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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从一位奇商、爱国商人，到一位社会活动家，他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最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海外华人，他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为人称颂。《走近霍英东》(马群丁、唯豫著，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展现了这位爱国商人的精彩人生和精神世界。
一提到霍英东在战时的发迹传奇，了解的人会说：“识时务，够胆量发财，是无情封锁下的有情买卖。”
不了解的人会说：“发国难财，资本家的剥削，财路不明。”
甚至眼红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靠走私起家，或是贩卖军火。”
种种传闻。乃至变了调的传闻，成了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谜一般的历史。
就在霍英东度过80岁生日的时候，他终于把这一段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对香港媒体说了：“我没有走私。我觉得，看待这件事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不管用什么名称或心态评价这件事，你说走私也好，或说运送战时的物资也好，我都够胆量去做，且能身先士卒。那几年里，我每天只休息三四个钟头，忙于海上贸易。那时，有不少人做这种生意，但有些商人可能买假药，卖过期的药还受到了一定的惩罚。”
霍英东对发迹一事记忆十分清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在此之后，相继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早在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郑重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允许运往共产党的中国”。1951年6月16日，英国还就此采取禁止13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占领的香港)运往中国内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在雪地里作战，肚子饿了，从干粮袋里倒出炒面，吃上几口，再抓几把雪塞进嘴里，就是一顿饭。由于敌机昼夜轰炸志愿军后方供应线，部队口粮、副食和药品等急需物资供应难以及时得到保证，且需求数量巨大，但当时物资相当匮乏。
这是“国难”。身处香江之畔的霍英东产生了冲破禁运的大胆想法，似乎找到了海上贸易的好时机。
因为朝鲜战争消耗巨大，对此，中国也做出相应的对策，其部署是将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香港素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禁运”一实施，香港自然首当其冲。作为窗口的作用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了。霍英东就是在这样的时机下参与了运送联合国禁运物资到中国内地的，这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也不再是一个谜了。
霍英东说：“我们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发国难财。我在商言商，更把自己看作中国的一分子来投入到反禁运活动中。我运输的货物中有大量的柴油和黑铁皮，尤其是黑铁皮这个东西不是每只船都能运的，东西又笨又重，价钱也很低，这个东西从运输来说，就不算是好生意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黑铁皮干啥用的。因为这东西笨重，装卸时间又长。”
后来，有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翻阅了志愿军的战斗史，才揭开这个谜：抗美援朝的后勤运输线需要油，空军飞机需要油，坦克也需要油，在坑道的战士还需要油，而没有黑铁皮就做不成油桶，没有油桶多少油都无法运上前线。
当时霍英东从我党在澳门的南光公司得知前线急需6000吨黑铁皮，便组织了自己船队的所有船只，大船一次运300吨，小船一次运100吨，昼夜不停，顶着风浪，冒着国民党残余部队的炮火，向内地，更直接地说是向前线的将士们运去了他们最需要的黑铁皮。
200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中国中央电视台摄制了一部纪录片《滔海报国》。第一集就是采访霍英东，霍英东把这个“历史公案”的前前后后坦然地告知亿万观众。
霍英东说：“当时我们新中国刚刚建国，要派志愿军抗美援朝，当时物资非常缺乏，很多东西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如何把东西送到内地?当时香港船只也是非常缺乏的，要运输的东西太多了，天天不同，包括西药、轮胎、橡胶等，那时没有人懂得如何做运输生意。当年我还是在海上做运输的，内地需要哪些东西，从汽油、煤油、柴油到棉花、钢铁、橡胶等，我都会运到澳门，那时很多商人应该说是爱国商人。当然是要在商言商，不然就很难生存。这个投资可以拿到20％的回报，谁都能参股，不是一个垄断的生意，当时在香港这个地方，抗战胜利以后，也是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抗美援朝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实行禁运，内地刚解放，还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的残余被迫退到澳门、珠江三角洲、万山群岛这一带。这些国民党的残余是非常厉害的，他们有重武器，我们说是13毫米的机关炮。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当时的运输受到了很大的干扰，风险也是很大的。就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冲破禁运，一干就是两三年，一年365天从来没有停，有时晚上睡2—3个小时。”霍英东还这样回忆道：“抗美援朝一开始第一件事，我感觉到就是：汽油、柴油被控制了，船上用油马上要登记，别的东西还可以流动，柴油、汽油只有在他们的油站可以买得到，货仓也是一个危险仓，不是随便放的。所以汽油一控制，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怎么把船上用的油省一点，因为你自己也要用的。汽油、柴油的运输非常困难，怎么装?不能用一个油桶装，因为怕被人家发现。当时很可笑，用一个风帆，把油都放在船舱，运油是用一个特别的船。这个油船跟别的船不一样。香港没有专门运输汽油、柴油的船，所以都是用风帆，到澳门价钱是很少的。我们的船叫东升一号，这个公司叫东升公司，很多东西从四面八方来，这些东西对支援志愿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困难就是没有运输。我率领的船队，有一条叫黑猫号的船。这个黑猫号，原来是英国人的一条渔船。一次，黑猫号在一个黑夜中，被国民党方面的船只撞沉了，这次生意是血本无归。腐败的港英政府，却又想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撞船的肇事者，公然把被撞沉的黑猫号，推上了法庭。港英当局就想以走私非法运输的罪名，将我置于死地。当年在法庭上，尽管经过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可以说黑猫事件的最后判决还是合法的，因为它被抓住还是在香港的领域，到了法庭最后罚了不到200块钱，因为夜间航行没有开灯，什么都是合法的，没有违法，香港没有走私漏税这个说法，所以，法庭最后判船货归还。
“几十年来很多人都说霍英东是靠走私起家的。原来没有‘走私’这两个字，因为香港是个自由港，东西随便进出。非常重要的是，作为海外中国人的一分子，我们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发国难财，因为我们的收益就是一些船租，我们也有不少工人，包括装卸、船员奖金都是靠这些钱，这个是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即使抗美援朝时期赚了点钱。两三年内不够当时搞房地产卖一天楼花的收益，但是因为船租的时间长，当年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收益。这也是我的第一桶金，对我来说，对以后的发展也起了一些作用。”
是的，一个商人，当然要在商言商，而霍英东更看中的是自己是一个海外“中国人”。只有长期生活在殖民地，又被日本鬼子无辜囚禁过的人，才能拥有这笔精神财富。
由于运送禁运物资的次数太多，在内地公司取得良好信誉的同时，霍英东也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黑猫号法庭上没让港英当局得手，但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政治迫害、政治打压接踵而来。
霍英东说：“法庭判决我们还是合法的、没有违法，当局只好在我投资房地产时打压我，原来我们投了一幅居于中心位置的地皮，全世界招标。当时只有我一个中标，这块土地整个有10多万平方米，把香港的中心搬到这里来。但是我中标以后，港英当局也不信我。像我建星光行那个20层的大厦，但是规定所有在星光行办公的住客不能买美国的东西，像收银机，不能买美国货；一个店铺开保龄球场，也不能买美国的，最后这个老板只能买澳大利亚的东西。当时我感觉完全没有道理，美国人怎么可以干预香港内政。不买美国货也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住客愿意租。但是最要命的是港英当局不给安装电话，最后整个大厦就让给了英国人，以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价钱。所以整个抗美援朝以后，当年他也不能说我违法，但是从很多方面都来打压我。”
一时间，在香港还传出了一种谣言：霍英东因走私，要被递解出境了。在这种情况下，霍英东卖楼花就被逼上了十分困难的境地。不仅如此，小肚鸡肠的西方在港势力长期不许霍英东进入香港主流社会。对此，霍英东嗤之以鼻。
可是，霍英东在中国内地的境遇就大为不同了，共和国的第一代总理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说：“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在抗美援朝期间为内地运输物资，冲破美帝的封锁，那个时候以此支持我们，是患难之交!”
一提到霍英东在战时的发迹传奇，了解的人会说：“识时务，够胆量发财，是无情封锁下的有情买卖。”
不了解的人会说：“发国难财，资本家的剥削，财路不明。”
甚至眼红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口咬定：“靠走私起家，或是贩卖军火。”
种种传闻。乃至变了调的传闻，成了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也是最具传奇色彩的谜一般的历史。
就在霍英东度过80岁生日的时候，他终于把这一段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对香港媒体说了：“我没有走私。我觉得，看待这件事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不管用什么名称或心态评价这件事，你说走私也好，或说运送战时的物资也好，我都够胆量去做，且能身先士卒。那几年里，我每天只休息三四个钟头，忙于海上贸易。那时，有不少人做这种生意，但有些商人可能买假药，卖过期的药还受到了一定的惩罚。”
霍英东对发迹一事记忆十分清晰。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在此之后，相继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早在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郑重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允许运往共产党的中国”。1951年6月16日，英国还就此采取禁止13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占领的香港)运往中国内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在雪地里作战，肚子饿了，从干粮袋里倒出炒面，吃上几口，再抓几把雪塞进嘴里，就是一顿饭。由于敌机昼夜轰炸志愿军后方供应线，部队口粮、副食和药品等急需物资供应难以及时得到保证，且需求数量巨大，但当时物资相当匮乏。
这是“国难”。身处香江之畔的霍英东产生了冲破禁运的大胆想法，似乎找到了海上贸易的好时机。
因为朝鲜战争消耗巨大，对此，中国也做出相应的对策，其部署是将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积少成多，坚持易货制度，保证资金安全。香港素以转口贸易为经济支柱，“禁运”一实施，香港自然首当其冲。作为窗口的作用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了。霍英东就是在这样的时机下参与了运送联合国禁运物资到中国内地的，这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也不再是一个谜了。
霍英东说：“我们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发国难财。我在商言商，更把自己看作中国的一分子来投入到反禁运活动中。我运输的货物中有大量的柴油和黑铁皮，尤其是黑铁皮这个东西不是每只船都能运的，东西又笨又重，价钱也很低，这个东西从运输来说，就不算是好生意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黑铁皮干啥用的。因为这东西笨重，装卸时间又长。”
后来，有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翻阅了志愿军的战斗史，才揭开这个谜：抗美援朝的后勤运输线需要油，空军飞机需要油，坦克也需要油，在坑道的战士还需要油，而没有黑铁皮就做不成油桶，没有油桶多少油都无法运上前线。
当时霍英东从我党在澳门的南光公司得知前线急需6000吨黑铁皮，便组织了自己船队的所有船只，大船一次运300吨，小船一次运100吨，昼夜不停，顶着风浪，冒着国民党残余部队的炮火，向内地，更直接地说是向前线的将士们运去了他们最需要的黑铁皮。
200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中国中央电视台摄制了一部纪录片《滔海报国》。第一集就是采访霍英东，霍英东把这个“历史公案”的前前后后坦然地告知亿万观众。
霍英东说：“当时我们新中国刚刚建国，要派志愿军抗美援朝，当时物资非常缺乏，很多东西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如何把东西送到内地?当时香港船只也是非常缺乏的，要运输的东西太多了，天天不同，包括西药、轮胎、橡胶等，那时没有人懂得如何做运输生意。当年我还是在海上做运输的，内地需要哪些东西，从汽油、煤油、柴油到棉花、钢铁、橡胶等，我都会运到澳门，那时很多商人应该说是爱国商人。当然是要在商言商，不然就很难生存。这个投资可以拿到20％的回报，谁都能参股，不是一个垄断的生意，当时在香港这个地方，抗战胜利以后，也是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抗美援朝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实行禁运，内地刚解放，还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的残余被迫退到澳门、珠江三角洲、万山群岛这一带。这些国民党的残余是非常厉害的，他们有重武器，我们说是13毫米的机关炮。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当时的运输受到了很大的干扰，风险也是很大的。就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冲破禁运，一干就是两三年，一年365天从来没有停，有时晚上睡2—3个小时。”霍英东还这样回忆道：“抗美援朝一开始第一件事，我感觉到就是：汽油、柴油被控制了，船上用油马上要登记，别的东西还可以流动，柴油、汽油只有在他们的油站可以买得到，货仓也是一个危险仓，不是随便放的。所以汽油一控制，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怎么把船上用的油省一点，因为你自己也要用的。汽油、柴油的运输非常困难，怎么装?不能用一个油桶装，因为怕被人家发现。当时很可笑，用一个风帆，把油都放在船舱，运油是用一个特别的船。这个油船跟别的船不一样。香港没有专门运输汽油、柴油的船，所以都是用风帆，到澳门价钱是很少的。我们的船叫东升一号，这个公司叫东升公司，很多东西从四面八方来，这些东西对支援志愿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困难就是没有运输。我率领的船队，有一条叫黑猫号的船。这个黑猫号，原来是英国人的一条渔船。一次，黑猫号在一个黑夜中，被国民党方面的船只撞沉了，这次生意是血本无归。腐败的港英政府，却又想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撞船的肇事者，公然把被撞沉的黑猫号，推上了法庭。港英当局就想以走私非法运输的罪名，将我置于死地。当年在法庭上，尽管经过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可以说黑猫事件的最后判决还是合法的，因为它被抓住还是在香港的领域，到了法庭最后罚了不到200块钱，因为夜间航行没有开灯，什么都是合法的，没有违法，香港没有走私漏税这个说法，所以，法庭最后判船货归还。
“几十年来很多人都说霍英东是靠走私起家的。原来没有‘走私’这两个字，因为香港是个自由港，东西随便进出。非常重要的是，作为海外中国人的一分子，我们没有在朝鲜战争中发国难财，因为我们的收益就是一些船租，我们也有不少工人，包括装卸、船员奖金都是靠这些钱，这个是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即使抗美援朝时期赚了点钱。两三年内不够当时搞房地产卖一天楼花的收益，但是因为船租的时间长，当年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收益。这也是我的第一桶金，对我来说，对以后的发展也起了一些作用。”
是的，一个商人，当然要在商言商，而霍英东更看中的是自己是一个海外“中国人”。只有长期生活在殖民地，又被日本鬼子无辜囚禁过的人，才能拥有这笔精神财富。
由于运送禁运物资的次数太多，在内地公司取得良好信誉的同时，霍英东也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黑猫号法庭上没让港英当局得手，但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政治迫害、政治打压接踵而来。
霍英东说：“法庭判决我们还是合法的、没有违法，当局只好在我投资房地产时打压我，原来我们投了一幅居于中心位置的地皮，全世界招标。当时只有我一个中标，这块土地整个有10多万平方米，把香港的中心搬到这里来。但是我中标以后，港英当局也不信我。像我建星光行那个20层的大厦，但是规定所有在星光行办公的住客不能买美国的东西，像收银机，不能买美国货；一个店铺开保龄球场，也不能买美国的，最后这个老板只能买澳大利亚的东西。当时我感觉完全没有道理，美国人怎么可以干预香港内政。不买美国货也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住客愿意租。但是最要命的是港英当局不给安装电话，最后整个大厦就让给了英国人，以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价钱。所以整个抗美援朝以后，当年他也不能说我违法，但是从很多方面都来打压我。”
一时间，在香港还传出了一种谣言：霍英东因走私，要被递解出境了。在这种情况下，霍英东卖楼花就被逼上了十分困难的境地。不仅如此，小肚鸡肠的西方在港势力长期不许霍英东进入香港主流社会。对此，霍英东嗤之以鼻。
可是，霍英东在中国内地的境遇就大为不同了，共和国的第一代总理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说：“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在抗美援朝期间为内地运输物资，冲破美帝的封锁，那个时候以此支持我们，是患难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