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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翻译的定义、忠实原则以及如何对待西方译论等一些有争议的个案的分析,强调了在翻译研究中坚持辩证观的重要性。
关键词:翻译 翻译研究 辩证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纵观中西翻译史,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都源远流长。随着1972年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的发表,译界对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识逐渐增强,并且有了明显的共识。在构建翻译学的努力中,如何对待以往译论和译家及当代译派纷呈的局面,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在翻译理论建设中,我们应该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以“继承、融合、创立、发展”的方针,宽容的态度来看待中西译论,进行合理的批判与继承。
在翻译研究的辩证观方面,郑振铎、茅盾、徐永、孙致礼及许钧等都有专门论述。许钧认为,翻译史上出现的一场场争论,“往往都基于一个对立的前提,非此即彼,就如同一个问题的两极,一正一负,一消极一积极,让人们在两难的选择中陷入矛盾的重重漩涡之中,讨论双方各执一词,在对立中坚守着各自的一方。”一方面,这些争论确实起到了百家争鸣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不以辩证统一的观点看待这些争论,必然会导致一些无谓的争执,从而不利于翻译研究的突破与发展。本文拟就一些热点问题来谈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粗浅的认识。
一 什么是翻译?
古今中外众多译家对翻译都有过不同的定义或解释,但似乎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而且随着翻译流派的发展,对翻译的定义和性质的看法日渐分歧。总的来说,对翻译的不同解释与研究翻译的不同角度相关。比较常见的是从语言学角度给翻译下的定义,如卡特福德、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奈达、张培基等。文艺学派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文学翻译不是一种语言活动,而是一种文学活动或艺术活动。符号学、阐释学、翻译的目的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接受理论等都从各自角度对翻译进行了阐释。对此,我们应该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每种角度的阐释都有其理论基础和侧重,但不应该因为强调了某一角度而否认了翻译的本质。比如,不能因为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看翻译,就在实质上认为“传统译论将翻译归结为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机械的语言文字识别和转换活动,译者仅仅是被动、消极的源语文本或作者意图的传声筒”。这种看法显然有些偏激,强调接受理论对翻译的影响,决不意味着要贬低传统译论的成就。
不能坚持辩证的观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翻译研究还会导致盲目的术语创新、标新立异。曹明伦先生在《异化翻译讨论中的几个异常之处》一文末提到:
“笔者最近就读到这样一个定义:‘翻译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过程’。而笔者也像恩格斯那样‘敢大胆地说’,要理解这种异化的定义,还有待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异化,或是我们大脑机制的异化。”
翻译是什么、翻译的本质等基本问题,是翻译研究中的根本问题。翻译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涉及到多种学科或理论,如语言学、人类学、传播学、哲学、思维学、符号学、逻辑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数学、信息学、方法论知识等等,在《中国翻译》2007年第3期的《2006年译学研究综述》中更有学者从发生学、阐释学、模因学等角度来研究翻译。因此,翻译理论是一个综合的、开放的体系,因而,“翻译思考的角度应该是多种的:有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艺术的,也有美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如果要给翻译下一个能包罗以上种种情形的定义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语言(或符号)毕竟是翻译过程中最根本的基础,其它一切相关角度的探讨都不能离开语言这个载体,因此,“大道至简”,不妨从翻译过程中最根本的语言方面给翻译下一个定义,而不一定有多少个研究角度,就要有多少个定义,有些甚至是玄、空、怪、涩难以理解的。
二战以后,苏联翻译研究中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激烈论战构成了新时期苏联翻译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但这一论战从辩证统一的观点来看二者并不矛盾。费道罗夫曾经指出:
“把翻译理论纳入语言学范畴,并不等于把它和文艺学、心理学、哲学等对立起来。相反,它在很多地方与这些学科有密切联系,它可以从文艺学吸取许多知识和原理,并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学会正确解决语言与思想关系的方法。”
因此,虽然翻译理论流派林立,但毕竟都从属于翻译研究的这一总的学科,它们之间不应是互相冲突或对立的,而应该共同成为翻译学理论构建的不同部分。根茨勒在全面、系统梳理当代各种翻译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公正对待一切系统”的多途径合作的翻译研究观。“翻译理论要想有大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互相排斥的不良状况,加强不同学派彼此之间以及翻译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因此,应该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彩纷呈的各家各派。
二 辩证地看待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西方译论引进问题
张经浩在《中国翻译》2006年第5期发表《主次颠倒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一文,指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即我国当前翻译研究中厚洋薄中的现象。文章中有些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问题本身确实是不能回避的。林戊荪先生也指出:
“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翻译》确实以过多的篇幅发表了介绍西方翻译理论的文章,有的文章往往缺少分析,没有下功夫联系中国翻译的实际,个别文章写的玄而又玄,让读者难以理解。”
曹明伦先生也曾指出:
“在当今中国译坛,有一个引进西方理论只扬不贬的惯例。正如辜正坤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有些人‘无形中总认为西方的理论、至少某些西方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由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看待和引进西方译论时,坚持辩证地批判、吸收、容纳的重要性,而不能盲目地接纳西方译论为我所用。
以国内译界当前颇为流行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例。文化转向本身就忽略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视角与其它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而我们若不加批判地引进,盲目地扩大翻译研究的范围,必将给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带来危害。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曹明伦先生在《Translation Studies在中国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要保持翻译学的学科特点,就必须以翻译研究为主,文化研究为辅,因为我们研究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翻译研究,深化翻译研究,而不是以文化研究取代翻译研究。”赵彦春教授指出,文化派“将从翻译的文化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推衍到翻译学的本体论范畴,并解构着这两千年来一砖一瓦构建起来的翻译学理论体系”。许钧先生指出,“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因此,不能盲目地引进了文化转向的观点就加之于翻译研究的方方面面。
三 重提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
直译和意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存在争论,中西译界早期发展中都存在着直译派、意译派和折衷派,各派的理论观点都促进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辩证地看待直译意译之争,首先要辩证地看待直译和意译,既不能把直译等同于“死译”、“呆译”,也不能把意译当做“胡译”、“乱译”,也就是说对二者的界定应该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而非极端的理解。
从长期的翻译实践来看,直译意译都是客观存在,至于“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或“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主张,更应该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看待。翻译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到不同领域,又要考虑作者、读者等因素,因此,涉及到不同文本、不同翻译目的、或其他相关因素,应当区别对待,而不能笼统地确立一种完全适用的要求。如王佐良先生在《词义、文体与翻译》中所说:“……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該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直译与意译都有其优劣及适用范围,自然也都有存在的必要,至于谁主谁辅,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归化与异化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这一问题同样也要在翻译的综合性前提下看待,二者各有其适用情况。这里不是谁主谁辅的问题,也不是一定要把二者融合在一起,而是在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策略的问题。因此,不能通过一些特殊的例子就可以概括性的得出类似“归化是翻译的歧路”或异化就一定是佶屈聱牙的结论。毕竟,在翻译实践中,既有归化的译作,又有异化的译作,并且各有其作用。《红楼梦》就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译本,并且都是成功的译作。
因此,要在翻译的综合性特点下辩证地看待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四 译者改变效忠对象就要否定忠实吗?
《翻译与人生》一书中说到:“翻译者作原作者的奴隶那个时代开始结束,翻译工作的哲学正在跟人类文明一起过渡到脱胎换骨的新篇章。”作者提出译者的效忠对象由效忠于原作者变为效忠于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并提出了“翻译不一定要以逐句逐段全文照译的方式为正宗”的主张。作者的处理情况是这样的:“做出了多种调整,例如我换掉了书里面的一些例子……又如我放弃了那本原著过半的篇幅,换上了由其他书刊取来的资料……”,难道强调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或强调读者反映,就可以因此而否定翻译的本质吗?而这实际上也只是如作者所说是节译、改编、重述而已,也不过是众多翻译现象中的一部分而已,翻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一种复杂的活动,难道在译者由原作者的奴隶变为委托人的奴隶的过程中就可以由部分翻译现象的特点而否认翻译整体本质上的特点吗?
至于什么样的方式为正宗,应该看什么样的方式能体现翻译的本质及视具体翻译类型而定。而作者所举的例子基本上为实用文体翻译,这类翻译也只是翻译中的情况之一而已,因此,不能以翻译中某一特殊情况为例来否认翻译的本质,进而抛弃忠实原则。更何况,其实这类翻译也并不违背忠实原则,而只是忠实地程度,或说对信、达、雅各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侧重而已。而并非说广告翻译之中就可以“把‘信’一脚踢进九龙湾,将‘雅’丢进垃圾焚化炉”。这是由于对“信”和“雅”的片面理解造成的,“信”并不意味着就只是字当句对的刻板的“信”,也应该在风格、效果等总体上忠实于原作。因此,认为“对于实用英语翻译,它(即信达雅,笔者注)的指导意义还有待商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而所谓“看译写”也并非可以完全无信,只是信的程度不同而已。
五 结语
因此,在翻译研究中应该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用全面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和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各种翻译现象及理论,这样才能避免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各自构建各自的理论,而忽视了翻译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参考文献:
[1] 曹明伦:《异化翻译讨论中的几个异常之处》,《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林戊荪:《答张经浩教授》,《中国翻译》,2007年第1期。
[3] 沈苏儒:《我对翻译研究的基本认识》,《中国翻译》,2007年第1期。
[4]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
[5] 许钧:《思考应该是自由、闪光、多彩的——代前言》,许钧主编:《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6]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7] 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
[8] 周兆祥:《翻译与人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
[9] Sua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作者简介:
高宇征,男,1972—,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邯郸学院外国语学院。
陈洪丽,女,1981—,河北邯鄲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邯郸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翻译 翻译研究 辩证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纵观中西翻译史,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都源远流长。随着1972年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的发表,译界对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识逐渐增强,并且有了明显的共识。在构建翻译学的努力中,如何对待以往译论和译家及当代译派纷呈的局面,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在翻译理论建设中,我们应该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以“继承、融合、创立、发展”的方针,宽容的态度来看待中西译论,进行合理的批判与继承。
在翻译研究的辩证观方面,郑振铎、茅盾、徐永、孙致礼及许钧等都有专门论述。许钧认为,翻译史上出现的一场场争论,“往往都基于一个对立的前提,非此即彼,就如同一个问题的两极,一正一负,一消极一积极,让人们在两难的选择中陷入矛盾的重重漩涡之中,讨论双方各执一词,在对立中坚守着各自的一方。”一方面,这些争论确实起到了百家争鸣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不以辩证统一的观点看待这些争论,必然会导致一些无谓的争执,从而不利于翻译研究的突破与发展。本文拟就一些热点问题来谈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粗浅的认识。
一 什么是翻译?
古今中外众多译家对翻译都有过不同的定义或解释,但似乎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而且随着翻译流派的发展,对翻译的定义和性质的看法日渐分歧。总的来说,对翻译的不同解释与研究翻译的不同角度相关。比较常见的是从语言学角度给翻译下的定义,如卡特福德、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奈达、张培基等。文艺学派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文学翻译不是一种语言活动,而是一种文学活动或艺术活动。符号学、阐释学、翻译的目的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接受理论等都从各自角度对翻译进行了阐释。对此,我们应该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每种角度的阐释都有其理论基础和侧重,但不应该因为强调了某一角度而否认了翻译的本质。比如,不能因为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看翻译,就在实质上认为“传统译论将翻译归结为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机械的语言文字识别和转换活动,译者仅仅是被动、消极的源语文本或作者意图的传声筒”。这种看法显然有些偏激,强调接受理论对翻译的影响,决不意味着要贬低传统译论的成就。
不能坚持辩证的观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翻译研究还会导致盲目的术语创新、标新立异。曹明伦先生在《异化翻译讨论中的几个异常之处》一文末提到:
“笔者最近就读到这样一个定义:‘翻译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是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过程’。而笔者也像恩格斯那样‘敢大胆地说’,要理解这种异化的定义,还有待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异化,或是我们大脑机制的异化。”
翻译是什么、翻译的本质等基本问题,是翻译研究中的根本问题。翻译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涉及到多种学科或理论,如语言学、人类学、传播学、哲学、思维学、符号学、逻辑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数学、信息学、方法论知识等等,在《中国翻译》2007年第3期的《2006年译学研究综述》中更有学者从发生学、阐释学、模因学等角度来研究翻译。因此,翻译理论是一个综合的、开放的体系,因而,“翻译思考的角度应该是多种的:有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艺术的,也有美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如果要给翻译下一个能包罗以上种种情形的定义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语言(或符号)毕竟是翻译过程中最根本的基础,其它一切相关角度的探讨都不能离开语言这个载体,因此,“大道至简”,不妨从翻译过程中最根本的语言方面给翻译下一个定义,而不一定有多少个研究角度,就要有多少个定义,有些甚至是玄、空、怪、涩难以理解的。
二战以后,苏联翻译研究中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激烈论战构成了新时期苏联翻译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但这一论战从辩证统一的观点来看二者并不矛盾。费道罗夫曾经指出:
“把翻译理论纳入语言学范畴,并不等于把它和文艺学、心理学、哲学等对立起来。相反,它在很多地方与这些学科有密切联系,它可以从文艺学吸取许多知识和原理,并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学会正确解决语言与思想关系的方法。”
因此,虽然翻译理论流派林立,但毕竟都从属于翻译研究的这一总的学科,它们之间不应是互相冲突或对立的,而应该共同成为翻译学理论构建的不同部分。根茨勒在全面、系统梳理当代各种翻译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公正对待一切系统”的多途径合作的翻译研究观。“翻译理论要想有大的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互相排斥的不良状况,加强不同学派彼此之间以及翻译研究与其他研究领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因此,应该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彩纷呈的各家各派。
二 辩证地看待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西方译论引进问题
张经浩在《中国翻译》2006年第5期发表《主次颠倒的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一文,指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即我国当前翻译研究中厚洋薄中的现象。文章中有些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问题本身确实是不能回避的。林戊荪先生也指出:
“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翻译》确实以过多的篇幅发表了介绍西方翻译理论的文章,有的文章往往缺少分析,没有下功夫联系中国翻译的实际,个别文章写的玄而又玄,让读者难以理解。”
曹明伦先生也曾指出:
“在当今中国译坛,有一个引进西方理论只扬不贬的惯例。正如辜正坤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有些人‘无形中总认为西方的理论、至少某些西方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由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看待和引进西方译论时,坚持辩证地批判、吸收、容纳的重要性,而不能盲目地接纳西方译论为我所用。
以国内译界当前颇为流行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例。文化转向本身就忽略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视角与其它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而我们若不加批判地引进,盲目地扩大翻译研究的范围,必将给我国的翻译理论建设带来危害。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曹明伦先生在《Translation Studies在中国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要保持翻译学的学科特点,就必须以翻译研究为主,文化研究为辅,因为我们研究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翻译研究,深化翻译研究,而不是以文化研究取代翻译研究。”赵彦春教授指出,文化派“将从翻译的文化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推衍到翻译学的本体论范畴,并解构着这两千年来一砖一瓦构建起来的翻译学理论体系”。许钧先生指出,“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因此,不能盲目地引进了文化转向的观点就加之于翻译研究的方方面面。
三 重提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
直译和意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存在争论,中西译界早期发展中都存在着直译派、意译派和折衷派,各派的理论观点都促进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辩证地看待直译意译之争,首先要辩证地看待直译和意译,既不能把直译等同于“死译”、“呆译”,也不能把意译当做“胡译”、“乱译”,也就是说对二者的界定应该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而非极端的理解。
从长期的翻译实践来看,直译意译都是客观存在,至于“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或“意译为主,直译为辅”的主张,更应该历史地、全面地、发展地看待。翻译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到不同领域,又要考虑作者、读者等因素,因此,涉及到不同文本、不同翻译目的、或其他相关因素,应当区别对待,而不能笼统地确立一种完全适用的要求。如王佐良先生在《词义、文体与翻译》中所说:“……要根据原作语言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其中該直译的就直译,该意译的就意译。”直译与意译都有其优劣及适用范围,自然也都有存在的必要,至于谁主谁辅,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归化与异化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这一问题同样也要在翻译的综合性前提下看待,二者各有其适用情况。这里不是谁主谁辅的问题,也不是一定要把二者融合在一起,而是在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策略的问题。因此,不能通过一些特殊的例子就可以概括性的得出类似“归化是翻译的歧路”或异化就一定是佶屈聱牙的结论。毕竟,在翻译实践中,既有归化的译作,又有异化的译作,并且各有其作用。《红楼梦》就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译本,并且都是成功的译作。
因此,要在翻译的综合性特点下辩证地看待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问题,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四 译者改变效忠对象就要否定忠实吗?
《翻译与人生》一书中说到:“翻译者作原作者的奴隶那个时代开始结束,翻译工作的哲学正在跟人类文明一起过渡到脱胎换骨的新篇章。”作者提出译者的效忠对象由效忠于原作者变为效忠于委托人的最大利益,并提出了“翻译不一定要以逐句逐段全文照译的方式为正宗”的主张。作者的处理情况是这样的:“做出了多种调整,例如我换掉了书里面的一些例子……又如我放弃了那本原著过半的篇幅,换上了由其他书刊取来的资料……”,难道强调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或强调读者反映,就可以因此而否定翻译的本质吗?而这实际上也只是如作者所说是节译、改编、重述而已,也不过是众多翻译现象中的一部分而已,翻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一种复杂的活动,难道在译者由原作者的奴隶变为委托人的奴隶的过程中就可以由部分翻译现象的特点而否认翻译整体本质上的特点吗?
至于什么样的方式为正宗,应该看什么样的方式能体现翻译的本质及视具体翻译类型而定。而作者所举的例子基本上为实用文体翻译,这类翻译也只是翻译中的情况之一而已,因此,不能以翻译中某一特殊情况为例来否认翻译的本质,进而抛弃忠实原则。更何况,其实这类翻译也并不违背忠实原则,而只是忠实地程度,或说对信、达、雅各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侧重而已。而并非说广告翻译之中就可以“把‘信’一脚踢进九龙湾,将‘雅’丢进垃圾焚化炉”。这是由于对“信”和“雅”的片面理解造成的,“信”并不意味着就只是字当句对的刻板的“信”,也应该在风格、效果等总体上忠实于原作。因此,认为“对于实用英语翻译,它(即信达雅,笔者注)的指导意义还有待商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而所谓“看译写”也并非可以完全无信,只是信的程度不同而已。
五 结语
因此,在翻译研究中应该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用全面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和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各种翻译现象及理论,这样才能避免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各自构建各自的理论,而忽视了翻译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参考文献:
[1] 曹明伦:《异化翻译讨论中的几个异常之处》,《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林戊荪:《答张经浩教授》,《中国翻译》,2007年第1期。
[3] 沈苏儒:《我对翻译研究的基本认识》,《中国翻译》,2007年第1期。
[4]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
[5] 许钧:《思考应该是自由、闪光、多彩的——代前言》,许钧主编:《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6]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7] 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
[8] 周兆祥:《翻译与人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
[9] Sua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作者简介:
高宇征,男,1972—,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邯郸学院外国语学院。
陈洪丽,女,1981—,河北邯鄲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邯郸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