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放卫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有名词，指的是在1958年6月初至1958年年底的“大跃进”中，媒体刊登(播放)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小麦、水稻和大炼钢铁等高产新闻。由于之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了与之对应，中国媒体将国内难以置信的工农业“高产”也称为“卫星”。
“卫星”报道给媒体工作者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其中《人民日报》刊登的大量“卫星”消息尤为引人注目。一篇篇虚假报道，白纸黑字，今天看来啼笑皆非，回顾起来异常沉重。人们常常发问，当年编辑付印这一连串“卫星”新闻的时候，编辑们就相信这些消息是真的吗?
“卫星”冲昏了头脑
《人民日报》的“卫星”报道是从1958年6月开始的。仅以6月几个小麦“卫星”为例：6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版中间位置刊登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这是“卫星”新闻的开端，也是这场“放卫星”竞赛_的开始。
地方党报也不甘落后。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11亩小麦单产3215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进行报道。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为此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纪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
这使得《人民日报》有些坐不住了。次日(6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在头条位置刊登消息《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地平均亩产3530斤》。消息说，同一个遂平“卫星农业社”，在短短4天里将小麦亩产提高了1425斤，为此还在头版配发了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户兄弟祝贺》，且以一首诗开章：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
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到了6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河南辉县)南田庄社一亩多小麦亩产4535斤》。6月23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湖北谷城先锋社亩产小麦4689斤。
6月30日一版，《人民日报》又刊登消息称：河北安国卓头村小麦亩产5102斤(在1亩7分地上)。
这些小麦“卫星”只是当年“卫星”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当年最后一颗小麦高产“卫星”是9月22日《人民日报》第六版消息《小麦冠军驾临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纪录》，说的是在这个一年无霜期只有90天的地方，有一块1.59亩的小麦实收2.9万斤。
编辑部多数人信以为真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部门一级干部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余下为数不多的几位也是抗战胜利不久进入编辑部的。他们都经历了报社在农村根据地艰苦创业的岁月，对农村生活都很熟悉，有许多人还是农民家庭出身，从小种过地，他们难道不知道一亩地在正常年景能打多少粮食吗?
笔者对人民日报社前辈编辑的调查表明，当时编辑部大多数人是相信这些“卫星”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有几个因素误导或禁锢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首先是在过去一年中进行的“反右”运动，将32名报社工作人员打成“右派”，其中近半数为中共党员，有一些还是“三八式”老干部。他们比较能够独立思考，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或者是积极的建议，却被“与党思想不一致”的棍子横扫下来，成为劳动改造的对象。“反右”使编辑们从此噤若寒蝉，生怕重蹈覆辙。
其次，进入1958年后，直到这年6月，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严厉批评。他批评的对象，第一个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毛泽东批评措词严厉，导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提出辞职。这使《人民日报》的上下都认为，既然“冒进”是不能反对的，那么鼓吹“大跃进”就顺理成章，而且只有如此才能弥补“反冒进”的错误。
其三，1958年春夏之间，风调雨顺，各地农作物长势喜人，确有高产纪录，但远远达不到放出“卫星”的水平。
其四，一些科学家也卷入了拥护“放卫星”的行列，著文阐述那些高产“卫星”是可能的事情。特别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
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按钱学森的说法，如果条件具备了，粮食亩产就可以达到40万斤!实际上，在1958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七版上，钱学森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的好办法》，已经阐述了类似观点。
这位科学家具有极高声望，他的论断使很多人包括领袖在内信以为真，报社的编辑们也就随从了。
当然，在1958年，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促使“卫星”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变本加厉。
1946年参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建的老干部宋诤说：“对那些高产‘卫星’，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信，但是后来指标离谱的时候，我反倒信了，因为我怕自己跟不上形势。”晚年，她对此深感内疚，致力于著述反思这个过程。她的丈夫何燕凌是当年部门主任一级的干部，1958年初春时下放到陕北延安劳动。他回忆说，1958年盛夏，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到延安来看我们，见面后他问我：“你看到报上的高产报道信不信?”他的原意是希望何燕凌回答：不信。但何燕凌告诉他：“我信，我们自己的报纸登的消息，我怎么能不信呢?”这句话使胡绩伟啼笑皆非。
在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副总编辑胡绩伟主持报社日常编辑工作，他这样回答笔者：“一开始我是不敢相信这些‘卫星’的，因为我曾是常年和农民打交道的人。但当时我的头脑被‘反右’和个人崇拜禁锢了，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生怕犯错误。所以只要我值夜班，看到高产‘卫星’稿都签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胡绩伟还指出：“其实，对高产‘卫星’，报社有一些农民出身的记者是有察觉的，比如林韦和李克林夫妇(他们都是“三八式”干部)，就向我反映了‘卫星’怕是不实。但是我顶不住那些从各地发来的‘卫星’稿件，那都是盖着县委甚至省委红色大印的，特别是河南和湖北省委盖章来函多，希望我们发这些‘卫星’，我们顶不住。这是一代记者悲哀的地方。”
由盲从到推波助澜
在连连施放小麦“卫星”之后，《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数量更多的水稻“卫星”，其 中压轴的荒唐报道是1958年9月18日，刊登的消息，说广西环江县放出“中稻卫星”亩产达到13万斤。
这时，仅仅盲从刊登“卫星”消息就不够了，报社编辑部组织撰写了大量社论，为高产“卫星”推波助澜。
对于多发社论鼓吹“放卫星”，总编辑吴冷西是积极的。1958年8月6日，吴冷西在《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我国领导层面已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求编辑部“鼓足干劲，清算不敢想不敢干的思想，清算观潮派的思想，为实现苦战3年纲要而奋斗”。
吴冷西讲话之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将原先内部小册子样式的刊物《编辑部生活》改为小报形式，并命名为《跃进报》，于1958年8月18日创刊，这是高产“卫星”达到高潮时的产物。
随后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大跃进”中极有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署名刘西瑞，文章说：山东寿张县正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作者的结论是：今年“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编辑部为此文加编者按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细读这篇文章则会发现，文章正文中其实并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很可能是在编辑上版过程中，由审定者或编辑者以生花之笔加的题目。
对问题保持沉默
毛泽东曾有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提法，《人民日报》编辑部是熟悉的。于是就有经过组织的集体或记者独立调查，以验证“卫星”的真实性。
1958年初秋，高产“卫星”此起彼伏，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的作家、诗人们自然心潮澎湃，要眼见为实然后歌颂一番。他们听说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农村也出现了亩产10万斤水稻的“卫星田”。即由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带队，全部人员乘火车前往天津，辗转来到那里要亲眼看一看。
到现场一看，只见那块高产田里种的水稻密不通风，为了防止过密造成植株腐烂，田埂上放了若干鼓风机，不停地向田里吹风。
编辑们看了纷纷说，这真是个新事物!文艺部副主任袁鹰回忆，他的妻子所在机关也组织人马参观了同一个地块，一位同事的老母亲为瞧新鲜也跟着去了。到现场一看，这位老太太说：“完全是骗人，根本不可能。”但是，报纸编辑们没有人有勇气直说这句话。他们热情满怀地奔去，悄无声响地回来了。
袁鹰是勇于反思的著名编辑，他在50年后回忆1958年的荒诞，“使我后来常常成为一块心病、常怀愧疚之情的，是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散文、杂文、随笔和诗歌，不遗余力地参与这类发热浮夸的大合唱，总觉得对善良的读者欠了一笔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他们说了许多不合实际、过分夸张的叙述，描写了许多虚幻的彩色泡沫”。
“大跃进”中1958年秋，袁鹰和一位同事到四川万县(现属重庆市)采访，看到了大巴山农民大炼钢铁的场面，写了一篇散文《大巴铁水》加以赞颂。但就在这年冬天，他乘火车从武汉回北京，经过河南时，只见铁路两边红光闪闪，挑灯夜战大炼钢铁，听到下铺两位官员模样的人在议论，一位说：“报上总是吹、吹，把蚂蚁吹成大象。”
另一位说：“碰到这种情况，我只有一个办法，不看，也不信。”
前者则说：“你不信，有人信呀。这不明明是害人吗?”过了一会儿，此公叹了一口气又说：“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报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大事，报纸自己能做得了主吗?”
此时袁鹰躺在上铺，静听两位旅客的议论，自觉面红耳赤，不敢发一言。这个尴尬场面，直到50年后他还记得。
在后来改革开放年代里担任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回忆说，1958年的时候，她在报社研究室工作，“对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产量、荒谬的评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没人听，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她是在后来才发现问题的。
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记者金沙是较早觉察出问题的，在河南遂平“卫星社”连续发出高产“卫星”之后，报社派金沙到河南遂平现场调查，意图是要他从现场采写一些支持“卫星”的报道。
金沙满怀热情地直奔遂平而去，现场考察“卫星社”，马上发现“不踏实，行不通”，但他不敢把这个观点告诉别人而是保持了沉默，没有写文章。
对高产“卫星”勇敢质疑
对1958年“放卫星”，许多报社老前辈为此汗颜。但即使在荒唐的“卫星”高潮中，仍然有勇敢的质疑声，有的记者没有完全沉默，在当时就指出高产“卫星”有不实之处。
1958年初春，“反右”高潮算是过去了，人民日报社总共有数十名编辑记者下放到陕西、湖北、山东等地劳动，这些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的新闻记者，向编辑部发回信件，声称那些高产纪录是不真实的。
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篇文章问世不几天，正在山东寿张县劳动的编辑向村——新四军老战士写信给编辑部说：“各乡、社在验收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不同程度的虚假现象在内”，“这种虚假性看来还不是个别现象”。他指出，寿张的粮食产量根本没有报告中说的多，他在信中明明白白地说：“深感这县在许多事情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虚假空气。因为领导对这个问题有不严肃之处，实际上助长了下面虚报的作风，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普遍的。”
这封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内部情况材料上，标题为《寿张县普遍存在虚报产量空气》。
不仅如此，编辑部还在内部小刊物上刊发了一些各地群众来信，反映即使在“大跃进”中，有些地方仍然出现了因粮食不足而造成的饥荒，及其他方面问题，如1958年7月反映河北滦县东黄坨乡严重缺粮，农民挖野菜为食；1958年9月河南襄城县农民向谭震林反映当地虚报粮食产量；同年9月湖北麻城县双庙观乡干部作风粗暴、鱼肉乡民的来信等等。但是这些材料淹没在为“卫星”唱赞歌的一片喧哗声中了。
然而，正是这些直陈出现了虚假报道的文稿和材料，越加显示出在那段时日里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
“卫星”报道给媒体工作者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其中《人民日报》刊登的大量“卫星”消息尤为引人注目。一篇篇虚假报道，白纸黑字，今天看来啼笑皆非，回顾起来异常沉重。人们常常发问，当年编辑付印这一连串“卫星”新闻的时候，编辑们就相信这些消息是真的吗?
“卫星”冲昏了头脑
《人民日报》的“卫星”报道是从1958年6月开始的。仅以6月几个小麦“卫星”为例：6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版中间位置刊登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2105斤》，这是“卫星”新闻的开端，也是这场“放卫星”竞赛_的开始。
地方党报也不甘落后。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11亩小麦单产3215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进行报道。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为此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纪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
这使得《人民日报》有些坐不住了。次日(6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在头条位置刊登消息《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地平均亩产3530斤》。消息说，同一个遂平“卫星农业社”，在短短4天里将小麦亩产提高了1425斤，为此还在头版配发了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户兄弟祝贺》，且以一首诗开章：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
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到了6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河南辉县)南田庄社一亩多小麦亩产4535斤》。6月23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湖北谷城先锋社亩产小麦4689斤。
6月30日一版，《人民日报》又刊登消息称：河北安国卓头村小麦亩产5102斤(在1亩7分地上)。
这些小麦“卫星”只是当年“卫星”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当年最后一颗小麦高产“卫星”是9月22日《人民日报》第六版消息《小麦冠军驾临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纪录》，说的是在这个一年无霜期只有90天的地方，有一块1.59亩的小麦实收2.9万斤。
编辑部多数人信以为真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部门一级干部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余下为数不多的几位也是抗战胜利不久进入编辑部的。他们都经历了报社在农村根据地艰苦创业的岁月，对农村生活都很熟悉，有许多人还是农民家庭出身，从小种过地，他们难道不知道一亩地在正常年景能打多少粮食吗?
笔者对人民日报社前辈编辑的调查表明，当时编辑部大多数人是相信这些“卫星”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有几个因素误导或禁锢了他们的头脑，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
首先是在过去一年中进行的“反右”运动，将32名报社工作人员打成“右派”，其中近半数为中共党员，有一些还是“三八式”老干部。他们比较能够独立思考，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或者是积极的建议，却被“与党思想不一致”的棍子横扫下来，成为劳动改造的对象。“反右”使编辑们从此噤若寒蝉，生怕重蹈覆辙。
其次，进入1958年后，直到这年6月，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严厉批评。他批评的对象，第一个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毛泽东批评措词严厉，导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提出辞职。这使《人民日报》的上下都认为，既然“冒进”是不能反对的，那么鼓吹“大跃进”就顺理成章，而且只有如此才能弥补“反冒进”的错误。
其三，1958年春夏之间，风调雨顺，各地农作物长势喜人，确有高产纪录，但远远达不到放出“卫星”的水平。
其四，一些科学家也卷入了拥护“放卫星”的行列，著文阐述那些高产“卫星”是可能的事情。特别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
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按钱学森的说法，如果条件具备了，粮食亩产就可以达到40万斤!实际上，在1958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七版上，钱学森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的好办法》，已经阐述了类似观点。
这位科学家具有极高声望，他的论断使很多人包括领袖在内信以为真，报社的编辑们也就随从了。
当然，在1958年，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促使“卫星”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变本加厉。
1946年参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建的老干部宋诤说：“对那些高产‘卫星’，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信，但是后来指标离谱的时候，我反倒信了，因为我怕自己跟不上形势。”晚年，她对此深感内疚，致力于著述反思这个过程。她的丈夫何燕凌是当年部门主任一级的干部，1958年初春时下放到陕北延安劳动。他回忆说，1958年盛夏，报社副总编辑胡绩伟到延安来看我们，见面后他问我：“你看到报上的高产报道信不信?”他的原意是希望何燕凌回答：不信。但何燕凌告诉他：“我信，我们自己的报纸登的消息，我怎么能不信呢?”这句话使胡绩伟啼笑皆非。
在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副总编辑胡绩伟主持报社日常编辑工作，他这样回答笔者：“一开始我是不敢相信这些‘卫星’的，因为我曾是常年和农民打交道的人。但当时我的头脑被‘反右’和个人崇拜禁锢了，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生怕犯错误。所以只要我值夜班，看到高产‘卫星’稿都签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胡绩伟还指出：“其实，对高产‘卫星’，报社有一些农民出身的记者是有察觉的，比如林韦和李克林夫妇(他们都是“三八式”干部)，就向我反映了‘卫星’怕是不实。但是我顶不住那些从各地发来的‘卫星’稿件，那都是盖着县委甚至省委红色大印的，特别是河南和湖北省委盖章来函多，希望我们发这些‘卫星’，我们顶不住。这是一代记者悲哀的地方。”
由盲从到推波助澜
在连连施放小麦“卫星”之后，《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数量更多的水稻“卫星”，其 中压轴的荒唐报道是1958年9月18日，刊登的消息，说广西环江县放出“中稻卫星”亩产达到13万斤。
这时，仅仅盲从刊登“卫星”消息就不够了，报社编辑部组织撰写了大量社论，为高产“卫星”推波助澜。
对于多发社论鼓吹“放卫星”，总编辑吴冷西是积极的。1958年8月6日，吴冷西在《人民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指出我国领导层面已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求编辑部“鼓足干劲，清算不敢想不敢干的思想，清算观潮派的思想，为实现苦战3年纲要而奋斗”。
吴冷西讲话之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将原先内部小册子样式的刊物《编辑部生活》改为小报形式，并命名为《跃进报》，于1958年8月18日创刊，这是高产“卫星”达到高潮时的产物。
随后8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大跃进”中极有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署名刘西瑞，文章说：山东寿张县正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作者的结论是：今年“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编辑部为此文加编者按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细读这篇文章则会发现，文章正文中其实并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很可能是在编辑上版过程中，由审定者或编辑者以生花之笔加的题目。
对问题保持沉默
毛泽东曾有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提法，《人民日报》编辑部是熟悉的。于是就有经过组织的集体或记者独立调查，以验证“卫星”的真实性。
1958年初秋，高产“卫星”此起彼伏，人民日报社文艺部的作家、诗人们自然心潮澎湃，要眼见为实然后歌颂一番。他们听说离北京不远的天津农村也出现了亩产10万斤水稻的“卫星田”。即由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带队，全部人员乘火车前往天津，辗转来到那里要亲眼看一看。
到现场一看，只见那块高产田里种的水稻密不通风，为了防止过密造成植株腐烂，田埂上放了若干鼓风机，不停地向田里吹风。
编辑们看了纷纷说，这真是个新事物!文艺部副主任袁鹰回忆，他的妻子所在机关也组织人马参观了同一个地块，一位同事的老母亲为瞧新鲜也跟着去了。到现场一看，这位老太太说：“完全是骗人，根本不可能。”但是，报纸编辑们没有人有勇气直说这句话。他们热情满怀地奔去，悄无声响地回来了。
袁鹰是勇于反思的著名编辑，他在50年后回忆1958年的荒诞，“使我后来常常成为一块心病、常怀愧疚之情的，是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散文、杂文、随笔和诗歌，不遗余力地参与这类发热浮夸的大合唱，总觉得对善良的读者欠了一笔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他们说了许多不合实际、过分夸张的叙述，描写了许多虚幻的彩色泡沫”。
“大跃进”中1958年秋，袁鹰和一位同事到四川万县(现属重庆市)采访，看到了大巴山农民大炼钢铁的场面，写了一篇散文《大巴铁水》加以赞颂。但就在这年冬天，他乘火车从武汉回北京，经过河南时，只见铁路两边红光闪闪，挑灯夜战大炼钢铁，听到下铺两位官员模样的人在议论，一位说：“报上总是吹、吹，把蚂蚁吹成大象。”
另一位说：“碰到这种情况，我只有一个办法，不看，也不信。”
前者则说：“你不信，有人信呀。这不明明是害人吗?”过了一会儿，此公叹了一口气又说：“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报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大事，报纸自己能做得了主吗?”
此时袁鹰躺在上铺，静听两位旅客的议论，自觉面红耳赤，不敢发一言。这个尴尬场面，直到50年后他还记得。
在后来改革开放年代里担任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回忆说，1958年的时候，她在报社研究室工作，“对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产量、荒谬的评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没人听，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她是在后来才发现问题的。
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资格记者金沙是较早觉察出问题的，在河南遂平“卫星社”连续发出高产“卫星”之后，报社派金沙到河南遂平现场调查，意图是要他从现场采写一些支持“卫星”的报道。
金沙满怀热情地直奔遂平而去，现场考察“卫星社”，马上发现“不踏实，行不通”，但他不敢把这个观点告诉别人而是保持了沉默，没有写文章。
对高产“卫星”勇敢质疑
对1958年“放卫星”，许多报社老前辈为此汗颜。但即使在荒唐的“卫星”高潮中，仍然有勇敢的质疑声，有的记者没有完全沉默，在当时就指出高产“卫星”有不实之处。
1958年初春，“反右”高潮算是过去了，人民日报社总共有数十名编辑记者下放到陕西、湖北、山东等地劳动，这些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的新闻记者，向编辑部发回信件，声称那些高产纪录是不真实的。
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篇文章问世不几天，正在山东寿张县劳动的编辑向村——新四军老战士写信给编辑部说：“各乡、社在验收过程中，我们认为有不同程度的虚假现象在内”，“这种虚假性看来还不是个别现象”。他指出，寿张的粮食产量根本没有报告中说的多，他在信中明明白白地说：“深感这县在许多事情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虚假空气。因为领导对这个问题有不严肃之处，实际上助长了下面虚报的作风，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普遍的。”
这封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内部情况材料上，标题为《寿张县普遍存在虚报产量空气》。
不仅如此，编辑部还在内部小刊物上刊发了一些各地群众来信，反映即使在“大跃进”中，有些地方仍然出现了因粮食不足而造成的饥荒，及其他方面问题，如1958年7月反映河北滦县东黄坨乡严重缺粮，农民挖野菜为食；1958年9月河南襄城县农民向谭震林反映当地虚报粮食产量；同年9月湖北麻城县双庙观乡干部作风粗暴、鱼肉乡民的来信等等。但是这些材料淹没在为“卫星”唱赞歌的一片喧哗声中了。
然而，正是这些直陈出现了虚假报道的文稿和材料，越加显示出在那段时日里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