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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以及扰攘不绝的各类公共事件,让大学走下了圣坛。大学究竟应该怎么办?让我们倾听九位著名大学校长的回答。
⊙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中科大很民主,校长被骂是正常的。这跟这所大学的文化传统有关,它尊重学术,要尊重学术先要讲民主。
中科大实行通识教育,就是说数学、物理全校各个学科都要学,目标是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数学和物理的功底非常重要。三年级后,我们就会提供大学生研究计划,在学校里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科学研究所实习。
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公平高于效益。义务教育阶段,国家的金钱投入应该保证公平,城市农村应该完全一样。现在对城市孩子过度教育,他们学了很多没用的知识,浪费了很多家长和社会的资源,身心受到极大压力;另一方面,农村孩子教育不足,特别是边远地区。
把钱投在教育上,是不会吃亏的,不要太斤斤计较。我觉得,对教育的投入应该看成对未来的投资。(陈统奎)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通识教育既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对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有切身感受。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后跌得很惨,这是因为他们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
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
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东西部差别很大,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国家、民族缺乏感情。其实,(现在下农村)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徐瑗 陈统奎)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育是最高的善
大学精神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就不能称之为大学,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教育结构应该多样化。我主张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建成两个可以相互沟通的体系:一个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间有“立交桥”。普通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培养通用性的应用型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岗位型操作型人才。要有多种类型的毕业生,也要有多元化的质量观,并据此分类指导就业的路径。
没有大众化的就业观念,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门槛进学校,再按精英就业模式出校门,这是做不到的。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但这两类人才的就业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
教育是最高的善,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
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成员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所推动。
要考虑就业,但不能片面追求就业率。还要防止一种倾向:把一些比较基础,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意义的、大学应办的学科砍掉,这是不行的。
对于普通老百姓、穷人以及没有权势的人来说,高考是他们走向社会取得出路最重要、最后的机会,这也是最后一个公平。如果取消高考,有可能连最贫困、最底层孩子们的希望都会破灭。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我们是大陆跟台湾交流最密切的一所高校,与台湾19所高校有合作关系。
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我们制订了“三三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三”指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三”指多元培养阶段分三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他院系去选修课程;三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我们要补课,补应试教育的不足。比如说,应试教育无视公民教育,我们要通过通识教育来补这个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怎么爱惜这个国家,怎么样去爱惜这个民族,要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我们就是培养精英,但精英也要到艰苦的环境去,到基层去。假如你想成为一名政治家,我鼓励你去当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去锻炼。现在大学生就业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毕业找的是“最后一份工作”,而现在找的是“第一份工作”。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权力行使要在阳光下
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教师推开校长的门,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是否应该赶快把椅子让给老师来坐?
大学之间惟一可以比较的是学科。单科性的大学就像苹果和橘子,多科性的大学就像香蕉,而综合性的大学像葡萄,把苹果香蕉葡萄放在一起,谁是第一,这个命题很荒谬。
研究型大学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而不是仅仅为学生毕业的那一刻着想。山大本就以文史见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诸如孔子、孟子、孙子等都出自山东,这是我们的地缘优势。我们要打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建立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院。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也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诵经和读典将是必修课。
学者要保持适度的清贫,适度到能够维持自己的尊严就可以了。维护尊严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学者过度富有,把学术当饭碗,用学术来谋利,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是灾难。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倡导精英教育
精英就是具有远大理想,愿意为社会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不仅有理想,而且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并能以自己为榜样带动自己周围的人去为理想而奋斗。
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中国现在2000多所大学,99%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让毕业生将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至少要有1%的大学或四五十所高水平的大学,目标要和国外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样,志在培养领袖型人才。
学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地方。当学生时,在校园里表现得散漫一点、个性化一点,说话出格一点,甚至犯一些错,都可以接受,但走上社会就完全不同了。
厦大是厦门这座城市里“一座没有围墙的高校”,普通市民可以在厦大图书馆里看书,可以在校园里散步,可以旁听各类专家教授的讲座……厦大以一种平和、开放的胸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学术自由,政府不应该干预,校长也不能干预。学术范围的工作应该由教授们来决定。
校长其实是拉拉队长,要想尽办法使大家都非常积极和乐观地向前走。当然,除了当好拉拉队队长,你还要把这个学术环境建造得很好,包括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但真正做事主要靠老师,校长做不了太多事情。
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很好,但不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
社会需要公平,假如我跟一个学生聊聊天,就决定了他能不能进一所好学校,往往会流于主观,有失公平。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考试。你问我考试制度是不是坏的,我想它的确是,应该这么说,是第二坏的。
⊙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打造名校品牌的五要素
学校品质,“从注重通识教育做起”;学生品性,“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强势师资,“培养和挖人并举”;专业优势,“树立和坚守学术权威”;文化积淀,“一切需要时间检验”。
⊙中科大校长侯建国: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中科大很民主,校长被骂是正常的。这跟这所大学的文化传统有关,它尊重学术,要尊重学术先要讲民主。
中科大实行通识教育,就是说数学、物理全校各个学科都要学,目标是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数学和物理的功底非常重要。三年级后,我们就会提供大学生研究计划,在学校里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科学研究所实习。
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公平高于效益。义务教育阶段,国家的金钱投入应该保证公平,城市农村应该完全一样。现在对城市孩子过度教育,他们学了很多没用的知识,浪费了很多家长和社会的资源,身心受到极大压力;另一方面,农村孩子教育不足,特别是边远地区。
把钱投在教育上,是不会吃亏的,不要太斤斤计较。我觉得,对教育的投入应该看成对未来的投资。(陈统奎)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重塑精神,重扬理想
通识教育既要给学生灌输理想主义,又要有现实主义,这就要求学生一定要参加社会实践,对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有切身感受。很多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学生踏上社会后跌得很惨,这是因为他们知识功底不足、现实主义不够。
教育不是简单地拓宽知识面,而是教会你一种综合而独立的思考能力。
我们国家也有不少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说我们国家什么东西没做好,而是整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东西部差别很大,需要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到欠发达地区去。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去。他们对国家、民族缺乏感情。其实,(现在下农村)比我们当时下农村好多了。我们当时下农村是遥遥无期的,现在你去一下是让你回来的,而且国家还给你很好的待遇,很好的工作。(徐瑗 陈统奎)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育是最高的善
大学精神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没有了这种精神,没有了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就不能称之为大学,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教育结构应该多样化。我主张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建成两个可以相互沟通的体系:一个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中间有“立交桥”。普通本科生教育,主要是培养通用性的应用型人才;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养岗位型操作型人才。要有多种类型的毕业生,也要有多元化的质量观,并据此分类指导就业的路径。
没有大众化的就业观念,就没有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按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门槛进学校,再按精英就业模式出校门,这是做不到的。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但这两类人才的就业要求显然是不一样的。
教育是最高的善,我们都需要共同努力。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我们还是走自己的道路
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更重要的是要对社会成员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所推动。
要考虑就业,但不能片面追求就业率。还要防止一种倾向:把一些比较基础,但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意义的、大学应办的学科砍掉,这是不行的。
对于普通老百姓、穷人以及没有权势的人来说,高考是他们走向社会取得出路最重要、最后的机会,这也是最后一个公平。如果取消高考,有可能连最贫困、最底层孩子们的希望都会破灭。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世界一流大学之梦
我们是大陆跟台湾交流最密切的一所高校,与台湾19所高校有合作关系。
我们提出新目标,要培养各行业领军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我们制订了“三三制”新教改方案,第一个“三”指人才培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识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化培养阶段,第三阶段是多元培养阶段。第二个“三”指多元培养阶段分三类,一是继续本专业深造,在大四继续学习本专业更高深的学问;二是跨专业继续深造,到其他院系去选修课程;三是直接就业者,安排就业创业辅导,为学生顺利走上社会做好准备。
我们要补课,补应试教育的不足。比如说,应试教育无视公民教育,我们要通过通识教育来补这个课,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怎么爱惜这个国家,怎么样去爱惜这个民族,要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我们就是培养精英,但精英也要到艰苦的环境去,到基层去。假如你想成为一名政治家,我鼓励你去当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去锻炼。现在大学生就业和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毕业找的是“最后一份工作”,而现在找的是“第一份工作”。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权力行使要在阳光下
山东大学现在正在讨论“一把椅子的理论”:教师推开校长的门,如果只有一把椅子,校长是否应该赶快把椅子让给老师来坐?
大学之间惟一可以比较的是学科。单科性的大学就像苹果和橘子,多科性的大学就像香蕉,而综合性的大学像葡萄,把苹果香蕉葡萄放在一起,谁是第一,这个命题很荒谬。
研究型大学应该为学生的一生着想,而不是仅仅为学生毕业的那一刻着想。山大本就以文史见长,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诸如孔子、孟子、孙子等都出自山东,这是我们的地缘优势。我们要打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大学,建立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院。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中,也会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色,诵经和读典将是必修课。
学者要保持适度的清贫,适度到能够维持自己的尊严就可以了。维护尊严的主要责任在学校,学者过度富有,把学术当饭碗,用学术来谋利,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是灾难。
⊙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倡导精英教育
精英就是具有远大理想,愿意为社会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不仅有理想,而且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并能以自己为榜样带动自己周围的人去为理想而奋斗。
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中国现在2000多所大学,99%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让毕业生将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至少要有1%的大学或四五十所高水平的大学,目标要和国外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样,志在培养领袖型人才。
学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地方。当学生时,在校园里表现得散漫一点、个性化一点,说话出格一点,甚至犯一些错,都可以接受,但走上社会就完全不同了。
厦大是厦门这座城市里“一座没有围墙的高校”,普通市民可以在厦大图书馆里看书,可以在校园里散步,可以旁听各类专家教授的讲座……厦大以一种平和、开放的胸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不期望世界一流遍地开花
学术自由,政府不应该干预,校长也不能干预。学术范围的工作应该由教授们来决定。
校长其实是拉拉队长,要想尽办法使大家都非常积极和乐观地向前走。当然,除了当好拉拉队队长,你还要把这个学术环境建造得很好,包括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但真正做事主要靠老师,校长做不了太多事情。
内地很多学院都一窝蜂要变成大学,甚至都想变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个愿望很好,但不很实际。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教育普及的,所以中国确实需要很多学校,但不需要全部都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
社会需要公平,假如我跟一个学生聊聊天,就决定了他能不能进一所好学校,往往会流于主观,有失公平。所以最后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方法,就是考试。你问我考试制度是不是坏的,我想它的确是,应该这么说,是第二坏的。
⊙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打造名校品牌的五要素
学校品质,“从注重通识教育做起”;学生品性,“社会良心的最后堡垒”;强势师资,“培养和挖人并举”;专业优势,“树立和坚守学术权威”;文化积淀,“一切需要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