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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中国1990～2015年28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中国整体、农村两个层面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我国扩大整体金融规模对农民收入增长有着明显负效应，而中国整体金融效率提高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积极效应;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无论是规模扩张抑或效率提高对农民收入都不具有显著影响。在分析实证结果背后原因基础上，对通过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 农民收入增长 系统GMM估计
一、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在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并借鉴Merton和Bodie（1995）、Levin（2004）、白钦先（2005）等发展的金融功能观，本文从促进资本积累、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农村工业技术创新和加快劳动力转移四大机制，探讨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途径。整个影响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途径机制
二、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
在考虑中国特殊国情前提下，结合中国现实，实证考察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一）回归模型
参照Beck，Levine，和Loayza（2000）等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结合中国现实，本文收集中国28省份1990～2015年数据对如下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
（1）
其中，RYi，t為农民人均实际收入，模型包含因变量滞后项（RYi，t-1）使得我们能够运用初始条件信息以得到更有效的估计，FDi，t为金融发展指标，Xi，t为其它解释变量，μi为个体省份无法观察到的效应，εi，t为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1.农民人均实际收入。采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衡量，且用1990年等于100的农村居民CPI进行平减。
2.金融发展指标。本文实证研究的一大难题在于构建金融发展指标，为了更综合测度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中国整体及农村的金融发展水平通过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两个维度来刻画，包括：
金融发展的规模变量：引用每年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Credit）来反映中国金融中介发展过程中的信贷规模特征;对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采用农业贷款与农村GDP的比重（Rural loans）来刻画，由于中国没有官方的农村GDP统计资料，借鉴Fan等（2004）的做法，按照“第一产业GDP+乡镇企业增加值”来计算。
金融发展的效率变量：源于Lardy（1998），许多文献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与财政拨款之比来（loan/budget）度量中国金融发展效率。与财政拨款不同，金融机构还本付息的要求强化了借款企业的预算约束，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金。此外，因银行经理薪酬与职位升迁与贷款质量联系紧密，而政府官员主要考虑的是确保经济和社会运行稳定（Cull和Xu，2003），银行经理比政府官员更有激励将资源进行高效配置。本文也采用该指标来反映中国金融、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本文以存贷比来衡量城乡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金融效率，将农村金融效率定义为：Rfe=农村贷款/农村储蓄。
3.影响农民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1）财政支农公共投资。政府支农的公共投资有利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培训农民技能及改造农业科技等，对农村发展及农民收入增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林毅夫，2003），本文将政府公共投资（AGEXP）引入模型，并将其定义为：AGEXP=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GDP。（2）就业结构。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转移到城镇，农村居民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城镇的务工人员收入。同时，在农村内部，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非农产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的构成中比例越来越大。因此，将城乡就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定义为：EMPS=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总就业人数。（3）乡镇企业发展，中国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促进农村经济繁荣，改变单一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用农村劳动力中在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TVED）来描绘乡镇企业发展。
为减小异方差导致的负面影响，本文所有指标均取对数。表1给出了模型各变量定义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的定义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三）实证结论与阐释
为有效解决模型中存在的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由Arellano和Bover（1995）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GMM估计法来估计参数。
表2给出了计量模型（1）的估计结果。诊断检验结果显示，AR（2）和Sargan检验的伴随概率在6个回归模型中都大于0.1，说明在本文回归中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并且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基于系统GMM估计结果总体上是可靠的。
表2 计量模型（1）的参数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里的数字表示t统计值。
从表2可以看到，农民人均收入滞后项在所有回归模型下都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均0.8以上，证明当期农民收入与前一期农民收入高度相关，农民收入表现出显著的惯性或持久性，这和中国的现实相吻合。针对农民增收问题，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制定了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支农”到“强农惠农”，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金融发展规模在所有模型中的估计系数都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可能与中国金融主要配置在城市和工业，以及商业性金融的趋利性和市场化经营阻止了农民获得融资的可能性有关;（2）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和效率变量在所有模型中都通不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金融的发展，无论是规模的扩大抑或效率的提高，都与农民收入不具有显著的联系，这结果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尽管中国农村金融制度从1978年以来，经过了三次重大的改革，但由于国家长期实施具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加之农村金融市场自身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殊性成本与风险等问题，以及农村金融机构在向农业和农村配置资金方面服务效率低下，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短缺，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严重，农民收入并未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得到提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章奇等，2003;周立，2010）;（3）中国整体的金融效率提高与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或许揭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商业贷款以及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农业政策性信贷相比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方面更具有效率。总体而言，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在制度、结构以及功能上的不完善，金融发展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并未发挥应有之义。 从影响农民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来看，政府公共投资基本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意味着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此外，就业结构在所有回归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在5%水平下为正，这表明在第二、三产业越发达的省份，当地农民收入水平越高;最后，实证结果显示，除了回归模型5外，乡镇企业发展均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不能凭此结果就否认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上的重要作用，出现该结果可能与中国地区间乡镇企业发展不平衡有关，以江浙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步伐相对缓慢，效益不高，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同时，乡镇企业发展指标与就业结构指标具有较高的相关度（相关系数达0.69），多重共线性问题容易导致高估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差。乡镇企业发展能通过剔除了就业结构指标的模型5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本文的解释。
三、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建议
为切实提高农民收入，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现行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和功能，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政策，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提高效应，使其真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引擎，具体而言，包括：
第一，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有效机制，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现行信贷管理制度的改革，采取有效措施让金融资源公平地流向农村，可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区域再投资法，强制规定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县级支行必须将吸收自本县域内的一定比例存款，用于在当地农村发放贷款。加强对农业贷款用途的监管，确保农业信贷到农业投资的高效转化。金融改革应考虑有利于降低农民进入金融市场门槛和融资成本，保障其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于“三农”的功能，实现城乡金融、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增强金融政策与财税杠杆的有效配合，落实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户贷款税收优惠、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等政策。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进一步巩固县（市）农村信用社法人地位。
第二，构建竞争性、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适当放松农村金融业管制。首先，有效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重组和退出机制，增加農村金融系统的活力和效率。其次，对农村金融机构就农村发展需求的金融创新进行奖励，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直接管制尽量减少;对待非正规金融采取分类监管、区分对待的政策，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此外，适当放开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管制，积极培养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
第三，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解决龙头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包括支持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和专业合作社发展产地农产品初级加工;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强化农业类股票的筹资额。
参考文献
[1]胡宗义等.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差异影响的实证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2（3）.
[2]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J].经济评论，2005（3）.
[3]林毅夫.中小企业融资根本路在何方[J].科技创业，2003（8）.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十三五”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商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粤教高函[2015]189号）。
作者简介：刘殿兰（1978-），女，汉族，广东韶关人，副教授，任职于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经济学、国际贸易。
【关键词】金融发展 农民收入增长 系统GMM估计
一、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
在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并借鉴Merton和Bodie（1995）、Levin（2004）、白钦先（2005）等发展的金融功能观，本文从促进资本积累、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农村工业技术创新和加快劳动力转移四大机制，探讨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途径。整个影响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途径机制
二、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
在考虑中国特殊国情前提下，结合中国现实，实证考察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一）回归模型
参照Beck，Levine，和Loayza（2000）等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结合中国现实，本文收集中国28省份1990～2015年数据对如下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
（1）
其中，RYi，t為农民人均实际收入，模型包含因变量滞后项（RYi，t-1）使得我们能够运用初始条件信息以得到更有效的估计，FDi，t为金融发展指标，Xi，t为其它解释变量，μi为个体省份无法观察到的效应，εi，t为是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1.农民人均实际收入。采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衡量，且用1990年等于100的农村居民CPI进行平减。
2.金融发展指标。本文实证研究的一大难题在于构建金融发展指标，为了更综合测度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中国整体及农村的金融发展水平通过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两个维度来刻画，包括：
金融发展的规模变量：引用每年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Credit）来反映中国金融中介发展过程中的信贷规模特征;对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采用农业贷款与农村GDP的比重（Rural loans）来刻画，由于中国没有官方的农村GDP统计资料，借鉴Fan等（2004）的做法，按照“第一产业GDP+乡镇企业增加值”来计算。
金融发展的效率变量：源于Lardy（1998），许多文献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贷款与财政拨款之比来（loan/budget）度量中国金融发展效率。与财政拨款不同，金融机构还本付息的要求强化了借款企业的预算约束，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金。此外，因银行经理薪酬与职位升迁与贷款质量联系紧密，而政府官员主要考虑的是确保经济和社会运行稳定（Cull和Xu，2003），银行经理比政府官员更有激励将资源进行高效配置。本文也采用该指标来反映中国金融、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本文以存贷比来衡量城乡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金融效率，将农村金融效率定义为：Rfe=农村贷款/农村储蓄。
3.影响农民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1）财政支农公共投资。政府支农的公共投资有利于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培训农民技能及改造农业科技等，对农村发展及农民收入增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林毅夫，2003），本文将政府公共投资（AGEXP）引入模型，并将其定义为：AGEXP=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GDP。（2）就业结构。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转移到城镇，农村居民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城镇的务工人员收入。同时，在农村内部，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非农产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的构成中比例越来越大。因此，将城乡就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定义为：EMPS=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总就业人数。（3）乡镇企业发展，中国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促进农村经济繁荣，改变单一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用农村劳动力中在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TVED）来描绘乡镇企业发展。
为减小异方差导致的负面影响，本文所有指标均取对数。表1给出了模型各变量定义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的定义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三）实证结论与阐释
为有效解决模型中存在的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由Arellano和Bover（1995）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GMM估计法来估计参数。
表2给出了计量模型（1）的估计结果。诊断检验结果显示，AR（2）和Sargan检验的伴随概率在6个回归模型中都大于0.1，说明在本文回归中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并且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基于系统GMM估计结果总体上是可靠的。
表2 计量模型（1）的参数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里的数字表示t统计值。
从表2可以看到，农民人均收入滞后项在所有回归模型下都在1%水平下显著，系数均0.8以上，证明当期农民收入与前一期农民收入高度相关，农民收入表现出显著的惯性或持久性，这和中国的现实相吻合。针对农民增收问题，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制定了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支农”到“强农惠农”，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金融发展规模在所有模型中的估计系数都为负，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可能与中国金融主要配置在城市和工业，以及商业性金融的趋利性和市场化经营阻止了农民获得融资的可能性有关;（2）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和效率变量在所有模型中都通不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金融的发展，无论是规模的扩大抑或效率的提高，都与农民收入不具有显著的联系，这结果与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尽管中国农村金融制度从1978年以来，经过了三次重大的改革，但由于国家长期实施具有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加之农村金融市场自身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殊性成本与风险等问题，以及农村金融机构在向农业和农村配置资金方面服务效率低下，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短缺，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严重，农民收入并未随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得到提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章奇等，2003;周立，2010）;（3）中国整体的金融效率提高与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或许揭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商业贷款以及国家信用为基础的农业政策性信贷相比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方面更具有效率。总体而言，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在制度、结构以及功能上的不完善，金融发展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并未发挥应有之义。 从影响农民收入的其他控制变量来看，政府公共投资基本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为正，这意味着加大财政支农支出力度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此外，就业结构在所有回归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在5%水平下为正，这表明在第二、三产业越发达的省份，当地农民收入水平越高;最后，实证结果显示，除了回归模型5外，乡镇企业发展均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不能凭此结果就否认乡镇企业在增加农民收入上的重要作用，出现该结果可能与中国地区间乡镇企业发展不平衡有关，以江浙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步伐相对缓慢，效益不高，导致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同时，乡镇企业发展指标与就业结构指标具有较高的相关度（相关系数达0.69），多重共线性问题容易导致高估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差。乡镇企业发展能通过剔除了就业结构指标的模型5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本文的解释。
三、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建议
为切实提高农民收入，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现行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和功能，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政策，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提高效应，使其真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引擎，具体而言，包括：
第一，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反哺农村的有效机制，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推动现行信贷管理制度的改革，采取有效措施让金融资源公平地流向农村，可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区域再投资法，强制规定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县级支行必须将吸收自本县域内的一定比例存款，用于在当地农村发放贷款。加强对农业贷款用途的监管，确保农业信贷到农业投资的高效转化。金融改革应考虑有利于降低农民进入金融市场门槛和融资成本，保障其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于“三农”的功能，实现城乡金融、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增强金融政策与财税杠杆的有效配合，落实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户贷款税收优惠、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等政策。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进一步巩固县（市）农村信用社法人地位。
第二，构建竞争性、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适当放松农村金融业管制。首先，有效建立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重组和退出机制，增加農村金融系统的活力和效率。其次，对农村金融机构就农村发展需求的金融创新进行奖励，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直接管制尽量减少;对待非正规金融采取分类监管、区分对待的政策，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此外，适当放开对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管制，积极培养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
第三，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解决龙头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包括支持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和专业合作社发展产地农产品初级加工;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控股等方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强化农业类股票的筹资额。
参考文献
[1]胡宗义等.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差异影响的实证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2（3）.
[2]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J].经济评论，2005（3）.
[3]林毅夫.中小企业融资根本路在何方[J].科技创业，2003（8）.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十三五”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商务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粤教高函[2015]189号）。
作者简介：刘殿兰（1978-），女，汉族，广东韶关人，副教授，任职于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经济学、国际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