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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经济风险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
最近，国际上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唱衰者甚多。如福布斯中文网曾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经济在2014年将会走向崩溃吗”；索罗斯等对冲基金亦极力唱空中国。他们之所以唱衰中国经济，是基于中国金融风险、财政风险、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累积。但也有不少人继续看好中国经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以及今后中国的经济走势，本期圆桌论坛约请了几位专家展开讨论。
中国经济会走向衰落吗
中国经济报告：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该作何种判断？出路在哪里？
刘胜军：对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期，现在确实很难说谁对谁错。悲观者也有理由，中国现在的确面临许多危机和风险。过去30年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造成了贫富悬殊、腐败泛滥、环境污染等问题。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等，都很严重。从理论上讲，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或者实现一部分，会释放出很多红利。但是，在改革中能否控制好风险？比如，改变原来超发货币的政策，会不会引爆房地产泡沫？通过改革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无足够的时间？人民有无耐心？所以，我个人也不太乐观，但我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国外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非一个准确的预言，他们低估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掌握巨大资源，有干预经济的能力和决心。中国政府拥有大量国企、财政收入、土地资源等，经济低迷时就刺激一下，如2009年左右“4万亿投资+近10万亿信贷”刺激政策。而且，中国政府做事效率高，不像美国需复杂论证，中国领导一拍脑袋，事情就定下来了。
总之，中国虽然面临的问题多、风险大，但一旦出问题，政府有能力稳定局面。但是，这条路能走多久？不可能永远这样。真正的出路不是靠控制，而是靠改革，否则，危机只是被推迟了，迟早会爆发。
温天纳：外国金融机构、对冲基金的言论或判断，并非中立的意见。很多时候，因为涉及自身利益，他们会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放大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信贷问题和制造业问题等。正好遇到中国经济出现短暂回落，这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就出现了。我认为，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的可能不大。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点在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具体包括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等。
刘尚希：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的转换期，有人称之为经济换挡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影响中国经济走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而且找到了对冲这些风险的最有效的办法。从国家整体来看，我们已经开始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的改革应该能够对冲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时期的风险。对冲经济风险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例如，税制改革中的“营改增”在进一步推进，去年的“营改增”以及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负达到1400亿，今年会继续拓展“营改增”范围，已经明确拓展到电信行业。很显然，减负进一步扩展，企业负担减轻了，活力会增强。相关部门对中小企业也实行了优惠政策，今年还会加大力度，这会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
大家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去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出的地方政府债务大约是20万亿元，还有大约10万亿元的政府或有债务。政府性债务有风险，但是，风险并不等于危机。一些媒体在解读时把风险等于危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读。
政策与改革有区别。关于未来的政策取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表明了保持政策连续性的态度。今后，将不急于改变政策，将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弹性，只要经济运行保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不需对既有政策做大的调整。
政府宏观调控何以创新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创新政府的宏观调控，即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那么，应如何创新宏观调控？
温天纳：以往的宏观调控是一刀切，现在要顾及经济调整。为实现今年稳增长、保就业的预期目标，应该采取分化式的调控政策。即对淘汰过剩产能，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对新兴产业和环保等支柱产业，应大刀阔斧地推动，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这种分化式调控能否上升为创新性政策，需要体制改革提供支撑。
刘尚希：宏观调控实际上已经有所创新，从过去的刚性调控变成现在有一定幅度的弹性调控。如经济增长目标，过去是刚性的7.5%，现在是弹性的7.5%，即7.5%左右；物价控制目标也是如此，3.5%左右。原来的对点调控转变为现在的区间调控：经济运行在区间里就不出台新政策；只有当它有可能突破区间时，才需要采取措施。这样，可避免政府不停地干涉经济运行，让市场自主运行。例如，对猪肉价格的调控，我们是有教训的。以前，政府频频干预，不给予市场自适应的时间，结果反而导致猪肉价格大起大落，恶性循环，加剧了猪肉供应的波动。完善宏观调控方式，首先要避免宏观调控的副作用，这也是一种风险思维，然后再看其正面作用。宏观调控是外因，要通过市场这个内因起作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要先有风险评估，考虑调控措施、手段、介入时机，避免引发新的风险。
至于分类式调控，也是弹性化的一种表现，就不是一刀切了，而是根据一定区间、不同的市场状况来判断是否调控。实际上就是运用多样化的手段，避免宏观调控方式单一化的负面影响。改革则更多是对冲长期风险，解决战略性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刘胜军：我们要下决心告别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饮鸩止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宏观调控要松紧适度。经济换挡期，老的增长动力衰退，新的增长动力何在？我们要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政策要有足够的灵活性。去年“钱荒”，央行没有马上放水，央行也没有一根筋。去年M2依然偏高，M2增速达13.6%，是不是应降到10%？ 去年M2余额为97.42万亿元，超出控制目标0.6%，这也就意味着央行多发了5845亿元人民币。但是，减得太快也容易发生金融危机。 至于地方政府债务，只是短期的，中央有能力消化。但依靠中央财政买单之后，新的债务又会出来。所以，要从根源上治理，必须用新的体制机制管控地方债务风险。要对地方政府财政加强监督，建立财务报告制度，加大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各级人大不能仅仅做橡皮图章，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形成真正的制衡。
改革的次序和节奏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已经确定，接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推动这个方案逐步落实。当前，改革应如何起跑？有学者认为，改革应易者先行。那么深化改革的步骤应如何把握？今年改革的“路线图”应如何绘制？
刘尚希：改革要基础先行，各项改革之间要做好协同、协调。改革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只要是改革，都会经历艰难的过程，现在，改革的约束条件更多了。必须将改革纳入法治轨道。行政审批权，该放的一定要放足，不该放的也不能乱放。比如城市规划权，是否应下放？如果下放不当，就会出问题。跨区域的整体性规划，应在上面，不能下放。有些权力是下放给市场还是放给社会？抑或由中央下放到地方？这都需要做全面深入的风险评估。
该不该放和能不能放，是两码事，具体事项要具体对待。比如环评，如果把环评的要求具体化和细化，如评估流程、技术标准、风险揭示、应对措施等，让每一个项目投资者都知道怎么做，从“要我做环评”变为“我要做环评”，监管部门抽检，发现不合格的严格处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类审批就可放手，不需采用行政审批方式。若是很多规则、标准没有具体化、细化，还是在审批官员的脑袋里，那就无法放，只得通过行政审批来控制环境风险。因此，下放行政审批权还得看是不是出于官员“真心”，若是不想放权，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甚至通过制造风险来保住权力。
现阶段，应把放权更多理解为分权。原来单一主体下的放权，是放风筝式的放权，往往放过了头，就乱了，又收，不断循环。这种放权没搞清楚哪些该放，哪些不该放。而分权，则要定位准确，把多元主体之间的责权利界定清晰，否则，就会错位。可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没有那么容易，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放任不管。
分权改革需要新的制度基础。不同制度的运行，需要不同的制度基础设施。这就像高速列车和慢速列车，其所依赖的路基和铁轨是不同的。若没有新的制度基础设施来支撑，改出来的好制度也难以有效运行。对此，当前人们在认识上有盲区，学术界看不到，行政部门有感觉，但认识不深。把制度改了，制度依赖的基础没有跟上，改革就大打折扣，甚至无法运行。当前，需要大力加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这方面的欠账太多了，改革进程就会受到影响。
刘胜军：改革面临的困难，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意识形态障碍和既得利益者的障碍等。理论上，国企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即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仍然强调公有制地位。如果我们的观念不突破，改革就难落实。国企垄断怎么打破？打破了就威胁公有制的地位，涉及政治上的问题，就很敏感。
目前的改革，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是一场自我革命。官员愿意自己放弃权力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接下来改革要解决的难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改革像过去十年那样流于形式，也不是没有可能。
温天纳：在改革实施的先后次序上，须参考宏观与微观经济形势，我给出的先后次序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能源改革，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改革中的行业门槛改革。至于其他较深层次的改革，如土地改革、金融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因涉及风险较大，难以大幅突破，必须考虑环球与中国形势变化，一步步地渐进。
以前，整个经济的发展是由国有经济拉动，效率不高，间接造成现在的信贷风险。行政审批下放或取消有利于经济市场化，有利于转变政府角色，有利于形成公正的市场环境。
互联网金融撬动银行版图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权。3月4日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潘功胜和易纲三位全国政协委员一天之内被追问四次，均表态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不会取缔余额宝类互联网金融产品，并将加强监管。如何评价这个表态？互联网金融发展前景如何？
刘胜军：中国金融领域的突出问题是金融体系效率低，价格管制，利率双轨制。例如，美国有7000多家民营银行；中国的200多家银行大多是国有的，是为政府、国企服务的，不是为民间创新服务的。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民生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等，分量微不足道。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两会期间表示，已选择部分民营资本参与民营银行试点，首批确定5家，将在天津、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开展试点。但是，我对民营银行开放试点不甚乐观。银监会批准的某些民营银行规模小，需要强势的银行出现，如阿里巴巴、腾讯开银行，对中国银行版图的改变才有意义。自下而上的创新突破，不需要政府鼓励，只要政府不把它们关掉就行，这比中央顶层设计更重要。当然，底层创新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会更好。
温天纳：最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传统银行是个挑战，竞争的环境导致银行在利率、借贷方面面临压力，有些银行不计成本，导致整个金融体系不稳定，存在风险。金融改革中，引进民营资本，难免带来新竞争，要有风险管理体制。
混合所有制搞得成吗
当前，地方国资改革正在加速。3月8日，重庆市国资委主任透露，该市将用5年左右时间在八成以上竞争类国企实现混合所有制，相当一部分国企会全部退出。3月7日，江苏省副省长史和平表示，该省正起草国企国资改革方案。
与上海国资改革类似，两省市方案也主要着力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具体举措包括调整国资布局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等。
习近平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
中国经济报告：国企改革会否“一混（合所有制）就灵”？
刘胜军：国企民营化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事物，在这种背景下，混合所有制能搞得好吗？我的观点：一是如中共十五大所明确的，国企退出如房地产一类的一切竞争性领域，不与民争利。二是打破垄断。中石化只开放几个加油站没有意义，要允许民营资本与之平等竞争，平等开油田。三是政企分开，企业和企业领导不应有行政级别。据报道从2012年3月开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正式升格为副部级单位，这种现象能算真正的改革吗？不是倒退吗？
真正做到以上三条，混合所有制才有可能搞成。
温天纳：从全球市场看，中国国企市场占比太高。国企在资源配置上有局限，与市场经济规律有冲突，一些市场应该淘汰的，它却在投入资金，新建产能。国企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不强，减少国企占比是有重要意义的。
同时，国企具有排他性，以往一些垄断领域有门槛，市场效率高的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打破垄断，由市场配置资源，既是增强中国经济活力所必需，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需要。2014年，中国政府计划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其中可能会涉及国有资产转让。
刘尚希：从现代经济看，所有权越来越虚化，而产权越来越实化。任何所有制、所有权与市场对接，都要靠产权制度的完善来实现。所有权可进一步分解为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各种形式的产权，并分割收益权。
市场经济运行需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背后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并不重要。典型的如股份制，这种情况下，产权越来越混合了。我们应把重心放在产权制度完善上，而不是放在所有权的性质上。过去，我们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基础上才能形成产权制度，也把产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产权制度是适应资源流动、配置重组并获取收益的要求而渐渐形成的财产组织形式。无论何种所有权，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有产权改革问题。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大势所趋，但要避免像习近平同志说的，“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就要严格预防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利用这个机会，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损害公众利益。
最近，国际上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唱衰者甚多。如福布斯中文网曾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经济在2014年将会走向崩溃吗”；索罗斯等对冲基金亦极力唱空中国。他们之所以唱衰中国经济，是基于中国金融风险、财政风险、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的累积。但也有不少人继续看好中国经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当前以及今后中国的经济走势，本期圆桌论坛约请了几位专家展开讨论。
中国经济会走向衰落吗
中国经济报告：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该作何种判断？出路在哪里？
刘胜军：对中国经济走势的预期，现在确实很难说谁对谁错。悲观者也有理由，中国现在的确面临许多危机和风险。过去30年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造成了贫富悬殊、腐败泛滥、环境污染等问题。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资产价格的泡沫化等，都很严重。从理论上讲，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能够顺利实现，或者实现一部分，会释放出很多红利。但是，在改革中能否控制好风险？比如，改变原来超发货币的政策，会不会引爆房地产泡沫？通过改革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无足够的时间？人民有无耐心？所以，我个人也不太乐观，但我不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国外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非一个准确的预言，他们低估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掌握巨大资源，有干预经济的能力和决心。中国政府拥有大量国企、财政收入、土地资源等，经济低迷时就刺激一下，如2009年左右“4万亿投资+近10万亿信贷”刺激政策。而且，中国政府做事效率高，不像美国需复杂论证，中国领导一拍脑袋，事情就定下来了。
总之，中国虽然面临的问题多、风险大，但一旦出问题，政府有能力稳定局面。但是，这条路能走多久？不可能永远这样。真正的出路不是靠控制，而是靠改革，否则，危机只是被推迟了，迟早会爆发。
温天纳：外国金融机构、对冲基金的言论或判断，并非中立的意见。很多时候，因为涉及自身利益，他们会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放大中国的地方债问题、信贷问题和制造业问题等。正好遇到中国经济出现短暂回落，这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就出现了。我认为，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的可能不大。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点在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具体包括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等。
刘尚希：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的转换期，有人称之为经济换挡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会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影响中国经济走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而且找到了对冲这些风险的最有效的办法。从国家整体来看，我们已经开始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的改革应该能够对冲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时期的风险。对冲经济风险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例如，税制改革中的“营改增”在进一步推进，去年的“营改增”以及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负达到1400亿，今年会继续拓展“营改增”范围，已经明确拓展到电信行业。很显然，减负进一步扩展，企业负担减轻了，活力会增强。相关部门对中小企业也实行了优惠政策，今年还会加大力度，这会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
大家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去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出的地方政府债务大约是20万亿元，还有大约10万亿元的政府或有债务。政府性债务有风险，但是，风险并不等于危机。一些媒体在解读时把风险等于危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误读。
政策与改革有区别。关于未来的政策取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表明了保持政策连续性的态度。今后，将不急于改变政策，将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弹性，只要经济运行保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不需对既有政策做大的调整。
政府宏观调控何以创新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创新政府的宏观调控，即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那么，应如何创新宏观调控？
温天纳：以往的宏观调控是一刀切，现在要顾及经济调整。为实现今年稳增长、保就业的预期目标，应该采取分化式的调控政策。即对淘汰过剩产能，采取比较温和的措施，对新兴产业和环保等支柱产业，应大刀阔斧地推动，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这种分化式调控能否上升为创新性政策，需要体制改革提供支撑。
刘尚希：宏观调控实际上已经有所创新，从过去的刚性调控变成现在有一定幅度的弹性调控。如经济增长目标，过去是刚性的7.5%，现在是弹性的7.5%，即7.5%左右；物价控制目标也是如此，3.5%左右。原来的对点调控转变为现在的区间调控：经济运行在区间里就不出台新政策；只有当它有可能突破区间时，才需要采取措施。这样，可避免政府不停地干涉经济运行，让市场自主运行。例如，对猪肉价格的调控，我们是有教训的。以前，政府频频干预，不给予市场自适应的时间，结果反而导致猪肉价格大起大落，恶性循环，加剧了猪肉供应的波动。完善宏观调控方式，首先要避免宏观调控的副作用，这也是一种风险思维，然后再看其正面作用。宏观调控是外因，要通过市场这个内因起作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要先有风险评估，考虑调控措施、手段、介入时机，避免引发新的风险。
至于分类式调控，也是弹性化的一种表现，就不是一刀切了，而是根据一定区间、不同的市场状况来判断是否调控。实际上就是运用多样化的手段，避免宏观调控方式单一化的负面影响。改革则更多是对冲长期风险，解决战略性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刘胜军：我们要下决心告别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饮鸩止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宏观调控要松紧适度。经济换挡期，老的增长动力衰退，新的增长动力何在？我们要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政策要有足够的灵活性。去年“钱荒”，央行没有马上放水，央行也没有一根筋。去年M2依然偏高，M2增速达13.6%，是不是应降到10%？ 去年M2余额为97.42万亿元，超出控制目标0.6%，这也就意味着央行多发了5845亿元人民币。但是，减得太快也容易发生金融危机。 至于地方政府债务，只是短期的，中央有能力消化。但依靠中央财政买单之后，新的债务又会出来。所以，要从根源上治理，必须用新的体制机制管控地方债务风险。要对地方政府财政加强监督，建立财务报告制度，加大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各级人大不能仅仅做橡皮图章，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形成真正的制衡。
改革的次序和节奏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已经确定，接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推动这个方案逐步落实。当前，改革应如何起跑？有学者认为，改革应易者先行。那么深化改革的步骤应如何把握？今年改革的“路线图”应如何绘制？
刘尚希：改革要基础先行，各项改革之间要做好协同、协调。改革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只要是改革，都会经历艰难的过程，现在，改革的约束条件更多了。必须将改革纳入法治轨道。行政审批权，该放的一定要放足，不该放的也不能乱放。比如城市规划权，是否应下放？如果下放不当，就会出问题。跨区域的整体性规划，应在上面，不能下放。有些权力是下放给市场还是放给社会？抑或由中央下放到地方？这都需要做全面深入的风险评估。
该不该放和能不能放，是两码事，具体事项要具体对待。比如环评，如果把环评的要求具体化和细化，如评估流程、技术标准、风险揭示、应对措施等，让每一个项目投资者都知道怎么做，从“要我做环评”变为“我要做环评”，监管部门抽检，发现不合格的严格处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类审批就可放手，不需采用行政审批方式。若是很多规则、标准没有具体化、细化，还是在审批官员的脑袋里，那就无法放，只得通过行政审批来控制环境风险。因此，下放行政审批权还得看是不是出于官员“真心”，若是不想放权，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甚至通过制造风险来保住权力。
现阶段，应把放权更多理解为分权。原来单一主体下的放权，是放风筝式的放权，往往放过了头，就乱了，又收，不断循环。这种放权没搞清楚哪些该放，哪些不该放。而分权，则要定位准确，把多元主体之间的责权利界定清晰，否则，就会错位。可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没有那么容易，不是简单地一放了之、放任不管。
分权改革需要新的制度基础。不同制度的运行，需要不同的制度基础设施。这就像高速列车和慢速列车，其所依赖的路基和铁轨是不同的。若没有新的制度基础设施来支撑，改出来的好制度也难以有效运行。对此，当前人们在认识上有盲区，学术界看不到，行政部门有感觉，但认识不深。把制度改了，制度依赖的基础没有跟上，改革就大打折扣，甚至无法运行。当前，需要大力加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在这方面的欠账太多了，改革进程就会受到影响。
刘胜军：改革面临的困难，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意识形态障碍和既得利益者的障碍等。理论上，国企是不应该存在的，但是，即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仍然强调公有制地位。如果我们的观念不突破，改革就难落实。国企垄断怎么打破？打破了就威胁公有制的地位，涉及政治上的问题，就很敏感。
目前的改革，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减少行政审批，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是一场自我革命。官员愿意自己放弃权力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接下来改革要解决的难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改革像过去十年那样流于形式，也不是没有可能。
温天纳：在改革实施的先后次序上，须参考宏观与微观经济形势，我给出的先后次序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企改革，能源改革，产业结构调整，金融改革中的行业门槛改革。至于其他较深层次的改革，如土地改革、金融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因涉及风险较大，难以大幅突破，必须考虑环球与中国形势变化，一步步地渐进。
以前，整个经济的发展是由国有经济拉动，效率不高，间接造成现在的信贷风险。行政审批下放或取消有利于经济市场化，有利于转变政府角色，有利于形成公正的市场环境。
互联网金融撬动银行版图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权。3月4日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潘功胜和易纲三位全国政协委员一天之内被追问四次，均表态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不会取缔余额宝类互联网金融产品，并将加强监管。如何评价这个表态？互联网金融发展前景如何？
刘胜军：中国金融领域的突出问题是金融体系效率低，价格管制，利率双轨制。例如，美国有7000多家民营银行；中国的200多家银行大多是国有的，是为政府、国企服务的，不是为民间创新服务的。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民生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等，分量微不足道。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两会期间表示，已选择部分民营资本参与民营银行试点，首批确定5家，将在天津、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开展试点。但是，我对民营银行开放试点不甚乐观。银监会批准的某些民营银行规模小，需要强势的银行出现，如阿里巴巴、腾讯开银行，对中国银行版图的改变才有意义。自下而上的创新突破，不需要政府鼓励，只要政府不把它们关掉就行，这比中央顶层设计更重要。当然，底层创新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会更好。
温天纳：最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于传统银行是个挑战，竞争的环境导致银行在利率、借贷方面面临压力，有些银行不计成本，导致整个金融体系不稳定，存在风险。金融改革中，引进民营资本，难免带来新竞争，要有风险管理体制。
混合所有制搞得成吗
当前，地方国资改革正在加速。3月8日，重庆市国资委主任透露，该市将用5年左右时间在八成以上竞争类国企实现混合所有制，相当一部分国企会全部退出。3月7日，江苏省副省长史和平表示，该省正起草国企国资改革方案。
与上海国资改革类似，两省市方案也主要着力于优化资源配置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具体举措包括调整国资布局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等。
习近平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
中国经济报告：国企改革会否“一混（合所有制）就灵”？
刘胜军：国企民营化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事物，在这种背景下，混合所有制能搞得好吗？我的观点：一是如中共十五大所明确的，国企退出如房地产一类的一切竞争性领域，不与民争利。二是打破垄断。中石化只开放几个加油站没有意义，要允许民营资本与之平等竞争，平等开油田。三是政企分开，企业和企业领导不应有行政级别。据报道从2012年3月开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正式升格为副部级单位，这种现象能算真正的改革吗？不是倒退吗？
真正做到以上三条，混合所有制才有可能搞成。
温天纳：从全球市场看，中国国企市场占比太高。国企在资源配置上有局限，与市场经济规律有冲突，一些市场应该淘汰的，它却在投入资金，新建产能。国企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不强，减少国企占比是有重要意义的。
同时，国企具有排他性，以往一些垄断领域有门槛，市场效率高的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打破垄断，由市场配置资源，既是增强中国经济活力所必需，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需要。2014年，中国政府计划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其中可能会涉及国有资产转让。
刘尚希：从现代经济看，所有权越来越虚化，而产权越来越实化。任何所有制、所有权与市场对接，都要靠产权制度的完善来实现。所有权可进一步分解为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各种形式的产权，并分割收益权。
市场经济运行需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产权背后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并不重要。典型的如股份制，这种情况下，产权越来越混合了。我们应把重心放在产权制度完善上，而不是放在所有权的性质上。过去，我们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基础上才能形成产权制度，也把产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产权制度是适应资源流动、配置重组并获取收益的要求而渐渐形成的财产组织形式。无论何种所有权，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有产权改革问题。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大势所趋，但要避免像习近平同志说的，“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就要严格预防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利用这个机会，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损害公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