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文将法国作家保罗?克洛代尔(1868-1955)对逃逸的反思置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语境。通过作家在人生不同阶段对"个体的逃逸"、"外部的逃逸"和"心灵的逃逸"的反思,分析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心怀信仰的作家对个体自由与幸福、对社会飞速变化现象的反思和对自己艺术创作姿态的确立,并揭示他在现代和古典语境之间、在跨文化语境之间所作的富有开拓性的对话尝试。
【基金项目】
:
广东省十三五社科规划项目“克洛代尔诗学研究”(项目编号:N4170390);华南理工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西方逃逸诗学历史话语梳理与研究”(项目编号:D6200770)的阶段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将法国作家保罗?克洛代尔(1868-1955)对逃逸的反思置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语境。通过作家在人生不同阶段对"个体的逃逸"、"外部的逃逸"和"心灵的逃逸"的反思,分析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心怀信仰的作家对个体自由与幸福、对社会飞速变化现象的反思和对自己艺术创作姿态的确立,并揭示他在现代和古典语境之间、在跨文化语境之间所作的富有开拓性的对话尝试。
其他文献
古罗马爱情诗歌不乏聚焦女性人物的抒情写作,贺拉斯在其抒情诗歌中的角色常从冷眼旁观者到爱情参与者、从个人领域到公众领域、从政治叛逆者到军政的追捧者之间来回切换。女性如何在贺拉斯的诗歌中发声始终是一个隐性存在的主题,但他终究未允许女性有自主抉择的机会。本文将结合贺拉斯《颂诗集》中以"吕底娅"(Lydia)命名的四首诗歌,揭示贺拉斯抒情诗中的隐晦内涵,女性曾试图争夺话语权却终遭压制,而男性诗人始终是其诗歌中不可被取代话语权和主动权的人物。贺拉斯的《颂诗集》中屡屡致女性人物,本文认为诗人通过对诗歌中人物身份的
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印度文学研究分会与青岛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印度文学与佛教文学高端论坛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印度文学研究分会理事(扩大)会”于2019年6月22日至23日在青岛大学顺利召开,会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印度佛传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开题、印度文学与佛教文学高端论坛、印度文学研究分会理事会换届及筹备印度文学研究分会第十六、十七届年会等内容。
见证纳粹大屠杀不仅需要避开情感的过度宣泄,也需要避免理性对创伤的象征化缝合,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莱维凭借故事叙述形式、创伤修辞以及碎片式评论的"客观叙述"完成了其幸存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幸存传达的不是沉淀下来的道德观念,而是不断作用并维系人类整体关联的"活的伦理遗嘱"。
本·琼生作者身份研究集中于对第一对开本印刷出版样式的解读,而忽略了当时诸多其他历史因素。琼生对作者身份的追求是其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为谋生、立业和树名做出的多重努力。这在喜剧《炼金术士》的创作、黑修士剧场演出和第一对开本出版过程中尤为明显。琼生在剧中凸显"看门人"的编剧才能,强调专业技能决定收益;以"机械降神"恢复黑修士剧场内秩序的情节,暗示其扭转与资助人主仆关系获得创作自主性的能力;以古罗马诗人开创新文类的姿态编辑出版第一对开本,使剧作在与未来读者对话中成为文学作品,将自己从受雇于人的"剧作匠人
在文艺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对阐释边界的探讨,美国学者赫希有独到的贡献。在"外展"的向度上,赫希对阐释边界的追问依托"意义"/"意味"这对命题而展开;在"内聚"的向度上,赫希将阐释边界设定为兼具闭合性与开放性的"类型化"存在。藉此,赫希试图在捍卫阐释边界的同时,为文本意义的演绎与流变预留充足空间,进而在"同一/差异"、"客观/相对"、"本质/反本质"这类貌似冰炭不容的二元对立之间加以协调。在赫希的理论中,阐释边界不仅是文本意义的限定条件,亦包含来自
17世纪末18世纪初新出现的英国小说主张对个人经验的描写,并以此区别于过去的虚构故事。伊恩·瓦特等人倾向于认为形式现实主义是英国小说的唯一形态,小说应该以有序的叙述形式表现有序的世界。笛福的虚构创作继承了流浪汉故事的特点,不符合形式现实主义的规范,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虚构形式,而非小说。本文以笛福的部分虚构创作为例,分析其叙述结构和叙述节奏,认为笛福的"类流浪汉"叙述以有序的叙述形式表现无序的世界,符合小说的定义。笛福的虚构创作可以表明英国小说在形式现实主义之外,尚有其他诸如"类流浪汉"叙述的
本文考察了消费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异同,强调了从美学角度研究消费主义的重要性。在梳理了历史上一些消费文化理论家的著作之后,本文揭示了消费文化研究如何进入英语学界并成为当今文学批评的一种研究范式。本文指出,消费文化研究不仅关注与以往文学批评不同的问题系列,而且其注重社会文本和拼贴形式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
从《木屑录》与《伦敦消息》里,可以发现夏目金之助最初以笔名"漱石"进行创作的重要历程。两部作品里都多次出现面孔与镜子,暗示着不同的自我形象与他者视线:在《木屑录》里,漱石向正冈子规展示了自己创作汉诗文的能力;在《伦敦消息》里,描绘了漱石作为黄种人的弱势,由此引发了漱石对人及文学分类标准的思考。这不仅体现于其文学理论中,还成为贯穿于漱石文学作品的深刻主题。通过考察其初期作品,不仅可以阐明面孔与镜子这一主题的深化过程,而且可以发现不同于以往所谓日本近代文豪的的青年漱石形象。
自中古以降,朝圣故事及"人生即朝圣"的主题在西班牙文学中一直回响不绝,直至20世纪的西语美洲文学经典中仍能觅得变体。本文选择两位哥伦比亚作家的代表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费尔南多·巴列霍的《杀手圣母》)为个案,考察二者如何套用、戏仿和颠覆"直线"与"环形"的朝圣范式,建构纸上的(反)朝圣之旅,书写当下国族命运的新章。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遭到屋大维放逐后创作的《哀歌集》第二部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艺术自治宣言。他用大量例证和归谬法证明,生活与艺术是彼此独立的领域,诗人有根据个人才能和性情选择题材的自由,读者也有解读作品的自由,统治者无权对作品进行道德审判。在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化秩序中,奥维德远离政治的艺术自治观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置于西方古典诗歌演进的大框架中,奥维德的这首诗也表明,艺术与权力二者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