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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农民荒”?是否将出现“农民荒”?尚无共识与定论。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农民在“用脚投票”的方式，发出盛世危言，倒逼中国农业的升级。
“他们不会回来了!回来干什么，在家没几天就受不了!”春节，在外务工的“90后”儿子，回家过年却难以忍受寒冷的天气，执意要住进宾馆。这让刘友才至今仍感到无奈。
不过，刘友才很快发现，他儿子并非个例。他打遍了阜南县城宾馆的电话，无一例外是客满。在这个劳务输出大县，不适应故乡“气候”的外出务工者，不止是小刘。
此时距离1984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已经28年。
28年间，农民外出务工一直被视为国情使然，被视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数亿农民告别乡村，涌入城市。
28年后，小刘等沧海一粟却汇集成“农业之痛”——当“90后”农民工不愿回到农村，“谁来种地”逐渐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以至“两会”期间，路透社提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是否担心“农民荒”。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尴尬如是。
是否存在“农民荒”?是否将出现“农民荒”?各界还在论证与争论中。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农民在“用脚投票”的方式，发出盛世危言，倒逼中国农业的升级。
谁在种地?
儿子和媳妇外出打工，孙明兰独自打理着自家的6亩多地。在这个皖北普通的乡村——阜南县杨寨村，65岁的孙明兰还算是“年富力强”。
在整个杨寨村，3433人中常年外出务工者占70％，60岁以上者占10％，“村里的地都是老年人种的，60岁都算得上是壮劳力。”下派干部、杨寨村委会第一书记吴豹告诉《决策》。
这是学者眼中典型的“老人农业”。依据联合国相关机构制定的标准，45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为老年劳动力。当这部分劳动力所占比重超过农业劳动力15％时就可称为劳动力的老年型结构。
“老人农业”不独在杨寨村。据统计，到2010年，全国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已经达到40％，自2006年以来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者所占比重将超过50％。
仅就土地耕种而言，“老人农业”的严重影响尚未在杨寨村显现。
杨寨村留守的1000余名“386199部队”耕种了全村2586亩地。“如果有地，我一个人至少可以种20亩。”另一位村民告诉《决策》，“现在耕地不用自己耕，收割不用自己收”，农业机械的运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种地的劳动强度。
在吴豹的印象中，这样的变化始于2004年。而近年来，随着农机补贴的增加，农机使用更为普及。到2011年，杨寨村所在的阜阳市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3％。《决策》采访的另一个样本点——江淮之间的庐江县同大镇，2011年，其全县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也达了66.2％。
无疑，农机在减轻劳动强度时，也增加了种地成本。
在同大镇，一亩地农机成本是80元，占到全部成本的11.5％左右，如果是种田大户，比例只占8％左右。
该镇种植1000余亩土地的种粮大户倪合长，与种植1亩5分地的农户张茂永，相继给记者计算了各自的种地成本与收益。结果相差无几——一年一亩地种植水稻与小麦两季，种子、收割、化肥、农药等种植成本，农户合计约为800元，大户还需加上500元租金，约为1200元。
“40万左右吧。”倪合长粗略估算了一下全年种地的收益。而张茂永所收的粮食则均为自家口粮，“我不买，也不卖。”
显然，随着农业税减免、种粮补贴提高、粮食保护价收购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正常年景，种地不赚钱的情况已经得到扭转。
即便按照种植大户的成本产出计算，“利润率也可以达到42％。从投入产出比来讲，这是非常好的行业!”80后的玉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李桃用资本的眼光审视着这个行业。
资本确实看好农业。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1年，资本“涉农”投资保守估计达千亿数量级。未来5-10年，农业都处于加速上升期，资本“涉农”将保持高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武钢高调宣布将进军养猪等农业领域。
农业吸引了资本，却吸引不了农民。
“去年翻修村部、今年开春抗旱，都找不到年轻人。”吴豹告诉《决策》，“农业效益是比以前好了，但比较效益仍然低。外出务工肯定比在家务农的收入高，土地已经束缚不了农民。”
没有了年轻人的农村，甚是安静、萧条。
在吴豹看来，至少要种20亩地，才能抵得上外出务工的收入。但在杨寨村，人均只有8分地。
突然而至的隐忧
“都进城打工了，谁来种地?”杨寨村支书刘家成轻轻摇摇头道，“不过，都不进城打工，哪来的现钱看病、上学?”
这几年来，农民收入增加，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务工收入的增加。到2011年，全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达到2.42亿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家庭收入的50％。
一方面，老年人在家种地，维持着家庭运转以及土地保障的安全；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外打工，享有工资，增加家庭收入。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看来，比较适合中国“三农”现状。
尽管贺雪峰也承认，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人口转移还未结束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应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
一个反面的案例是：2008年底，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引来社会一片恐慌，担忧农民增收的势头就此逆转，农村消费和经济更加疲软。
不错，这一模式的代价显然是“老人农业”。对“老人农业”与农村空心化的反思，也历来有之。但没有哪一次如当下这般猛烈。
最近的大规模讨论是3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农业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召开“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座谈会，研究将来“谁来种地”的战略问题。
在此之前，“谁来种地”亦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而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师昌绪为代表的15位两院院士更是联名上书中央，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境地。
难道，一直支撑着中国农村发展的代际分工模式走到了终点吗?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即便刨去非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我国农村依然至少有4000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代际分工模式存在的条件一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仍然存在。
只不过，这一切变得有点不一样了。这4000万，多为“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
在刘家成眼中，“他们已经脱离了农
“他们不会回来了!回来干什么，在家没几天就受不了!”春节，在外务工的“90后”儿子，回家过年却难以忍受寒冷的天气，执意要住进宾馆。这让刘友才至今仍感到无奈。
不过，刘友才很快发现，他儿子并非个例。他打遍了阜南县城宾馆的电话，无一例外是客满。在这个劳务输出大县，不适应故乡“气候”的外出务工者，不止是小刘。
此时距离1984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已经28年。
28年间，农民外出务工一直被视为国情使然，被视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数亿农民告别乡村，涌入城市。
28年后，小刘等沧海一粟却汇集成“农业之痛”——当“90后”农民工不愿回到农村，“谁来种地”逐渐成为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以至“两会”期间，路透社提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是否担心“农民荒”。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尴尬如是。
是否存在“农民荒”?是否将出现“农民荒”?各界还在论证与争论中。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农民在“用脚投票”的方式，发出盛世危言，倒逼中国农业的升级。
谁在种地?
儿子和媳妇外出打工，孙明兰独自打理着自家的6亩多地。在这个皖北普通的乡村——阜南县杨寨村，65岁的孙明兰还算是“年富力强”。
在整个杨寨村，3433人中常年外出务工者占70％，60岁以上者占10％，“村里的地都是老年人种的，60岁都算得上是壮劳力。”下派干部、杨寨村委会第一书记吴豹告诉《决策》。
这是学者眼中典型的“老人农业”。依据联合国相关机构制定的标准，45岁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为老年劳动力。当这部分劳动力所占比重超过农业劳动力15％时就可称为劳动力的老年型结构。
“老人农业”不独在杨寨村。据统计，到2010年，全国50岁以上农业劳动力已经达到40％，自2006年以来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到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时，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者所占比重将超过50％。
仅就土地耕种而言，“老人农业”的严重影响尚未在杨寨村显现。
杨寨村留守的1000余名“386199部队”耕种了全村2586亩地。“如果有地，我一个人至少可以种20亩。”另一位村民告诉《决策》，“现在耕地不用自己耕，收割不用自己收”，农业机械的运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种地的劳动强度。
在吴豹的印象中，这样的变化始于2004年。而近年来，随着农机补贴的增加，农机使用更为普及。到2011年，杨寨村所在的阜阳市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3％。《决策》采访的另一个样本点——江淮之间的庐江县同大镇，2011年，其全县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也达了66.2％。
无疑，农机在减轻劳动强度时，也增加了种地成本。
在同大镇，一亩地农机成本是80元，占到全部成本的11.5％左右，如果是种田大户，比例只占8％左右。
该镇种植1000余亩土地的种粮大户倪合长，与种植1亩5分地的农户张茂永，相继给记者计算了各自的种地成本与收益。结果相差无几——一年一亩地种植水稻与小麦两季，种子、收割、化肥、农药等种植成本，农户合计约为800元，大户还需加上500元租金，约为1200元。
“40万左右吧。”倪合长粗略估算了一下全年种地的收益。而张茂永所收的粮食则均为自家口粮，“我不买，也不卖。”
显然，随着农业税减免、种粮补贴提高、粮食保护价收购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正常年景，种地不赚钱的情况已经得到扭转。
即便按照种植大户的成本产出计算，“利润率也可以达到42％。从投入产出比来讲，这是非常好的行业!”80后的玉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李桃用资本的眼光审视着这个行业。
资本确实看好农业。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1年，资本“涉农”投资保守估计达千亿数量级。未来5-10年，农业都处于加速上升期，资本“涉农”将保持高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武钢高调宣布将进军养猪等农业领域。
农业吸引了资本，却吸引不了农民。
“去年翻修村部、今年开春抗旱，都找不到年轻人。”吴豹告诉《决策》，“农业效益是比以前好了，但比较效益仍然低。外出务工肯定比在家务农的收入高，土地已经束缚不了农民。”
没有了年轻人的农村，甚是安静、萧条。
在吴豹看来，至少要种20亩地，才能抵得上外出务工的收入。但在杨寨村，人均只有8分地。
突然而至的隐忧
“都进城打工了，谁来种地?”杨寨村支书刘家成轻轻摇摇头道，“不过，都不进城打工，哪来的现钱看病、上学?”
这几年来，农民收入增加，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务工收入的增加。到2011年，全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达到2.42亿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家庭收入的50％。
一方面，老年人在家种地，维持着家庭运转以及土地保障的安全；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外打工，享有工资，增加家庭收入。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看来，比较适合中国“三农”现状。
尽管贺雪峰也承认，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人口转移还未结束的情况下，这种模式应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
一个反面的案例是：2008年底，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引来社会一片恐慌，担忧农民增收的势头就此逆转，农村消费和经济更加疲软。
不错，这一模式的代价显然是“老人农业”。对“老人农业”与农村空心化的反思，也历来有之。但没有哪一次如当下这般猛烈。
最近的大规模讨论是3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农业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召开“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座谈会，研究将来“谁来种地”的战略问题。
在此之前，“谁来种地”亦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而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师昌绪为代表的15位两院院士更是联名上书中央，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境地。
难道，一直支撑着中国农村发展的代际分工模式走到了终点吗?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即便刨去非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我国农村依然至少有4000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代际分工模式存在的条件一城市化与劳动力转移仍然存在。
只不过，这一切变得有点不一样了。这4000万，多为“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
在刘家成眼中，“他们已经脱离了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