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年代以来，正当左翼文学风靡文坛时，中国出现了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流派，主要体现都市的声光化电，描绘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其中以上海为主。上海本是临海的市镇，元朝开始建城，明末清初之际渐渐呈现其商业优势，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埠，西方各国纷设租界，因此也让上海呈现其摩登、现代化的特征，而上海文人笔下的作品，更以其声光化电、速度与情欲交错的视觉印象，攫获了众人的目光。
　　【关键词】海派；都市文学；空间想象
　　自从1934年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后，上海就一直被看作世界的经济中心，并被赋予了类似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都会的意义，却也因此，上海很少被单纯地当作中国城市来看待，尤其在文学层面的表述中，往往是以取消上海作为东方城市的属性来进行描述的。
　　在早期海派文学中，尤其是新感觉派在表达上海这座城市时，似乎极力突出上海在物质与消费性方面与西方国家的趋同，并采用都市生活自身来体现都市的声光化电。由于对上海的描写大都来源于对物质消费的想象，所以关于上海中国性的一些诸如乡土性、传统性的内容统统都被抛弃。就像张鸿声教授说的那样：“它抛弃了传统/现代的时间线索，而是在共时性的空间结构中架构起西方/中国图影。”因此，唯有“去”上海本土性的做法才可能呈现上海趋于国际的现代性物质与消费场所。正如张鸿声教授所说：“由于其辉煌物质文明的迅速建立与繁荣，其自身作为后发国家的特质与历史逻辑难以为人体察，而横向的‘移植’逻辑明显跃居纵向的‘继承’逻辑之上。”新感觉派的创作正是这样。
　　一、对西方的想象
　　在早期海派，尤其是在新感觉派的小说、散文中，扑面而来的西方情调比比皆是：汉弥尔登旅馆、白马牌威士忌、爵士乐等等。比如，在穆时英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男主人公与女伴“在柳影下慢慢地划着船，低低地唱着Rio Rita，也是件消磨光阴的好法子。岸上站着那个管村的俄国人，悠然地喝着Vodka，抽着强烈的俄国烟，……，有可爱的歌声来了，用女子最高音哼着Minuet in G的调子”。这种情形，正如龙居所说：“上海文豪，下笔却为‘神秘的餐厅’、‘兆丰花园’、‘霓虹灯’、‘考而夫’、‘甘地诺珊’诸如此类带译名、带绰号的‘海景’……青年作家所投寄的小说，却十之七八是在海景中心翻筋斗。”
　　弗朗斯西？纽斯特曾说：“最广义的异国情调来源于种种心理感受，它通常表达人们想要躲避文明的桎梏，寻找另一个外国的，和奇异的自然社会环境的愿望。它有助于滋养一个人最美好的梦想，这个梦想是遥远的、陌生的和神秘的。另一类出于某种行动需要的异国情调，具体表现在对探索、冒险和发现的嗜好。”按照这一说法，早期海派的西方情调或许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的热情当中，而这些西方国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这一情形，或许与大部分的海派作家对法国文学的热爱及其学习法语的经历有关，这些作家包括施蛰存、刘呐鸥、徐霞村等。据吴福辉先生的说法：“早期海派小说家都十分热爱法国公园这个地方，纷纷把它写进书里，如章克标《银蛇》、林徽音《春似的秋》、《秋似的春》，曾今可的一个短篇集即径直题为《法公园之夜》。”事实也确实如此，像徐霞村的《L君的话》是以巴黎为背景的；刘呐鸥的《热情之骨》写的是法国人比也尔的思乡之情；还有黑婴的《当春天来到的时候》中描写到的“少女用着流利的法国语跟着一个青年在说着话”，像这样涉及对法国的异域情调的想象比比皆是。
　　除了作者中大部分具有法国留学经历或者学习法语的背景外，法租界其物质消费性特征是主要原因。法租界的建设相对于公共租界来说更为严格，并一直保持着高端住宅与娱乐消费兼并的特征。所以，在以消费为主的含义中，法租界在物质层面的消费意义比其他地区更加明显。因此，在早期海派对上海的西方想象中，巴黎首当其冲，这一点，从世人把上海称为“东方巴黎”也可以看出。
　　二、弥合人群关系的共有空间
　　在早期海派小说的写作场景中，故事经常被置于社会公共性与流动性比较大的场景中，比如夜总会、跑马场、特别快车等等。茅盾在其发表《都市文学》中这样描述过：“上海是发展了，但发展的不是工业的生产的上海，而是百货商店的跳舞场电影院咖啡馆娱乐的消费的上海。”按照左翼的视点：与工厂、办公室等生产性空间相对立的场所即为消费场所，并带有某种阶级体现，因此，出入这些场所的城市人则被赋予某种阶级性的符号。但是，早期海派所进行创作的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现代性想象，其潜在含义是为了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西方性，而不仅仅是“消费性”。
　　自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侨与中国人开始混居，出现“华洋杂居”的情况。1928年，上海所有的公园开始对中国人开发。除此之外，上海的娱乐与消费设施也不仅仅限于对外国人开设，也为中国人开放。因此，西方性之一，就是这些场景的公共性。这让作家们直接获取了在对西方表达上的便利。在这些地方，所有聚集来消费、娱乐的人们都具有同样的消费性质。这里不仅有富商、经理、公司职员，也有姨太太、舞女、妓女、嫖客，甚至还有乞丐、流氓、车夫，当然还有外国水手、商人、传教士等等。这打破了种族与阶级的属性，只是此地的一个消费人。刘易斯？科塞在谈及有关开放性问题时说过：“与贵夫人的沙龙不同，酒吧与咖啡屋不需要有特殊关系的人引荐便可进入，代替沙龙贵族意义的是它的广泛参与性，这导致一种人群全新的整合，并弥合了人群的原有的等级关系。”
　　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曾说：“个人的流动——交通和通讯发展，除带来各种不明显而却十分深刻的文化以外，还带来一种我称之为‘个人的流动’。这种流动使得人物互相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却又使这种接触能变得更短促，更肤浅。大城市人口之相当一部分，包括公寓、楼房或住宅中安了家的人，都好像进入了一个大旅馆，彼此相见而不相识。这实际上就是以偶然的、临时的接触关系，代替了小型社区较亲密的、稳定的人际关系。”这种个人的流动性，在海派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张爱玲的《封锁》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相遇在电车里；穆时英的《Pierrot》、《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穿墨绿衫的小姐》中的男男女女相遇在街头、旅馆，《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互不相识的五个人会集在夜总会中；还有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其场景设在跑马场、舞厅与餐厅。一般而言，稳定性场景中其人物的历史性内容以及人的各种传统关系将无可避免的出现，因此，正如张鸿声教授所说：“人际接触的表面性、短暂性、局限性以及匿名性，使每一个个体在人群中最终失去了历史感，从而凸现出其平均性的意义。”所以，这些现象最终指向的仍是西方性的特征。新感觉派在这一点上给予了上海与西方同步调的意义，其抹平消费人群东西方文化差异与阶级差别的意味非常明显。
　　三、都市空间的呈现方式
　　20世纪以来上海逐渐发展为贸易、金融、文化、消费和娱乐的现代城市。上海的繁荣与其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语境有关，上海社会混融异国景象和传统文化，发展为充满诱惑的国际都市。海派作家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孕育出了他们独特的都市文化的表达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电影镜头透视都市空间。比如，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中：“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似的……revu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树的行列。”“椅子是凌乱的，可是整齐的圆桌的队伍。翡翠坠子拖到肩上，伸着的胳膊。女子的笑脸和男子的衬衫白领，男子的脸和蓬松的头发。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飘扬的裙角，飘荡的裙子。当中是一片光滑的地板。”這些场景的描写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完整性，全都是以电影镜头的方式来特写一个个断片。在这里，男子被肢解为衬衫白领、脸和蓬松头发，女子同样被肢解为翡翠坠子、笑脸、鞋跟和裙角，完整的人形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创作手法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感官刺激的想象媒介，能够展现都市的繁华、富丽、妖魅、淫荡、享乐等复杂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