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国大夫籍谈，出身于一个世代掌管文物典籍的贵族家庭，“籍”这个姓氏，就是由他们世袭的职务而来。可是到了籍谈这个时候，他已不大管理文物典籍了，就连晋国的历史也了解得很少。公元前527年秋天，籍谈作为晋国的专使去朝见周景王时，声称晋国从来没有领受过周王的恩赐。周王听后说：“晋的祖先唐叔不就是我们成王的弟弟吗？王室恩泽广被，怎能说没有施到你们晋国的身上？”接着，周王接连说出曾经赏赐给晋文公的战车、武士、弓斧及祭神的美酒等物事，并讥讽道：“你的祖先孙伯黡，是晋国专管典籍的正卿，你怎么把老祖宗的职务都忘掉了呢？怎么对晋国的历史这样无知啊！”籍谈无言以对，不等席终就告辞而去。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它安身立命的基础，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个国家不重视和研究历史，失去对民族、国家发展历程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必将如籍谈般“数典忘祖”，走向不归路。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重视程度是绝无仅有的，仅从史官之设、史籍之丰、修史之悠久，就可看出古人对历史的重视。
　　 5000年前的黄帝被尊为文明初祖。黄帝十分重视对历史的记录，任命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当时，记载历史主要依靠堆石记事、结绳记事或刻木记事。一次，黄帝同炎帝进行谈判，因仓颉无法记清当年约定的一件大事而造成谈判失利。因此，黄帝便要求仓颉另想办法，记清历史。仓颉呕心沥血数十载，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搜集、整理流传于先民中的象形文字符号并加以推广和使用，以便更好地记载历史，这便是汉字创立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仓颉造字，却不知仓颉造字是为了更好地记载历史。据说仓颉造字功德感天，上天便赐给人间一场谷子雨，这就是“谷雨”节气的由来。此事虽然只是传说，却表现了中国古代对历史的高度重视和对文化的推崇。
　　 根据甲骨文的卜辞判断，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经有不同类型的史官了，不仅有最初所谓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更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诸多名目，分工各异。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都设有专职的史官。秦朝以后，史官成了中央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职务。为了传承历史，保证史官的素质，史官往往家传世袭。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其家族自周朝即任职太史令。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史官记载历史形成了严格的制度。如规定史官可以随时记录君主言行和相关事件，然后直接投到一个密封的柜子里，等到这位君主去世后，才能打开柜子，将原始记录取出来，用于编纂该君主的“实录”。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破例把史官叫來查看关于当年玄武门之变的记录，结果发现史官记的是太宗“弑兄篡位”。唐太宗看后黯然无语，旁边有一个拍马屁的大臣试探地问：“是不是改一下？”太宗叹息一声，说：“据实而载吧。”可见，中国古代君王十分尊重历史的客观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历代形成的史书、史料之多，是世界之最。孔子编订《春秋》，左丘明著作《左传》，司马迁撰写《史记》，班固写就《汉书》，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历朝历代编写的史书浩如烟海，类目繁多，无论是个人品行的修炼还是国家、社会、民族的发展，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榜样加以学习和借鉴。
　　 拥有“诗史”之称的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特别喜欢历史，一直以三国蜀相诸葛亮为榜样，他的诗中有20多首赞美或提及诸葛亮的。崇拜诸葛亮的还有宋代抗金名将岳飞。公元1138年，岳飞领兵路过河南南阳，特意到武侯祠拜谒，并“挥涕走笔”，书写了诸葛亮的《出师表》。正是岳飞以诸葛亮殚精竭虑忠于国家为榜样，才使自己成为千百年来精忠报国的榜样！《后汉书·范滂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灵帝党锢之祸中，名士范滂罹难，诀别之时，母亲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你如今能够与李膺、杜密（罹难于党锢之祸的名士）齐名，死而无憾！”800多年后，范滂的故事被十岁的苏轼读到，苏轼问母亲：“我想和范滂一样为名节而不顾生死，母亲您答应吗？”母亲程氏说：“你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我怎么就不能像范滂的母亲那样大义凛然呢？”以史为鉴，做到以道相高、以德相尚，正是读史治学的意义所在。
　　 历史之于现实，除了历史人物的典型示范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对于后世治理国家、促进民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除了“修身齐家”，更重要的是“治国平天下”。历代名君贤臣都十分注重历史经验的学习积累，从历史事件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如北宋王安石发动的变法，就充分吸取了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
　　 唐太宗李世民常以秦二世、隋炀帝这些亡国之君作为反面教材，时刻提醒自己要关心百姓疾苦，减轻赋税和徭役。此外，他还注重吸取历代君王高高在上、不听劝谏从而引发执政危机，众叛亲离甚至亡国灭族的教训，遂广纳雅言，博采众长，统治期间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史称“贞观之治”。宰相魏徵常常直言进谏，深得李世民赏识。公元643年，魏徵病逝，唐太宗流着眼泪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除了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外，还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教训。重温历史，可以使我们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北宋的神宗皇帝是一位胸怀远大、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革除大宋积弊，振兴国力。他除了向很多有才干的人征求治国的办法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历史中找到治理国家的答案，于是，便有了著名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司马光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司马光认为，君王对朝代的兴盛衰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资治通鉴》中，有部分侧重于讲解统治者如何任官用人、信赏刑罚、纳谏改过，大臣又该如何处理好跟君王的关系等内容。司马光希望可以把君臣关系引向“明君贤臣”的道路，避免走向“昏君庸臣”的方向，让国家可以不断兴盛、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这实际上也是历史最为重要的作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