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过两次婚，都是跟同一个人。
　　我们是在大学一年级接受广播电台访问时认识的。回到学校，我请她上福利社，送她一本我编的《文苑》杂志，还为她买了一瓶新出的“大使”饮料。
　　这种饮料有点牙膏的味道，但我们喝得挺带劲。因为别的同学都不怎么爱喝，所以福利社后来只要见我和她走进去，就推销“大使”。剩下的“大使”，全被我们包办了。
　　饮料从夏天喝到冬天，而我们呈现出天愈冷感情愈热的趋势。古时言情小说描绘的那些红叶上题诗或跳过墙约会的场面，我们全经历了。在那个保守的时代，我们是最先搂着腰走进校门的。
　　我们一起搞“朗诵诗”，我是“男独诵”，她是“女独诵”；一起同台演戏，我当男主角，她当女主角。只是，我演小太保，她演大家闺秀。
　　在现实生活里，自从我们谈恋爱，她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我的成绩反而略有上升。大概因为她总坐在桌边陪我作画、聊天，我一边聊、一边画，画得特别好，而她却不能一边聊、一边读书。
　　她的老爸、老妈或许听说她认识了我这么一个美术系的穷小子，也没特别紧张。在我们上大三的那年春天，听说我们想结婚，她家里闹了地震。
　　我后来常想，要是我的孩子，大学才念到一半突然要结婚，只怕听到消息后，我也要头晕。
　　我的岳父对女儿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我的岳母对她说：“如果不好好念书，就去爸爸公司做事。”
　　我问她：“你听谁的？”
　　“听你的！”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于是，那年春天5月10号的清早，我匆匆忙忙地赶去学校，筹备婚礼。只记得当天是素描课，教室外头几棵大树，映出一片绿。我迟到了，同学都开始画了。
　　“谁带印章了？”一进门，我就喊。那时候师大学生每月领公费，常把私章带在身上。
　　有两个同学举手。
　　“走！”我说，“帮帮忙，帮我到地方法院公证处盖章，当婚礼‘见证人’。”
　　哗啦一下子，教室里的同学纷纷把画架推倒，发出轰然巨响，权当是结婚礼炮。因为大家都跟着我去法院了，我们的老师徐宝琳，为此被系主任骂了一顿。
　　上午在法院申请书上盖好章，我带她去买了件短短的蓝色洋装，又把自己“塞进”黑西装里，梳了头，搽了不少发蜡，再去银楼买了两只细细的白金戒指。
　　下午公证时，大约有七八对新人一起行嘉礼。同学来了一大帮，手上抱着花，全是从花园里“借来的”。
　　我在重庆南路上看到一个背着照相机的男人，问对方：“有没有底片？”听说还剩几张，于是请他帮忙，为我们按了三次快门。婚照十分精彩，尤其我的小黑西装，配黑框眼镜和有棱有角的发型，十分有“后现代主义”范儿。
　　我领到了结婚证书，跟太太一起回门，拜见岳父母大人。
　　至今，我仍然记得岳父气得绕着沙发走。我现在常盯着小女儿看，心想：要是换成我作岳父，恐怕情况会热闹得多。闺女啊，你将来可别跟你妈看齐。
　　骨肉总是骨肉。隔些天，我老娘跟我舅舅出面，先把我们小两口或真或假地骂了一顿，接着去我岳父那里赔罪。两家商定日子，转年元月二号，再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第二次的场面自然不同。在中山北路的红宝石餐厅，开数十桌宴席。由诗坛大佬左曙萍先生证婚，请师大喷泉诗社的朗诵队献诗。请帖用西卡纸烫金，外加红色丝带，期间，新娘换了3件旗袍亮相。
　　虽然结婚的只是两个大四学生，但是系里的老师全到了。林玉山老师、喻仲林老师、胡念祖老师，给我们送了画。穷哈哈的同学们，也都掏出红包。大家表面上说我这第二次结婚够体面，而私下则竖起大拇指：“够大胆！”
　　多年后，当我的学生结婚时，我一定送上一幅画。
　　多年后，当我的儿子带女朋友回家，我很少表示意见；当上小学的女儿带小男生回家，我心跳加速。
　　如今，岳父母跟我们同住，成了真正的一家人。每次岳父绕过沙发，我心都一惊，想起当年那一幕。
　　我的老婆很不喜欢第一次结婚的照片，说太土了！但是，当我们讨论该庆祝哪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答案一致：“当然是第一次，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