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生活垃圾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现在某些有能力处理城镇生活垃圾的企业，而且还涉及到他们的利益能否在国家政策层面很好地得到保证。我认为，还涉及到社会公平和公正问题，同样也涉及到未来的长远利益问题。
　　垃圾填埋，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目前来看成本也最低，只要能找到地方就可以解决。但这至少涉及到两方面问题：首先，填埋场肯定是远离市中心，一般设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虽然人烟稀少，但是对居民居住环境的权利是直接的伤害与侵犯。其次，居民本来生活在一个清洁的环境里，把垃圾填埋到他们居住的附近，使他们生活在臭气冲天的环境里，这种做法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环境权一直没有写进我国的法律，包括新《环境保护法》也没有明确地界定公民的环境权。如果我们将来把环境权写进我们的法律了，那像这种填埋的做法就显然是直接地侵犯了填埋场附近居民的环境权益，这就上升到了正义的高度，那么，这种填埋的方式就是侵犯环境人权的行为。另一方面，从经济的角度讲，填埋是否是最经济的？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淡水是居民生存和发展极其稀缺的资源，如果大型的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的污染是非常严重，那么这种填埋的做法显然是不经济的。所以，如何在技术上探寻更加合理的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生活垃圾的处理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问题是不可分的。我国在30年前虽然也存在垃圾问题，但是还没严重到今天这种程度。当然有人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将来这个垃圾就是城市矿山，我们有了新技术，就可以开发这个“宝藏”。然而，处理垃圾是需要消耗能源的。如果整个能源系统清洁化程度不高，那么所谓的开发“城市矿山”只会造成进一步的污染。这就涉及到我长期思考的工业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得失的权衡和考量的问题。
　　我向来认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工业化过程，特别是以工业生产、大量消费为目的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所以生态哲学有一个基本的伦理学立场，就是反对“征服”自然的工业化及其现代性。这一点始终有人与我争论。工业化是一个事实，是世界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经过的必经阶段，事实是存在，是过去到现在的存在，否定不了这种事实的存在。但工业化理论特别是工业化的伦理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工业化有符合人性的一面，也有反人性的一面;有利用自然的一面，也有破坏自然的一面。最近一期的《环境教育》，我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非常主流的，它的标题是《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即使我们今天讲环境保护，我们也不能否认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但同时指出对工业化持肯定与否定态度的两个极端要折中，要试图保持平衡。观点是不顾一切的追求工业化是不对的，否定工业化也是不对的。这是一个非常辨证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提高。在60年中，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39.5岁。由此有人对呼吁环保的人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呼吁环保的人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寿命越来越长。文章总的是在肯定工业化，肯定工业化也是在肯定我们生活环境的大大改善。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是不可反驳的事实。我认为，这篇文章美化工业化的观点不能全盘接受，要认真分析。
　　提到平均寿命的延长，我不禁要问：到底是哪些人长寿了，这可以在社会学上进行研究。比如说，我们今天医疗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呼吸机的发明，一个人已经脑死亡了，对于所谓重要人物，即使已经脑死亡了，我们仍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让他多活10年。这样的情况，这些富人、权势人物，他们的寿命可以延长很长，那么这个平均寿命的延长是否隐藏了某一部分人因为他们有条件使寿命延长，拉动了整个平均寿命的延长。一部分有足够多的资源来延长寿命，另一部分人，没有足够多的资源来延长寿命，有的甚至就住在癌症村，这里也涉及到生命是否平等，是否有条件的人就该生命延长？这属于生命层面的不公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