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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时，联合国已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而基辛格对此，却还一无所知。
1971年10月z6日上午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进至钓鱼台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他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着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吗？”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装出一副急切的神态，问：“那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其实，就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已抽空将中国已进入联大的消息告诉了乔冠华。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并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周恩来稍事休息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3个顾问悄悄地收拾好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了出来。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的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旗与受压迫人民讲话。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泽东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可以当代表或是副团长。”
毛泽东一向都很赏识乔冠华的才气。抗战初期，乔冠华从德国留学归来，居住在香港，以写国际时评为生。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他写的国际时评，分析有理有据，文笔优美动情，且有的文章颇洧预见，比如他曾预见了马其诺防线守不住、巴黎政府会向德国投降，等等。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此。乔冠华从此名震香港。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爆发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有人正暗中推波助澜，煽动反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此文后，大加赞扬，说这篇文章，“能顶战场上的几个坦克师”。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过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忙碌中进行。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要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周恩来还决定派高粱同志带领一支由五个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先遣队到达美国时，立刻引起了轰动，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
乔冠华一连熬了数夜，一边喝着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终于赶写出了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乔冠华在写这篇发言稿时，感觉特别地扬眉吐气。1951年，他曾经跟伍修权—块儿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时隔20年，乔冠华又要去联大了，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对全世界发言。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团成员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了福建厅。毛泽东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的“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使他信心大增。20天后，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台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问题的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台国，标志着我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由于长期贯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团结第三世界朋友的结果。
1971年10月z6日上午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进至钓鱼台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他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着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吗？”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装出一副急切的神态，问：“那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其实，就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已抽空将中国已进入联大的消息告诉了乔冠华。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并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周恩来稍事休息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3个顾问悄悄地收拾好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了出来。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的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旗与受压迫人民讲话。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泽东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可以当代表或是副团长。”
毛泽东一向都很赏识乔冠华的才气。抗战初期，乔冠华从德国留学归来，居住在香港，以写国际时评为生。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他写的国际时评，分析有理有据，文笔优美动情，且有的文章颇洧预见，比如他曾预见了马其诺防线守不住、巴黎政府会向德国投降，等等。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此。乔冠华从此名震香港。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爆发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有人正暗中推波助澜，煽动反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此文后，大加赞扬，说这篇文章，“能顶战场上的几个坦克师”。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过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忙碌中进行。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要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周恩来还决定派高粱同志带领一支由五个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先遣队到达美国时，立刻引起了轰动，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
乔冠华一连熬了数夜，一边喝着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终于赶写出了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乔冠华在写这篇发言稿时，感觉特别地扬眉吐气。1951年，他曾经跟伍修权—块儿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时隔20年，乔冠华又要去联大了，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对全世界发言。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团成员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了福建厅。毛泽东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的“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使他信心大增。20天后，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台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问题的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台国，标志着我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由于长期贯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团结第三世界朋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