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5日，距离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刚好200周年。英国诗人拜伦在《哀希腊》中吟唱：“……让我像天鹅一样歌尽而亡，我不要奴隶的国度属于我……”
　　身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被异族异教统治了近400年之后，依旧能重建自己的民族国家。伊斯兰文明以“同化”出名，然而对希腊潜移默化近400年，却依旧撼动不了希腊的“底子”。希腊成功独立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合力，又有着什么样的较量？
　　1814年，三位希臘商人在敖德萨重建“友谊社”，从境外鼓动希腊民众为独立做准备。3月25日，3000多名起义者云集在帕特雷城的圣乔治广场宣誓，以武装起义拉开希腊独立战争的序幕。独立成功之后，此日被定为希腊国庆日。

筹备多年的“复兴”

　　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兴其国，必先正其史。在文艺复兴的刺激下，希腊精英对“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古希腊文化的继承意识逐渐苏醒。在他们眼里，曾经希腊有多辉煌，如今就有多失落。
　　西方精英认为，作为西方文明源头，希腊应该从穆斯林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希腊人还认为，他们有权利重返和自己同文同种的欧洲民族大家庭。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曾说过，“民族主义就是排他的”。因此，复兴希腊古典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是重建希腊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一环。希腊独立战争前后，无论是统一希腊语言，还是引领希腊人改用古希腊英雄名，抑或出版书籍等，希腊精英都是为了“唤醒民众，寻求独立”。
　　里加斯运动更是希腊文化复兴的高潮。希腊爱国诗人里加斯在1797年出版的《希腊人权宣言》中，突出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压迫，强调自由、平等等观点。
　　在复兴希腊文化的过程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曾经身处西方教育巅峰的希腊，如今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已是明日黄花。因此希腊精英认为，只有复兴教育，引进西欧教学内容和方式，培养新式人才，希腊才有希望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因此在独立前的20年，他们在复兴教育上投入了很大心血。
　　据说，一名叫作科斯马的阿波库罗僧人，用了8年时间在希腊各地宣传建学校的重要性，企图说服希腊人广建学校，以此改善国家。这时期，新式学校在希腊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著名的帕特莫斯学院就建于1769年。
　　新式学校经常开办讲座，积极对比希腊衰落的文化和西方的先进知识，以此加深学生们对希腊文化现状的思考。通过学校的宣传，希腊年轻人不仅见识了自己民族曾经的辉煌，同时也接触到启蒙运动“民族国家”的魅力。
　　学校在统一语言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奥斯曼近400年的统治下，由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希腊人更多地使用突厥语而不是希腊语。就算使用当时流行的希腊语，也是充斥着大量突厥词汇。
　　为了增强民族认同，促进希腊独立运动的发展，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主张全面恢复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语的样貌。另一些比较温和的人从实用角度出发，主张希腊语书面上清除外来词，但在口语上有限保留一些必要的外来词汇。这样既能统一语言提高民族认同，又能很好普及教育，复兴希腊文化。

　　/在奥斯曼近400年的统治下，希腊人更多地使用突厥语而不是希腊语。/

西方对奥斯曼的宗教复仇

　　1821年前后，由于实力悬殊，希腊向欧洲各国积极发表了“求助宣言”：“我们决定拿起武器，与暴君作斗争。总之，我们一致决定自由或死亡。我们诚挚地邀请所有文明国家的联合援助，以促进实现我们的圣洁。”
　　为了得到英国的帮助，希腊还一度向英国表示，事成后愿意成为其附属国，不过英国拒绝了这一请求。其实早在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希腊精英季米特里奥斯·哈尔科孔季莱斯就呼吁威尼斯和“所有的拉丁人”帮助希腊人反抗“可恶、怪异和不虔诚的野蛮土耳其人”。
　　然而等了300多年，希腊才等来他们欧洲兄弟的“援手”，而这背后更是东、西方文明的一次对决。
　　希腊独立战争爆发之初，欧洲大国对希腊是冷漠的。1825年，奥斯曼借助埃及力量之后，在希腊战场开始反败为胜，掀起了屠杀。男子、老年妇女、儿童成为刀下鬼，年轻女子被迫沦为军妓。
　　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还叫嚣着发动“圣战”，要把帝国境内所有希腊人杀完。他们更是把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大主教格里高利五世吊死，抛入海中。
　　对基督徒的屠杀，对基督教的亵渎，此问题已经上升为世界两大宗教之间的矛盾。欧洲大国因此下定了援助希腊的决心。
　　1827年，法王查理十世联合英俄两国，就希腊归属问题共同签署了《伦敦条约》，警告奥斯曼要接受希腊自治的“诉求”，如奥斯曼拒绝履行英法俄的《伦敦条约》，英法俄将在没有奥斯曼同意的前提下，单方面强制推动希腊的自治。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仗着在战场上的得势，没把英法俄放在眼里。随之，希腊独立战争重要的转折点——纳瓦里诺海战爆发了。

　　1827年10月20日，由11艘主力战船、9艘快速帆船和7艘小型船只组成的英法俄联合舰队，驶入纳瓦里诺湾。在对土埃联军劝降未果后，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科德林顿统一指挥三国联合舰队，向土埃联合舰队发起了进攻。
　　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三国联合舰队歼灭了土埃联合舰队3/4的有生力量，土埃联军败局已定。此战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实力江河日下，希腊独立几乎已成定局。当时的欧洲舆论，将这场海战称为“基督徒对穆斯林的伟大胜利”。两年之后，1829年9月，希腊最终取得了独立战争的完全胜利。1830年4月，土耳其正式承认希腊独立。
　　由于政府起初的冷漠，面对异教徒对希腊的摧残，欧洲民众痛心疾首，愤怒不已。很多国家的民众组建了“战斗希腊之友委员会”，通过物力、财力、人力支援希腊的独立。甚至很多欧洲知名人士自愿奔赴希腊战场，为希腊的独立出力。
　　英国海军上将托马斯·柯克伦，率领希腊人以海盗式袭击方式，沉重打击了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法国人巴勒斯特帮助希腊组建第一支正规军。苏格兰人托马斯·戈登在希腊军中担任指挥官，并在日后著成《希腊独立战争史》。
　　其中英国诗人拜伦的事迹最广为人知。他不僅为争取独立的希腊人写下了千古名篇《哀希腊》，还在1824年1月带着9000左右英镑的筹款，和一艘以古希腊神话英雄“海格力斯”命名的战舰，一同奔赴希腊战场前线。同年4月19日，拜伦积劳成疾，带着遗憾病逝于希腊军中。
　　虽然短短几个月，拜伦对希腊战局没有起到扭转乾坤之功，但在无数个“拜伦”的努力下，土埃联军的残暴和希腊民众对独立的渴望，在欧洲广为流传。欧洲舆论界掀起反“土埃”、挺希腊的民意狂潮。此事也加快欧洲大国政府介入希腊局势的行动。

君主制与共和制轮回的背后

　　刚独立的希腊，不可避免受到欧洲大国的支配，也注定它的民主之路荆棘丛生。独立之初，希腊首任总统卡波季斯第亚斯原是沙俄的外交大臣;法国人担任希腊的军事顾问;英国人是希腊政府的管理人的“太上皇”。

　　/为了得到英国的帮助，希腊还_度向英国表示，事成后愿意成为其附属国。/

　　卡波季斯第亚斯总统被刺杀之后，就任希腊国王的奥托一世原本是德国巴伐利亚亲王。他受到英法俄的指派，由亲王摇身一变，当上了希腊国王。这种“进口”国王的事例世上罕见。
　　连国王都由欧洲大国指派，可想而知欧洲大国对于希腊的干涉到了何等地步。卡波季斯第亚斯曾感叹：“希腊的命运掌握在上帝和欧洲大国的手里。”
　　作为西方民主起源地，希腊的民主之路却走得如此坎坷。独立之后，希腊人难以快速消化西方给他们安排的现代化模式，因此造成了希腊政体多次在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徘徊。

瞄准君士坦丁堡的“伟大理想”

　　君士坦丁堡自从1453年落入异教徒之手后，是希腊人乃至所有基督徒心底永远的痛。独立后的希腊人定下“伟大理想”计划：夺回君士坦丁堡等故土，解放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所有希腊人。
　　这“伟大理想”起源于希腊被异族异教统治多年的屈辱，以及渴望国家强大、一雪前耻的强大欲望。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希腊“伟大理想”中的大部分领土，依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
　　奥斯曼帝国相对希腊来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单论实力，如果没有欧洲的援手，希腊的“伟大理想”也只是幻想。1885年，希腊出兵克里特岛，引发严重外交危机;1896年，希腊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
　　希腊的“伟大理想”，也得不到欧洲大国的支持。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希腊趁着奥斯曼帝国忙于跟欧洲大国硬拼，企图扩大领土。然而出于平衡地缘政治的目的，英法不惜与希腊撕破脸，派军队占领了雅典港等，阻止希腊的行动。
　　英国驻希大使埃德蒙·里昂早在1841年曾就希腊的独立表明态度：“一个真正独立的希腊简直荒谬可笑。希腊可能从属于英国或者俄国，但对于我们而言，希腊不能属于俄国，所以她必须属于英国。”
　　处于欧亚非十字路口、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巴尔干半岛，大国势力盘根错节。希腊的“伟大理想”注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个小国的宿命，无论是从前还是将来，都注定要仰人鼻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