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特定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画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他们在中西艺术的交织和碰撞中,“东寻西找”“纳新自助”,培育着自己的艺术。
范澍宁是那代画家中的智者。他的智慧集中体现在对中西两种艺术资源的“适性选择”和成功的自我创造上。
1985年,范澍宁还在四川美院学习时,正遇上美术上的“八五新潮”。面临近前发生的“美术事件”,他既不反对也不盲从。在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之后,他很快意识到:在没有深入了解中西两大艺术传统和深刻认识自我之前,个人的任何选择都可能是不准确的。
在四川美院,范澍宁有幸得到黄原、李文信等著名教授的悉心指导。他俯而画、仰而思,对中国传统绘画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期,他听取了美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维罗斯科为时一周的《西方现代美术》的专题讲座,并在美院图书馆大量的西方现代美术专集中得到印证,及时全面地了解到西方现代绘画的成因和成就。这些经历无疑对范澍宁艺术道路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一长段时间里,范澍宁同时画着油画和中国画。有时还根据工作的需要搞些版画和装饰画。范澍宁很看重自己这段“中西并举”的历程。他在聚合中西艺术资源过程中,提升主体意识,他从自己大量的带有试验性的画作中感悟到:作为一位中国当代画家,对西方现代绘画的一味模仿是没有前途的;盲目效仿古人也是没有出息的。中西两大艺术传统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共享的艺术资源,此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而只存在画家如何根据自身的需要去选择和创造的问题。范澍宁由此确定了自己的审美取向,开始了主攻国画人物的征程。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进入中国画人物画家角色的范澍宁,同时画着工笔重彩和水墨大写意画。他的工笔重彩画造型简括优美,线条圆润遒劲,色彩单纯明丽,画面富有装饰性美感;他的水墨大写“笔墨淋漓、潇洒恣肆”充满阳刚之气。范澍宁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左右开弓”,双向进取,获得骄人的成绩。他声名鹊起,蜚声画坛。
进入新世纪,范澍宁的画风有了明显改变,装饰味较浓的工笔重彩画少了,代之以书写性和绘画性结合的“意笔重彩”画,常见的情节性意笔人物画少了,全幅式水墨大写的头像特写画多了起来。笔者真切地感到,范澍宁对绘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排除了一些非绘画因素的干扰而进入了“绘画的自觉”。一种不受题材限制更富表现意味的个性化语言应运而生。他的画变得更为独特、纯净,更加直接,也更具精神性。
画大写人物画,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形与笔墨的关系问题。范澍宁一直在追求“书写与造型合而为一”的目标。近年来他以藏族汉子头像特写画为切入点,逐步接近了这一目标。
范澍宁在中国书法上下过大功夫。他由“二王”入手,就堂正儒雅风范,复临《石门颂》得宽博气象,再转魏碑,于诸种墓志铭中领略落墨坚实,笔势凌厉的气概。他在书法中体验到一种“解衣磐礴”的精神气质,获得了放笔直取,快捷把握空间的能力。这为他画好大写意画提供了先决条件。
范澍宁受过严格的“科班”训练,其造型能力是很强的。他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体会到:西洋写实绘画的造型方法很难在毛笔宣纸中凑效。所谓“塑造”乃是雕塑的概念。在二维画面上虚拟的立体形是画家自由书写的障碍。而通过简化物象所得的带有本质性的平面形,则是中国画大写笔墨的最佳载体。也只有通过这一“平面书写”的途经,才能直达“书写与造型合二为一”的境地。这点可以在范澍宁的《西部风》系列当中得到印证。
一般来说,平面水墨大写人物画,在空间处理上,横向延伸易得,纵向深厚难求,黄宾虹那些笔实墨沉,“浑厚华滋”的山水画为范澍宁提供了宝贵启示。在《西部风》系列当中,他并未沿用层层叠加,由淡而浓的积墨法来求取画面的深厚感,而是以纵横交错的浓重笔触挤压出闪亮的光斑,形成强烈的黑白,虚实对比,来呈现“由表及里”的通透和深厚。这种快速的,毫无雕琢痕迹的激情书写,于高难技巧中透出画家的灵气。藏族汉子的“笔墨形象”得到升华,由此而产生震憾人心的力量。笔者认为,范澍宁的《西部风》系列画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其依据在乎于此。
和《西部风》相比,笔者更关注范澍宁的《五彩云霞》《藏女》系列之类的“意笔重彩”画,这种综合了更多艺术资源,最能体现他“刚柔相济”的性情的画法,有着表现上的更大可能性。《五彩云霞》在国家级画展上荣获铜奖;《跑马溜溜的山上》荣获全国青年国画年展银奖。那些琴条幅式的藏女系列画得到业内外人士的赞赏。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层学术认定和社会承认。这点对范澍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更值得注重的,还是这种“意笔重彩”画较之时下流行的工笔重彩和水墨淡彩,有更大的“可开发性”。
范澍宁曾对笔者说,当今流行的任伯年式的单笔小写画法,显单薄、易重复。而那种将书写性和绘画性结合得很好的画法,则可能获得更大的表现天地。范澍宁在他的“意笔重彩”画中,取得了绘画主体与本体的和谐。他在画面各元素之间建立起一种“若即若离”,“浑然一体”的关系。他的画中的线条和色彩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其线条已不只是物象简单的轮廓线,它很有组织地律动着,充满表现的活力。其色彩不受光源色、固有色和环境等写实因素的限制,建立起“一切从画面需要出发”的合法则的色彩关系。这种注重色彩明度、冷暖度对比和颜色厚薄对比的“一画一色调”的画面,流光溢彩,通达朴厚,大显色彩表现魅力。范澍宁用美的线条和美的色彩创造出美的形象,三者相得益彩,美不胜收。
建立自己的图式,对一位成熟的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范澍宁在传统人物画“绣像”图式和现代“特写”图式之间,找到了一种近景展开的图式。这种图式,集中饱满且具很大的延伸性。它可以将画内多元素纳于一体,亦因空间的拓展而留下更多的“画外之音”。范澍宁在这种独特的图式里,以线条和色彩的共振,创造了极其丰富而美好的空间形象,构成充满内在活力的画面,洋溢着勃勃生机。
笔者认为,范澍宁的意笔重彩画的可开发性,不止是该画法假以时日的完善和精妙,而还在于,通过这个“点”的突破,取得新高度,并在新层面上作新的开拓的可能性。这样顺势而为,自然流变,定能使他获得更大的艺术成就。
范澍宁正值年富力强的大好时期,凭他在艺术上不计得失,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非凡的创造能力,定会获得更加光明的前程。这是他的心愿,也是我们的一份期待。
范澍宁是那代画家中的智者。他的智慧集中体现在对中西两种艺术资源的“适性选择”和成功的自我创造上。
1985年,范澍宁还在四川美院学习时,正遇上美术上的“八五新潮”。面临近前发生的“美术事件”,他既不反对也不盲从。在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之后,他很快意识到:在没有深入了解中西两大艺术传统和深刻认识自我之前,个人的任何选择都可能是不准确的。
在四川美院,范澍宁有幸得到黄原、李文信等著名教授的悉心指导。他俯而画、仰而思,对中国传统绘画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期,他听取了美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维罗斯科为时一周的《西方现代美术》的专题讲座,并在美院图书馆大量的西方现代美术专集中得到印证,及时全面地了解到西方现代绘画的成因和成就。这些经历无疑对范澍宁艺术道路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一长段时间里,范澍宁同时画着油画和中国画。有时还根据工作的需要搞些版画和装饰画。范澍宁很看重自己这段“中西并举”的历程。他在聚合中西艺术资源过程中,提升主体意识,他从自己大量的带有试验性的画作中感悟到:作为一位中国当代画家,对西方现代绘画的一味模仿是没有前途的;盲目效仿古人也是没有出息的。中西两大艺术传统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共享的艺术资源,此间并无高下优劣之分,而只存在画家如何根据自身的需要去选择和创造的问题。范澍宁由此确定了自己的审美取向,开始了主攻国画人物的征程。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进入中国画人物画家角色的范澍宁,同时画着工笔重彩和水墨大写意画。他的工笔重彩画造型简括优美,线条圆润遒劲,色彩单纯明丽,画面富有装饰性美感;他的水墨大写“笔墨淋漓、潇洒恣肆”充满阳刚之气。范澍宁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左右开弓”,双向进取,获得骄人的成绩。他声名鹊起,蜚声画坛。
进入新世纪,范澍宁的画风有了明显改变,装饰味较浓的工笔重彩画少了,代之以书写性和绘画性结合的“意笔重彩”画,常见的情节性意笔人物画少了,全幅式水墨大写的头像特写画多了起来。笔者真切地感到,范澍宁对绘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排除了一些非绘画因素的干扰而进入了“绘画的自觉”。一种不受题材限制更富表现意味的个性化语言应运而生。他的画变得更为独特、纯净,更加直接,也更具精神性。
画大写人物画,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形与笔墨的关系问题。范澍宁一直在追求“书写与造型合而为一”的目标。近年来他以藏族汉子头像特写画为切入点,逐步接近了这一目标。
范澍宁在中国书法上下过大功夫。他由“二王”入手,就堂正儒雅风范,复临《石门颂》得宽博气象,再转魏碑,于诸种墓志铭中领略落墨坚实,笔势凌厉的气概。他在书法中体验到一种“解衣磐礴”的精神气质,获得了放笔直取,快捷把握空间的能力。这为他画好大写意画提供了先决条件。
范澍宁受过严格的“科班”训练,其造型能力是很强的。他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体会到:西洋写实绘画的造型方法很难在毛笔宣纸中凑效。所谓“塑造”乃是雕塑的概念。在二维画面上虚拟的立体形是画家自由书写的障碍。而通过简化物象所得的带有本质性的平面形,则是中国画大写笔墨的最佳载体。也只有通过这一“平面书写”的途经,才能直达“书写与造型合二为一”的境地。这点可以在范澍宁的《西部风》系列当中得到印证。
一般来说,平面水墨大写人物画,在空间处理上,横向延伸易得,纵向深厚难求,黄宾虹那些笔实墨沉,“浑厚华滋”的山水画为范澍宁提供了宝贵启示。在《西部风》系列当中,他并未沿用层层叠加,由淡而浓的积墨法来求取画面的深厚感,而是以纵横交错的浓重笔触挤压出闪亮的光斑,形成强烈的黑白,虚实对比,来呈现“由表及里”的通透和深厚。这种快速的,毫无雕琢痕迹的激情书写,于高难技巧中透出画家的灵气。藏族汉子的“笔墨形象”得到升华,由此而产生震憾人心的力量。笔者认为,范澍宁的《西部风》系列画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其依据在乎于此。
和《西部风》相比,笔者更关注范澍宁的《五彩云霞》《藏女》系列之类的“意笔重彩”画,这种综合了更多艺术资源,最能体现他“刚柔相济”的性情的画法,有着表现上的更大可能性。《五彩云霞》在国家级画展上荣获铜奖;《跑马溜溜的山上》荣获全国青年国画年展银奖。那些琴条幅式的藏女系列画得到业内外人士的赞赏。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层学术认定和社会承认。这点对范澍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更值得注重的,还是这种“意笔重彩”画较之时下流行的工笔重彩和水墨淡彩,有更大的“可开发性”。
范澍宁曾对笔者说,当今流行的任伯年式的单笔小写画法,显单薄、易重复。而那种将书写性和绘画性结合得很好的画法,则可能获得更大的表现天地。范澍宁在他的“意笔重彩”画中,取得了绘画主体与本体的和谐。他在画面各元素之间建立起一种“若即若离”,“浑然一体”的关系。他的画中的线条和色彩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其线条已不只是物象简单的轮廓线,它很有组织地律动着,充满表现的活力。其色彩不受光源色、固有色和环境等写实因素的限制,建立起“一切从画面需要出发”的合法则的色彩关系。这种注重色彩明度、冷暖度对比和颜色厚薄对比的“一画一色调”的画面,流光溢彩,通达朴厚,大显色彩表现魅力。范澍宁用美的线条和美的色彩创造出美的形象,三者相得益彩,美不胜收。
建立自己的图式,对一位成熟的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范澍宁在传统人物画“绣像”图式和现代“特写”图式之间,找到了一种近景展开的图式。这种图式,集中饱满且具很大的延伸性。它可以将画内多元素纳于一体,亦因空间的拓展而留下更多的“画外之音”。范澍宁在这种独特的图式里,以线条和色彩的共振,创造了极其丰富而美好的空间形象,构成充满内在活力的画面,洋溢着勃勃生机。
笔者认为,范澍宁的意笔重彩画的可开发性,不止是该画法假以时日的完善和精妙,而还在于,通过这个“点”的突破,取得新高度,并在新层面上作新的开拓的可能性。这样顺势而为,自然流变,定能使他获得更大的艺术成就。
范澍宁正值年富力强的大好时期,凭他在艺术上不计得失,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非凡的创造能力,定会获得更加光明的前程。这是他的心愿,也是我们的一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