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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动老人是我国城镇化与老龄化发展的产物。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情况不仅关系着其身心健康状况，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从我国目前流动老人社会融合情况来看，他们在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等方面还面临着各种阻碍，这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社区组织功能的弱化、家庭关怀的缺失以及老年人自身限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必须继续完善我国制度保障，加强构建社区共同体，强化家庭关怀，提升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推动我国“积极老龄化”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城镇化；老龄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流动老人这一特殊群体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老年流动人口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已经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1]。可见，流动老人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日渐庞大的群体，关注这一群体在流入地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在我国，流动老人兼具流动和老龄的特点，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是，大多数流动老人都是随子女迁移而来，承担着照料晚辈的责任。也就是说，大部分流动老人是被动的迁移。并且，流动老人已经进入生命历程的后期，身体机能、社会适应能力等都有所下降。当他们进入陌生城市后，往往面临着社会资本重构、社会支持减少、社会融入困难等问题，成为流入地中社会融入最困难、心理健康风险最突出的群体。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不仅关系着流动老人的身心健康，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究我国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状况对我国“积极老龄化”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融合
（一）社会融合的含义
关于社会融合，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任远和邬民乐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2]。学者悦中山则将社会融合定义为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之间在文化、社会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的差异的消减[3]。张鹏等认为社会融合是农民工到城市务工后不断被城市的环境所同化和他们自身逐渐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一个过程[4]。可见，当前我国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社会融合的程度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的程度。因此，本文将社会融合界定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流动群体融入城市社会，与城市市民之间双向互动与相互适应的过程。
（二）社会融合的测度
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着丰富的测量维度。国外学者戈登最早对社会融合进行了维度划分，他将移民社会融合划分为结构性和文化性两个维度[5]。杨格-塔斯提出了社会融合包括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融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三个维度[6]。恩泽格尔则提出社会融合包括社会经济融入、文化融入、政治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这四个维度[7]。
我国学者朱力认为社会融合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这三个方面，并且指出这三个层面存在依次递进的关系[8]。杨菊华提出社会融合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与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她同样认为社会融合是动态的、渐进的，因此流动人口经济整合通常发生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9]。悦中山将社会融合划分为三个维度，即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3]。张文宏和雷开春则将社会融合划分为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维度[10]。周皓在总结国内外社会融合测量维度的基础上，对社会融合维度进行了重构，认为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这五个维度[11]。基于此，本文借鉴周皓学者对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对我国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现状进行分析。
二、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现状
（一）经济融合
經济融合，主要指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经济活动适应当地经济发展，融入当地经济建设浪潮。从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合状况来看，我国大部分流动老人在流入地未承担经济建设者的角色，也较少参与流入地经济活动。并且，受我国传统家庭主义文化的影响，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往往承担着照顾晚辈的责任。正因如此，不同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动迁移，大部分流动老人是跟随子辈迁移活动而来，是较为消极被动的迁移。流动老人子辈在流入地参加经济活动以获得劳动报酬，而照顾孙辈的责任就落在流动老人身上，所以流动老人也被称为随迁老人。在很多情况下，流动老人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了家庭，并未有太多时间参加流入地的经济活动，未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经济收入，并且其消费能力较低，在流入地经济融合状况不佳。
（二）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指流动群体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适应流入地的情况。流动群体在流入地文化适应中最重要的是语言文化的适应。语言是社会个体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但是通过对各地语言的调查发现，语言自身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排他性[12]。因此，对于流动群体来说，语言是其进行社会融入的重要工具，语言方面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各种经济及社会活动。与我国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我国很多流动老人受年龄、教育等因素的限制，只会讲家乡话，还不能进行正常的普通话交流，这导致流动老人在流入地面临着语言交流的障碍，活动范围进一步缩小。另外，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的饮食、风俗习惯等都可能产生不适应，这些都影响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文化适应。
（三）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是指流动群体在进入流入地之后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对流入地各方面满意度的情况。实际上，流动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流动群体从流出地进入流入地的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流动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已有研究发现，与年轻流动群体相比，流动老人由于身体机能不断下降，他们在克服与流动相关的困难时往往面临着阻碍，这严重影响了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社会的适应，并最终危及心理健康[13]。我国很多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由于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不适应，往往会产生孤独、抑郁等负面情绪。再加上子辈在流入地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可能会忽视流动老人的情感变化，导致其负面情绪无法及时排遣，进一步威胁流动老人身心健康，影响流动老人对流入地各方面的满意度。 （四）结构融合
结构融合是指流动群体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参与等方面融入流入地的情况。受我国“差序格局”社会的影响，流动群体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等被视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其在流入地进行各项活动重要的资本和纽带。而流动群体在流动过程中，往往进行着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构。就我国农民工群体来说，在流动过程中，其社会关系经历了由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向以业缘为主的转变，社会网络关系进一步拓展。而流动老人由于封闭的活动环境及社会环境，其进入流入地之后，社会网络关系严重断层，且关系网络的重构面临着诸多困境。再者，流动老人在流入地还面临着社会活动单一且匮乏的情况。对于我国流动老人来说，社区可能是流动老人在流入地唯一的社会活动场所与社交空间，更别提他们参与流入地政府的政治活动。
（五）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流动群体在进入流入地之后，在与流入地居民的互动中获得自身身份认同与接纳的情况。对于流动群体来说，在流入地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与身份认同中，获得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接纳是最为困难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我国流动老人，不仅面临着自身身体机能衰老的限制，而且可能面临着在流入地缺乏身份认同与社会尊重的困境。一方面，受传统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流动老人本身对流入地与自身身份缺乏认同感，他们只是将流入地作为暂时的居住地，认为家乡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另一方面，流动老人在与流入地常住居民的互动中，可能会受到歧视，这些都影响着我国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身份认同。
三、促进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路径
（一）完善制度保障
与我国农民工问题相一致的是，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等方面的社会融合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入地政府的制度性保障情况。因此，流入地政府应充分完善当地制度保障，为流动老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一方面，我国政府要继续推动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层面的改革，使得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资源获得、权利实现、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平等的优惠性政策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于我国流动老人，以及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因迁移发生身份转化的特殊人群，政府应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之间的隔阂，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政府要健全医疗保障制度，推动医疗保障与养老保障体制健全发展。在我国，流动老人往往面临着身体机能退化、认知能力下降等生理性不利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其在流入地社会融入时产生困难。比如，很多流动老人在进入流入地之前就有慢性病，这些慢性病对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适应、社会活动的参与等造成一定阻碍。因此，流动老人能否在流入地获得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就显得非常重要。我国政府要切实完善与加强医疗保障制度变革，加强对异地医保轉接制度、报销制度等的探索，让流动老人在异地也能享受到医疗保障，消除流动老人在看病方面的心理障碍。还要促进医疗与养老保障的融合，推动医养结合这一新型养老模式的推广，充分利用当地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这样不仅能够为流动老人提供良好的养老环境，而且能为老一代农民工养老工作的开展铺陈道路，更好地实现我国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
（二）构建社区共同体
目前，我国更加注重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社区也逐渐承担起人口管理、社会建设、治安管理等多项职责。与我国农村大多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同，在我国城市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社会实践活动通常以社区为单位，在社区这一范围内进行。并且，为提升我国政府治理效能，提高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在很多地区推广网格化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社区作为一个基层治理的网格，实现了我国政府管理力量与管理权力的下放。对于我国流动群体来说，社区是其重构社会网络与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其获得文化认同、心理认同的重要途径，对我国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必须加强构建社区共同体，通过组织丰富的社区活动，体现社区对流动老人的关怀与支持。
一方面，社区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在社区“硬件”方面为流动老人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这样既可以扩展流动老人的社会网络，为流动老人的文化适应、结构融合等创造条件，又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会活动参与使老人消除孤独、抑郁等负面情绪，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及对流入地社区的满意度。
另一方面，构建社区共同体必须重视各种“软件”的积极作用。比如，社区要经常进行政府政策宣传、医疗保健宣传教育等，加强流动老人对政府、社区治理措施的理解，让流动老人不再感觉社区只是自己暂时居住的地方，提高流动老人对社区的归属感。还要加强社区医疗队伍建设，切实关注社区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提高社区医生对流入老人身体健康随访频率。同时，要注意为流动老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疏导流动老人在流入地产生的心理不适、焦虑孤独等消极情绪，提高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社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强化家庭关怀
在我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下，照顾晚辈似乎已经成为老人的义务。并且，由于工作繁忙，很多老人的子辈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上，较少有时间参与家庭活动，更未能及时关注流动老人的心理状况。这种家庭活动及家庭关怀的缺失，影响着流动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生活幸福感等，不利于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已有研究显示，获得家人情感支持和拥有一定的家庭决策权，对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4]。因此，要强化对流动老人的家庭关怀，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减轻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负面情绪，增强其对流入地的社会适应。
一方面，作为子辈的家庭成员要积极发扬我国的“孝”文化传统，主动关怀老人。家庭成员是流动老人在流入地最信任与亲密的群体，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流动老人心理支持方面的作用。作为子女，要及时察觉流动老人的情感变化与需求，主动帮老人分担重担，让流动老人能有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子女也要鼓励流动老人走出家门，参加社区举行的各项活动，扩展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缓解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孤独感。另外，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流动老人参与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活动，支持流动老人进行消费，这也是流动老人进行经济融入的重要表现。 另一方面，流动老人在照顾孙辈的同时，也要给予自己休闲的空间与时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自身主观层面加强对融入流入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主动扩大自己的社会交往范围，积极参与社区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增强自身对于流入地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环境等的适应性；还要积极参加流入地的经济建设活动，从多方面促进自身对于流入地的社会融合，以此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身心健康水平，在流入地能够实现“安养—乐活—善终”，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幸福养老[15]。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12月22日新闻发布会散发材料之八：《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内容概要[EB/OL].（2018-12-22）[2021-01-12].http：//www.nhc.gov.cn/wjw/xwdt/201812/a32a43b225a740c4bff8f2168b0e9688. shtml.
[2]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人口研究，2006（3）：87-94.
[3]悦中山.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后果[D].西安：西安交通大学，2011：25.
[4]张鹏，郝宇彪，陈卫民.幸福感、社会融合对户籍迁入城市意愿的影响：基于2011年四省市外来人口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经济评论，2014（1）：58-69.
[5]GORDON M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M].Oxfordshi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14-28.
[6]JUNGER-TAS J.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rime[J].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2001（1）：5-29.
[7]ENTZINGER H，BIEZEVELD R. Benchmarking in immigrant integration[D].Rotterdam：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2003：19-30.
[8]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學刊，2002（6）：82-88.
[9]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1）：17-29.
[10]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8（5）：117-141.
[11]周皓.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12（3）：27-37.
[12]海洋，潘永松.增权视角下的“老漂族”社会融合问题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5（9）：190-191.
[13]LI Q，ZHOU X，MA S，et al. The Effect of Migration on Social Capital and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J].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2017（52）：1513-1522.
[14]彭大松.家庭化流动背景下老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105-114.
[15]王承宽.老年流动人口亟待社会融合[J].群众，2016（4）：33.
关键词：城镇化；老龄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流动老人这一特殊群体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老年流动人口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已经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1]。可见，流动老人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日渐庞大的群体，关注这一群体在流入地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在我国，流动老人兼具流动和老龄的特点，与传统农民工不同的是，大多数流动老人都是随子女迁移而来，承担着照料晚辈的责任。也就是说，大部分流动老人是被动的迁移。并且，流动老人已经进入生命历程的后期，身体机能、社会适应能力等都有所下降。当他们进入陌生城市后，往往面临着社会资本重构、社会支持减少、社会融入困难等问题，成为流入地中社会融入最困难、心理健康风险最突出的群体。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情况不仅关系着流动老人的身心健康，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政府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究我国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状况对我国“积极老龄化”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融合
（一）社会融合的含义
关于社会融合，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任远和邬民乐认为社会融合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2]。学者悦中山则将社会融合定义为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之间在文化、社会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的差异的消减[3]。张鹏等认为社会融合是农民工到城市务工后不断被城市的环境所同化和他们自身逐渐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一个过程[4]。可见，当前我国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社会融合的程度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的程度。因此，本文将社会融合界定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流动群体融入城市社会，与城市市民之间双向互动与相互适应的过程。
（二）社会融合的测度
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着丰富的测量维度。国外学者戈登最早对社会融合进行了维度划分，他将移民社会融合划分为结构性和文化性两个维度[5]。杨格-塔斯提出了社会融合包括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融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三个维度[6]。恩泽格尔则提出社会融合包括社会经济融入、文化融入、政治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这四个维度[7]。
我国学者朱力认为社会融合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这三个方面，并且指出这三个层面存在依次递进的关系[8]。杨菊华提出社会融合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与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她同样认为社会融合是动态的、渐进的，因此流动人口经济整合通常发生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9]。悦中山将社会融合划分为三个维度，即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3]。张文宏和雷开春则将社会融合划分为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维度[10]。周皓在总结国内外社会融合测量维度的基础上，对社会融合维度进行了重构，认为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这五个维度[11]。基于此，本文借鉴周皓学者对社会融合的测量维度，对我国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现状进行分析。
二、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现状
（一）经济融合
經济融合，主要指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经济活动适应当地经济发展，融入当地经济建设浪潮。从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经济融合状况来看，我国大部分流动老人在流入地未承担经济建设者的角色，也较少参与流入地经济活动。并且，受我国传统家庭主义文化的影响，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往往承担着照顾晚辈的责任。正因如此，不同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动迁移，大部分流动老人是跟随子辈迁移活动而来，是较为消极被动的迁移。流动老人子辈在流入地参加经济活动以获得劳动报酬，而照顾孙辈的责任就落在流动老人身上，所以流动老人也被称为随迁老人。在很多情况下，流动老人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了家庭，并未有太多时间参加流入地的经济活动，未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经济收入，并且其消费能力较低，在流入地经济融合状况不佳。
（二）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指流动群体在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方面适应流入地的情况。流动群体在流入地文化适应中最重要的是语言文化的适应。语言是社会个体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但是通过对各地语言的调查发现，语言自身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排他性[12]。因此，对于流动群体来说，语言是其进行社会融入的重要工具，语言方面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各种经济及社会活动。与我国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我国很多流动老人受年龄、教育等因素的限制，只会讲家乡话，还不能进行正常的普通话交流，这导致流动老人在流入地面临着语言交流的障碍，活动范围进一步缩小。另外，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的饮食、风俗习惯等都可能产生不适应，这些都影响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文化适应。
（三）社会适应
社会适应是指流动群体在进入流入地之后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对流入地各方面满意度的情况。实际上，流动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流动群体从流出地进入流入地的整个过程中都伴随着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流动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已有研究发现，与年轻流动群体相比，流动老人由于身体机能不断下降，他们在克服与流动相关的困难时往往面临着阻碍，这严重影响了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社会的适应，并最终危及心理健康[13]。我国很多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由于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不适应，往往会产生孤独、抑郁等负面情绪。再加上子辈在流入地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可能会忽视流动老人的情感变化，导致其负面情绪无法及时排遣，进一步威胁流动老人身心健康，影响流动老人对流入地各方面的满意度。 （四）结构融合
结构融合是指流动群体在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参与等方面融入流入地的情况。受我国“差序格局”社会的影响，流动群体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等被视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其在流入地进行各项活动重要的资本和纽带。而流动群体在流动过程中，往往进行着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构。就我国农民工群体来说，在流动过程中，其社会关系经历了由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向以业缘为主的转变，社会网络关系进一步拓展。而流动老人由于封闭的活动环境及社会环境，其进入流入地之后，社会网络关系严重断层，且关系网络的重构面临着诸多困境。再者，流动老人在流入地还面临着社会活动单一且匮乏的情况。对于我国流动老人来说，社区可能是流动老人在流入地唯一的社会活动场所与社交空间，更别提他们参与流入地政府的政治活动。
（五）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流动群体在进入流入地之后，在与流入地居民的互动中获得自身身份认同与接纳的情况。对于流动群体来说，在流入地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与身份认同中，获得流入地的身份认同与接纳是最为困难的一个过程。尤其是我国流动老人，不仅面临着自身身体机能衰老的限制，而且可能面临着在流入地缺乏身份认同与社会尊重的困境。一方面，受传统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流动老人本身对流入地与自身身份缺乏认同感，他们只是将流入地作为暂时的居住地，认为家乡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另一方面，流动老人在与流入地常住居民的互动中，可能会受到歧视，这些都影响着我国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身份认同。
三、促进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路径
（一）完善制度保障
与我国农民工问题相一致的是，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等方面的社会融合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入地政府的制度性保障情况。因此，流入地政府应充分完善当地制度保障，为流动老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障环境。
一方面，我国政府要继续推动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层面的改革，使得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资源获得、权利实现、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平等的优惠性政策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于我国流动老人，以及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因迁移发生身份转化的特殊人群，政府应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市户籍与农村户籍之间的隔阂，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另一方面，政府要健全医疗保障制度，推动医疗保障与养老保障体制健全发展。在我国，流动老人往往面临着身体机能退化、认知能力下降等生理性不利因素，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其在流入地社会融入时产生困难。比如，很多流动老人在进入流入地之前就有慢性病，这些慢性病对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适应、社会活动的参与等造成一定阻碍。因此，流动老人能否在流入地获得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就显得非常重要。我国政府要切实完善与加强医疗保障制度变革，加强对异地医保轉接制度、报销制度等的探索，让流动老人在异地也能享受到医疗保障，消除流动老人在看病方面的心理障碍。还要促进医疗与养老保障的融合，推动医养结合这一新型养老模式的推广，充分利用当地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这样不仅能够为流动老人提供良好的养老环境，而且能为老一代农民工养老工作的开展铺陈道路，更好地实现我国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
（二）构建社区共同体
目前，我国更加注重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社区也逐渐承担起人口管理、社会建设、治安管理等多项职责。与我国农村大多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同，在我国城市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社会实践活动通常以社区为单位，在社区这一范围内进行。并且，为提升我国政府治理效能，提高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在很多地区推广网格化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社区作为一个基层治理的网格，实现了我国政府管理力量与管理权力的下放。对于我国流动群体来说，社区是其重构社会网络与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其获得文化认同、心理认同的重要途径，对我国流动群体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必须加强构建社区共同体，通过组织丰富的社区活动，体现社区对流动老人的关怀与支持。
一方面，社区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在社区“硬件”方面为流动老人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这样既可以扩展流动老人的社会网络，为流动老人的文化适应、结构融合等创造条件，又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会活动参与使老人消除孤独、抑郁等负面情绪，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及对流入地社区的满意度。
另一方面，构建社区共同体必须重视各种“软件”的积极作用。比如，社区要经常进行政府政策宣传、医疗保健宣传教育等，加强流动老人对政府、社区治理措施的理解，让流动老人不再感觉社区只是自己暂时居住的地方，提高流动老人对社区的归属感。还要加强社区医疗队伍建设，切实关注社区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提高社区医生对流入老人身体健康随访频率。同时，要注意为流动老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疏导流动老人在流入地产生的心理不适、焦虑孤独等消极情绪，提高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社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强化家庭关怀
在我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下，照顾晚辈似乎已经成为老人的义务。并且，由于工作繁忙，很多老人的子辈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上，较少有时间参与家庭活动，更未能及时关注流动老人的心理状况。这种家庭活动及家庭关怀的缺失，影响着流动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生活幸福感等，不利于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已有研究显示，获得家人情感支持和拥有一定的家庭决策权，对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4]。因此，要强化对流动老人的家庭关怀，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减轻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负面情绪，增强其对流入地的社会适应。
一方面，作为子辈的家庭成员要积极发扬我国的“孝”文化传统，主动关怀老人。家庭成员是流动老人在流入地最信任与亲密的群体，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流动老人心理支持方面的作用。作为子女，要及时察觉流动老人的情感变化与需求，主动帮老人分担重担，让流动老人能有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子女也要鼓励流动老人走出家门，参加社区举行的各项活动，扩展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缓解流动老人在流入地的孤独感。另外，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流动老人参与流入地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活动，支持流动老人进行消费，这也是流动老人进行经济融入的重要表现。 另一方面，流动老人在照顾孙辈的同时，也要给予自己休闲的空间与时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自身主观层面加强对融入流入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主动扩大自己的社会交往范围，积极参与社区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增强自身对于流入地语言、风俗习惯、社会环境等的适应性；还要积极参加流入地的经济建设活动，从多方面促进自身对于流入地的社会融合，以此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身心健康水平，在流入地能够实现“安养—乐活—善终”，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幸福养老[15]。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12月22日新闻发布会散发材料之八：《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内容概要[EB/OL].（2018-12-22）[2021-01-12].http：//www.nhc.gov.cn/wjw/xwdt/201812/a32a43b225a740c4bff8f2168b0e9688.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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