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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书摊,我偶然在一家小书店发现一本岳麓版《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的新书,随手翻阅,如见故人,如晤良友。好久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书了,真是老见异书眼犹明。
与时下那些热闹而畅销的书相比,这是一本寂寞而清冷的书。但其印刷与装帧却极为考究。此书精装一册,典雅秀美。封面题字系集郭沫若先生手书而成,别具韵味,书香袭人。
二十年前我买过一本《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第一版,武新立编著的书,烫金的手书体到现在还在我的案头闪闪发光。这是一本别开生面而又有趣的书,作者在传统的书目提要的写作中加以创新,除介绍原书的内容外,还大量摘录了原书的正文和序跋,偶及评论,紧要处还加以考证,供读者参考引用。但二十年来,这样的“叙录”太少了,或简直不曾出现过,所以今见此书,倍感亲切。然同为“稀见”之书,“叙录”之书乃犹存于我神州大地,而黄仁生这本所考证之书,却又是一番风景,其原本乃藏在异国他乡。万里之思,益增感慨。这不仅使像我这样的读者望洋兴叹,就是今日专治元明文学的人恐怕也闻所未闻吧。由书而人,又由人而书,一种惘怅的心情不能不时时蕴藉在胸中而难以释怀。
我一向喜欢读目录提要之类的书。一种风流吾最爱,目录书跋藏书诗。这本书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大约有这几个方面:一、原书现在都典藏在日本,但百年前却是我国藏书家的宝物。书籍的流传聚散,值得我们深思。二、这些书仅就本书所介绍而言,据日本著名汉学家山根幸夫在序言中所说,也从未有人系统地写过考证与提要的著作。一个中国的学者远渡他乡,在寂寞的冷板凳上花了一年的时间,认真阅读原著并做了六十多万字的笔记。作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每天一大早就到图书馆,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回到住处休息。在未赴日本之前,他就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国内现存元明文集进行了清理。回国后,他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本书。正如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所说,由于作者的努力和几位日本学者的热情帮助,这本书是“很有用的成果”。三、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本书还大量摘录原书的序、跋、正文和附录,对每位作者的身世、创作、交游、思想、见解及版本流传等的综论和考证,处处有作者的最新发现和独到的学术见解。书后还附录了“作者姓名索引”和“著录书名索引”。所以,我还把它当作一本工具书来读。
在过去的读书人中,凡立志做学问和喜欢买书藏书的人,手头都会有几本这样的书目提要之类的工具书,作为读书买书的入门指南,这向来被认为是“学中第一要紧事”。今人黄裳先生曾把这类书分为学术性和文学性的两大类。他说他喜欢的是后者,并特别指出黄尧圃的藏书题跋,他说那才是理想的爱书人的恩物。老实说,我受黄裳先生的影响亦久矣,对明清文学的爱好正是从黄裳开始的。
读书目提要之类的书觉得有趣,爱不释手,这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相信了。这样的一种趣味,一点痴情,本来只是一个人的习性爱好,未必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关于它的好处,我至今也说不出半句好话来,只是中心藏之,喜欢罢了。然而读人间稀见之书,与作者分享访书淘书的乐趣,在我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如果作者还有什么独到的见解、重要的发现、奇奇妙妙的书人书事,就更令人欢喜了。
黄裳先生在《榆下杂说》的后记中说:“我一直梦想能读到一种详尽而有好见解的读书论,除了介绍作者的身世,撰作的时代背景,书籍本身的得失,优点和缺点之外,还能记下版刻的源流,流传端绪,旁及纸墨雕工,能使读者恍如面对原书,引起一种意想不到的书趣……在上述种种理想要求之中,最重要的是作者的识解。可以说这是读书记的灵魂。”据黄裳先生说,这种理想的读书记太少了,或简直还不曾出现过。
然而当我读完黄仁生的这本书后,至少是我认为庶几近之,或者说“虽不中,亦不远”矣。作者在本书的“凡例·四”中说:
本书正文提要一般分为正题、纪要和综述三部分。“正题”包括文集名称、卷数和著者,如果该文库汉籍目录著录有误,则径为改正,然后在综述中说明。“纪要”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简记版本概貌含版本性质、时代、书款版式、刊记、编校与刻写者姓名等和收藏传播情况含现藏处所、历代收藏者印鉴与题记及相关问题,二是概述文集所录基本内容含序、跋、目录、正文和附录等,三是结合考证和综述等而有选择地摘录部分原文含序、跋、正文和附录等。“综述”以作者为单元,包括综合考证的结论,或兼及作者交游乃至创作宗尚等。
由于作者的深厚学养,此书虽为学术著作,然“书趣”与“识解”交相辉映,处处引人入胜,使人恍然如读原书,如见其人。特别是原书的序跋,篇篇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文。我常以为,中国的美文多出于序跋,如《毛诗序》、《文选序》、《玉台新咏序》、《金石录后序》等等,美不胜收,在在体现了中国语文的美感。
本书收录的稀见元明文集有许多都是常人未见的刻本、抄写本、写真本。这些当年被藏书家视为秘籍而不肯轻易示人的珍贵古籍,不知凝聚了历代多少人的心血。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已经散佚,但在日本还保存完好。其中六分之一为元人文集,六分之五为明人文集。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元人文集绝大多数现都藏在静嘉堂文库中,并钤有“静嘉堂珍藏”的印章。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近百年前中国藏书史难忘的一页。
静嘉堂为日本宕崎弥之助、宕崎小弥太父子所创设。堂名取自《诗经》:“其告维何,笾豆静嘉”,意即清洁而美也。1907年,宕崎氏在日本汉学家岛田的怂恿和帮助下,以十万元全部购买了中国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皕宋楼”的藏书四千一百四十六部,计四万三千八百九十三册,其中北宋刊本七部,南宋刊本一百一十四部,元刊本一百零九部。“三坟五典”流落海外,国人为之震惊,许多读书人纷纷发出悲叹之音,乃至涕下沾襟者。老儒王仪通作绝句十二首以纪其事。今录三首以见一斑:“意轻疏雨陋芳椒,宾客文章下笔骄。割取书城归舶载,风凄绝骆驼桥。”“三岛如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如海王城大隐深,遗经独抱几沉吟。白云苍狗看无定,难遣墙东避世心。”其悲怀之感人,真所谓长歌当哭也。
1907年,书既东移,岛田据此撰写了一篇《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文中详述了皕宋楼的藏书渊源以及收购其书的经过,还对其藏书作了一番评价。他说:“静嘉堂藏书十万册,合之今所获陆氏之书,共十五万册,连茵接屋,如访酉阳之逸典,如发委宛之遗文,如紬金匮石室之藏,如探天禄兰台之秘,足以与丁杨二家之书、徐董盛三氏之籍列为三绝,何其盛也。”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原来岛田在此前,曾数次登皕宋楼读书,对其藏书及价值了如指掌,“遂怂恿陆心源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我邦”。陆心源逝世后,终得其愿。
后来岛田又亲将此文寄给我国藏书家《书舶庸谭》的作者董康,请他在北京刊行。这个爱书如命的董康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扼腕悲痛,于是在刊行时写了一篇声泪俱下的跋文。他说:“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太息者累日……皕宋楼书既归日本,全国学子,动色相告。也有贾生者,能无痛哭。”
1930年,此文重刊之时,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又将撰写的《静嘉堂文库观书记》附载于后。傅氏说:“宕崎氏购书议成,连舶而东,岛田翰曾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一篇,于存斋平生搜书之勤,古籍流传绪次,述之甚详。并历举某书得诸谁氏,其为值几何,穷源竟委,推波助澜,泛滥至七千言。其文盛自矜诩,于前辈多数讥弹……今检点敝箧,短册犹存。取付卷末,既免余观缕之烦,且藉知彼时士夫悼叹之情,亦足为后之殷鉴也。至岛田所述,是非得失,观者当自得之,无待余之辨质也。”傅氏之言,伤心而沉痛,然其冷隽讥讽之语却跃然纸上,表现了一个旧时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平心而论,在中国藏书史上,皕宋楼的这些书还算是幸运的。如果把它同海源阁的书相比,就会发现,虽然其书东移,毕竟尚存留在天壤之间,并且保存完好,为天下“学术之公器”。而海源阁,这个号称所藏宋版元刻天下第一的藏书楼,却屡经匪劫,掠夺殆尽。真所谓“一抔之土未干,六艺之书无托”。据说当时劫匪把宋刻的版片当柴火烧,一连烧了几天几夜。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所以,皕宋楼的书虽东移日本,到底保留了读书种子。正如山根幸夫说的:“至于一些暂时没有机会来日本的中国相关研究者,也仍然能够从本书中获得便利——不仅可以直接引用相关文集的内容和考证的结论,而且能以此书为线索委托友人到相关文库代为查抄,或复制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老实说,我买此书,非关学术也,乃一书趣而已。也许是一种误读吧,我把它当读书记读的。书人书事,书香书趣,在在使人流连忘返,甚至不知今夕何夕。古人说,不贤识小,况且这一“小”字,也不容易说的。因误读此书,而引起一段藏书史话,在我也是始料所不及的。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章培恒和山根幸夫在序言中都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黄仁生著,岳麓书社2004年版)
与时下那些热闹而畅销的书相比,这是一本寂寞而清冷的书。但其印刷与装帧却极为考究。此书精装一册,典雅秀美。封面题字系集郭沫若先生手书而成,别具韵味,书香袭人。
二十年前我买过一本《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第一版,武新立编著的书,烫金的手书体到现在还在我的案头闪闪发光。这是一本别开生面而又有趣的书,作者在传统的书目提要的写作中加以创新,除介绍原书的内容外,还大量摘录了原书的正文和序跋,偶及评论,紧要处还加以考证,供读者参考引用。但二十年来,这样的“叙录”太少了,或简直不曾出现过,所以今见此书,倍感亲切。然同为“稀见”之书,“叙录”之书乃犹存于我神州大地,而黄仁生这本所考证之书,却又是一番风景,其原本乃藏在异国他乡。万里之思,益增感慨。这不仅使像我这样的读者望洋兴叹,就是今日专治元明文学的人恐怕也闻所未闻吧。由书而人,又由人而书,一种惘怅的心情不能不时时蕴藉在胸中而难以释怀。
我一向喜欢读目录提要之类的书。一种风流吾最爱,目录书跋藏书诗。这本书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大约有这几个方面:一、原书现在都典藏在日本,但百年前却是我国藏书家的宝物。书籍的流传聚散,值得我们深思。二、这些书仅就本书所介绍而言,据日本著名汉学家山根幸夫在序言中所说,也从未有人系统地写过考证与提要的著作。一个中国的学者远渡他乡,在寂寞的冷板凳上花了一年的时间,认真阅读原著并做了六十多万字的笔记。作者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每天一大早就到图书馆,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回到住处休息。在未赴日本之前,他就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国内现存元明文集进行了清理。回国后,他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本书。正如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所说,由于作者的努力和几位日本学者的热情帮助,这本书是“很有用的成果”。三、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本书还大量摘录原书的序、跋、正文和附录,对每位作者的身世、创作、交游、思想、见解及版本流传等的综论和考证,处处有作者的最新发现和独到的学术见解。书后还附录了“作者姓名索引”和“著录书名索引”。所以,我还把它当作一本工具书来读。
在过去的读书人中,凡立志做学问和喜欢买书藏书的人,手头都会有几本这样的书目提要之类的工具书,作为读书买书的入门指南,这向来被认为是“学中第一要紧事”。今人黄裳先生曾把这类书分为学术性和文学性的两大类。他说他喜欢的是后者,并特别指出黄尧圃的藏书题跋,他说那才是理想的爱书人的恩物。老实说,我受黄裳先生的影响亦久矣,对明清文学的爱好正是从黄裳开始的。
读书目提要之类的书觉得有趣,爱不释手,这在今天恐怕很少有人相信了。这样的一种趣味,一点痴情,本来只是一个人的习性爱好,未必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关于它的好处,我至今也说不出半句好话来,只是中心藏之,喜欢罢了。然而读人间稀见之书,与作者分享访书淘书的乐趣,在我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享受,如果作者还有什么独到的见解、重要的发现、奇奇妙妙的书人书事,就更令人欢喜了。
黄裳先生在《榆下杂说》的后记中说:“我一直梦想能读到一种详尽而有好见解的读书论,除了介绍作者的身世,撰作的时代背景,书籍本身的得失,优点和缺点之外,还能记下版刻的源流,流传端绪,旁及纸墨雕工,能使读者恍如面对原书,引起一种意想不到的书趣……在上述种种理想要求之中,最重要的是作者的识解。可以说这是读书记的灵魂。”据黄裳先生说,这种理想的读书记太少了,或简直还不曾出现过。
然而当我读完黄仁生的这本书后,至少是我认为庶几近之,或者说“虽不中,亦不远”矣。作者在本书的“凡例·四”中说:
本书正文提要一般分为正题、纪要和综述三部分。“正题”包括文集名称、卷数和著者,如果该文库汉籍目录著录有误,则径为改正,然后在综述中说明。“纪要”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简记版本概貌含版本性质、时代、书款版式、刊记、编校与刻写者姓名等和收藏传播情况含现藏处所、历代收藏者印鉴与题记及相关问题,二是概述文集所录基本内容含序、跋、目录、正文和附录等,三是结合考证和综述等而有选择地摘录部分原文含序、跋、正文和附录等。“综述”以作者为单元,包括综合考证的结论,或兼及作者交游乃至创作宗尚等。
由于作者的深厚学养,此书虽为学术著作,然“书趣”与“识解”交相辉映,处处引人入胜,使人恍然如读原书,如见其人。特别是原书的序跋,篇篇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文。我常以为,中国的美文多出于序跋,如《毛诗序》、《文选序》、《玉台新咏序》、《金石录后序》等等,美不胜收,在在体现了中国语文的美感。
本书收录的稀见元明文集有许多都是常人未见的刻本、抄写本、写真本。这些当年被藏书家视为秘籍而不肯轻易示人的珍贵古籍,不知凝聚了历代多少人的心血。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已经散佚,但在日本还保存完好。其中六分之一为元人文集,六分之五为明人文集。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元人文集绝大多数现都藏在静嘉堂文库中,并钤有“静嘉堂珍藏”的印章。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近百年前中国藏书史难忘的一页。
静嘉堂为日本宕崎弥之助、宕崎小弥太父子所创设。堂名取自《诗经》:“其告维何,笾豆静嘉”,意即清洁而美也。1907年,宕崎氏在日本汉学家岛田的怂恿和帮助下,以十万元全部购买了中国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皕宋楼”的藏书四千一百四十六部,计四万三千八百九十三册,其中北宋刊本七部,南宋刊本一百一十四部,元刊本一百零九部。“三坟五典”流落海外,国人为之震惊,许多读书人纷纷发出悲叹之音,乃至涕下沾襟者。老儒王仪通作绝句十二首以纪其事。今录三首以见一斑:“意轻疏雨陋芳椒,宾客文章下笔骄。割取书城归舶载,风凄绝骆驼桥。”“三岛如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如海王城大隐深,遗经独抱几沉吟。白云苍狗看无定,难遣墙东避世心。”其悲怀之感人,真所谓长歌当哭也。
1907年,书既东移,岛田据此撰写了一篇《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文中详述了皕宋楼的藏书渊源以及收购其书的经过,还对其藏书作了一番评价。他说:“静嘉堂藏书十万册,合之今所获陆氏之书,共十五万册,连茵接屋,如访酉阳之逸典,如发委宛之遗文,如紬金匮石室之藏,如探天禄兰台之秘,足以与丁杨二家之书、徐董盛三氏之籍列为三绝,何其盛也。”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原来岛田在此前,曾数次登皕宋楼读书,对其藏书及价值了如指掌,“遂怂恿陆心源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我邦”。陆心源逝世后,终得其愿。
后来岛田又亲将此文寄给我国藏书家《书舶庸谭》的作者董康,请他在北京刊行。这个爱书如命的董康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扼腕悲痛,于是在刊行时写了一篇声泪俱下的跋文。他说:“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太息者累日……皕宋楼书既归日本,全国学子,动色相告。也有贾生者,能无痛哭。”
1930年,此文重刊之时,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又将撰写的《静嘉堂文库观书记》附载于后。傅氏说:“宕崎氏购书议成,连舶而东,岛田翰曾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一篇,于存斋平生搜书之勤,古籍流传绪次,述之甚详。并历举某书得诸谁氏,其为值几何,穷源竟委,推波助澜,泛滥至七千言。其文盛自矜诩,于前辈多数讥弹……今检点敝箧,短册犹存。取付卷末,既免余观缕之烦,且藉知彼时士夫悼叹之情,亦足为后之殷鉴也。至岛田所述,是非得失,观者当自得之,无待余之辨质也。”傅氏之言,伤心而沉痛,然其冷隽讥讽之语却跃然纸上,表现了一个旧时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
平心而论,在中国藏书史上,皕宋楼的这些书还算是幸运的。如果把它同海源阁的书相比,就会发现,虽然其书东移,毕竟尚存留在天壤之间,并且保存完好,为天下“学术之公器”。而海源阁,这个号称所藏宋版元刻天下第一的藏书楼,却屡经匪劫,掠夺殆尽。真所谓“一抔之土未干,六艺之书无托”。据说当时劫匪把宋刻的版片当柴火烧,一连烧了几天几夜。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所以,皕宋楼的书虽东移日本,到底保留了读书种子。正如山根幸夫说的:“至于一些暂时没有机会来日本的中国相关研究者,也仍然能够从本书中获得便利——不仅可以直接引用相关文集的内容和考证的结论,而且能以此书为线索委托友人到相关文库代为查抄,或复制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老实说,我买此书,非关学术也,乃一书趣而已。也许是一种误读吧,我把它当读书记读的。书人书事,书香书趣,在在使人流连忘返,甚至不知今夕何夕。古人说,不贤识小,况且这一“小”字,也不容易说的。因误读此书,而引起一段藏书史话,在我也是始料所不及的。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章培恒和山根幸夫在序言中都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黄仁生著,岳麓书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