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和犯罪嫌疑人“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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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节约时间、确保犯罪嫌疑人安全押解到达长沙县,回程时我们选择水路,和客船上运输的几百只鸡待了整晚,回来后身上的鸡屎味让我记忆犹新
  “您在人生中最美好的38年专注于检察事业,可曾厌倦过?”不久前,在院里的一次老干部活动上,检察院的年轻人好奇地问我。
  “厌倦吗?”“不。”
  “因为从踏入检察院的大门,我就爱上了她。”
  “这一爱,就是一辈子。”
  回忆往昔岁月,41年时代更迭,我们的使命始终不变。在一代代检察人的努力奋斗下,我们的检察事业日益发展壮大。
  197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恢复重建大会。那年我刚好17岁,已经在湖南省浏阳县(1993年改设浏阳市)委组织部工作队工作了一年。彼时的我,还不知道会和“检察”结缘,相伴一生,有幸见证中国检察事业从恢复重建到发展兴旺欣欣向荣的景象。

检察的种子在发芽


  1979年6月,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已经有97%的院相继建立,配备检察干部2.5万余人。各地检察工作百废待兴。18岁的我懵懵懂懂地服从组织安排,成为湖南省浏阳县检察院的第10位检察人员。从此我踏入检门,开启了和检察事业共同成长的奇妙旅程。
  一开始我从事的只是会计和打字员工作,但是身处专业性强的检察机关怎么能不懂法律知识呢?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有限,我只能克服没有干部学校和培训基地、缺少培训经费等种种困难,一有空就“黏”着有办案经验的检察员(那会儿还没有“检察官”这个称呼),观摩和学习每个案件的办理。
  “这个案子为什么以这个罪名起诉?提讯犯罪嫌疑人应该怎么审?面对犯罪嫌疑人抵死不认罪要怎么应对……”一问一答间,我慢慢了解了办案流程,掌握了基本方法。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也是检察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能。我从经济股、法纪股等部门搜罗了新颁布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检察实务等书籍,一页一页地啃,一个罪名一个罪名地请教,一个办案步骤一个办案步骤地琢磨,在单位老政法干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法律知识储备量大大提高,对法律也越来越感兴趣,将学习当成了一种习惯。因为对知识技能的渴求,我还利用空闲时间跟着公安部门的一位老刑警学习摄影技术、勘查案件现场。这样难得的实务经验为我之后的办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84年初,检察部门的工作人员统一配发米黄色制服,小翻领、大盖帽、配领章和肩章。簇新的检察制服穿上身,身为检察人员的职业尊崇感和工作斗志更加饱满,我对检察的喜爱开了花。

站在公诉席上维护正义


  1985年9月,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干部配备的通知》,强调加强检察人员的专业化建设。
  恰逢湖南省长沙县检察院需要招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充实检察干部队伍,在组织的安排下我于1985年10月成为该院的一名助理检察员。
  34个人挤在县委、县政府一栋两层旧式办公楼的二楼办公。五间办公房里,几张桌子几把椅,出门办案的交通工具只有单车和公交车。我跟随前辈们开始了“严打”斗争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检察工作。
  这一年,我24岁,和年龄相近的十几个同事乐此不疲地写着阅卷笔录、证据列表,即使加班加点也无二话,不懂的问题就向同科室老大姐请教。希望勤能补拙,通过学习强化自己的法学功底、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成为一名合格的检察员。即使在面对新型、疑难复杂案件时,我也能在办案过程中有理有据,让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心服口服。
  “我代表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第一次出庭公诉的场景至今已过了三十来年,我却仍然记得那个站在法庭之上国徽之下,郑重有力宣读起诉书的小姑娘。她手握国家赋予的利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和检察机关恢复重建的热火里磨砺成长,以赤诚之心坚定地维护公平正义。

听,花开的声音


  1988年至1997年,检察机关坚持改革总揽全局,以保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中心,以搞好自身改革为动力,至此检察工作进入了一个改革、发展的新时期。而我在这段时期先后在检察员、法纪股副股长、法纪股股长等岗位历练,看着检察事业逐渐步入正轨,看着检察事业蒸蒸日上,我也越发兴奋。

  90年代初,长沙县附近一老供销社需购买一批钢材,因负责人玩忽职守,被一个诈骗团伙所骗,损失高达一百多万元。老供销社自己追损失半年未果后选择到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报案。面对犯罪嫌疑人潜逃,通信、侦查技术手段不发达,交通不便等种种难题,我毫不犹豫地向领导请求:“这个案子我来办。”
  和同事多番寻找,走到脚后跟起泡时我们才找到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落脚处。当得知我们的来意,该犯罪嫌疑人始终咬口不承认拿了货款。
  “你拿的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财产,你的行为是法律所不容的。”面对这样的顽固分子,我和同事轮流蹲守、耐心劝解,“我如果再不告诉你们,都对不起你们的辛苦了。”我们的耐心和苦心没有白费,终于“磨”得犯罪嫌疑人说出款项的去向并上缴。由此,国家损失的一百多万元被追回。

他们说,我是一朵铿锵玫瑰


  199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通过,检察官制度的确立使得建设专业化、职业化检察队伍成为发展方向。我和同事们在各类刑事案件里被千锤百炼,在成堆的案卷和夜晚的灯光里发挥着青春力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3年后,长沙县检察院渎职犯罪侦查局成立。31岁的我怀揣着壮志与热血成为渎侦局局长。当时局里总共才六七名干警,面对人手不足、经常加班、侦查遇阻等种种困难,作为“领头羊”的我冲在第一线,自告奋勇出差,脚步跑遍各个省市。研究案情、讯问疑犯、搜集证据、整理卷宗,办案各个环节已经烂熟于心。同事们常笑着对我说:“你啊,看着温柔纤细,其实是朵铿锵玫瑰。”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只是热爱这份检察事业,想尽我所能维护公平正义而已。”
  90年代末,我承办了一起长沙县某镇粮管站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案。案情其实很简单:粮管站与湖北省的两个犯罪嫌疑人签订价值15万元的物资购买合同,两个犯罪嫌疑人在收到粮管站工作人员8万元的物资款后打了张收条,却又以一起打15万元物资款收条的理由拿回了那张8万元的收条,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拿着所有物资款和收条销声匿迹了。
  上级院指定长沙县检察院办理该案。第一次提审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时,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拿了收条。湘妹子“霸得蛮”的较真劲让我决定和犯罪嫌疑人“杠”到底。白天苦口婆心地给犯罪嫌疑人分析法律后果松懈其思想,与犯罪嫌疑人对一笔笔流水账,夜晚与同事研究案情、分析案件事实和证据,争取形成一条完整确凿的证据链瓦解犯罪嫌疑人的心防。
  连续几天的舟车劳顿、审讯遇挫让我们心力交瘁,但是在我们不懈努力、不断寻求证据上的突破口之下,犯罪嫌疑人松动缓和的语气让我心里亮堂起来。“快了快了,真相就在眼前。”压抑住内心的一点点激动,我加快讯问节奏从审讯谈话中抓住其破绽,终于让犯罪嫌疑人说出实情。
  有一笔1.5万元的赃款,据该嫌疑人交代已交由其患有精神病的妻子保管。通过调取银行账户信息,我在厚厚一叠6个同名同姓人的银行流水记录里,找到了嫌疑人供述的1.5万元信息。而另一个犯罪嫌疑人未在押,我和同事坐了三四个小时汽车、走了四十里山路来到湖北省的一个小镇,辗转询问多人才找到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将该犯罪嫌疑人转移到长沙县看守所关押时,其在社会上认识的闲散人员围堵在当地检察院大门口,叫嚣着“赶紧给我放人”,当时的场面一度混乱,气氛也是异常紧绷。当地检察院出动全院干警法警组成一道“人墙”维护秩序,才帮助我们顺利将犯罪嫌疑人转移关押。
  “老徐啊,没想到我们也能体验一把电影里的大场景啊!”同事笑着调侃,其间的压力我们很有默契地一笑而过。为了节约时间、确保犯罪嫌疑人安全押解到长沙县,回程时我们选择水路,和客船上运输的几百只鸡待了整晚,回来后身上的鸡屎味让我记忆犹新。

大家安稳才有小家的温暖


  扎根检察工作岗位38年,我办理渎职案件200余起,指导、协办案件2000余起,保持了38年无错案、无错诉、无上访、无超期羁押、无违法违纪现象的纪录。也曾获得过一些荣誉——最高检颁发的检察荣誉勋章、长沙市检察院颁发的三等功一次、长沙县十佳政法干警、长沙县优秀共产党员等。这些成绩的背后,是没日没夜伏首卷宗和天南地北奔波的辛苦,是和同事并肩作战惩凶缉恶的危险,我不负于工作却因错过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而深感歉疚。
  因為工作繁重,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宠爱呵护自己的孩子。当其他孩子两岁多还在父母的怀抱里撒娇时,儿子就被我送到幼儿园全托班。因为工作特殊性,我需要经常外出调查取证,常年在各地奔波。难得的周末,也是与孩子在堆满案卷的办公室相处。“儿子,你看一会儿故事书,妈妈干完活就陪你玩儿好吗?”“好。”每次对孩子这么说,他总是乖巧地答应着,而我却无法保证这个“一会儿”是多久。手上的工作有多忙碌,我对孩子的歉疚就有多深。但是检察工作的职责让我不得不舍小家为大家。
  时光荏苒,回首38年检察路,我深切认为能够成为一名检察官,是我一辈子的荣光。即使退休,我也将心怀公平正义,期盼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得到更加充分平衡开展,不同层面的专业化办案模式更加健全完善,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得到更大层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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