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完雪，风头硬，感觉身上像没穿衣服。我扛着锹和洋镐，走在柳树沟的铁道边，一辆绿皮火车正从眼前驶过。
　　 带工的班长吹一声哨子，我们十几个人就干了起来。一字排开，各就各位，用洋镐将铁轨下的石子往瓷实里砸。因我们几个是新来的，虽然有力气，但可能还不得法，所以班长就有些看不惯。开始还只是指点指点，后来到我们跟前便埋怨：“会干活吗！再重新砸一遍！”
　　 我使劲抡着镐，一声不吭。天冷了，找活难，说就让人家说去。可到了下午，班长愈发任性，指手画脚不说，还爆粗口。我心里窝着气，故意将洋镐砸在铁轨上，发出咣咣的声音。没过多久，便听班长跟人吵了起来。我抬起头，擦汗的同时，看见班长已经揪住了弟的领子。太阳明晃晃的，我清晰地看着弟挨了一巴掌。
　　 顺手扔掉洋镐，我不假思索地撵了过去。在俩人互相撕扯的时候，我上去就给了班长一拳。他有些发蒙，不知道我啥来头。他好像已经晕头转向了，捡起一把洋镐就朝我冲了过来。
　　 翌日上午开会，工长让我们给班长道歉。弟嗫嚅着说，我错了。工长又问还有谁？大家的目光都朝我看。我就说了一句：“我无歉可道。”工长可能没想到我会这样说，有些不解地盯着我看。我补充道：“因为是他先动手的……”气氛僵住了，半天了工长才说：“不道歉就把你的工停了，今天你就收拾东西回家！”我缺乏底气地说：“回就回！”
　　 一帮人簇拥着往宿舍走，我不知道回家的路费在哪里。思来想去，感觉跟谁都不好张口。离家几百里，刚干了一天，没想到就出了这档子事。堂兄知道我囊中羞涩，就过来劝我别赌气。给我们找活干的人也说：“打工的到哪儿都一样。你走了人家的工作照样搞……先干着，把路费挣够了再回去。”我苦着脸，蹲在地上，像一只战败的公羊。矛盾纠结了半天，到底争不上这口气。我咽了咽唾沫，在脸上重重抹了一把，低着头，还是乖乖地、默默地，跟着大伙又去上工了。
　　 柳树沟在贺兰山下。这里是“太西”无烟煤的运煤專线，建于二十世纪，所有的旧铁轨都要换新的。
　　 我们工作的范围大约四千米。
　　 拆旧轨、换新轨。铺石子、整沙边，挥锹、打镐。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一声哨子响后，铁道上还是很热闹的，到处都是叮叮咣咣的响声。
　　 班长不跟我们兄弟说话，先前的气焰已有所收敛。偶尔听到他与个别职工议论：“就是看不惯这帮老家伙！”不管怎样，我都装作听不见。
　　 因为午饭送得迟了，几个人就坐在铁路边嘟囔。正峰甚至建议大家去附近吃凉皮，我赶紧说我不去。堂兄就玩笑道：“我还以为自己节省，今天总算把节省的人给见了！”我一边附和着笑，一边惭愧自己何以混到了今天的境地？这些年省吃俭用，像丫鬟侍奉主子一样侍弄田地，而且四处打工、疲于奔命，结果，处境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每况愈下。
　　 下午四点多下班，然后早早回宿舍。他们大都去看电视，我脱掉脏衣服躺在床上，看一本从老家带来的小说。
　　 已有几个年龄大的工人背着行李回家了。每见同伙离开，坚守的信念便开始动摇。估计此次出门也只能挣点路费而已。至于春节回去买粮食、买化肥、给孩子们买足球的计划和承诺，只恐又是一幅墙上挂的《清明上河图》——所有的繁华都只是影子！
　　 忽而勇气倍增，忽而万念俱灰。到底还是在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去看电视，或看几个人玩麻将。感觉没了任何盼头似的，眼前一片茫然。风机声、火车声、猜拳声，灯光、火光、星光云集成一个灿烂的世界。但我的内心，只有一盏烛光的亮。
　　 其实我不是眼高手低之人，每有劳动机会，我都想紧紧抓住。经过煤窑，我就去问问他们是否需要装卸工，看见猪场或农场，也想去问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工。
　　 大风中打镐，溅起的石子将额头砸一大包。坐在铁轨边，捂着疼处，感觉火辣辣的。不是我嫌苦嫌累，是觉得委屈。同伙梁成不到二十岁，又瘦又高，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班长几次对他说：“你别干了，现在就可以回了。”但他好像没听见，依旧我行我素、口无遮拦。班长用手里的小旗子指着他的下巴，对峙了几秒钟，终究还是说：“我懒得理你！”
　　 每天掰着指头度日，还相互揭短，证明自己的忍耐力有多强。事实上，哪一个打工者不是抱着分秒煎熬的心态在苦撑呢？
　　 还是日复一日跟自己较劲，还是在炎热的太阳下就着萝卜白菜吃馒头。还是在最想唱歌的时候，突然苦着脸一声不吭。然后拿起锹，一锹一锹地在轨道空隙中挖石子。
　　 我们的世外桃源是办公室的那台旧电视。五花八门的节目内容填充了我们全部的业余时间。回到宿舍，一切又成了空的。除了呼呼的风声，就是自己的影子。
　　 河里已经结了筷子厚的冰。河滩上浮冰堆积，冬天已然来临。
　　 徐胖子是段上工人，衣着讲究，说话高嗓门，在四轮车上突然唱起歌来。另一工人好像堵着气说：“你还唱得出来？你看民工都冻得发抖呢！”
　　 他就转身问我们：“你们干一天多少钱？十五块？还可以。”
　　 那工人就对徐胖子说：“什么可以？你一天领四五十块工资还嚷嚷……”
　　 凌晨一两点醒来，迷迷糊糊胡思乱想，直至黎明。告诫自己：既然过了花期，就不必追问蜜蜂为什么错过了约定。成人世界，哪有“容易”俩字？
　　 撬轨。天气转阴，黄尘滚滚，眼睛都睁不开，班长便让早早下班。晚上居然落了几粒雪。在飕飕的冷风中，还是坚持踢踢腿脚、甩甩胳膊，磨炼自己的毅力。他们在玩扑克。我除了随手翻翻旧杂志，便是去隔壁看电视。在遥控器由别人操纵的地方，一匹马就像被拴了缰绳，它永远吃不到自己想吃的那棵草。
　　 段上职工每拿起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我们想不听也不行。那些无聊的话语噪音，让人忍无可忍，无处躲藏。听着人家秀恩爱的同时，我们对亲人的思念只能深藏腹中。
　　 黄昏带几个小青年去附近的村庄转了一圈，见大片大片废弃的农田被沙子掩埋，徒留几棵砍伐过的树桩。偶见一棵沙枣树，想打颗沙枣尝尝，近前一看，竟只有米粒般大小。记得在黑盐湖的沙枣林里，我们曾捡过拇指大的沙枣。气候环境的影响，足可以使一棵树木变质或枯死。像我整日混在一帮甩扑克的人群中一样，吃着水煮莲花菜，没有报纸，不能自由看电视，仅靠几页残缺不全的旧杂志打发时间，长此以往，如何不被同化？ 　　 见一深眼窝、短尾刷的女子，整日出没于办公室，常与工长在一起。疑似一家，却又不是一家。据说是承包护坡者的妻子。估计工长是嫌我们碍了他的好事，一会儿将本子重重地摔到桌子上，一会儿又把椅子扔在墙角，还不时对我们吆喝：“别乱动电视！”
　　 承包护坡的人看上去挺老实，到办公室见了工长就递烟。工长也不避讳，直截了当说：“你拿来的酒让他们喝了，昨天半夜三更还都在宿舍里胡闹呢。”
　　 那男人就有些谦卑地说：“要不，我那儿还有一瓶，拿过来你们再喝去？”
　　 工长摆摆手：“不了，昨天喝了点，挺难受的。”
　　 “那就到礼拜天，我再打上点肉，给你们喝酒。”
　　 工长只乱打岔，并没拒绝。
　　 昨天见到几个捡发菜的人，老老少少下了火车，背着行李、耙子和水壶，茫然无措地进了山。早晨见满地白霜及山顶的白雪，不禁庆幸：跟他们相比，我们又是幸福的，最起码我们不会挨冻。
　　 加班卸石渣，只听得满车厢都是石子碎裂的咔嚓声。工长还嫌慢，说：“以前那些工人也是六个人，一车皮只用40分钟就卸完了。”
　　 梁成先忍不了，大喊一声：“都回家吃饭！”只听有人对工长说：“明天就把这人给撵回去！”
　　 大家卸了石子，又将铁轨两边的石子摊平。在黑夜里草草洗了头发，正想坐在床上，一个戴眼镜的进门就喊：“都出去推车，你们听见没？”一副气势汹汹欲打不能的样子。大伙不明就里，都站起来质问，对方口气才缓和下来。我只好把脱了的衣服又穿上，极其无奈地又跟他们出门去。虽然时间不长，推车也不累，但在夜里听到他们“伙计”“伙计”地乱吆喝时，内心还是反感和难受的。
　　 换铁轨，又是马不停蹄一日。领导们走马灯似的，各个显得很紧张，对讲机喊个不停。辛苦加寒冷，有人装病不上班。正是用人之际，黑胡子再也不敢斥责我们：“我一榔头砸死你呢！”就连主任也不敢轻易发火，亲自登门去宿舍安慰那几个装病的工友。
　　 有电路工就问我们的工资情况，有人答：“十五元。”
　　 他便笑：“你们十几个人的工资合起来，还不及人家一天的工资多。”我们谁也没笑。
　　 说是“三缺一”，让我去陪。战战兢兢玩了一夜，得三元。知道物质的得失倒在其次，关键是在赌场的烟雾中熏陶，天长日久，必将被熏成利欲熏心之人。
　　 初冬的天气，午休被人喊起，头脑昏昏沉沉。一次熬夜就使人眼睛干红、腰酸背痛。绿皮火车就在我旁边，里面或卧或躺的旅客望着我。我低下头，深恐有人会认出我来。其实我这样的劳作形象，哪有谁会认出来？自卑、憔悴、猥琐不说，还灰头土脸、满头大汗。
　　 在铁路边铲草时，身体竟是轻飘飘的。班长还总是“快点快点”地催。工长看见了，过来对我说：“我看你干活怎么那么别扭！”
　　 中午吃饭时，将一碟凉拌萝卜丝，两个馒头，独自端过来坐在黑枕木搭就的床上，想想被人奚落的情景，情绪忽然降到冰点。
　　 又见几个捡发菜的蜷缩在车站旁，他们穿得臃肿，在冷风中点一堆小火，似乎要在那里过夜。看着他们无助的眼神，再联想自己的处境，不禁泪下……早起晚归，除了劳动，除了在冷风中偶尔遥望积雪未融的远山，除了身边一声比一声无聊的扑克声，我比他们强多少？
　　 强迫自己不去玩牌。想去看电视，又怕那帮酒徒动辄哼哼唧唧没完没了煲电话粥。每当看到他们旁若无人坐在桌子上嘻嘻哈哈天马行空聊得忘乎所以时，我内心隐藏的痛苦就上来了。知道我不能打断他们，我也清楚在他们眼里，我不值一提。
　　 小青年们都埋怨伙食糟糕。我们几个年长的就劝：众口难调，大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口味。
　　 梁成已被唤作“刺儿头”，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稍不对头就骂人。管灶的和厨师也无可奈何，只装作没听见。正峰见此感慨：“越是懦弱越受欺负，越是霸道，反而越吃得开。”
　　 想想自己的孩子，我只愿他们保护自己的愿望强烈些，而不愿他们像我，遇事先慌张，胆小而谨慎。想想挖煤时老板的翻脸不认人、打硝时同伙的拳脚相向，以及炸石头时同胞的反目，我还是清醒地懂得：畸形黄瓜的比例毕竟是少数，不能因为几根黄瓜长歪了，就否定一棚黄瓜的质量。
　　 昨天四人一组，今天又分成三人抬一根铁轨。在滴水成冰的日子，工长在班前宣布：“今天完不成任务就回来的，一分工都不记！”
　　 幸亏老家伙只是说说而已，到了中午，看见大伙疲惫不堪的样子，还是软了心肠让回来吃饭了。否则，估计在故意怠工的暗流涌动中，定然会有场战争一触即发。
　　 下午，停在旁边的火车里有人喊：“哎，这儿有俩饼子你们拿着吃去，干净着哩。”大伙都停下手中的活计，但是没有一个人上前去拿。那人又接着喊道：“我们上车时买多了，怕浪费了！”可还是没有人动。距离火车最近的是俩小尕子，他们也只是相互对视着笑笑，并没有伸手去接。知道送饼子的人是诚心的，并没有施舍的意思，可是，直到车子离开，谁都没有去拿那两个饼子。
　　 风愈加肆虐，身上的毛衣和没有纽扣的西装已难抵挡寒冷的侵袭。白日上班，晚上偷偷去玩麻将。昨夜竟失去十五元，等于一天白干。零点回到宿舍，同伙问输赢，我就撒谎说：“赢十元。”中午梁涛也问我：“昨晚赢了还是输了？”
　　 我故作豪迈地说：“输了一百。”他立马大笑：“哈哈！如果你输一百，肯定连自己的床都找不到了。”他边说边闭上眼睛，两手乱摸，学着我急着要找床的样子。
　　 虽是小赌，还是有着赌徒的心理。知道好男儿当驰骋疆场、血洒金沙，可是一旦上了牌桌，在烟雾缭绕、哗啦啦的洗牌声中，我便似六亲不认的混混，嘴唇一层干皮，头发干枯凌乱、眼神贪婪无光……
　　 出門月余，坚持与恋家的念头做斗争、与寒冷做斗争，与繁重的体力劳动做斗争，却无意染上了赌瘾。经过这段时间“深入虎穴”的摸排战斗，口袋里非但没有多出几文，那些恨不能一半掰开当两半花的积蓄，反而愈来愈少，渐至精光。 　　 一度红着眼睛，想在最无聊的时候，打发最虚无的光阴，结果，我竟变得愈加无聊和空虚了。
　　 这两日再失六十元！
　　 在钱面前，方可认清赌徒的真面目。昨夜本来是赢钱的，当时好像已经赢了五六十，就想借机一走了之。不想其他几人立马怒目圆睁，那个矮个子甚至说：“你要走可以，把赢的钱都留下！”那种场面让人不寒而栗。只好一屁股坐到底，直到人家都不想再玩为止。摸着空空如也的口袋，我在漆黑如铁的夜里对自己说：在这条道上混，你还嫩点儿。
　　 羞于让人知道。表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其实在翻江倒海。原想弄点外快添置一两件防寒的衣服，现在倒好，我非但没有赌得一件羽绒服，反而将内裤都输给了别人。想起来真是滑稽！等于我心甘情愿弓着身子，要在柳树沟背负一块巨大的石头，整整四天都不能歇息，然后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毫无怨言地回家……诸事不顺。能够让人跳出火坑的，除了自己，没有他人。
　　 反思、自责时，想起厨师老婆忽然撞在丈夫隐秘处而偷笑的情景，不禁想起自己的女人。她若得知我的如此“战果”，不知要怎样伤心？愈来愈缺乏控制力和进取心。始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他最终的高度。只有强大的自律和内在的努力，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
　　 一日大风，滚滚黄尘，沙子打在脸上，感到生疼。扛着锹和铁叉，在铁道上站也站不稳。但我咬紧牙关，硬是在黄风土雾中，不吐半个“不”字！就像《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依然毫不气馁、不屈不挠地出海。
　　 天天如此，几乎无日不风。有个老工人还说：“这儿还不算风口，再往前走，那儿更冷。”
　　 段上也着急，今天又雇了八个人，想尽早完工。拖拖拉拉一推再推，已经找来两拨人了，留下来的却不过十二个。工长说，这是羊拉屎呢，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进度，只恐此地工程还需十天或半月。
　　 熬了一月，换轨终于结束。不知道还要干什么，反正归期遥遥。
　　 梁成用馒头砸了厨师头部，闹了一阵，复归平静。据说厨师的三颗门牙被打松动了，在宿舍闭门不出。工长要扣梁成的工分，电视也不让大家看了。于是都关在宿舍里打扑克，但终因扑克太破而被梁成丢进火炉里烧掉了。几个小青年便又猜拳，吆五喝六、互不服气。
　　 没有电视看，就都像被囚禁了。既然被囚禁，索性躺下来，直等到明日的阳光从小小的囚窗里射进来。
　　 挖空心思想挣钱的方法，尽量想把此次“亏空”降到最小。比如带点香烟回去，然后去小卖部批发，估计一箱也能挣一半百元，等于报销了来回的路费。比如……再不能在石头堆里受人教训了，我不痴不愚、也不弱智，为什么不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谋生呢？
　　 天明还早起，伸伸腿，弯弯腰，然后马不停蹄洗漱，早餐、换衣服，等着班长喊一声：“走！”
　　 单车运石渣，整沙边，改道。光是整理站内，十几个工友就已花去二十多个工时。火车上托着下巴沉默的人，还有那些端着茶杯或者健力宝的人，他们是不知自己脚下的铁道，是怎样一寸一寸被我们的双手给整平的。
　　 不知谁说其他地方这几日就竣工了，我们这边也快了。于是军心便有些动摇，有几个承诺“干到腊月也行”的人，也不再坚持，只说“回去灌冬水走！”我不动声色。久经沙场，历经百战，在没有把握的时候，我总是不希望自己先激动起来。我克制地沉默着，非到回家的最后一刻，不敢让自己松懈，否则便会燃烧。
　　 下午风沙蔽日，尚未走到工地，全被狂风吹得跑了回来。到了宿舍，十有八九都嚷着说：“干不成了，回家！”
　　
　　 风小了，但寒冷依旧。早早起来独自疯跑，想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想在最寂静的黎明悄悄告訴家人：对不起！
　　 我表面是一副沉静的样子，但内心似被钢板挤压着，除了自责自怨，没有别的办法。昨夜失去的一百，搁在那个清贫的家里，断然是可以顶住半面子的。换句话来说，要让我在狂风肆虐的铁道上煎熬的话，也需忍耐七日才能挣回来。
　　 柳树沟的七日，是故乡的七年啊！
　　 想想这些年的光景，真是有些无地自容。节俭、吃苦、几乎过着“半年肉不尝”的生活，还依旧乐观、自信、充满快乐，结果，却将七日的工钱，白白输给了别人。
　　 只想断臂求生！再不能这样一步步滑入赌博的深渊！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要给自己起一个新的名字：诀然！
　　 永远与赌绝缘，这即是送给自己最昂贵的礼物。
　　 早早起床，跑一跑、跳一跳，故意用凉水洗脸，是想磨炼意志、稳定情绪，保持一份热情。让自己充满斗志。像硬汉海明威一样，无论外界的压力有多大，都要坚强不屈，甚至视死如归。
　　 中午没午休，提前一个多小时上班，所以晚上电视看到十点便困倦不已。听到工长呵斥工友“把脚拿下来，每天都要让人擦椅子”时，我便愤然离席，回宿舍睡觉。
　　 某地已开始下大雪，难怪如此寒冷。破洞四处的手套根本抵不住阴冷，我只好多干活、少偷懒。上渣、整道心，一言不发地干活。
　　 只有在最狼狈、最潦倒、最失败的时候，人才能体会到挣钱的艰辛。
　　 晚饭还是两个馒头、一勺山芋加白菜。正峰忍不住端了碗立在门口质问厨师：“别人有肉吃，为啥我们没有？”
　　 “肉是人家自己买的。”
　　 “那米饭总是有的吧？”
　　 厨师没吭声。我也没吭声。知道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不单单是我们修铁道的。
　　 草草吃完饭之后，吼了几声《蒙古人》，然后便去办公室看电视。转移注意力，让工作完全把时间占满，就不会徒生寂寞、焦躁或痛苦。连日的寒冷和整个下午被冻得只想掉眼泪的情景就不会被忘却。一边看着领导不在，就偷偷跑到旁边的土坑里避风，一边看着满手开裂的血口子难过。手套已经不成其为手套，家里带来的一只已经扔掉，一只仅余四个指头，道旁捡到的一只，也只能从外观上辨认出它好像具备手套的形状。西装没有纽扣，冻急了又跑回宿舍套了件秋衣。在刀子般的风口上，我一个人躲在土坑里。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任沙子一股一股灌进我的脖子里。哆嗦之余，我把两手夹在腋下，希望它们暖和之后，不要让我痛得哭也哭不出，喊也喊不出。 　　 我想逃走，但我又想起自己在赌桌上的挥金如土。每日躲在土坑里，冻得跟一只丧家犬一般，而此次输掉百余元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我本是理智之人，现在居然变成了这样。除了悔恨与自责，只有将自己推在这刀子般的冷风口，让他用自己的血肉与骨头，体验和感受要挣一百元究竟有多艰难。
　　 梁涛说：“迎着风，人冻得都尿不下来了。”无论有多冷，我都坚持出工。手上的裂口变得更宽、更长，只好花两元钱买了一双手套。天气预报说，昨天是今年最冷的一天，怪不得人立在风口就像万箭穿心，怪不得会冻哭了工友孝强。将回家的念头暂且锁起来，豁出去，反正也没人给你结账，至于老家灌水浇地的活计，都统统见鬼去。
　　 中午又提前上班，估计会早一点下班，谁知快要日落了，戴着皮帽穿着绒领棉衣的工长还不动声色。我便抗议似的跟着几个小青年，抱着铁叉、洋镐，回了工区。我已扛不起什么，冻木的手指已无法再捏紧更多的东西，我只剩下十根手指露在手套之外。别的啥也没有。
　　 回到工区院内，提前回来的弟见了我，许是看到我的脸已被冻得铁青，就问了一句：“再没衣服了？冻死了么！”
　　 站外扒渣，干“一处工”，从九点一直干到两点多。听说有肉吃，就脸也不洗手也不润地跟几个人玩了几把扑克。厨师也有经验，迟迟不开饭，只好先拿一馒头充饥。厨师很精明，怕我们打双份菜，要求每人都将碗搁在锅台边，然后他一勺一勺地分，最后各追加一勺，才算分停当。
　　 肥肉自然还是拣出来，留在碗底，只吃土豆和瘦肉。忽然想起老家，想起妻儿们是否也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肉菜？内疚之余，决定这回就大方一次，回家时给他们多带些好吃的。半生吝啬节俭如葛朗台，处处小心谨慎，却就混成了今天的模样。
　　 当刀子般的寒风打在耳朵上，冻得人难以站立的时候;当洋镐打在石渣上火星四溅，抓着铁锹的双手冒出殷红的血时，我真的只想立马逃走，或者冲上去挥拳与风大战三百回合……已经别无奢求，只想不要年年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出门卖苦力，就窝在家里，守着淘气的孩子，做做农活看看电视，望云卷云舒、花开花落……
　　 昨天因无人带工，所以早回。当时还以为领导不知道，结果晚上在我们玩牌时工长喊道：“都装煤去！你们昨天就没怎么干活！”只能一言不发地拿上叉子，在一个窄得容不下两人的旮旯里，夜战两个小时。在最后的日子里，忍气吞声已显得尤为重要。
　　 站外打镐，天寒地冻，铁轨根本起不动，所以打镐就成了劳民伤财的事。班长也知道，但他对我们说：“我知道白干着呢，人家领导说了，不干不行。”
　　 如此这般，回家便成了遥遥无期的事情。下午三点下班，吃一碗面，剩余的时间便不知如何打发。看他们在活动室玩台球，虽然冷得死人，但还是进去打了几杆。黄昏时准备去看电视，有人说工长不让看。心里虽不舒服，还是回宿舍同他们打扑克。每每外出打工，只要不上班，没有属于自己的单独卧室，便只能变成一只困兽，立不得，睡不得，跑不得。
　　 早晨下小雪，便不上工。下午一点钟出去打镐，好在有太阳，不太冷，加之有人盯着干，便出了一身汗。
　　 晚上几个小青年借来麻将，找了几块木板当桌子，柳条筐和水桶当椅子，然后便迫不及待在宿舍鏖战。
　　 去办公室看电视，椅子也让工长占着。大家伙都站着，工长俨然大师，在办公桌前威风八面地写字。也许他以为我们都是睁眼瞎，看不出他的字其实跟墨猪无异，所以敢甩开膀子龙飞凤舞、一挥而就。前日听说工长就是靠这笔字挣来的，今日一见，果然名皆虚传。我故意将眼睛抬高，不屑与此类自鸣得意之徒為伍似的，牙缝里悄悄迸出一个字：切！
　　 狂风中飘起了雪花，上班是不可能了。梁成早早就到大宿舍，和几个小年轻挤在一起，垒起了长城。
　　 “诀然”仍旧不能诀也。开始轮不上，我还道貌岸然地为他们叹息，后来缺人了，他们就喊我替补。一替补就游进了汪洋大海，直玩到天昏地暗才罢休。妻曾说，狗改不了吃屎。即使不吃，也要去闻一闻呢。好在得了二十元，兜里感觉又厚实了许多，心便安然。在严寒的冬天，打工者似乎没有更好的方式打发休息时间，挤在七八个人的宿舍里，安心看书已成奢侈的事情。
　　 下过小雪之后，天就异常阴冷。迎着寒风，我不时伸手捂着脸和耳朵，跟大伙一起往轨道边抬石渣、卸渣。一个小尕子干了没半小时就冻得飞身跑回去了，连正峰也冻得脸色青灰，弓着腰，忽然说一声“真是何苦！咱们今天能不要这二分工吗？”工长看见大家都穿得单薄，就在附近点了一小堆火。他还有些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个啥？在雪下得这么厚的时候（他用手比画着，距离约五寸），职工也得出去干活。”我便对答：“职工一天拿着五十块钱工资，我们呢？”工长瞪了我一眼。
　　 没有帽子、没有棉衣，我还是不让自己退缩。我甚至还时不时地要吼一声“我生在一个小山村……”精神胜利，不是阿Q的独创，在饥饿、寒冷或者受到排挤、欺压的时候，这种方法能给自己壮胆、给自己力量。
　　 从中午12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多。看着夕阳西下，工友们才赌着气，与工长作对似的，扔下筐子就往回跑。
　　 在站内“避难线”整沙边。就在午休的空当，还抓了热馒头边吃边跟几个小青年玩了几把麻将。待到工长喊着上工时，已输掉十元，另外还欠了别人二十元。拿起洋镐挖石渣的同时，我感觉每一镐都是在惩罚自己，越挖越觉得自责，越挖越不想原谅自己。
　　 可到了晚上，一听有人说“三缺一”的时候，我竟又半推半就地续上了。一个人要堕落，神仙都挡不住。
　　 早晨梁成因为没菜就踢翻了大锅，厨师便不依不饶，状告到了班长和工长那里。开班前会时工长就说：“我们职工也没听说谁谁踢翻了大锅……再谁做这种事，看我不扒了他的皮！”“就是我们自己家，也有不够吃的时候呢，你们又打又闹的，像什么话？如果你们觉得实在不行的话，可以离开这儿！”
　　 有人便喊道：“好，给我算账，我现在就回！”
　　 工长知道此时结不了账，便不再吭声。 　　 近闻梁成也输了不下百元，心里便为更多的工友感到悲哀。中午休息时，见其饭也不吃，就坐在长桌前喊人打麻将。都好像输怕了，没一个人接茬，他只好嘟囔着出去了。
　　 日记写到半途，小张过来喊着去玩。我便跟着出去，结果今天时来运转，手气相当不错，零点不到便得五十多元。想借故离开，小张便追将过来，不让我走。他还一边说：“没得意思么，不打你就把那五十元掏着放下！”其嘴脸真如挖了他家祖坟。我在黑夜里笑了笑，继续回去跟他们打。我终于明白：面对赌徒，我何其单纯和幼稚！只有输给别人，让人家笑着数钱，那才是正当的、是天经地义的。否则，这些人就会暴露出真实的嘴脸。让你在娱乐的前提下，看到人性的丑恶。
　　 硬着头皮、思绪纷乱地打到凌晨两点，我自然是又输了。
　　 回到宿舍，我就想，岳丈从来烟盒不离手，都能在五十岁时戒烟，我难道不如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翻开日记本，我在一页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字：“戒”！
　　 狂风黄沙中，我不能扛了铁锹回来。我昂了头，顽强地扛着“三大件”，感觉不是在跟狂风作对，而是跟难以摆脱的命运。身子被风刮斜，沙子雨点般敲击在耳朵和脸上，我几度趔趄。
　　 包工。一刻不停地劳动，结果，还是落在了几个小青年的后面。“盛年不再来”，才三十出头，我便就没了劳作的优势。不再是捞盐时一手举起六十斤铁镩的盐工了，持久而刚烈的时代正一去不复返。
　　 看书，不去跟他们玩，以“戒”为由顽强地抵抗。那个“把五十元掏着放下”的亡命徒形象老是在我眼前晃动。
　　 工长给上面打电话，说再有一个星期也干不完，“天气冷了，简直是飞沙走石。都耗了二十多天了，不行你给段上说说，就别再让干了……”谁说不是？如此的天气，还能坚持一个星期？
　　 星星高不可攀，院子里的沙枣树被风刮得沙沙乱响，远处电线发出的嘶鸣与门窗的撞击声，让人感觉似被隔离在孤岛上。其实我们尚有一个家，一个叫人觉着安全、觉着自己是个人，觉着可以安放我们不安分的灵魂的小小角落。没有修饰和装扮，没有盛宴和舞会，没有约会和旅游，只有实实在在的稼穑和家务，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大的笑话也敢开，不顺心就闷头睡一觉，饿了渴了有粗茶淡饭，不必在意起床早晚，不会在最困最烦的时候，怕别人骚扰。那里就是我们的世界，上帝和尤物都在那里。我们随心所欲，享受天伦之乐。那是我们最后的幸福和归宿……
　　 下午风小了一些，拧螺栓时还有汗出。晚上看电视出来，见沙枣树在灯光下一动不动，就知道风已完全停了。在没有风的柳树沟，“温度比沟外还高”，所以就不管什么“差不多还需一周”，不再对着工长莫名其妙劝他：“算了吧。”
　　 且让这颗浮躁不安容易激动的心安静下来，无论天有多冷伙食有多糟，我们都要坚持。毕竟熬一日有一日的报酬。不管那报酬有多么微不足道。
　　 在无风的日子里，抬头远望山上的积雪，望望不远处一棵棵脱光了叶子的柳树，以及沙化了的大片荒芜的土地，还有几匹精瘦而驯服的骡子和马，也是极好的风景。
　　 承包。清筛。脸都懒得洗了，耳朵里满是沙子。每日在黄沙中把自己整得跟“土贼”一样，忍着手上流血的裂口，还是不放下手中的活计。
　　 晚上去看电视，职工正准备玩游戏。可能不会操作，就在那里胡折腾。待工长打完电话才说：“键不灵，不好玩。”关游戏机的同时问工长：“还开电视吗？”
　　 “不开，他妈的刚把地拖了……”
　　 其他俩陕北工友就无声出门，我也只能悄悄离开。快到宿舍时那俩工友又对我招手，低声说：“电视又开了！”我摆摆手不去了。他俩就又转身去了办公室，没过一会儿，见他俩又出来了。我问咋回事？一个失望地说：“不让看。”另一个有些气愤地问我：“总闸在哪里？我去把电关了，谁都别看！”我摇摇头说：“算了！再有三五天大家都回家了！”
　　 回宿舍看旧杂志，不过六十页，翻来覆去精读。看来不是我非要去玩，而是我置身于易于堕落的环境。一旦我接近书籍，还是有如饥似渴的感觉。还不是服输的时候。不管我有无智慧，我都不会永远这样出卖苦力。我不愿在文化的沙漠流浪，只要我努力靠近绿洲，我本身就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
　　 大风继续。忽忆得秋天时一家人去洪沟拔芨芨。我与妻拔芨芨，仨孩子在坡上玩。他们在土上“滑溜坡”，一会儿趴下，一会儿躺下，玩得不亦乐乎。妻便悄悄拉我前去隐蔽在不远处，看仨小孩有没有反应。结果好长一段时间，妻跑过去才发现，仨孩子已经朝着相反的方向找我们去了。凯旋哭得最厉害，以为找不见我们了。那种伤心欲绝的样子，一想起来便让人扯心扯肺。
　　 看电视里郭峰正在接受歌迷的采访，掌握遥控器的人便换台了。格格不入，层次不同，知音难觅，哪里还有什么精神生活？
　　 仍旧狂风。一浪高过一浪的风沙，让人畏惧。以前在诺日工炸矿石，以为风多风大，今冬在柳树沟，才真正領略了风的威力。每当听到锅炉的高烟囱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时，我便烦躁、厌倦，甚至憎恶！晨又穿过铁道去锻炼，等转回身来，呼吸都差点被风吹憋回去。试着跑了两步，两耳只觉泡进风海里，就又顶着风慢慢往前移。到了铁道边，风更加肆虐，望望贺兰山，只有一片昏黄的暗影。
　　 别处的工友都已回家，只有我们还得坚持两天。不上班时除了在办公室一眼不眨地看电视，就是在麻将声中百无聊赖地蹉跎时光。也曾拉开被子想睡觉，但是迷迷糊糊睡不着。并不觉得累，脑子里一片空白。想想真还不如去上班呢，那样反而会使日子过得快一些。
　　 一日一夜的大风刮个不停，早晨稍微小了一些，但是飕飕有劲。无论怎样，今天是必须出工了。最后一天，要去收尾。在风中收拾东西、整理旧轨，就像桑地亚哥在奋战了三天三夜之后，要带回大马哈鱼的鱼头、鱼尾和那条长长的脊骨。
　　 下午发工资。工友们个个换了新衣服，个个喜笑颜开的样子。苦熬八十天，除去风雪天不能出工的日子，我的工资是最高的。小青年们都在洗衣服，有的甚至把被套都洗了，我却啥也不想做。我躺在床上，翻着在柳树沟留下的日记，眼眶一阵阵发酸。
　　 好在“还有十天”“还有两天”的推测，终于变成了“明天上午回家”的现实！
　　 半个月亮挂在山顶上，青白青白的。回想这些年我每每讨生活的地方：大磴沟、白芨沟、汝箕沟、柳树沟……我只能在心底祈愿：但愿以后打工的地方，不要总是这么崎岖;但愿我的人生，不要总是与沟有这么多的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