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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出版社系统在结构上的客观特征和历史上的演变事实，基于对大量出版实践活动所展开的归纳分析，笔者认为，总体来看，出版起源是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分化与扩大化，文化系统内部在时间域和空间域上深入重组和重构的背景下产生的。具体而言，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中介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提出转移说，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上形成具有全局意义的、对出版系统的理性认识和学说构建。
一 文化主体的互动中介(角色转移)
当前，我国出版理论界学者的普遍共识是，出版现象的实质是社会文化进程。刘呆同志曾多次强调“出版的灵魂是文化”“文化是目的，出版是手段”。关于文化的定义恒河沙数，但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却得到了知识界的公认，文化即“人化”，包括“对象(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标志着以人为中心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转化及共生。文化需要起源、累积和创新，其主体就是作者：文化需要传播、继承和教育，其主体就是读者。当出版活动未在社会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之前，原始的文化活动就在两种角色(两极)之间开展，在文化的矛盾运动中两者存在着频繁而密切的双边互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出版者与出版机构渐次现身，它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加以分化，同时将两类角色的部分共有程度较高的任务进行转移集中而衍生新格局。例如，通过角色转移，它被赋予文化创新累积的组织、策划使命(这是面向作者的)，又被赋予文化传播继承的发端、导引使命(这是面向读者的)，在岁月的更替中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由于上述渊源，出版者承担了两种义不容辞的使命：一是收集读者向作者的反馈意见并适时转达；二是整理作者向读者的致意寄语并随书发行，亦即充当了互动关系的中介角色。随着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这一互动关系必将呈现多样化、经常化、平台化、时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对出版者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 文化行政的责任中介(职能转移)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文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统治阶级)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通过国家机器规范文化的走向，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在文化日益繁荣的进程中，行政组织承担的监督控制职责也逐渐趋于复杂化、专业化、日常化，当量变达到质变的边缘时，就出现了将相应中观、微观管理职能从行政层级分离的历史转折点，这种政治视阈内的分工即通过法定、委任、授权等形式转由出版系统所承担。
为此，出版者须时刻跟踪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注重最新政策的学习掌握，增强责任意识，不断提升在基本方针、政策、路线指引下正确处理复杂业务实践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出版行政中著作权管理的职能关系到作者与读者的切身利益，影响到出版系统的正常秩序，贯穿出版工作总体流程的各个阶段，出版单位须给予高度重视和妥善落实。
因出版工作失误而引起严重不良后果须追究责任时，出版者是首当其冲的问责对象，作者的谬论出笼是其把关不严之责，选题的庸俗低趣是其策划不当之责，读者的误读是其编校不慎之责。总之，由于出版者承担了转移后的部分行政职能，其肩负的责任重于泰山。
三 文化传播的媒体中介(信息转移)
从信息系统的视角俯瞰文化传播过程，集中表现为信息集聚与信息扩散两种信息运动形式。随着信息量的激增而迫切需要一种媒介，统一处理信息的加工、复制、传输任务，以适应传者、受众的文化习惯与文化心理，保证其处于信息传播的信源、信宿位置，而将其他的中间环节均纳入出版系统之中。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出版介入现象，其本质在于实现了一种信息的转移，将原始信息(原稿)中不成文的、不规则的、不结构化的信息和读者所需求的索引、印数、装帧、美工、选材等非内容信息，均转移(或输入)到出版过程进行整理、配置及统筹，确立了这一信息系统的组成单元与时空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媒体的系统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密印刷、数字出版、电子商务等先进信息技术对出版业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至少承担着支持所有转移信息输入出版过程的重大任务，其快速性、灵活性和可靠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业的效率、形象和现代化水平。
四 文化生产的价值中介(资源转移)
文化学者认为，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升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与日俱增，文化产业化是现代经济，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大规模、社会化的生产体系中，大多数作者和读者却不是以文化生产和文化流通为主要职业的，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于是，这种价值运动的主体便理所当然地由派生分化后的出版系统所充当。为了保证文化价值的增值和大众化，出版业须聚集先进的生产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面临激烈的竞争考验。它作为经济实体吸引投入，期待产出，为求盈余而避亏损。尚须调查读者，研究市场，须培养作者，巩固产权，在资本周期循环后须实施扩大再生产和资源再吸收，着力强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与原始文化现象对比后可知，出版业不断将人类纯粹精神文明世界以外的文化行为加以改造(即拓展为经济行为)，占据资源，创造价值，泽被社会。它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重要桥梁，是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主导性力量。它同时受到特定社会环境下文化教育水平和经济体制的约束。
五 文化创新的组织中介(管理转移)
文化创新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资源的充分积累，亦需要周密的组织管理。出版活动出现之前，文化创新处于一种自发的、无序的、松散的、相对盲目的原始状态，存在着各行其是、步调不一、闭门造车等诸多弊病。为了实现最优发展目标，需要在文化行为的个性与共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必须采用计划、控制、协调、沟通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和管理机制，确定组织的覆盖范围、经费来源和上级领导，建立组织的内部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这里的组织中介包括三重含义：一是指出版系统内部的组织机构设置与岗位考核管理，旨在发挥出版专业人员(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业务流程的紧凑衔接与融合；二是指以责任编辑为代表的出版单位对作者写稿、修稿的日程管理与质量监控；三是指发行部门对读者读书、选书的宣传引导与反馈调节。显然，出版系统的独特作用在于集中承担了整个文化创新过程中的管理功能，它以文化创新的目标任务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以文化创新的具体要求协调组织的日常行为，以文化创新的社会背景构建组织的和谐氛围，在组织建设与科学管理的主题下凝聚文化力量、追求文化效率、争创文化品牌、推动文化创新。
为担负这一重任，出版单位应认识到管理在出版大局中的重要性，提高从业人员的管理素质，增强与社会公众直接对话部门的组织管理水平，坚持引导与服务并重的工作原则，发挥总编辑、总经理等决策层管理者的核心调控作用，同时还应注意观察社会动向，积累管理经验，分析业务数据，预测经济形势，为中长期战略规划提供准确可靠的事实依据。
基于中介与转移学说的出版系统本质观是一种新视角与新观点，笔者认为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可以更深人透彻地理解认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工作从形成起源到沿革变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为研究出版的形成条件和发展趋势提供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于完善出版工作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杲，文化是出版的灵魂[J]出版史料。2008(3)：5－6
一 文化主体的互动中介(角色转移)
当前，我国出版理论界学者的普遍共识是，出版现象的实质是社会文化进程。刘呆同志曾多次强调“出版的灵魂是文化”“文化是目的，出版是手段”。关于文化的定义恒河沙数，但一种最简单的解释却得到了知识界的公认，文化即“人化”，包括“对象(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标志着以人为中心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转化及共生。文化需要起源、累积和创新，其主体就是作者：文化需要传播、继承和教育，其主体就是读者。当出版活动未在社会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之前，原始的文化活动就在两种角色(两极)之间开展，在文化的矛盾运动中两者存在着频繁而密切的双边互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出版者与出版机构渐次现身，它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加以分化，同时将两类角色的部分共有程度较高的任务进行转移集中而衍生新格局。例如，通过角色转移，它被赋予文化创新累积的组织、策划使命(这是面向作者的)，又被赋予文化传播继承的发端、导引使命(这是面向读者的)，在岁月的更替中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由于上述渊源，出版者承担了两种义不容辞的使命：一是收集读者向作者的反馈意见并适时转达；二是整理作者向读者的致意寄语并随书发行，亦即充当了互动关系的中介角色。随着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这一互动关系必将呈现多样化、经常化、平台化、时代化、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对出版者也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 文化行政的责任中介(职能转移)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文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统治阶级)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通过国家机器规范文化的走向，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在文化日益繁荣的进程中，行政组织承担的监督控制职责也逐渐趋于复杂化、专业化、日常化，当量变达到质变的边缘时，就出现了将相应中观、微观管理职能从行政层级分离的历史转折点，这种政治视阈内的分工即通过法定、委任、授权等形式转由出版系统所承担。
为此，出版者须时刻跟踪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大变化，注重最新政策的学习掌握，增强责任意识，不断提升在基本方针、政策、路线指引下正确处理复杂业务实践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出版行政中著作权管理的职能关系到作者与读者的切身利益，影响到出版系统的正常秩序，贯穿出版工作总体流程的各个阶段，出版单位须给予高度重视和妥善落实。
因出版工作失误而引起严重不良后果须追究责任时，出版者是首当其冲的问责对象，作者的谬论出笼是其把关不严之责，选题的庸俗低趣是其策划不当之责，读者的误读是其编校不慎之责。总之，由于出版者承担了转移后的部分行政职能，其肩负的责任重于泰山。
三 文化传播的媒体中介(信息转移)
从信息系统的视角俯瞰文化传播过程，集中表现为信息集聚与信息扩散两种信息运动形式。随着信息量的激增而迫切需要一种媒介，统一处理信息的加工、复制、传输任务，以适应传者、受众的文化习惯与文化心理，保证其处于信息传播的信源、信宿位置，而将其他的中间环节均纳入出版系统之中。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出版介入现象，其本质在于实现了一种信息的转移，将原始信息(原稿)中不成文的、不规则的、不结构化的信息和读者所需求的索引、印数、装帧、美工、选材等非内容信息，均转移(或输入)到出版过程进行整理、配置及统筹，确立了这一信息系统的组成单元与时空分布特点，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媒体的系统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密印刷、数字出版、电子商务等先进信息技术对出版业的冲击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至少承担着支持所有转移信息输入出版过程的重大任务，其快速性、灵活性和可靠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出版业的效率、形象和现代化水平。
四 文化生产的价值中介(资源转移)
文化学者认为，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升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与日俱增，文化产业化是现代经济，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大规模、社会化的生产体系中，大多数作者和读者却不是以文化生产和文化流通为主要职业的，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于是，这种价值运动的主体便理所当然地由派生分化后的出版系统所充当。为了保证文化价值的增值和大众化，出版业须聚集先进的生产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面临激烈的竞争考验。它作为经济实体吸引投入，期待产出，为求盈余而避亏损。尚须调查读者，研究市场，须培养作者，巩固产权，在资本周期循环后须实施扩大再生产和资源再吸收，着力强化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与原始文化现象对比后可知，出版业不断将人类纯粹精神文明世界以外的文化行为加以改造(即拓展为经济行为)，占据资源，创造价值，泽被社会。它是文化与经济结合的重要桥梁，是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主导性力量。它同时受到特定社会环境下文化教育水平和经济体制的约束。
五 文化创新的组织中介(管理转移)
文化创新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资源的充分积累，亦需要周密的组织管理。出版活动出现之前，文化创新处于一种自发的、无序的、松散的、相对盲目的原始状态，存在着各行其是、步调不一、闭门造车等诸多弊病。为了实现最优发展目标，需要在文化行为的个性与共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而必须采用计划、控制、协调、沟通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和管理机制，确定组织的覆盖范围、经费来源和上级领导，建立组织的内部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这里的组织中介包括三重含义：一是指出版系统内部的组织机构设置与岗位考核管理，旨在发挥出版专业人员(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业务流程的紧凑衔接与融合；二是指以责任编辑为代表的出版单位对作者写稿、修稿的日程管理与质量监控；三是指发行部门对读者读书、选书的宣传引导与反馈调节。显然，出版系统的独特作用在于集中承担了整个文化创新过程中的管理功能，它以文化创新的目标任务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以文化创新的具体要求协调组织的日常行为，以文化创新的社会背景构建组织的和谐氛围，在组织建设与科学管理的主题下凝聚文化力量、追求文化效率、争创文化品牌、推动文化创新。
为担负这一重任，出版单位应认识到管理在出版大局中的重要性，提高从业人员的管理素质，增强与社会公众直接对话部门的组织管理水平，坚持引导与服务并重的工作原则，发挥总编辑、总经理等决策层管理者的核心调控作用，同时还应注意观察社会动向，积累管理经验，分析业务数据，预测经济形势，为中长期战略规划提供准确可靠的事实依据。
基于中介与转移学说的出版系统本质观是一种新视角与新观点，笔者认为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可以更深人透彻地理解认识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等工作从形成起源到沿革变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为研究出版的形成条件和发展趋势提供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于完善出版工作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杲，文化是出版的灵魂[J]出版史料。2008(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