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广东从事革命之前，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领的蒋介石，对商道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在上海的经济投机中，股价暴跌，蒋介石却成功解套，在股票市场上大赚了一笔。
　　
　　1916年，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派朱执信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经办人不知交易所为何物，只好托称任何人都应当以法为据，法无此物，则难批复。这件事情就此被搁置下来，孙中山也没有再继续争取。不过，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领的蒋介石却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尽管此时他还只是张静江等人的一个小伙计，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经营才能。
　　
　　先发制人
　　
　　张静江是蒋介石在投机经营上的带路人，他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便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
　　两年后，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孙中山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几天后，张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此后，但凡孙中山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是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便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密友。
　　过了一年半载，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在张静江的启发下，利用孙中山呈文的思路，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聘请江浙财阀虞洽卿等人，联络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向农商部申请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正在积极筹备之时，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张謇所探悉。办证券交易所在当时中国商界是很超前的事情，土生土长的中国商人很少能有此创意，但张謇是个例外，他不仅早有此意，而且正在着手筹划，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对于其中的“道道”，张謇自然要比蒋介石等人内行得多。他很清楚，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由此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是西方国家的交易所均采用一区一所制，“北洋政府”若准许蒋、虞首先创办交易所，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张謇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还开办了大生纱厂，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万事皆利于我，岂容他人染指分肥?
　　于是他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诉，坚决反对蒋介石、虞洽卿等人创办交易所。
　　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就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
　　正当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之时，精明的日商却于1919年在上海日本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蒋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速批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此同时，蒋介石等人还秘密展开活动，试图先发制人。在他们的游说下，沪海道尹某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会使日商取得专利。
　　当时控制着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等人，不愿日本人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国事务。于是，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被批准。
　　
　　股市有风险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于1920年2月1日宣告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为周骏彦等。交易物品原定7种，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但当时并没有全部上市。
　　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经纪人在交易所中缴足相当的保证金，在市场代理客商买卖货物，以取得相应的佣金。
　　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其营业范围，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每股1000元，分为35股。股东共有17人，但由于各种原因，合同中多不用真名。蒋介石的代号为“蒋伟记”。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自己的名下盖章，只有蒋介石没有盖章，仅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蒋在其中占了4股，他的4000元股本，由张静江替他代交。
　　投机舞台搭好了，蒋介石等人自然干起了在交易所的市场上“抢帽子”的投机游戏。
　　由于交易所设在商贾云集的上海，又是中国第一家，因此，一时成为投机者的乐园。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飙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80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500万元。蒋介石等人初尝甜头，乐不思蜀。
　　后来，交易所的一些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到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一场分裂势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创办者纷纷撤资，调整投資方向。
　　正当交易所的主要人物各谋发展时，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仍然握有每股120元市价的4万股股票，继续大做本所股买卖。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终时竟涨至每股200多元。蒋介石喜不胜收，暗笑出走者不识时务。
　　交易所原来订有120余条的营业细则，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防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但这时的蒋介石等人，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这时，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极多，导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蒋介石等人开始恐慌。
　　原来，人们眼见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时达到顶峰，已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终于酿成1921年的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上海交易所拖延到1922年2月，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交易所的大富翁骤然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自然难逃厄运。
　　
　　成功解套
　　
　　但蒋介石毕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机会，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是蒋介石的同乡兼老师，此时因套利而欠债20万元，到处被债主逼债。一天夜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桢处，要魏设法救他。
　　


　　恰逢此时，与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又汇来100万元，以助交易所复业。了解内情的魏伯桢正在打这笔钱的主意，见周来，突然有了办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东名簿上过100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和魏在日本的同学雇100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500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的用途，交易所负责人如果派人出来和自己谈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骏彦听了这个打算后，拿不定主意，当晚就找蒋介石咨询。蒋介石这时也是负债累累，一听到这个解套的主意，第二天就跑来找魏伯桢提出合作，而且狮子大张口，表示要从中捞20万的好处，被魏当场回绝。
　　蒋介石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回去之后就来了一手“釜底抽薪”：给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庄之盘送了1000元，并对之晓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伙分赃。
　　庄之盘对蒋的能耐是了解的，对其无不言听计从。他马上找到魏伯桢:“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即蒋介石)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
　　在蒋的授意下，庄之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部分资金，供他去广东之用，剩下的钱大家均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魏只得同意这个办法。
　　股东会开会前，庄之盘所雇的100个人全部到位，坐满了前几排。会议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会议延期一天举行。虞当晚请李征五(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许诺交易所将送他5000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来人与魏、蒋等周旋。
　　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知道自己不是虞洽卿的对手，马上叫庄之盘“先行退兵”。眼见解套在望，庄不同意就此罢手，两个人协商不成，就闹到魏伯桢那里。经过谈判，魏认为应从长计议，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蒋介石此时已决定反水，他私下找到了叶琢堂。叶是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蒋请叶琢堂出面找虞洽卿，称自己并无意与他作对，只是现在经济上困难，没法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出点钱，由蒋出面将事情摆平。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6万元，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
　　蒋随即回来做魏伯桢的工作，魏尽管心里恼火，但没有任何办法，只好顺从蒋的意见。第二天，蒋介石便拿着自己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开始了他去广东的政治投机。
　　(摘自《看天下》2008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