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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中学毕业后，我从注入北冰洋的雄伟的西伯利亚河流E的流经地K城乘火车来到莫斯科，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当时我激动万分。时值1963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政，人们的生活不失乐趣，与往日并无两样。尤其是在莫斯科，当时我已知道，即便这里不能被称为世界的文化中心，那至少应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想想即将到来的与诸多未知美好事情的相逢，心中竟平添了些许甜蜜的忧伤。
然而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我却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厕所内，一名烂醉如泥的男子躺在流满尿液的瓷砖地上，而一位看似闲来无聊的警察一边用自己的警靴尖头踢他，一边嘴里巴拉巴拉地在讲些什么，厌恶地等着救护车来把他拉走。
宿舍里没有留给新生的地方，这倒正合我意，我们被安排到莫斯科地质勘测学院的一间教室入住，那里备有轻便折叠床，莫斯科地质勘测学院正是我当时考入的学校，之后我也是在这里毕业的。学院位于马涅什广场，对面是克里姆林宫，左边是民族饭店，右边是罗蒙诺索夫雕像，再不能更中心了，对此我是由衷地高兴。因此，当我后来搬到大学城的一号楼，今天这楼还在，就在基辅车站的后面，大学生街上，那地方当时在我看来仿佛处于偏远的郊区，如同鲍里斯·巴尔涅特同名电影《边区》中描绘的那样。
岁月流逝，起初是读书，接着就是平淡的年复一年。应该是没人相信，但说实话，我从没有渴求过紧抓住莫斯科以图将来能够享受它的恩惠。所以，当我拿到退休证书以及与之相随的菱形“优待证”后就回到了故乡，只是在我于首都实实在在生活了三十多年，拥有过家庭、工作和住房后，此时的故乡看起来就小多了。
那时的年轻人有很多门路留在莫斯科，尽管这座永恒的体制城市里存在着严格的警察制度，但有很好的紧俏食品供应，当时的苏联政权除首都外无力向其他地区提供此类食品。
比如，那时为了落户莫斯科，可以找一个莫斯科姑娘结婚，不管是出于爱情还是贪图钱财。当时的政权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似乎当年都了解了情人们的守护神圣瓦伦丁，这着实令人惊讶。也可以追求功名，在学业和社会工作上做出成绩，谋划从共青团直接加入苏联共产党，分到莫斯科市分配的一间筒子楼，再慢慢争取到赫鲁晓夫时期的五层楼住宅。当然，这些当年为解决莫斯科住房问题在市内建立的为数众多的楼房也给今天的莫斯科市领导制造了太多麻烦，这些天花板距地板2.5米的板房如今破烂不堪，着实让人一筹莫展。也可以投奔到莫斯科的打工大军，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报酬低的繁重工作，做建筑工人、电车司机、清洁工人、普通警员，当时贪赃受贿在警界尚处于胚胎期，以期将来能在我们的英雄城扎根。如此等等。莫斯科总在限制外来人口的数量，还把外地人在城里的停留当作自己给予对方的一种恩赐。那些任职期满的外省党政要员、州委书记以及所谓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领袖们，在退休后一般会获得莫斯科的住房和相应的内部供应商店所提供的物质奖励，这些东西在首都外的其他各地被传得沸沸扬扬。当时的莫斯科还需要高级专家，这些高级专家一旦得到部委的召唤，他们就有权将自己的三居室换成莫斯科市任意大小的住宅，正如在《置换咨询手册》里的众多声明所声称的那样。不过，也可以换房到莫斯科近郊，那时从郊区到莫斯科已经毫无障碍。我最终就是这么做的，起初是搬到了德米特罗夫老城，然后是莫斯科筒子楼，这里应算作一个美妙的住处，各种各样的公民，遵循着复杂的生存法则，这些法则在米哈依尔·左琴科、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瓦西里·舒克申等其他饱经苏联政权之苦的作家作品里均有描述。
甩掉固有的谦逊，不计才气的大小，我也应该被划入类似创作者的行列，因为，呜呼，我如今也是一名职业作家。但那时正值成熟社会主义的末期，不知什么原因我的作品在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思想残缺，近乎诽谤，有冷嘲热讽和淫秽色情之嫌”。因此，我的未来在故乡就变得黯淡起来，就似那位处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或终日饮酒，麻醉自己；抑或相反，加入到墙头草的队伍中。而在莫斯科，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莫斯科是很容易失踪的，在这里仍在拼死传播自版刊物和侨民刊物，以及那句老话：“游击队员是杀不绝的。”
唉，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水经莫斯科河流入了奥卡河，然后又流进最终汇入里海的伏尔加河！苏维埃政权被一种至今尚无确切科学定义的社会历史结构所完全取代，曾经的大人物大都已化身为大小寡头、银行家、农场主和资本家，亏损变成了盈余，现在，人们即便是在外省的商店也能随时买到心仪的东西，甚至还可以从自家城市直达异地他乡，比如直达加那利群岛，或者去非洲打猎，就像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当然，这事儿没钱不行，也还要祈祷上苍，没有战争才能成行！我和我的许多尚且健在的朋友和同事，也平稳地从离经叛道者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中的有益成员。
莫斯科市的人口在十四世纪为四万，而到苏联末期已超过八百万，在我看来这应是正确方向上的改观，尽管人口的增长照例不仅来自本地人口，也来自外来人口。新的灯火在闪亮，人们在那些灯光下像往常一样相爱、结婚、生子，用一句莫斯科的新潮俗话来说就是，钱在和钱睡觉。尽管……尽管和美国一样，莫斯科的人也全都是外来人，区别仅是时间上的不同，在于莫斯科人進入莫斯科城的时间。据古老传说，甚至连莫斯科的奠基人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都不是第一个来到莫斯科的人，他在12世纪从基辅向弗拉基米尔进发时遇到大地主斯捷潘·库奇卡，后者因拒向前者缴纳高额庇护费，这位未来大都市的原主人竟被外来的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杀死了，今天，尤里·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正屹立于原莫斯科市政府对面。如此一来，对于我们国家的其他统治者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更不用说我们这座可爱城市的那些普通居民了。
附记：在准备写上面的内容时，为获取创作灵感，我重新参观了位于大学生街上的大学城，大学城以结构主义风格的建筑而闻名，而其当年住户的火热个性也毫不逊色，当年有一位叫加里比扬的地质系学生出于嫉妒，用气枪精准地射碎了对面机床制造学院一间宿舍的灯泡，而他那位对爱不忠的女友就住在这间宿舍。当首都的中心扩充到改良后的环线外侧后，大学区这片在建筑风格上极具纪念价值的楼房刚好处于正中心的位置，当我漫步其中，恕我直言，我突然发现自己心仪的那些楼房已是墙皮剥落，窗棂散裂，满是荒废后的脏污。上面提到的机床制造学院的宿舍楼内聚居了很多越南人，他们以不错的成绩通过传达室老太太的鉴定，他们烟酒不沾，不打架，不斗殴，仅是每天从早到晚扎在市场忙碌。另外，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一家为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教派服务的“基督教文献图书馆”，以及大量挂着卡卢加、 图拉、萨马拉、楚瓦什、北奥塞梯等地区车牌的名牌车辆。但这些，也许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① 本篇原题《Как я прирастил собою Москву》，作者叶夫盖尼·波波夫（Евгений Попов）生于1946年，曾参与编辑和出版《大都会》辑刊，现任俄国笔会副会长，莫斯科作协秘书长。——译注
第二十中学毕业后，我从注入北冰洋的雄伟的西伯利亚河流E的流经地K城乘火车来到莫斯科，为了接受高等教育，当时我激动万分。时值1963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政，人们的生活不失乐趣，与往日并无两样。尤其是在莫斯科，当时我已知道，即便这里不能被称为世界的文化中心，那至少应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想想即将到来的与诸多未知美好事情的相逢，心中竟平添了些许甜蜜的忧伤。
然而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我却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厕所内，一名烂醉如泥的男子躺在流满尿液的瓷砖地上，而一位看似闲来无聊的警察一边用自己的警靴尖头踢他，一边嘴里巴拉巴拉地在讲些什么，厌恶地等着救护车来把他拉走。
宿舍里没有留给新生的地方，这倒正合我意，我们被安排到莫斯科地质勘测学院的一间教室入住，那里备有轻便折叠床，莫斯科地质勘测学院正是我当时考入的学校，之后我也是在这里毕业的。学院位于马涅什广场，对面是克里姆林宫，左边是民族饭店，右边是罗蒙诺索夫雕像，再不能更中心了，对此我是由衷地高兴。因此，当我后来搬到大学城的一号楼，今天这楼还在，就在基辅车站的后面，大学生街上，那地方当时在我看来仿佛处于偏远的郊区，如同鲍里斯·巴尔涅特同名电影《边区》中描绘的那样。
岁月流逝，起初是读书，接着就是平淡的年复一年。应该是没人相信，但说实话，我从没有渴求过紧抓住莫斯科以图将来能够享受它的恩惠。所以，当我拿到退休证书以及与之相随的菱形“优待证”后就回到了故乡，只是在我于首都实实在在生活了三十多年，拥有过家庭、工作和住房后，此时的故乡看起来就小多了。
那时的年轻人有很多门路留在莫斯科，尽管这座永恒的体制城市里存在着严格的警察制度，但有很好的紧俏食品供应，当时的苏联政权除首都外无力向其他地区提供此类食品。
比如，那时为了落户莫斯科，可以找一个莫斯科姑娘结婚，不管是出于爱情还是贪图钱财。当时的政权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似乎当年都了解了情人们的守护神圣瓦伦丁，这着实令人惊讶。也可以追求功名，在学业和社会工作上做出成绩，谋划从共青团直接加入苏联共产党，分到莫斯科市分配的一间筒子楼，再慢慢争取到赫鲁晓夫时期的五层楼住宅。当然，这些当年为解决莫斯科住房问题在市内建立的为数众多的楼房也给今天的莫斯科市领导制造了太多麻烦，这些天花板距地板2.5米的板房如今破烂不堪，着实让人一筹莫展。也可以投奔到莫斯科的打工大军，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报酬低的繁重工作，做建筑工人、电车司机、清洁工人、普通警员，当时贪赃受贿在警界尚处于胚胎期，以期将来能在我们的英雄城扎根。如此等等。莫斯科总在限制外来人口的数量，还把外地人在城里的停留当作自己给予对方的一种恩赐。那些任职期满的外省党政要员、州委书记以及所谓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领袖们，在退休后一般会获得莫斯科的住房和相应的内部供应商店所提供的物质奖励，这些东西在首都外的其他各地被传得沸沸扬扬。当时的莫斯科还需要高级专家，这些高级专家一旦得到部委的召唤，他们就有权将自己的三居室换成莫斯科市任意大小的住宅，正如在《置换咨询手册》里的众多声明所声称的那样。不过，也可以换房到莫斯科近郊，那时从郊区到莫斯科已经毫无障碍。我最终就是这么做的，起初是搬到了德米特罗夫老城，然后是莫斯科筒子楼，这里应算作一个美妙的住处，各种各样的公民，遵循着复杂的生存法则，这些法则在米哈依尔·左琴科、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瓦西里·舒克申等其他饱经苏联政权之苦的作家作品里均有描述。
甩掉固有的谦逊，不计才气的大小，我也应该被划入类似创作者的行列，因为，呜呼，我如今也是一名职业作家。但那时正值成熟社会主义的末期，不知什么原因我的作品在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思想残缺，近乎诽谤，有冷嘲热讽和淫秽色情之嫌”。因此，我的未来在故乡就变得黯淡起来，就似那位处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或终日饮酒，麻醉自己；抑或相反，加入到墙头草的队伍中。而在莫斯科，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莫斯科是很容易失踪的，在这里仍在拼死传播自版刊物和侨民刊物，以及那句老话：“游击队员是杀不绝的。”
唉，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水经莫斯科河流入了奥卡河，然后又流进最终汇入里海的伏尔加河！苏维埃政权被一种至今尚无确切科学定义的社会历史结构所完全取代，曾经的大人物大都已化身为大小寡头、银行家、农场主和资本家，亏损变成了盈余，现在，人们即便是在外省的商店也能随时买到心仪的东西，甚至还可以从自家城市直达异地他乡，比如直达加那利群岛，或者去非洲打猎，就像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当然，这事儿没钱不行，也还要祈祷上苍，没有战争才能成行！我和我的许多尚且健在的朋友和同事，也平稳地从离经叛道者变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中的有益成员。
莫斯科市的人口在十四世纪为四万，而到苏联末期已超过八百万，在我看来这应是正确方向上的改观，尽管人口的增长照例不仅来自本地人口，也来自外来人口。新的灯火在闪亮，人们在那些灯光下像往常一样相爱、结婚、生子，用一句莫斯科的新潮俗话来说就是，钱在和钱睡觉。尽管……尽管和美国一样，莫斯科的人也全都是外来人，区别仅是时间上的不同，在于莫斯科人進入莫斯科城的时间。据古老传说，甚至连莫斯科的奠基人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都不是第一个来到莫斯科的人，他在12世纪从基辅向弗拉基米尔进发时遇到大地主斯捷潘·库奇卡，后者因拒向前者缴纳高额庇护费，这位未来大都市的原主人竟被外来的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杀死了，今天，尤里·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正屹立于原莫斯科市政府对面。如此一来，对于我们国家的其他统治者还有什么好谈的呢？更不用说我们这座可爱城市的那些普通居民了。
附记：在准备写上面的内容时，为获取创作灵感，我重新参观了位于大学生街上的大学城，大学城以结构主义风格的建筑而闻名，而其当年住户的火热个性也毫不逊色，当年有一位叫加里比扬的地质系学生出于嫉妒，用气枪精准地射碎了对面机床制造学院一间宿舍的灯泡，而他那位对爱不忠的女友就住在这间宿舍。当首都的中心扩充到改良后的环线外侧后，大学区这片在建筑风格上极具纪念价值的楼房刚好处于正中心的位置，当我漫步其中，恕我直言，我突然发现自己心仪的那些楼房已是墙皮剥落，窗棂散裂，满是荒废后的脏污。上面提到的机床制造学院的宿舍楼内聚居了很多越南人，他们以不错的成绩通过传达室老太太的鉴定，他们烟酒不沾，不打架，不斗殴，仅是每天从早到晚扎在市场忙碌。另外，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一家为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教派服务的“基督教文献图书馆”，以及大量挂着卡卢加、 图拉、萨马拉、楚瓦什、北奥塞梯等地区车牌的名牌车辆。但这些，也许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① 本篇原题《Как я прирастил собою Москву》，作者叶夫盖尼·波波夫（Евгений Попов）生于1946年，曾参与编辑和出版《大都会》辑刊，现任俄国笔会副会长，莫斯科作协秘书长。——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