫁、娶、盖房还是抵御自然灾害等，血亲都作为利益共同体，在劳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原茶洞屯有谭、覃两个家族，虽然两个家族的频繁通婚使得血缘关系成为该屯的重要社会关系，但家族间的分隔却是清晰而明确的，两族在处理屯里共同事务时分别由家族年龄最长者共同协商，各家事务则主要依靠家族内成员商议或互助解决。这种家族制度在当地最为重要的几个节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春节是当地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农历正月初一，家族内成员都会去给本家族最年长者拜年，其次是给自己的父母拜年，这一天绝对不能给外族人拜年，否则被视为“大逆不道”。清明节也是极为重要的节日，在外打工和出嫁的人都必须回家祭拜缅怀逝去的亲人，如茶洞屯覃姓家族曾迁于水源镇，每年清明节扫墓时，族内部分人去水源镇扫墓，其余人则到茶洞屯后的墓地扫墓，扫墓全部结束后，全家族成员一同聚餐。此外，鬼节是祭奠家族内仙逝者的重要节日，从农历七月初十到十四每天各家都要设香堂、摆酒肉祭拜已逝世的本族长者。在嫁女、迎娶和修房等重大活动中，邀请帮忙的人也首选家族成员，如需要邀请外家族成员帮忙时，必须经过家族成员的商议一致同意后方可。否则会被视为“吃里扒外”，招致家族成员的诟病与唾弃。
移民后，屯中尚存的亲属关系有覃姓家族7户、莫姓家族4户、金洞的谭姓家族3户等，但这些家族关系在以地缘为纽带的新社区中明显弱化，邻里之间更多崇尚公平和效率。如宅基地、田地分配都是按照抽签的方式进行，大队长一职由年满18周岁的男性抽签轮流担任，分配屯内其他资源时也是秉着公平的原则进行。这种公平的方式大大缓解了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亲属关系的人群内心的焦虑感，使大家更快更好地融洽相处。但这种平等在某些方面忽视了效益，如在选取大队长时，没有将屯里见多识广的人选出来带领大家谋发展，几年来抽签轮任的大队长多数长年在外打工，不能真正起到带领大家发展和协调屯里事务的作用，致使一些细小的矛盾也不易化解。搬迁后虽然大家仍然过春节、清明节和鬼节，但重视程度已经明显不同从前了，大家更愿意忙碌自己的事情，如挣钱和照顾孩子，家族的概念已经慢慢淡化。如清明节，各家都自行去扫墓，而不再是家族统一安排。在新屯插秧和割稻谷的换工中，大家不再首先考虑家族亲戚，而是以劳动者技能、情感关系、劳动时间为前提进行换工，经济理性逐渐取代了家族凝聚力。
（二）婚姻情况的变化
婚姻关系是制度文化中的重要部分。S屯居民的传统文化中严格遵守同宗5代内不得结婚的习俗，还形成了找对象的地域范围应在走路一天内能往返这一共识。20世纪80年代当地生态移民开始后，部分家庭逐渐搬离原居住地，多数女孩更愿意嫁到交通便利的地方，山上居住的适婚男青年找不到对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现S屯81人中，30岁以上未婚男性11人，40岁以上未婚男性10人，这些超婚龄而未婚的人在2008年搬迁前都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而当时他们都住在山上，对象选择面小人少。搬迁后环境条件虽得到了较大改善，单身者也多数在外地打工，接触面相对较广，但一方面部分人年龄偏大，家境底子薄；另一方面文化程度普遍低，通常只能找到一些相对粗重的体力活，因此在择偶中仍处于劣势。 （三）财产观念的变化
移民前村民的生产和消费进入市场较少，收成好坏全靠天气，生活也主要靠自给，在互助互帮的亲属关系中，财产观相对较弱。移民后，S屯20～50岁的农业户口的36人中，有22人常年外出打工，其余的间断性做散工。劳动力作为主要产品进入市场，除了粮食外，其余所有的消费品也全部依靠市场，因此每个人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在这些关系中，经济收入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村民之间更为重视财产的拥有，打工挣的钱多钱少、买回来的家具家电以及日常的消费就是全屯人热论的话题，个性化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普通家庭。这种财产观念的变化无形中影响着大家的行为方式。如孩子上学，稍微有钱的家庭将孩子送到环江县城就读，老人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以照顾孩子；而条件相对较差的家庭，孩子小小年纪就只能寄宿到学校读书，这无形中加重了不同人群的财富观念。
S屯中有几户居民因水田位置处于地势低洼处，一到下雨，四面石山的水顺流而下，水田经常被泡，严重时几乎完全没有收成，政府后续补贴少，生活较为困难。为此，部分屯民对选购田地有些看法，认为一些人知道这一情况而没有及时告知大家，分配存在不合理，因此希望重新分配田地。这一问题看似牵涉的人群小，但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将会为全屯的稳定发展、和睦相处埋下隐患。
（四）教育观念的变化
搬迁前，家长们对教育不仅不重视，还希望在生计艰苦的环境中，孩子能早日成为家中的劳动帮手，经济压力、信息闭塞、交通不便都成为孩子辍学的重要因素。迁入该屯的人大多数是小学毕业甚至小学没有毕业，只有3人获得大专毕业，而英洞也是在所有搬迁中距离村委最近的地方（2公里山路）。
搬迁后，屯里人的教育观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意识到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这种变化不仅受到迁入地、更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这样一个全国贫困县，受教育是很多家庭或孩子个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这一思想现在仍然盛行，也对移民屯的人们产生一定影响。另外，移民后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思想观念更为现代化，对知识的渴望更为迫切，对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极为重视。但目前堂八村的小学只有1～2年级，三年级以后就要到下南乡就读，距离屯里约14公里，很多父母都不忍心将8、9岁的孩子送到学校寄宿，部分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选择到下南乡租房照顾孩子上学，但多数家庭的经济能力无法支撑。这一问题是笔者在走访时村民反映最多、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也是目前我国农村教育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普遍性问题。
四、精神文化变迁
（一）群体认同
精神文化的变迁，首先体现在身份的认定方面。S屯四面环山，处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中，离得较近的有十圩屯、上信屯和下干强屯，都是毛南族，与移民屯居民有共同的祖先、神灵信仰。但由于S屯居民刚迁入不久，相互之间的熟悉、接纳和融合需要一个过程；且由于他们搬迁得到了政府的帮助，基础设施方面得到改善相对较大，比当地部分屯建设得似乎更好，相邻的村屯居民多少带有异样的目光看待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当作“另类”来对待。多位邻屯的居民谈起S屯居民时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他们有什么事情做？政府给钱修房子还给修路通水通电，我们累死累活房子哪有他们的好”“他们舒服啊！整天不是聊天看电视就是打牌……。”另外，对S屯命名称呼的不同直接反映了不同群体对移民屯的认同情况，在其本屯内有三种不同称呼，第一种叫做十圩屯的第三大队，因为迁入地名属于十圩屯，鉴于十圩屯原来有两个大队，因此，村委在进行行政划分时将其认定为三大队；第二种叫做茶洞屯，主要是迁自茶洞屯的居民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搬迁的主体，应该沿用茶洞这一称呼；第三种叫S屯，因为迁入地地名为S垌场，这一称呼被屯里大多数人接受。周边村屯对S屯的称呼则是三种兼而有之。这种差异一方面源于搬迁后政府没有对其居民的户籍地进行及时更改，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不同群体对S屯的身份认同以及其屯内居民自身的身份认同问题。此外，S屯虽然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但移民们感觉处处要向邻近的村民学习，心理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自卑。他们将自己与周围的村民隔离开来，除了刚搬迁时学习水稻种植及养蚕技术外，平时极少交流。全屯迁入近6年时间里不曾发生过治安、犯罪案件，但屯里每家都养了1～2条土狗看家，他们认为养这些狗让他们感觉更安全些。
（二）经济理性带来的心理变化
人作为劳动力成为生产力的核心因素，既是文化变迁的主体又是受体，人的理性方式在其行动中得以体现。S屯居民搬迁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显得尤为平静。搬迁后，市场经济带给他们生活的冲击使得经济理性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模式。经济状况成为人们对自身价值定位极为重要的标志，虽然搬迁后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影响家庭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其一，养殖副业消失，而替代性的产业没有形成，老年人和在家带孩子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经济收入；其二，作为唯一家庭经济来源的外出打工，近年来不确定因素增多；其三，屯里庞大的单身群体以后的养老及情感照顾问题突出；其四，教育投入的增加与家庭经济收入矛盾。以上因素使得他们或多或少感觉到迷茫，安身立命的问题还困扰着屯里大多数人。老年人的适应性相对更难，没有了传统的家禽饲养，也没有多少土地种，老人往往觉得无聊和无奈，虽然政府给予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65元钱的补助，可以作为煤气、电、水的补贴，但日子依然非常拮据，平日里只靠三三两两闲聊或看电视打发时间。
五、结语
S屯是不同生态移民类型中的一个代表，从搬迁前刀耕火种这一粗放型耕种方式到相对集约化的稻作，这种文化变迁既是移民的结果，更是社会使然。S屯居民搬迁后，积极适应新的地理环境，大量采借迁入地的文化元素，如学习水稻种植、社区契约化管理和城镇化生活方式等等，这种文化习得使他们较快适应了迁入地的生活，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有了较大进步，如卫生条件改善、交通便利、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公平正义彰显等等。
跨文化交际的经验证明，人们到新的文化环境时，须经历一些困难才能重新达到他在原文化所感受到的舒适感和平常感。[8] S屯居民也正面临着文化的冲击，如在精神文化适应方面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移民们焦虑心理较为普遍，孩子的教育问题矛盾凸显以及单身人群今后的养老问题，这将是当地移民工作被关注的重点。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产业链，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比较差。村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外出打工挣钱上，对如何在家乡拓展发展空间和产业调整，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文化变迁，完成文化的适应性调适，还没有明确的态度。因此，政府在产业引入中可充分利用当地初级人力资源较为丰富而土地资源相对贫乏的特点，适度帮助开发一些加工业以摆脱困难，适应新的文化变迁。另外，针对身份认同方面存在的差异，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给予移民屯确定的名称；另一方面，需要移民屯能够选拔出骨干人物带领屯里居民重构自身的文化体系，加强屯里内部联系及与周边屯的联系，以加强血缘亲属关系消失后的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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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