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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8岁的任超由于在校表现良好，被举荐到部队。在入伍第二年年初，连队看重这棵苗子，让他直接担任了班长。但是不久后，因身体状况，任超无奈在1979年离开部队回家休养。“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必然为你开了另一扇窗”，任超在图书出版和发行业的事业起点，是从北京市店海淀门市部营业员开始的。
三座文化殿堂的曲折故事
北京现有四座新华书店图书大厦，都有一段较为曲折的经历，其中三座是任超所经历过的。
1994年东方广场建设，由于受“黄金地段要产生黄金效益”的影响，王府井书店拆迁后难以回到王府井大街。北京新华书店人与一批文化名人和民主党派人士多方呼吁，并先后在《科技日报》《光明日报》刊发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播发了相关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当时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最终成功挽回了原本要易址的书店，使得现在新华书店这座文化的殿堂，继续屹立在王府井大街。
1983年任超被授予“全国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此时他刚来书店一年。当时是闭架售书，需要营业员去为读者找书，任超的业务底子很扎实，对分管类别的书籍十分了解，对上架图书的陈列也了如指掌。他热心帮助读者，读者把他的热情通过来信传递给了《北京日报》。报社群工部时任主任孙瑛同志接到诸多读者来信后，专门约任超到报社进行专访，后来海淀区选举第7届人大代表，与门市部毗邻的北大虽然不在一个选区，但北大有300多人将选票投给了他。
1984年，任超担任北京市新华书店海淀区店副经理。期间，他亲历了两届以北京高等教育书店的名义举办的全国大中专教材和科技图书展销，展销推动了产销直挂，减少了流通中间环节。任超说，展销活动顺应了从1982年书店开始的“三多一少”改革（即指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转环节），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新华书店海淀区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书展，海淀区店与全国各地教育、科技社的紧密合作由此打开局面，并在全国形成广泛影响。
除了海淀书展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超的老领导——如今已89岁高龄的时任王府井新华书店经理王曰成同志，他与当时中青社的王久安、解放军文艺社的黄国荣、人民出版社的艾利民等当年出版发行业代表性人物共同创建了“社科十联”“文艺九联”王府井新华书店特约经销店，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书展”，开全国出版社自办发行之先河。后来任超在出版社工作期间特别注重选题策划和活动策划，就是受到这位老领导的影响。
在众多活动策划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魂”读书活动。任超谈到，该活动缘于一个偶然机会。1993年，香港繁荣新华书店打算联合北京新华书店举办读书活动，但任超认为，将读书活动引入到香港，除了创造社会效益之外，还要考虑经济效益，保证活动持续性，进而使社会效益最大化。所以，读书活动的选题应是内地和港澳地区都能适用的。根据他的提议，首届由北京市新华书店主导的读书活动定名为“我是中国人”。
第二年，当有人建议把每一年的读书活动串起来形成一个大主题时，任超便将其取名为“中华魂”读书活动。“中华魂”读书活动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25届，活动用书发行已经近亿册。这其中，中国关工委顾秀莲主任等一大批老同志及北京发行集团领导和活动办公室接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
远渡重洋学习出版文化
1986年，受文化部委托，新华书店总店组织选拔人才赴日学习日本的出版发行经验，最终通过选拔的11人被分为两批派往日本，任超就是第一批其中一位。第一批研修团的团长是时任辽宁省新华书店副经理卜景春。 与日本相比，当时国内的出版发行发展还很不成熟。日本朋友说，当时中国发行业的性质更像日本的杂志发行，品种少、数量大，而且基本没有退货。在中国，当时出版社没什么风险，图书发给新华书店包销或经销，不用太担心退货。卜景春一行在日本研修考察三个月，对当时日本出版发行特别是图书流通环节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敏锐地感知到当时日本图书出版发行业的现状必将在不久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反映出来。因此，任超回国写下了《日本书业纵横谈》，刊登在《北京图书发行》，占据了一个半版。在这篇文章里，他通过日本发行业预示了未来中国书业的状态。
也许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次交流学习是中国书业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节点，这批年轻人正用新的思想观念，来影响中国书业。回国不久，辽宁率先启动了物流体系的升级改造，大刀阔斧推进信息化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
任超回顾往昔时，很动情地感叹，新华书店总店的时任总经理汪驿千、副总经理郑士德等领导同志积极促成中日出版交流活动，这件事对后来国内出版发行行业产生了何等重大意义和影响！
图书发行的市场需要担当
1997年邓小平辞世，举国哀悼，全国踊跃征订邓小平画像。当时任超担任北京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按理说只需要做好北京市画像的征订发行工作，但是考虑到四川是邓小平的故乡，将画像发到四川，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为了保证这两个渠道的供应，任超通过出版社直接进了30万张画像紧急供应到四川。任超承认，这样的操作跨越了发行的边界，在当时是违规的。这件事被反映到了原国家新闻出版署，任超同志和北京市新华书店受到了严厉批评，时任成都市新华书店总经理的龚次敏同志特地给当时发行司司长王俊国同志打电话说明情况。当他后来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看到四川人民踊跃购买邓小平同志画像的镜头时，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样的“不被理解”的操作不是个例，但任超认为，如果从结果来说对于国家和集体的事业有推动作用，那么个人经受一些批评，甚至委曲，从长远来看，仍然可以无怨无悔。
2002年年底，以黄书元为社长的经营班子决定人民出版社着手启动新课标教材出版项目，主要涉及高中历史、高中语文和初中思想品德三个学科。当时社内对于投入100多万元去做这件事，不少人并不理解。2004年年初任超调入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主管经营。他认为这项工作义不容辞，对拓展人民出版社业务范围有重大意义，由此可以找到长久发展的新支撑点。教材出版后，面对如何发行的问题，社长黄书元做了一个决策，成立股份性质的公司来推动教材发行工作。
公司筹创期间，黄书元社长希望业内大的有影响的出版发行单位能参与其中，为此，任超专门找了时任新华文轩董事长王庆，王庆毫不犹豫斥资600万元，持股20%鼎力支持公司成立，即今天的人民东方（北京）书业有限公司。
在公司刚起步时，面对人才和市场等资源的瓶颈，运作情况并不好，所有人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黄书元社长和多家股东机构的决策顺应了教育出版的大势，从2004年开始以高中历史部分省份全覆盖的突破开始，尤其在2008年前后，时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分管人事工作的王俊国同志在集团班子的支持下，引进罗争玉等优秀专业人才组建中版教材公司，并通过中版教材公司收购人民东方（北京）书业有限公司的50%股份，并取得该公司三套教材的经营权。这一变化使得教材发行工作逐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公司改组十年来，人民东方（北京）书业有限公司已盈利接近1亿5千万元，而中版教材公司利润更是高达7个亿以上。
从发行人的角度来看，人民出版社出书的品质在出版业内的地位无可撼动，出版了很多名家、大家，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这与历任老领导的数十年努力分不开。
但以一种创新的姿态，以一种改革的姿态来推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任超认为始于黄书元社长。他抓住主要矛盾，从针对编辑的激励机制改革开始，盘活出版社资源，成立人民东方（北京）书业有限公司，启动教材出版工作等等，推进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不同读者群体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多，为出版社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让主题出版物进入市场，为广大读者接受
2014年，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参与该书发行。任超与社长黄书元商量，并与外文出版社商定该书发行目标与合作方式。人民出版社提供了印刷厂的资源，两社发行部、印制部、策划部等人一起商量，迅速达成合作。
任超说，这本书是宣传普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读物，出版价值重大，两家出版社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该书出版发行工作中。对这次两社合作，任超很有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他对时局的把握。他认为做主题出版首先要立足于对大的形势判断，第二要立足于选题切入点，使得读者广泛接受。策划不是凭空想象，“你得要知道读者在哪儿，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任超说，十八大以后的十到十五年很有可能是人民出版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地新华书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各地党政图书发行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为了做好十九大文件的发行，任超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包括租型和分销协议的签订、整个材料的准备、印厂的布局，甚至包括污染问题。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行司刘小凯司长协调环保部门和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保证十九大文件的顺利生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策划重大项目时，任超早已有了预案，而且一直充满着危机感：他一直清楚地算一笔账，除了党和国家交办这些任务以外，出版社基本工作量是多少，基本收益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只有把最坏的情况预设到，遇到问题的时候才能有最好的解决方案。
发行人的初心：真诚服务、工匠精神和文化坚守
除了做好主题出版的策划与发行，任超还组织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利用新的印刷出版技术为我所用。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正常出版需要二十至三十年的周期，结合广大专业工作者及其他读者的实际需求，2015年底，任超建议出版社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数据库的数字格式资料扫描转化为印制文件，并成功重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纸质图书。首印1000套很快销售一空，并连续加印。2016年下半年，中宣部领导同志向中央编译局提出重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的指示，而人民出版社由于提早运作，在接到工作通知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恰到好处已投入市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这种将数字产品转为纸质产品的逆向转化的做法，将被进一步扩大到人民版老一辈无产阶级名家的文集，如20世纪80年代印刷的《刘少奇文选》等，任超认为只要有了数字化的文档，只要有市场价值，便可随时进行纸质出版。
回顾往昔，任超用三点来总结自己的从业经历。
首先是真诚。从基层营业员到如今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要有真诚为读者服务的心。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的品牌，意味着特殊价值和特殊导向的意义，这点永远不能忘。
其次是工匠精神。不论是营业员、发行员，都要学会并掌握优秀的看家本领。做社领导也一样，要找准目标，努力坚持去做。
最后是对文化事业的坚守。任超说，不仅是自己，很多早期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对出版发行这份事业很热爱。他们即便没有得奖，也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所从事的工作。
（摘自“百道网”）
三座文化殿堂的曲折故事
北京现有四座新华书店图书大厦，都有一段较为曲折的经历，其中三座是任超所经历过的。
1994年东方广场建设，由于受“黄金地段要产生黄金效益”的影响，王府井书店拆迁后难以回到王府井大街。北京新华书店人与一批文化名人和民主党派人士多方呼吁，并先后在《科技日报》《光明日报》刊发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也播发了相关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得到了当时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最终成功挽回了原本要易址的书店，使得现在新华书店这座文化的殿堂，继续屹立在王府井大街。
1983年任超被授予“全国新华书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此时他刚来书店一年。当时是闭架售书，需要营业员去为读者找书，任超的业务底子很扎实，对分管类别的书籍十分了解，对上架图书的陈列也了如指掌。他热心帮助读者，读者把他的热情通过来信传递给了《北京日报》。报社群工部时任主任孙瑛同志接到诸多读者来信后，专门约任超到报社进行专访，后来海淀区选举第7届人大代表，与门市部毗邻的北大虽然不在一个选区，但北大有300多人将选票投给了他。
1984年，任超担任北京市新华书店海淀区店副经理。期间，他亲历了两届以北京高等教育书店的名义举办的全国大中专教材和科技图书展销，展销推动了产销直挂，减少了流通中间环节。任超说，展销活动顺应了从1982年书店开始的“三多一少”改革（即指组成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转环节），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市新华书店海淀区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书展，海淀区店与全国各地教育、科技社的紧密合作由此打开局面，并在全国形成广泛影响。
除了海淀书展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超的老领导——如今已89岁高龄的时任王府井新华书店经理王曰成同志，他与当时中青社的王久安、解放军文艺社的黄国荣、人民出版社的艾利民等当年出版发行业代表性人物共同创建了“社科十联”“文艺九联”王府井新华书店特约经销店，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书展”，开全国出版社自办发行之先河。后来任超在出版社工作期间特别注重选题策划和活动策划，就是受到这位老领导的影响。
在众多活动策划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魂”读书活动。任超谈到，该活动缘于一个偶然机会。1993年，香港繁荣新华书店打算联合北京新华书店举办读书活动，但任超认为，将读书活动引入到香港，除了创造社会效益之外，还要考虑经济效益，保证活动持续性，进而使社会效益最大化。所以，读书活动的选题应是内地和港澳地区都能适用的。根据他的提议，首届由北京市新华书店主导的读书活动定名为“我是中国人”。
第二年，当有人建议把每一年的读书活动串起来形成一个大主题时，任超便将其取名为“中华魂”读书活动。“中华魂”读书活动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25届，活动用书发行已经近亿册。这其中，中国关工委顾秀莲主任等一大批老同志及北京发行集团领导和活动办公室接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
远渡重洋学习出版文化
1986年，受文化部委托，新华书店总店组织选拔人才赴日学习日本的出版发行经验，最终通过选拔的11人被分为两批派往日本，任超就是第一批其中一位。第一批研修团的团长是时任辽宁省新华书店副经理卜景春。 与日本相比，当时国内的出版发行发展还很不成熟。日本朋友说，当时中国发行业的性质更像日本的杂志发行，品种少、数量大，而且基本没有退货。在中国，当时出版社没什么风险，图书发给新华书店包销或经销，不用太担心退货。卜景春一行在日本研修考察三个月，对当时日本出版发行特别是图书流通环节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敏锐地感知到当时日本图书出版发行业的现状必将在不久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反映出来。因此，任超回国写下了《日本书业纵横谈》，刊登在《北京图书发行》，占据了一个半版。在这篇文章里，他通过日本发行业预示了未来中国书业的状态。
也许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次交流学习是中国书业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节点，这批年轻人正用新的思想观念，来影响中国书业。回国不久，辽宁率先启动了物流体系的升级改造，大刀阔斧推进信息化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
任超回顾往昔时，很动情地感叹，新华书店总店的时任总经理汪驿千、副总经理郑士德等领导同志积极促成中日出版交流活动，这件事对后来国内出版发行行业产生了何等重大意义和影响！
图书发行的市场需要担当
1997年邓小平辞世，举国哀悼，全国踊跃征订邓小平画像。当时任超担任北京市新华书店副总经理，按理说只需要做好北京市画像的征订发行工作，但是考虑到四川是邓小平的故乡，将画像发到四川，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为了保证这两个渠道的供应，任超通过出版社直接进了30万张画像紧急供应到四川。任超承认，这样的操作跨越了发行的边界，在当时是违规的。这件事被反映到了原国家新闻出版署，任超同志和北京市新华书店受到了严厉批评，时任成都市新华书店总经理的龚次敏同志特地给当时发行司司长王俊国同志打电话说明情况。当他后来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看到四川人民踊跃购买邓小平同志画像的镜头时，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样的“不被理解”的操作不是个例，但任超认为，如果从结果来说对于国家和集体的事业有推动作用，那么个人经受一些批评，甚至委曲，从长远来看，仍然可以无怨无悔。
2002年年底，以黄书元为社长的经营班子决定人民出版社着手启动新课标教材出版项目，主要涉及高中历史、高中语文和初中思想品德三个学科。当时社内对于投入100多万元去做这件事，不少人并不理解。2004年年初任超调入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主管经营。他认为这项工作义不容辞，对拓展人民出版社业务范围有重大意义，由此可以找到长久发展的新支撑点。教材出版后，面对如何发行的问题，社长黄书元做了一个决策，成立股份性质的公司来推动教材发行工作。
公司筹创期间，黄书元社长希望业内大的有影响的出版发行单位能参与其中，为此，任超专门找了时任新华文轩董事长王庆，王庆毫不犹豫斥资600万元，持股20%鼎力支持公司成立，即今天的人民东方（北京）书业有限公司。
在公司刚起步时，面对人才和市场等资源的瓶颈，运作情况并不好，所有人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黄书元社长和多家股东机构的决策顺应了教育出版的大势，从2004年开始以高中历史部分省份全覆盖的突破开始，尤其在2008年前后，时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分管人事工作的王俊国同志在集团班子的支持下，引进罗争玉等优秀专业人才组建中版教材公司，并通过中版教材公司收购人民东方（北京）书业有限公司的50%股份，并取得该公司三套教材的经营权。这一变化使得教材发行工作逐渐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公司改组十年来，人民东方（北京）书业有限公司已盈利接近1亿5千万元，而中版教材公司利润更是高达7个亿以上。
从发行人的角度来看，人民出版社出书的品质在出版业内的地位无可撼动，出版了很多名家、大家，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这与历任老领导的数十年努力分不开。
但以一种创新的姿态，以一种改革的姿态来推动人民出版社的发展，任超认为始于黄书元社长。他抓住主要矛盾，从针对编辑的激励机制改革开始，盘活出版社资源，成立人民东方（北京）书业有限公司，启动教材出版工作等等，推进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不同读者群体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多，为出版社的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让主题出版物进入市场，为广大读者接受
2014年，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参与该书发行。任超与社长黄书元商量，并与外文出版社商定该书发行目标与合作方式。人民出版社提供了印刷厂的资源，两社发行部、印制部、策划部等人一起商量，迅速达成合作。
任超说，这本书是宣传普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读物，出版价值重大，两家出版社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该书出版发行工作中。对这次两社合作，任超很有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他对时局的把握。他认为做主题出版首先要立足于对大的形势判断，第二要立足于选题切入点，使得读者广泛接受。策划不是凭空想象，“你得要知道读者在哪儿，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任超说，十八大以后的十到十五年很有可能是人民出版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地新华书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各地党政图书发行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为了做好十九大文件的发行，任超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包括租型和分销协议的签订、整个材料的准备、印厂的布局，甚至包括污染问题。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行司刘小凯司长协调环保部门和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保证十九大文件的顺利生产。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策划重大项目时，任超早已有了预案，而且一直充满着危机感：他一直清楚地算一笔账，除了党和国家交办这些任务以外，出版社基本工作量是多少，基本收益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只有把最坏的情况预设到，遇到问题的时候才能有最好的解决方案。
发行人的初心：真诚服务、工匠精神和文化坚守
除了做好主题出版的策划与发行，任超还组织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利用新的印刷出版技术为我所用。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正常出版需要二十至三十年的周期，结合广大专业工作者及其他读者的实际需求，2015年底，任超建议出版社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数据库的数字格式资料扫描转化为印制文件，并成功重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纸质图书。首印1000套很快销售一空，并连续加印。2016年下半年，中宣部领导同志向中央编译局提出重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的指示，而人民出版社由于提早运作，在接到工作通知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恰到好处已投入市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这种将数字产品转为纸质产品的逆向转化的做法，将被进一步扩大到人民版老一辈无产阶级名家的文集，如20世纪80年代印刷的《刘少奇文选》等，任超认为只要有了数字化的文档，只要有市场价值，便可随时进行纸质出版。
回顾往昔，任超用三点来总结自己的从业经历。
首先是真诚。从基层营业员到如今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要有真诚为读者服务的心。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的品牌，意味着特殊价值和特殊导向的意义，这点永远不能忘。
其次是工匠精神。不论是营业员、发行员，都要学会并掌握优秀的看家本领。做社领导也一样，要找准目标，努力坚持去做。
最后是对文化事业的坚守。任超说，不仅是自己，很多早期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对出版发行这份事业很热爱。他们即便没有得奖，也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所从事的工作。
（摘自“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