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不知法不免责"的理念已不适应法定犯时代,而立足于"责任说"研究违法性认识错误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影响,更易于被我国的司法实践所接受.我们通过对228起典型案件的分析,归纳出违法性认识错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司法认定中的现状和规律;主张法官应以"类型化一般人"为标准,运用"谁主张、谁举证"的程序规则,采用阶段审查的操作步骤,最终推定特定领域的法定犯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可避免.将该判断结果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界定为"应当减轻、可以从轻"两种法律效果,彰显刑法的"公正"和"谦抑"原则.从技术角度建立类型化的法定犯
【机 构】
：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出 处】
：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7ZDA14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知法不免责"的理念已不适应法定犯时代,而立足于"责任说"研究违法性认识错误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影响,更易于被我国的司法实践所接受.我们通过对228起典型案件的分析,归纳出违法性认识错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司法认定中的现状和规律;主张法官应以"类型化一般人"为标准,运用"谁主张、谁举证"的程序规则,采用阶段审查的操作步骤,最终推定特定领域的法定犯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可避免.将该判断结果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界定为"应当减轻、可以从轻"两种法律效果,彰显刑法的"公正"和"谦抑"原则.从技术角度建立类型化的法定犯"认识错误可避免"的司法判断规则.
其他文献
阶级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观察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视角.阶级话语的变迁,本质上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与自我调适.改革开放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以阶级话语为核心的革命型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使得阶级话语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社会理论研究的理论框架选择和话语转换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执政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演变上.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阶级话语的式微,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力图实现从“阶级话语”到“现代性话语”的变迁,从“革命”到“建设”的意识形态转型.进入21世纪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基层官兵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及对上级方针政策的贯彻程度.本文针对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情况,提出了增强基层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效益的几点思考:主动引导与自主管理相结合,铸魂育人的鲜明政治方向不偏移.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谋政为战的战斗力标准不打折扣.优良传统与实践创新相结合,求实争先的艰苦朴素作风不松懈.
《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科技百科全书,其英译研究历经五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国外主要聚焦任译(任以都全译本)得失,国内主要关注英译史与对外传播研究、英译比较研究与英译个案研究三个主题.该领域研究从翻译内过渡至翻译外再萌生内外融合的趋势.当前《天工开物》英译研究呈现出队伍日益壮大、语料渐次丰富、领域日渐拓宽、方法日趋多元等特点,但亦存在研究力度需加强、底本考证待强化、研究视角待拓宽、研究方法需优化等不足,应从机构、读者、译者与文本四个层面展开对《天工开物》英译研究,提升其对外传播效果.
社会政策体系是由满足国民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相关因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我国将进入共同富裕新阶段,以共同富裕为标志的社会政策时代将来临.在此背景下,本文采取层次结构分析法,运用"兜底性—基础性—普惠性"三层政策结构分析框架,发现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先后经历了托底保险型、社会救助"上移"过渡型.未来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新目标,重点补齐社会福利短板,让社会服务"下沉",形成三层次的"共享服务型"政策体系.在坚持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的整体观下,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结构转型应避免传统福利国家的弊端,走社会
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用以分析一般社会结构的理论话语,架构起了审议现代视觉叙事权力生产的知识框架.由"哲学话语"到"政治批判"再到"文化实践"的意指转向在强化其文化分析理论势能的同时,也赋予其对标现代视觉叙事的执行力,它从意指结构与视觉行为实践两个层面回应了这一理论话语切入现代视觉叙事的理论向度.意识形态意指内涵的拓展、生产维度的形式凸显、"灌输"实践的路径思考以及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现代"延宕"则提供了当代视觉语境意识形态生产的诸多"问题域",其反思性构想不仅是实现这一理论话语的创新之需,同时也是
我国的现代化战略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丰富,从"四个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与体制,具体涉及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矛盾化解、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共建共治共享.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同时包含维持社会和谐有序、促进社会充满活力、维护国家安全三个维度.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复杂的一揽子工程,需要在政策设计与实践互动中形成现代的社会治理体制和现代化的社会治理能力.
在传统的天命观念中,命一直蕴含不为人力所改易的意涵,但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原儒逐渐认识到人面对命并非完全无力.命的不可抗逆性、无定性,与人能够理解和参与这两个冲突的解释向度长期共存.船山对"君相所以造命"的讨论涉及这对矛盾.因为,如果命是超出主体控制的力量,便是不可"造"的;如果可以"造",就不值得被称作命.通过文本分析以及对文本语境的还原发现,船山的"造命论"是在继承和修正林之奇造命说与批判以王艮为代表的认为人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明末俗见中展开;"造命论"所涉及两则材料的主旨是受命而非造命.受命的内容是循理
内在意识和外部实在的基本区分,构成了近代哲学的根本难题,从内在意识无法推导和证明出外部实在被康德称为"哲学的耻辱".康德之后,马克思通过"社会劳动"的综合实现了"对黑格尔的批判的批判",胡塞尔则用"意向性拧断了主—客体虚假问题的脖子".但是,由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仍然停留在意识的内在性当中,它导致了自身无法克服的三对矛盾:现象学还原和先验自我之间的矛盾;本质直观和具体描述之间的矛盾;自明性、确定性和生活世界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对意向性活动重新"奠基".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践论已经
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技术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国家作为一个多层级体系,技术治理与科层组织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本文以浙江省A市在2020年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双重压力下推出的以"一图一码一指数"为抓手的"精密智控"机制作为案例.研究发现,实行技术治理的过程中,科层逻辑依然显著,且"技术赋能"与"科层制约"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治理的技术特征自上而下呈现逐级减弱的趋势,基层政府仍是大量底数信息的生产者,现代信息技术在向基层政府渗透的过程中存在产生阻滞的可能,基层政
所谓"外在超越"是说,外在于人的天是超凡的,即超出凡俗世界;而所谓"内在超越"则是说,内在于人的理性或心性是超验的,即超出感性经验.孔孟儒学与宋明理学都有内在超越的维度,然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范式:孔孟儒学并未取消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旨在"事天";而宋明理学却是以内在的心性取代了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可谓"僭天".这种"僭天"路径选择的现实考量尽管情有可原,但在既有世俗格局下无法实现其初衷,反而带来严重后果.正确的选择乃是改变世俗格局,而这恰恰要求回归"事天"路径,重建外在超越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