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无信仰则亡，民族无信仰则衰，社会无信仰则乱，大学无信仰则烂，教授无信仰则堕，人无信仰则躁，家庭无信仰则变……”这样的言论看似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信仰问题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广泛思考。
　　葛剑雄：中国人信仰什么
　　传统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对得起先人、祖宗，他没有对现世的超越性，也没有一个无形无像的神，因为人们生活在家族、宗法的链条之中，没有独立的个人，也产生不了个人精神的超越。
　　近年来，儒家学说得到主流肯定，翻开历史，特别是宋元以降，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实际上，真正的纯儒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内心什么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报应，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个能自欺欺人的解释，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试。
　　在民间，尤其是在汉族地区，家门口有门神，灶头有灶神，理财有财神，科第有魁星，婚姻有月老……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或鬼督察照料。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各异，这些崇拜的核心就是对因果报应的信仰，即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调和了官民冲突。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最普遍的信仰是权力和财富。现代奢侈泛滥的物质生活，掩盖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危机。
　　三十多年前的精神社会中，人们的物质欲望一直处于压抑时期，物资匮乏和“贫穷光荣”的思想指导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人们所想的都是平均主义，要穷大家穷，要死大家死。这倒符合中国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哲学理论。当物质逐渐满足时，人们开始寻找精神支柱，但怎么找也找不到，当整个民族成为了没有精神支柱的躯壳，于是，便随意找来自己认为可以慰藉心灵的东西，于是，大师便成了一部分人的偶像。
　　余胜海：富得像个人样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财富不仅是金钱，它代表着一种信仰和品质。财富失去了信仰和品质，“富豪”必然会缩水。
　　这一代中国人有幸看到飞速积累的财富、层出不穷的“富豪榜”，而频频落马的富豪则让国人看清了一些富豪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原罪”和“现罪”现象。目前，中国不少富豪缺少“慈善观”，社会责任感和信仰缺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企业家在慈善榜上的排名却很靠后，有的甚至榜上无名。
　　当然，我们讲“原罪”，讲“赎罪”，并不是要均贫富，并不是要大锅饭，也不是要企业家个个都成为慈善家而把财产都捐给社会；只是期望在社会主义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新创业的人们不再有“原罪”，已经富有的人们不再犯“本罪”，使富豪群体真正能受到社会的尊重，真正能成为社会的中坚，而不是财产的巨人、道德的侏儒。合法的劳动收入和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光明正大地创造财富的人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认可。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信仰，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杨恒均：信仰不是用来救国，而是用来救人的
　　人无信仰不行，一个国家的国民大多都没有什么信仰（除了钱），那就很危险了。不过，今天当大家都在高谈阔论“信仰”的时候，我却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敲打一下。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当我们（尤其是作为精英的我们）在谈论信仰的时候，绝大多数都会立即把“信仰”与国家联系起来，和国家的发展前途，与“救国”联系起来。
　　这就让我有些警觉了。因为“信仰”这个东西在本质上是非常个人化的。如果真要很“功利”地拿信仰来“拯救”什么，排在前面的首先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而不是某个“国家”。
　　当初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的时候，就曾经铸下大错，把我们向西方学习“长技”与制度的目的定为“救国”，而忽视了人，人救不过来，国家就算救活了，又靠什么支撑？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走了一百年，几乎还在原地踏步。同西方的“长技”与制度相比，信仰这东西是更加私人化的，与我们每一个个体密不可分。
　　我们需要信仰，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不是为了这个国家。国家倒应该为每一个公民的信仰自由创造条件与“保驾护航”。虽然我竭力推崇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价值观，并期盼这些普适价值能够成为国人的核心价值的一部分，但这些和我们今天说的国人的“信仰”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国家应该有得到大家认可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但却绝对不能要求国人都要有共同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