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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杂剧中，女性成为作家们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个切入点，他们关注现实生活中各类女性，尤其是生活于民间的底层妇女，对她们的生活、情感、命运等予以描写刻画，体现出元杂剧作家对女性身份地位、生存状态的关注。其中尤以女真族作家石君宝所作杂剧中女性形象引人入胜，风格鲜明，彰显其具有颠覆性的女性观。
石君宝，姓石盏氏，名德玉，盖州(今辽宁盖县)人，徙平阳(今山西临汾)。《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才人”，其生卒年月与生平事迹不详。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载其撰杂剧十种，今仅存《曲江池》、《紫云亭》、《秋胡戏妻》三种。
一、石君宝笔下的女性形象
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性一直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道道束缚女性身心的“道德标准”席卷而来，女性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自由。至于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民妇、妓女等命运遭遇就更为悲惨，甚至被排斥于社会之外。
而石君宝的剧作却以这类社会下层的悲惨女性作为主角，在作品中浓墨重彩地体现了这些女子的正义感，对爱情的忠贞，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展现了她们有异于社会地位的高贵人格品质。如《秋胡戏妻》中的女主角梅英，她勤劳，善良，有古代劳动妇女的美好品德，新婚刚三日，丈夫秋胡便被抓去当兵，直至秋胡归来的十年中，全凭她一人采桑养蚕，养活婆婆，艰难持家，对此她没有半点怨言。当李大户及其父母威逼其改嫁时，她坚定反抗，对父权和强权不作任何让步，表现了她坚定的信念和对丈夫矢志不渝的忠贞。当秋胡得官归家，路经桑园，未识梅英，出言轻薄，以金相诱之际，她仍是激烈地反抗着秋胡的非礼行为，一方面斥责了秋胡的虚伪负心、不忠不孝，另一方面也烘托了梅英忠于爱情、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和道德品质。此剧结尾两人家中相遇，彼此相认。梅英仍对之前秋胡的“戏妻”行径不依不饶，竟主动索要一纸休书，最终在婆婆以死相逼之下才原谅了秋胡。夫妻和好，阉家团圆。作品最终虽未能摆脱大团圆的拘囿，但这一结尾情节的设置仍然将梅英的性格特征推向了更高层次。彰显了其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
石君宝的另一部爱情婚姻题材作品《曲江池》主要敷演妓女李亚仙与书生郑元和之事。全剧通过妓女与书生间相濡以沫的纯真爱情，赋予了青楼女子以自主坚定的人格和高洁纯正的品行，使其具有和梅英相同的人格独立精神。结尾处劝郑认父，救济老鸨等情节的设置凸显了其以德报怨的品德，成功塑造了李亚仙这一善良、坚强的青楼女子形象。
二、石君宝女性观之管见
(一)对女性独立地位的肯定
此处所说的“独立地位”涵盖两个层次。首先是物质生活上的独立，其次是人格尊严上的独立。生存上的独立显而易见，现存三部剧作中三个主要女性无一不是靠自身的奋斗而过活，甚至担负起“养家糊口”这一男性理应肩负的责任。《礼记·丧服传》云“夫妻一体”，其意为男女婚后，双方组成一个共同体生活，而这种共同体实则指妻子依附于丈夫，不具备独立行事的能力，而石君宝笔下的女性形象则彻底推翻了这一陋见。如《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秋胡离家十载，只剩她和婆婆，她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照顾好婆婆，“与人家缝联补绽，洗衣刮裳，养蚕择茧!”连秋胡的母亲也感激道：“多亏我那媳妇儿有那贞烈心，不肯嫁人，若是她肯了呵，老身可着谁人侍养?”《曲江池》中的李亚仙亦是如此，在郑元和衣食无着，鸨母相逼之际，全凭她一人挺身相救，她不但自我赎身，渴望从良，还在已然落魄不堪的郑元和“潜心攻书”之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与支持，坚信其“必称其志”，倘若没有李亚仙的相助，郑元和也无法成就之后的登科及第。
石君宝笔下女性人格上的独立更是贯穿其剧，最明显的莫过于《秋胡戏妻》中作者对梅英“拒改嫁”及“索休书”情节的设置，相较于此剧的蓝本《列女传·鲁秋洁妇》，作者增加了梅英拒李大户，不改嫁的情节，一方面隐含作者对已婚妇女“从一而终”的贞节理想，另一方面，表明女性在两性婚姻中不是玩物，是对“这小姐可为囊箧宝玩”这种封建女性观的否定。在《曲江池》和《紫云亭》中，李亚仙和韩楚兰也不乏这种女性的自主独立品格，两人虽为风尘女子，在面对自己的美好感情时，她们均义无反顾地选择“从良弃贱”，她们追求爱情婚姻的权利与自由，充满了对正常家庭生活的向往。
家庭作为社会中的细胞，其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和睦圆满的家庭关系，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家庭伦理道德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体系，石君宝剧作中女性的道德之美亦是在其组成的家庭之中。与其夫乃至公婆等他人的关系缔结中显现出来的。
罗梅英深谙婚姻幸福是家庭得以存在之关键，在其结婚之始就要求婚姻“敬爱相和顺”，她宁愿选择家道贫困艰难的秋胡做其夫，“至如他釜有蛛丝瓯有尘，这是我命运。”。却不愿“拣取一个财主，”她在“一见了我心先顺”、“一夜夫妻百日恩”基础上，忠实于自己贫贱的婚姻，视金钱如粪土。当她气愤地向秋胡索要休书时，秋胡自知理亏，以“五花官诰，驷马高车，夫人县君”向其示好，未想梅英丝毫不为所动，“谁将这五花官诰荡，谁将这霞帔金冠望”，最终在婆婆以死相逼之下，她才肯认秋胡，“若不为愚亲年老谁供养，争些个夫妻恩断无承望”，展现了底层妇女“守孝节义”的淳朴道德观念。
再看《紫云亭》中的韩楚兰，在灵春马出走之际，她不愿再度为娼，鼓足勇气，面斥鸨儿心肠毒辣，见钱眼开，简直“是个八怪洞里爱钱精”，为了自身爱情，她可以牺牲一切。面对完颜同知时，她亦是毫不怯懦，训斥其生生拆散鸳鸯。作者在此将韩楚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道德品质刻画得淋漓尽致，崇高无比。同为青楼女子的李亚仙。作者更是将道德之美集于其一身。她不但有着前面梅英、韩楚兰对爱情的忠诚和坚定顽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在最终已然发达之际，还能做到以德报怨，不计前嫌，成功塑造出一位具有道德深度的艺术形象。
石君宝，姓石盏氏，名德玉，盖州(今辽宁盖县)人，徙平阳(今山西临汾)。《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才人”，其生卒年月与生平事迹不详。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载其撰杂剧十种，今仅存《曲江池》、《紫云亭》、《秋胡戏妻》三种。
一、石君宝笔下的女性形象
漫长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性一直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道道束缚女性身心的“道德标准”席卷而来，女性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自由。至于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民妇、妓女等命运遭遇就更为悲惨，甚至被排斥于社会之外。
而石君宝的剧作却以这类社会下层的悲惨女性作为主角，在作品中浓墨重彩地体现了这些女子的正义感，对爱情的忠贞，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展现了她们有异于社会地位的高贵人格品质。如《秋胡戏妻》中的女主角梅英，她勤劳，善良，有古代劳动妇女的美好品德，新婚刚三日，丈夫秋胡便被抓去当兵，直至秋胡归来的十年中，全凭她一人采桑养蚕，养活婆婆，艰难持家，对此她没有半点怨言。当李大户及其父母威逼其改嫁时，她坚定反抗，对父权和强权不作任何让步，表现了她坚定的信念和对丈夫矢志不渝的忠贞。当秋胡得官归家，路经桑园，未识梅英，出言轻薄，以金相诱之际，她仍是激烈地反抗着秋胡的非礼行为，一方面斥责了秋胡的虚伪负心、不忠不孝，另一方面也烘托了梅英忠于爱情、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和道德品质。此剧结尾两人家中相遇，彼此相认。梅英仍对之前秋胡的“戏妻”行径不依不饶，竟主动索要一纸休书，最终在婆婆以死相逼之下才原谅了秋胡。夫妻和好，阉家团圆。作品最终虽未能摆脱大团圆的拘囿，但这一结尾情节的设置仍然将梅英的性格特征推向了更高层次。彰显了其强烈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
石君宝的另一部爱情婚姻题材作品《曲江池》主要敷演妓女李亚仙与书生郑元和之事。全剧通过妓女与书生间相濡以沫的纯真爱情，赋予了青楼女子以自主坚定的人格和高洁纯正的品行，使其具有和梅英相同的人格独立精神。结尾处劝郑认父，救济老鸨等情节的设置凸显了其以德报怨的品德，成功塑造了李亚仙这一善良、坚强的青楼女子形象。
二、石君宝女性观之管见
(一)对女性独立地位的肯定
此处所说的“独立地位”涵盖两个层次。首先是物质生活上的独立，其次是人格尊严上的独立。生存上的独立显而易见，现存三部剧作中三个主要女性无一不是靠自身的奋斗而过活，甚至担负起“养家糊口”这一男性理应肩负的责任。《礼记·丧服传》云“夫妻一体”，其意为男女婚后，双方组成一个共同体生活，而这种共同体实则指妻子依附于丈夫，不具备独立行事的能力，而石君宝笔下的女性形象则彻底推翻了这一陋见。如《秋胡戏妻》中的罗梅英，秋胡离家十载，只剩她和婆婆，她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照顾好婆婆，“与人家缝联补绽，洗衣刮裳，养蚕择茧!”连秋胡的母亲也感激道：“多亏我那媳妇儿有那贞烈心，不肯嫁人，若是她肯了呵，老身可着谁人侍养?”《曲江池》中的李亚仙亦是如此，在郑元和衣食无着，鸨母相逼之际，全凭她一人挺身相救，她不但自我赎身，渴望从良，还在已然落魄不堪的郑元和“潜心攻书”之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与支持，坚信其“必称其志”，倘若没有李亚仙的相助，郑元和也无法成就之后的登科及第。
石君宝笔下女性人格上的独立更是贯穿其剧，最明显的莫过于《秋胡戏妻》中作者对梅英“拒改嫁”及“索休书”情节的设置，相较于此剧的蓝本《列女传·鲁秋洁妇》，作者增加了梅英拒李大户，不改嫁的情节，一方面隐含作者对已婚妇女“从一而终”的贞节理想，另一方面，表明女性在两性婚姻中不是玩物，是对“这小姐可为囊箧宝玩”这种封建女性观的否定。在《曲江池》和《紫云亭》中，李亚仙和韩楚兰也不乏这种女性的自主独立品格，两人虽为风尘女子，在面对自己的美好感情时，她们均义无反顾地选择“从良弃贱”，她们追求爱情婚姻的权利与自由，充满了对正常家庭生活的向往。
家庭作为社会中的细胞，其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和睦圆满的家庭关系，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家庭伦理道德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体系，石君宝剧作中女性的道德之美亦是在其组成的家庭之中。与其夫乃至公婆等他人的关系缔结中显现出来的。
罗梅英深谙婚姻幸福是家庭得以存在之关键，在其结婚之始就要求婚姻“敬爱相和顺”，她宁愿选择家道贫困艰难的秋胡做其夫，“至如他釜有蛛丝瓯有尘，这是我命运。”。却不愿“拣取一个财主，”她在“一见了我心先顺”、“一夜夫妻百日恩”基础上，忠实于自己贫贱的婚姻，视金钱如粪土。当她气愤地向秋胡索要休书时，秋胡自知理亏，以“五花官诰，驷马高车，夫人县君”向其示好，未想梅英丝毫不为所动，“谁将这五花官诰荡，谁将这霞帔金冠望”，最终在婆婆以死相逼之下，她才肯认秋胡，“若不为愚亲年老谁供养，争些个夫妻恩断无承望”，展现了底层妇女“守孝节义”的淳朴道德观念。
再看《紫云亭》中的韩楚兰，在灵春马出走之际，她不愿再度为娼，鼓足勇气，面斥鸨儿心肠毒辣，见钱眼开，简直“是个八怪洞里爱钱精”，为了自身爱情，她可以牺牲一切。面对完颜同知时，她亦是毫不怯懦，训斥其生生拆散鸳鸯。作者在此将韩楚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道德品质刻画得淋漓尽致，崇高无比。同为青楼女子的李亚仙。作者更是将道德之美集于其一身。她不但有着前面梅英、韩楚兰对爱情的忠诚和坚定顽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便在最终已然发达之际，还能做到以德报怨，不计前嫌，成功塑造出一位具有道德深度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