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一个时期，西太平洋军备竞赛的总体势头将持续。一是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不会改变，双方的战略指导具有连续性。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决策者，甚至整个美国战略界在军事战略的大方向上拥有广泛的共识。他们也了解，重要共识是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二是技术变革加剧了军事体系创新升级的紧迫感。美国担心自己不再能引领军事技术的创新，军事优势进一步下降。中国不仅面临美国近年来针对大国竞争的军事技术成果所带来的新一轮压力，还面临从过去的追随者到竞争者的角色改变所带来的更多不确定性。
　　目前，美国军事战略的具体内容上存在调整空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包括民主党内部不同派别整合）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及其幕僚会关注几个问题。一是应对复杂的国家安全挑战，不仅涉及大国竞争的层面，也涉及美国经济复苏和内部问题的解决。受资源投入限制，长期来看，通过加快军事体系升级换代和保持高强度的日常海空行动之间存在矛盾。二是美国具体外交政策中的去军事化问题。民主党的国家安全领域的精英普遍认为，美国面临的很多战略问题单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同时特朗普政府还荒废了传统外交、价值观、多边主义等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优势。三是加强中美战略竞争的管控，尤其是防止全面冲突，与此同时并不放弃展开安全合作。
　　除了美国因素外，也应考虑第三方因素对西太平洋军备竞赛的影响。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能够继续同中美之间的军事与安全竞争保持适当距离。拜登政府虽然会给美国盟友伙伴带来更多信心，但它们对美国的期待是美国在顾及地区稳定和各国安全的条件下与中国竞争，继续发挥平衡者的作用。多数周边国家会继续推动自身的军事现代化，并且巩固、加强和美国的安全关系，但不愿以作战为导向和美军进行体系融合。对多数第三方来说，这样做成本高，收益小，而且风险大。一定程度上而言，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将会是偏向于综合的地区政策的竞争，而不是单一的军事竞争和军备竞赛。
　　因此，管控西太平洋军事竞争，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在战略层面，除了进一步夯实有关各方避免冲突的共识之外，还要重视围绕各种重大安全问题，构建能够包容有关各方部分利益和关切的安全秩序。同时，机制化的战略沟通交流需要恢复。二是在操作层面，需要巩固和完善管控机制和行为规范，并且加强作战和行动直接相关的部门，尤其是战区联合与军种指挥机关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各方还需要关注和应对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等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成规模应用对战略稳定带来的影响。三是巩固和扩展中美同有关各方之间的安全合作，尤其是在非敏感问题和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