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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主张彻底改变陋习，直接从根源拔出病根;司马光则认为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希望循序渐进。他以节流维稳，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激进的变法。修史也好，为官也好，司马光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2019年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展品汇集珍贵文献330余件。“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南宋宁宗时重刻本《荀子》、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清文津阁《四库全书》……这批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稿，是千年来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的浓缩，承载着文明传承，见证着文脉绵延。
近日，为纪念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诞辰1000年，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了镇馆之宝——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引来无数观众一睹风采。这张仅465字的书法作品，是现存唯一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手稿。它为研究司马光的思想及其政治观、史学观，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一份新史料。
从书局到“独乐园”
解读《资治通鉴》残稿，还得从司马光读史、修史的故事说起。
司马光自幼好学历史，“嗜之不厌”。他19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勤读不辍，涉猎极广，对史学的研究更为用心。司马光发现，自《春秋》之后，从《史记》到《五代史》，书卷繁浩，很难“尽其篇第”。于是，他萌生了网罗众家之说，删削古史典籍，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开始修《历年图》，这种以年为单位记录人物与事件的体例，被称为“编年体”，一部《历年图》便成了《资治通鉴》的大纲和雏形。
英宗皇帝也爱读史。拿到司马光进献的《历年图》后，他甚是欣喜，立刻决定要为司马光成立书局，命他在《历年图》的基础上补充年表，编成史书。
在皇帝的支持下，司马光的修书事业风风火火开展起来。不料没过两年，朝堂上发生一件大事——司马光与王安石公然决裂，两人一个反对变法，一个主张变法，政见不同，分歧严重。
此时，北宋财政状况日益困窘，举步维艰，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議，进行变法。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痛心不已，便辞去副宰相一职，离开了久居33年的都城开封，前往文化中心洛阳。
远离朝廷的司马光，将所有激情投入编纂史书之中。1070年，司马光赴洛阳的第二年，他的书局也迁到了洛阳崇德寺。为了修史，他还在洛阳城东南尊贤坊的北面买了几亩田地，辟为园林，取名“独乐园”。在园圃的一座茅草屋，司马光住下，只安排一名老仆跟随。每晚老仆先睡，他则读书、著书到午夜，第二天五更起床，点着蜡烛继续修书，日日如此。
1084年底，司马光在独乐园潜心修书14年后，《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司马光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不顾寒冬腊月，用车马载着294卷史书，亲自押送，从独乐园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向宋神宗呈交。
“三步法”修史
如今，294卷《资治通鉴》手稿只留下465字，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不过从文献内容上看，这份残稿信息量十分丰富。“短短465字大纲，映射出《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与风格。”国家图书馆文献研究员赵前介绍。
残稿中，每件史实的开端仅有数字或数十字，往下接“云云”。“云云”这两个字相当于今天的“等等”——司马光从别的文献资料上选取史实，放在大纲中，但因篇幅有限，只能先写上“云云”，编完大纲再一一补充。这是编纂《资治通鉴》的第一步，“做丛目”。
第二步为“修长篇”。大纲完成后，根据提示，司马光的助理编修，将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补上。
第三步“删定成书”，将编修补充的长篇，一一删削成稿。这一步工作量最大，耗时最长，由司马光一人在辞官定居洛阳的14年间完成。他将上起战国初，下至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前的1000多年史实，依时代先后顺序整理。庞杂的长篇史料，要删繁就简;风格各异的语言，要统一润色;来自不同史书的资料，要逐一考证;历代史家文人的观点，最终融成“一家之言”。
最后一步删定成书，在此次展出的残稿中也有体现。如今，市面上常见的《资治通鉴》第九十二卷，与残稿对应章节有多处不同，这正是因为司马光进行了删削与修订。
展出的手稿上暗藏蛛丝马迹，后人还可以从中窥见司马光的为人和性情。这幅手稿由两张宣纸拼接而成，衔接处盖满了司马光的印章。在第二张宣纸上，正文旁边有几条被涂改的墨迹，墨迹下的文字隐约可见——这本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写给司马光与其兄司马旦的一封信。“当时的纸张还是稀缺资源。司马光的大纲拟了一半，纸写满了，他可能随手拿了桌上一张用过的信纸，将信中内容划掉，在空白处继续写，避免浪费。司马光一生崇尚节俭。”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前说。
他可能“是被严重误解的”
司马光被认为是儒家思想教化的典范，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都符合礼节。辞官赴洛阳前，他在朝中官至高位，同学、同僚、亲属，周围有不少人想通过他走后门，但都被一一拒绝。后来他干脆在客厅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来者想批评规劝的，请写信交于书童转我，我一定认真反思，坚决改正;若想升官发财，或犯了罪想减轻处罚的，请一律将状子交到衙门;若一般来访，以上事宜都不要提。
作为政治家，司马光的“守旧”与“革新”，也一度是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关于他与政敌王安石到底谁是谁非的争论，司马光很长时间都处于劣势。但如今，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司马光是被严重误解的。王安石主张彻底改变陋习，直接从根源拔出病根;司马光则认为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希望循序渐进。他以节流维稳，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激进的变法。修史也好，为官也好，司马光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司马光，他前后耗费18年编纂的《资治通鉴》，毫无疑问是中国史学典籍的集大成者。它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以历代政治大事为主要内容，“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从宋朝至今，《资治通鉴》不仅被帝王将相视为管理国家的“必读教科书”，也被历朝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
时至今日，虽只看到465字的残稿，但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一部《资治通鉴》，历经千年，依然光芒璀璨。
（《环球人物》）
2019年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展品汇集珍贵文献330余件。“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南宋宁宗时重刻本《荀子》、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清文津阁《四库全书》……这批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稿，是千年来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的浓缩，承载着文明传承，见证着文脉绵延。
近日，为纪念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诞辰1000年，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了镇馆之宝——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引来无数观众一睹风采。这张仅465字的书法作品，是现存唯一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手稿。它为研究司马光的思想及其政治观、史学观，提供了一个新角度、一份新史料。
从书局到“独乐园”
解读《资治通鉴》残稿，还得从司马光读史、修史的故事说起。
司马光自幼好学历史，“嗜之不厌”。他19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后勤读不辍，涉猎极广，对史学的研究更为用心。司马光发现，自《春秋》之后，从《史记》到《五代史》，书卷繁浩，很难“尽其篇第”。于是，他萌生了网罗众家之说，删削古史典籍，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开始修《历年图》，这种以年为单位记录人物与事件的体例，被称为“编年体”，一部《历年图》便成了《资治通鉴》的大纲和雏形。
英宗皇帝也爱读史。拿到司马光进献的《历年图》后，他甚是欣喜，立刻决定要为司马光成立书局，命他在《历年图》的基础上补充年表，编成史书。
在皇帝的支持下，司马光的修书事业风风火火开展起来。不料没过两年，朝堂上发生一件大事——司马光与王安石公然决裂，两人一个反对变法，一个主张变法，政见不同，分歧严重。
此时，北宋财政状况日益困窘，举步维艰，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議，进行变法。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痛心不已，便辞去副宰相一职，离开了久居33年的都城开封，前往文化中心洛阳。
远离朝廷的司马光，将所有激情投入编纂史书之中。1070年，司马光赴洛阳的第二年，他的书局也迁到了洛阳崇德寺。为了修史，他还在洛阳城东南尊贤坊的北面买了几亩田地，辟为园林，取名“独乐园”。在园圃的一座茅草屋，司马光住下，只安排一名老仆跟随。每晚老仆先睡，他则读书、著书到午夜，第二天五更起床，点着蜡烛继续修书，日日如此。
1084年底，司马光在独乐园潜心修书14年后，《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司马光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不顾寒冬腊月，用车马载着294卷史书，亲自押送，从独乐园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向宋神宗呈交。
“三步法”修史
如今，294卷《资治通鉴》手稿只留下465字，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不过从文献内容上看，这份残稿信息量十分丰富。“短短465字大纲，映射出《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与风格。”国家图书馆文献研究员赵前介绍。
残稿中，每件史实的开端仅有数字或数十字，往下接“云云”。“云云”这两个字相当于今天的“等等”——司马光从别的文献资料上选取史实，放在大纲中，但因篇幅有限，只能先写上“云云”，编完大纲再一一补充。这是编纂《资治通鉴》的第一步，“做丛目”。
第二步为“修长篇”。大纲完成后，根据提示，司马光的助理编修，将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补上。
第三步“删定成书”，将编修补充的长篇，一一删削成稿。这一步工作量最大，耗时最长，由司马光一人在辞官定居洛阳的14年间完成。他将上起战国初，下至宋太祖赵匡胤灭后周前的1000多年史实，依时代先后顺序整理。庞杂的长篇史料，要删繁就简;风格各异的语言，要统一润色;来自不同史书的资料，要逐一考证;历代史家文人的观点，最终融成“一家之言”。
最后一步删定成书，在此次展出的残稿中也有体现。如今，市面上常见的《资治通鉴》第九十二卷，与残稿对应章节有多处不同，这正是因为司马光进行了删削与修订。
展出的手稿上暗藏蛛丝马迹，后人还可以从中窥见司马光的为人和性情。这幅手稿由两张宣纸拼接而成，衔接处盖满了司马光的印章。在第二张宣纸上，正文旁边有几条被涂改的墨迹，墨迹下的文字隐约可见——这本是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写给司马光与其兄司马旦的一封信。“当时的纸张还是稀缺资源。司马光的大纲拟了一半，纸写满了，他可能随手拿了桌上一张用过的信纸，将信中内容划掉，在空白处继续写，避免浪费。司马光一生崇尚节俭。”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前说。
他可能“是被严重误解的”
司马光被认为是儒家思想教化的典范，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都符合礼节。辞官赴洛阳前，他在朝中官至高位，同学、同僚、亲属，周围有不少人想通过他走后门，但都被一一拒绝。后来他干脆在客厅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来者想批评规劝的，请写信交于书童转我，我一定认真反思，坚决改正;若想升官发财，或犯了罪想减轻处罚的，请一律将状子交到衙门;若一般来访，以上事宜都不要提。
作为政治家，司马光的“守旧”与“革新”，也一度是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关于他与政敌王安石到底谁是谁非的争论，司马光很长时间都处于劣势。但如今，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司马光是被严重误解的。王安石主张彻底改变陋习，直接从根源拔出病根;司马光则认为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希望循序渐进。他以节流维稳，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激进的变法。修史也好，为官也好，司马光都是一步一个脚印。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司马光，他前后耗费18年编纂的《资治通鉴》，毫无疑问是中国史学典籍的集大成者。它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以历代政治大事为主要内容，“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从宋朝至今，《资治通鉴》不仅被帝王将相视为管理国家的“必读教科书”，也被历朝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
时至今日，虽只看到465字的残稿，但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一部《资治通鉴》，历经千年，依然光芒璀璨。
（《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