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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疫情爆发，突显出传统医疗资源紧张、感染风险高的弊端。而远程医疗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不仅在新冠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让患者在第―时间得到医疗帮助。
从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武汉协和医院第一时间开辟了5G远程会诊室，将武汉前线“战场”与北京专家团队无缝衔接；解放军总医院与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展远程会诊，为患者救治提供远程指导和技术支持；援鄂国家远程医疗队组织完成多场海内外多学科远程会诊……此外，很多公立医院的门诊改为预约制，限制每日门诊患者数量，并紧急上线互联网医院平台，提供远程问诊和病情咨询等服务。很多医药电商开展的互联网平台也出现业务量猛增的趋势，并提供心理咨询、发热咨询、疫情动态发布等，成为医院以外的另一个重要防疫“战场”。
钟南山院士团队远程指导疫情防控（视频截图）
“此次新冠疫情极大地促進了远程医疗的发展。”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卢清君感慨道。以前，多数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停留在“数字医院”“智慧门诊”层面，主要提供挂号、导诊、结算和病历管理等基础服务，在提升医院管理质量和效率方面发挥较基础的作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医院加速了搭建远程医疗平台建设的进程，才使在线问诊等真正面向患者的互联网诊疗服务得到发展。以北京为例， 新冠疫情爆发前北京只有6家医院有互联网诊疗资质， 新冠疫情爆发后第一周，就激增了40多家，现在有将近50家医院具备资质。
在世界各地，远程医疗的发展障碍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最新报告指出， 新冠疫情期间全球远程医疗快速发展，2020年全球远程医疗服务价值将增至2500亿美元。新冠疫情使网络视频和移动通讯等多种远程就诊模式快速成长，远程诊疗医院从57%增长到64%，用户认可度也明显增高，从2019年的11%上升到目前的76%。
“‘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智慧医疗’‘在线问诊’等，‘炒概念’的居多，正确认识远程医疗内涵，合理期待，才最关键。”卢清君告诉记者。“欧美国家的医生是自由执业，而我国对诊疗行为实行严格准入制度，即我国开展远程医疗的机构必须申请互联网医院准入，具备相应的资质，医生要注册到医院。”
一些医院提供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只是借助“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概念，进行了过度浮夸的渲染，打了擦边球。例如，有平台宣称，患者在咨询症状后，就会推荐用药和治疗方案。事实上，这仅仅属于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咨询服务的范畴，属于非医疗行为，平台本身可能没有互联网诊疗资质，其“建议”需谨慎对待。
没有开具正规处方的咨询不是真正的远程问诊，而且我国也明文规定，首诊不能采取线上问诊的形式。
还有些宣传让人们误认为“不出门，什么病都能在网上看，我只要点开某个手机APP就行。”这是不可能的，远程医疗基于通讯工具而诞生，互联网本身存在局限，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医疗上所有难题，患者检查、打针、手术等一系列问题都要在线下进行。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明确归纳。
远程医疗的英文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互联网医院、远程诊疗、互联网医疗、远程会诊、在线问诊等相关概念。但在我国政府文件中，远程医疗范畴很小，指各医院间的医生协同作用的形式，主要包括远程会诊等。
在线诊疗，涉及两个概念：―是互联网诊疗，指医疗机构集合本机构注册的医师，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远程医疗的“B2C模式”，即医院远程直接对接本院患者。二是互联网医院，指医疗机构自身或与企业共同搭建互联网医院平台，除本医院医生外，还可集合其他医疗机构的医生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其与互联网诊疗之间的最大区别是能否有其他医院的医生当“外援”。“互联网医院对基层，尤其对县级以下的基层医疗意义非凡。”卢清君说。“基层医疗机构在管理慢性病患者时，如果技术、能力不足，可利用互联网医院邀请其他医院的医生帮助完成诊疗。”
目前，医院间的远程医疗模式已相对成熟，而面向广大患者的“B2C”模式也迎来发展机遇。“新冠疫情期间居家隔离，让人们意识到远程医疗的优势，也更加接受这种远程医疗服务。”卢清君预测。“如果远程医疗能规范化发展的话，未来两三年内就能带来明显的积极效益，不仅会提高医院、医生的交流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还会促进分级诊疗，便利患者就医。”
此外，远程医疗也能降低医疗成本。2019年，北京医疗机构诊疗人次超过2.6亿，其中外地患者约占1/3。这背后的交通、安保、餐饮、住宿等成本难以计数，如果通过远程会诊、复诊等，可大大降低患者医疗费用和基本医保报销的负担。
卢清君提示，多数大型公立医院已获得互联网诊疗资质，建议患者初诊建立档案后，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异地就诊，可与主治医生沟通，依托相关平台进行线上复诊，这样患者就不用再跑医院。不过，大家要理性认识，虽然网上能找到“大专家”，但不能本末倒置，初诊还是要到当地医院就诊。互联网医疗咨询服务无法替代问诊，服务质量也难以把控，不能盲目依赖。
远程医疗还需进一步落实和细化配套政策，才能让患者真正体验到好的医疗服务模式。卢清君表示，新冠疫情期间，铺天盖地的互联网义诊，宣传互联网什么都能解决，线上就能为患者提供用药建议等，这些行为都要加强行政监督管理。此外，远程医疗医保报销等政策性问题、医生互联网执业的人事管理问题等也都亟待解决。
疫情促进远程医疗发展
从2020年1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武汉协和医院第一时间开辟了5G远程会诊室，将武汉前线“战场”与北京专家团队无缝衔接；解放军总医院与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展远程会诊，为患者救治提供远程指导和技术支持；援鄂国家远程医疗队组织完成多场海内外多学科远程会诊……此外，很多公立医院的门诊改为预约制，限制每日门诊患者数量，并紧急上线互联网医院平台，提供远程问诊和病情咨询等服务。很多医药电商开展的互联网平台也出现业务量猛增的趋势，并提供心理咨询、发热咨询、疫情动态发布等，成为医院以外的另一个重要防疫“战场”。
“此次新冠疫情极大地促進了远程医疗的发展。”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卢清君感慨道。以前，多数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停留在“数字医院”“智慧门诊”层面，主要提供挂号、导诊、结算和病历管理等基础服务，在提升医院管理质量和效率方面发挥较基础的作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医院加速了搭建远程医疗平台建设的进程，才使在线问诊等真正面向患者的互联网诊疗服务得到发展。以北京为例， 新冠疫情爆发前北京只有6家医院有互联网诊疗资质， 新冠疫情爆发后第一周，就激增了40多家，现在有将近50家医院具备资质。
在世界各地，远程医疗的发展障碍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最新报告指出， 新冠疫情期间全球远程医疗快速发展，2020年全球远程医疗服务价值将增至2500亿美元。新冠疫情使网络视频和移动通讯等多种远程就诊模式快速成长，远程诊疗医院从57%增长到64%，用户认可度也明显增高，从2019年的11%上升到目前的76%。
远程医疗不是无所不能
“‘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智慧医疗’‘在线问诊’等，‘炒概念’的居多，正确认识远程医疗内涵，合理期待，才最关键。”卢清君告诉记者。“欧美国家的医生是自由执业，而我国对诊疗行为实行严格准入制度，即我国开展远程医疗的机构必须申请互联网医院准入，具备相应的资质，医生要注册到医院。”
一些医院提供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只是借助“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概念，进行了过度浮夸的渲染，打了擦边球。例如，有平台宣称，患者在咨询症状后，就会推荐用药和治疗方案。事实上，这仅仅属于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咨询服务的范畴，属于非医疗行为，平台本身可能没有互联网诊疗资质，其“建议”需谨慎对待。
没有开具正规处方的咨询不是真正的远程问诊，而且我国也明文规定，首诊不能采取线上问诊的形式。
还有些宣传让人们误认为“不出门，什么病都能在网上看，我只要点开某个手机APP就行。”这是不可能的，远程医疗基于通讯工具而诞生，互联网本身存在局限，决定了它不可能解决医疗上所有难题，患者检查、打针、手术等一系列问题都要在线下进行。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关于印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3个文件的通知》，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明确归纳。
远程医疗的英文含义较为广泛，包括互联网医院、远程诊疗、互联网医疗、远程会诊、在线问诊等相关概念。但在我国政府文件中，远程医疗范畴很小，指各医院间的医生协同作用的形式，主要包括远程会诊等。
在线诊疗，涉及两个概念：―是互联网诊疗，指医疗机构集合本机构注册的医师，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是远程医疗的“B2C模式”，即医院远程直接对接本院患者。二是互联网医院，指医疗机构自身或与企业共同搭建互联网医院平台，除本医院医生外，还可集合其他医疗机构的医生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其与互联网诊疗之间的最大区别是能否有其他医院的医生当“外援”。“互联网医院对基层，尤其对县级以下的基层医疗意义非凡。”卢清君说。“基层医疗机构在管理慢性病患者时，如果技术、能力不足，可利用互联网医院邀请其他医院的医生帮助完成诊疗。”
配套政策还需细化
目前，医院间的远程医疗模式已相对成熟，而面向广大患者的“B2C”模式也迎来发展机遇。“新冠疫情期间居家隔离，让人们意识到远程医疗的优势，也更加接受这种远程医疗服务。”卢清君预测。“如果远程医疗能规范化发展的话，未来两三年内就能带来明显的积极效益，不仅会提高医院、医生的交流效率和资源利用率，还会促进分级诊疗，便利患者就医。”
此外，远程医疗也能降低医疗成本。2019年，北京医疗机构诊疗人次超过2.6亿，其中外地患者约占1/3。这背后的交通、安保、餐饮、住宿等成本难以计数，如果通过远程会诊、复诊等，可大大降低患者医疗费用和基本医保报销的负担。
卢清君提示，多数大型公立医院已获得互联网诊疗资质，建议患者初诊建立档案后，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异地就诊，可与主治医生沟通，依托相关平台进行线上复诊，这样患者就不用再跑医院。不过，大家要理性认识，虽然网上能找到“大专家”，但不能本末倒置，初诊还是要到当地医院就诊。互联网医疗咨询服务无法替代问诊，服务质量也难以把控，不能盲目依赖。
远程医疗还需进一步落实和细化配套政策，才能让患者真正体验到好的医疗服务模式。卢清君表示，新冠疫情期间，铺天盖地的互联网义诊，宣传互联网什么都能解决，线上就能为患者提供用药建议等，这些行为都要加强行政监督管理。此外，远程医疗医保报销等政策性问题、医生互联网执业的人事管理问题等也都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