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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外债风险的正确认识是进行风险管理的首要前提。“可能一满意度”的外债风险评价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外债风险。了解风险的来源。通过对2002～2006年我国外债风险的实证研究，我们了解到我国外债风险处于一般可控的均衡区间。但距安全区间尚有距离，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关键词：“可能－满意度”法；外债风险；指标合成；评价模型
一、引言
目前对外债风险的评价还仅限于那些经典的指标，如偿债率、债务率、负债率等，且将各指标孤立看待，未将之系统化；而相关的危机早期预警模型，如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d的信号方法，Frankel和Rose的概率单位方法，Sachs、Tomell和Vehsco的截面回归方法，斯坦福大学刘遵义的主观概率法等更偏重于对经济、金融总体的监控，且操作时也存在各种不足。指标规模不足，由阈值判定风险状况时存在武断性，丢失某些辅助信息等等，无法正确对风险状况进行判定。因此，本文选取“可能－满意度”法建立外债风险的评价模型，并对我国近几年的外债风险状况进行实证分析。
二、外债风险的“可能－满意度”评价模型的建立
(一)“可能－满意度”法
“可能－满意度”法是一种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已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方法从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即“需要”和“可能”来对问题进行定量描述和运算。所谓“可能”指客观的容许条件和可行性，而“需要”则反映了人的主观期望。完全可能则可能度为1，完全不可能则可能度为0；满意度亦按此类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线性内插法对事物的具体特点进行描述。
“可能－满意度”法可以避免因阈值设定而带来的“突变”问题。因为经济、金融体系中风险的产生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并不会因为指标低于警戒值而判定完全无风险，指标超过警戒值就可断言危机的来临。通过设定两个极端的数值，将指标值转化为富有弹性的“可能度”或“满意度”，从而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问题。此外，“可能－满意度”法将各指标按一定方式进行综合，可以对问题进行综合评价，从总体上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
1、指标的选取及临界值的确定。外债风险的产生总是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选取那些对外债风险有显著作用的先行指标，对其进行监测和评价，可以得到对外债风险总体情况的评判。一般来讲，在指标数值很好的情况下，不发生外债危机的可能性为1，政府的满意程度为1；而在指标数值很差的情况下，不发生外债危机的可能性为0，政府的满意度为0。但是关于选用哪些指标目前并未有最终的定论。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指标为五部分共17个指标，分别是：外债清偿指标(V1)，包括偿债率、债务率、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之比、出口创汇系数；外债增长指标(V2)，包括负债率、外债利用系数、外债依存度；外债结构指标(v3)，包括短期外债与外债余额之比、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占比；对外贸易(V4)，包括贸易条件、外汇储备与进口之比、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差额与GDP之比；宏观基本面(V5)，包括GDP增长率、国内国际利率差异、信贷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各项指标临界值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参考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国际标准，且在某些方面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进行了修改；没有相关标准和经验的，选取历史中的高点和低点作为区间的两端。
2、指标的合成。我们最终需要得到的是关于外债风险的一个总体评价，因此势必要把各指标的评价通过一定的方式并合起来。在此我们将各层次的指标以加权平均的方式进行综合。在综合加权评分法中，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是首要的也是关键的环节，对各指标赋权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分析结论的可靠性。权重的选择可以根据各先行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差别和各指标评价值之间差别来主观确定，但是这样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随意性。为此，我们同时选用熵值法来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并将主客观权重进行并合，这样就兼顾了对指标重要性的主观认识和充分利用指标结果提供的客观信息，从而使对指标的赋权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三)实证分析
应用上述外债风险的评价模型，本文对我国的外债风险进行评价。由于我国外债统计口径在2001年进行修改，统计后各指标与国际标准接轨，但也使得众多指标与之前不具可比性，故本文选择2002～2006年为评价区间。利用线性内插法得到的各指标的可能满意度水平(如表1)。
本文所用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的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及其网站上公布的相关数据，或由上述数据计算得到。
应用熵值法，本文指标的主、客观合成权重(偏好系数均为u=0.5)：V1为0.255，V2为0.17，V3为0.205，V4为0.18，V5为0.19。
我们将可能满意度水平小于0.3时认为是危险区间，0.3－0.7为一般均衡区间，0.7以上为安全区间。由各指标满意度水平及其相应权重合成，我国外债总体风险在调查期内最高为0.67，最低为0.61，稳定处于0.6－0.7之间，这表明总体上我国并不存在明显的危机征兆，外债处于相对稳定和均衡的区间。但是外债风险的可能满意度始终未能达到0.7的安全水平，有必要继续加强对外债风险管理的关注。事实上把五个主维度指标的评价分开来看，我们发现其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五个主维度指标中，外债清偿、对外贸易及宏观基本面的可能满意度水平均处于0.7以上，显示了良好的安全程度。其中外债清偿指标和对外贸易指标稳居于0.8的水平之上，对我国外债总体风险的控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的两项指标不容乐观。外债增长指标基本上只维持在0.4的较低可能满意度水平。在其亚维度指标中，外债利用系数是造成其评价偏低的最主要因素。2003年我国的外债利用系数从2002年的9.12％突然猛增到120.4％，2004年更是达到183.66％，随后两年有所回落，不过也维持在140％左右的高位。这表明我国近几年外债增长幅度很大，相应造成外债使用效率不高及外债偿还压力增大。
外债结构指标近几年略有好转，但还是显示了较高的风险信号，其可能满意度水平一直在0.3的低位上下浮动，是五个主维度指标中最大的风险制造者。问题主要出在短期外债与外债余额之比和国际 商业银行贷款占比两项指标上。短期外债易受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风险较大，一般不应超过20％这一国际经验值。我国的短期外债比例近几年中逐步攀升，离20％的警戒线越来越远，到2006年时已经达到了56.85％之高，风险也随之大大增加，故该指标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一直为0。国际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很大，我国近几年该比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不过降幅不大，目前仍然维持在48％－55％，其较低的评价对外债结构指标造成了较大的拖累。
此外，也应该注意到，表现良好的对外贸易和宏观基本面指标项也存在隐患。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可能满意度一直处于接近于0的水平，这主要是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和出口商品价格明显下降造成的。而宏观基本面下的信贷增长率情况相似，其评价也基本处于略大于0的超低水平。这些问题指标容易被同维度下的绩优指标所掩盖。
(四)结论与建议
外债风险控制是一国经济安全体系中重要的一环，而对风险的正确认识是进行风险控制的基础。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的外债总体风险水平处于一般均衡的区间，但尚未达到完全安全的程度，因此许多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其中应特别注意下面几项：
第一，控制外债增长幅度，特别是短期外债的增长幅度。外债的增长应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而短期外债应当控制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防止国际短期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偿付风险。
第二，国际商业银行贷款的比例应该逐步压缩，适度扩大对具有援助性的低息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贷款。
第三，产品贸易结构有待优化。目前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还是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品牌核心价值的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且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形势激烈，造成我国出口价格下降。这种不健康的顺差创汇形式在长期来看是难以为继的。当然，贸易结构的优化同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
第四，防止信贷增长过热。国内信贷的过度扩张，会使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需求上升。对贸易品的需求上升会导致贸易收支逆差；对非贸易品的需求上升会造成实际工资上涨，通货膨胀率上升，本币实际汇率升高，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进一步使贸易收支恶化。国内信贷的过度扩张还会使资本流出，资本项目出现逆差。
关键词：“可能－满意度”法；外债风险；指标合成；评价模型
一、引言
目前对外债风险的评价还仅限于那些经典的指标，如偿债率、债务率、负债率等，且将各指标孤立看待，未将之系统化；而相关的危机早期预警模型，如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d的信号方法，Frankel和Rose的概率单位方法，Sachs、Tomell和Vehsco的截面回归方法，斯坦福大学刘遵义的主观概率法等更偏重于对经济、金融总体的监控，且操作时也存在各种不足。指标规模不足，由阈值判定风险状况时存在武断性，丢失某些辅助信息等等，无法正确对风险状况进行判定。因此，本文选取“可能－满意度”法建立外债风险的评价模型，并对我国近几年的外债风险状况进行实证分析。
二、外债风险的“可能－满意度”评价模型的建立
(一)“可能－满意度”法
“可能－满意度”法是一种多目标综合评价方法，已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方法从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即“需要”和“可能”来对问题进行定量描述和运算。所谓“可能”指客观的容许条件和可行性，而“需要”则反映了人的主观期望。完全可能则可能度为1，完全不可能则可能度为0；满意度亦按此类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使用线性内插法对事物的具体特点进行描述。
“可能－满意度”法可以避免因阈值设定而带来的“突变”问题。因为经济、金融体系中风险的产生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并不会因为指标低于警戒值而判定完全无风险，指标超过警戒值就可断言危机的来临。通过设定两个极端的数值，将指标值转化为富有弹性的“可能度”或“满意度”，从而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问题。此外，“可能－满意度”法将各指标按一定方式进行综合，可以对问题进行综合评价，从总体上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
1、指标的选取及临界值的确定。外债风险的产生总是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选取那些对外债风险有显著作用的先行指标，对其进行监测和评价，可以得到对外债风险总体情况的评判。一般来讲，在指标数值很好的情况下，不发生外债危机的可能性为1，政府的满意程度为1；而在指标数值很差的情况下，不发生外债危机的可能性为0，政府的满意度为0。但是关于选用哪些指标目前并未有最终的定论。本文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指标为五部分共17个指标，分别是：外债清偿指标(V1)，包括偿债率、债务率、外汇储备与外债余额之比、出口创汇系数；外债增长指标(V2)，包括负债率、外债利用系数、外债依存度；外债结构指标(v3)，包括短期外债与外债余额之比、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国际商业银行贷款占比；对外贸易(V4)，包括贸易条件、外汇储备与进口之比、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差额与GDP之比；宏观基本面(V5)，包括GDP增长率、国内国际利率差异、信贷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各项指标临界值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参考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国际标准，且在某些方面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进行了修改；没有相关标准和经验的，选取历史中的高点和低点作为区间的两端。
2、指标的合成。我们最终需要得到的是关于外债风险的一个总体评价，因此势必要把各指标的评价通过一定的方式并合起来。在此我们将各层次的指标以加权平均的方式进行综合。在综合加权评分法中，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是首要的也是关键的环节，对各指标赋权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分析结论的可靠性。权重的选择可以根据各先行指标之间的重要程度差别和各指标评价值之间差别来主观确定，但是这样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随意性。为此，我们同时选用熵值法来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并将主客观权重进行并合，这样就兼顾了对指标重要性的主观认识和充分利用指标结果提供的客观信息，从而使对指标的赋权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三)实证分析
应用上述外债风险的评价模型，本文对我国的外债风险进行评价。由于我国外债统计口径在2001年进行修改，统计后各指标与国际标准接轨，但也使得众多指标与之前不具可比性，故本文选择2002～2006年为评价区间。利用线性内插法得到的各指标的可能满意度水平(如表1)。
本文所用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的统计公报、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局历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及其网站上公布的相关数据，或由上述数据计算得到。
应用熵值法，本文指标的主、客观合成权重(偏好系数均为u=0.5)：V1为0.255，V2为0.17，V3为0.205，V4为0.18，V5为0.19。
我们将可能满意度水平小于0.3时认为是危险区间，0.3－0.7为一般均衡区间，0.7以上为安全区间。由各指标满意度水平及其相应权重合成，我国外债总体风险在调查期内最高为0.67，最低为0.61，稳定处于0.6－0.7之间，这表明总体上我国并不存在明显的危机征兆，外债处于相对稳定和均衡的区间。但是外债风险的可能满意度始终未能达到0.7的安全水平，有必要继续加强对外债风险管理的关注。事实上把五个主维度指标的评价分开来看，我们发现其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五个主维度指标中，外债清偿、对外贸易及宏观基本面的可能满意度水平均处于0.7以上，显示了良好的安全程度。其中外债清偿指标和对外贸易指标稳居于0.8的水平之上，对我国外债总体风险的控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的两项指标不容乐观。外债增长指标基本上只维持在0.4的较低可能满意度水平。在其亚维度指标中，外债利用系数是造成其评价偏低的最主要因素。2003年我国的外债利用系数从2002年的9.12％突然猛增到120.4％，2004年更是达到183.66％，随后两年有所回落，不过也维持在140％左右的高位。这表明我国近几年外债增长幅度很大，相应造成外债使用效率不高及外债偿还压力增大。
外债结构指标近几年略有好转，但还是显示了较高的风险信号，其可能满意度水平一直在0.3的低位上下浮动，是五个主维度指标中最大的风险制造者。问题主要出在短期外债与外债余额之比和国际 商业银行贷款占比两项指标上。短期外债易受国际经济动荡的影响，风险较大，一般不应超过20％这一国际经验值。我国的短期外债比例近几年中逐步攀升，离20％的警戒线越来越远，到2006年时已经达到了56.85％之高，风险也随之大大增加，故该指标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一直为0。国际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很大，我国近几年该比率有逐步下降的趋势，不过降幅不大，目前仍然维持在48％－55％，其较低的评价对外债结构指标造成了较大的拖累。
此外，也应该注意到，表现良好的对外贸易和宏观基本面指标项也存在隐患。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可能满意度一直处于接近于0的水平，这主要是进口商品价格大幅上升和出口商品价格明显下降造成的。而宏观基本面下的信贷增长率情况相似，其评价也基本处于略大于0的超低水平。这些问题指标容易被同维度下的绩优指标所掩盖。
(四)结论与建议
外债风险控制是一国经济安全体系中重要的一环，而对风险的正确认识是进行风险控制的基础。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的外债总体风险水平处于一般均衡的区间，但尚未达到完全安全的程度，因此许多工作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其中应特别注意下面几项：
第一，控制外债增长幅度，特别是短期外债的增长幅度。外债的增长应该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而短期外债应当控制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防止国际短期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偿付风险。
第二，国际商业银行贷款的比例应该逐步压缩，适度扩大对具有援助性的低息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贷款。
第三，产品贸易结构有待优化。目前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还是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品牌核心价值的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且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形势激烈，造成我国出口价格下降。这种不健康的顺差创汇形式在长期来看是难以为继的。当然，贸易结构的优化同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
第四，防止信贷增长过热。国内信贷的过度扩张，会使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需求上升。对贸易品的需求上升会导致贸易收支逆差；对非贸易品的需求上升会造成实际工资上涨，通货膨胀率上升，本币实际汇率升高，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进一步使贸易收支恶化。国内信贷的过度扩张还会使资本流出，资本项目出现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