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要回县城住一段时间，收拾了包袱就和我姐姐乘火车回姐姐所在的县城中学去了。姐姐所在的那个校园有很多树，也有很多讲壮话、客家话、桂柳话的教职工家属。每一次母亲从那来到南宁，都一一述说县城那边比南宁好，树多、讲家乡话的人多……
　　母亲回老家了，周日我下厨造饭，在厨房里发现了不少的坛坛罐罐。除了几个腌酸辣椒的陶罐，还有一些空的蜂蜜罐、奶粉罐、辣椒罐……平时从超市购买东西的包装绳子也归整在一个塑料袋里。我把这些空罐、绳子全都收拾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去了。我知道下次母亲来南宁发现这些东西被扔掉了一定又抱怨浪费，因为她总预感哪一天东西奇缺，这些罐子、绳子总要用得上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母亲文化程度低没读过朱子治家格言，是生活的艰辛在她的习惯里打上了珍惜和节约的烙印。
　　母亲出生在桂中一个偏僻的农村，那里虽然是一马平川的谷地却一年到头吃不饱饭。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年代，母亲只读了三年书就早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了。那个年代，工分意味着全家养命的粮食。60年代初，打母亲和在外地当教师的父亲结婚时起家里就年年“超支”，由于生产队工分分值很低，母亲挣得的工分总抵不过生产队分配的谷子、花生油，每年年底生产队张榜公布社员超支表时，都让母亲很难堪。1980年冬家乡实行了报纸上所讲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母亲舒了一口气说以后再也没有“超支”了，我才发现“超支”这个词竟然是母亲多年来默默背负的精神压力。
　　我的老家背靠一条山脉，面朝一条狭长的谷地，一条小河贯穿谷地蜿蜒流向黔江。生产队田地不少，然而村民生活却很贫困，我们几姊妹的衣服缝补到不能再穿时也舍不得扔掉，母亲冬天有空闲就给全家人纳鞋底做布鞋。母亲做的布鞋很舒适，然而下雨天出门就沾满泥水，双脚就又湿又冷，那时我就梦想有一双解放鞋，梦想永远是在夏天的白天可以打赤脚，晚上穿木板鞋用力地拖在村中石板路上，让清脆的“嘚嘚”声响亮在乡村的夜间……
　　贫穷的农村生活似乎永远看不到边。母亲看不得房前屋后的空地闲着，种葫芦、茄子、辣椒、豆角……当我帮忙搭的竹架上结了很多葫芦、吊满了豆角，我就很有成就感。没想到，有一年大队组织了10多人拿着镰刀和锄头到各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母亲种下的那些茄子、辣椒、豆角也未能幸免于难。那天晚上母亲从生产队干活收工回来看到被割弃满地的没成熟的瓜菜竟然没有一丝难过，两三天后看看没有什么新的动静，那些地上又赶种上了其他瓜菜苗。
　　那些年，我家每年总有个把月缺粮，只得跟隔壁人家借谷子。我开始读小学的时候已经负责家里煮饭、喂猪、割草的活儿，而每天煮饭下多少筒米母亲都有交代。因为我们几姊妹都到了长身体的年龄，饭量大，煮饭太干了不够吃，放水太多不饭不粥的也很不好吃，多放一筒米又被母亲责骂。我至今还感觉到那时下米煮饭的焦虑。有一年，公社领导去外地参观学习回来后组织全公社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号召改变山河面貌，要把贯穿全公社的弯弯的小河挖改成一条笔直的河道，由各村抽集青壮男女挖河。挖河队有近百人，挖到哪个村就由村里负责挖河队的吃住。母亲跟生产队里说我家里房子窄小住不下人，每年超支粮食不够吃。生产队长居然同意不安排人到我家吃住。挖河队在村里住了近一个月，为了把河道弄直挖掉了很多很好的水田。当看到住在隔壁家那些挖河队的青壮年男女一碗一碗地盛大米饭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带着很庆幸的神情跟我们几姊妹说：“好在我们家没有管这些人的吃住啊。”
　　随着我们几姊妹读书、成长、就业……离开了美丽而落后的故乡。母亲年纪也大了，十年前也来到了城市居住。母亲初来南宁时看到小区附近的水塘边有空地，终于闲不住，不知从哪里借了一把锄头挖地种菜，直到水塘被填平建起了高楼，母亲才恋恋不舍地丢了锄头。我曾经在阳台种了几盆菊花，到季节的时候一簇簇艳丽的花开很养眼，母亲说种这些花浪费，换种上了红薯藤和芦荟。我不能说什么，我知道母亲是要种点实在有用的东西心里才踏实。
　　母亲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很挂念老家。我买了个手机给她，她很方便地跟老家人通上了话。电话让她得到了许多慰藉。家乡用上了自来水、沼气，也通了柏油路了……“现在农村好了……，以前……”一天晚饭后，母亲坐在沙发上摇着扇子，感叹地说道。对她而言，故乡绝不仅仅是青山、小河、田地、树林、湿润的南风……逝去的那个年代是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今年清明节我回了老家，老家的泥土房子长期没人居住，有些破败了。我回南宁后，母亲问起老屋的情况，我没有如实告诉她。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调解仲裁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