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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谈何容易”一词来指事情做起来并不如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但是一般人却很少知道，实际上“谈何容易”这个词最开始却不是指称行事不易的，而是指言谈举止不可轻易从事，前后意义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那么，其词流变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其间促成这一变化的因素又是什么?以下略作分析。
“谈何容易”一语，始出东方朔《非有先生论》：“(非有先生曰)於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文选》李善注：“言谈说之道，何容轻易乎!”张铣注：“再言之者，所以言谈之辞，何得轻易而为之。”又《盐铁论·箴石》：“贾生有言曰：‘恳言则辞浅而不入，深言则逆耳而失指。’故曰‘谈何容易’。谈且不易，而况行之乎?”马非百注：“谈，说话。何容，怎能容许。易，轻易。”由此可知，此语原意是指“言谈不容许轻易”，“何容”连读，意为岂容。
钱钟书先生曾对“谈何容易”一语自“汉、魏，中历唐、宋、明”的流变情况作过详细论述，指出此语以后者“乃讥难事而易言之，空谈易而不知实行难，一反言之匪易之原意”，并引用了西汉中晚期时焦延寿所著《焦氏易林》中的《解之蒙》“朽舆疲驷，不任衔辔。君子服之，谈何容易”词句证之。他还特别指出，《焦氏易林》中的“谈何容易”一词，为“说来易而做来难之例，已同今用矣”。
从钱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谈何容易”一语的流变情况：①汉武帝时：谈+何容+易(言谈不容许轻易)→②汉魏六朝时：x[或省略，或作“谈／事／言”]+何+容易(行事不易)→③唐宋以下：谈何容易／谈岂容易／言之岂容易／岂容易可谈哉(行事不易)。
可见，“谈何容易”一语语义演变的关键在于两点——
其一，由“谈／何容／易”到“谈何／容易”的结构变化，从韵律学角度看，1+2+1的形式只是暂时的，四字音节一般应分为2+2格式，这样才能保证汉语纯韵律的“自然音步”规则的实现。
其二，“容”“易”二语凝结成固定的词，表示与“难”相对的意义，这其实是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词化现象。所谓词化是指由于经常连用，一些本来非词的结构形式逐渐凝固成词。“容易”固定成双音节词，大概是在汉魏六朝时，如《汉书·杨恽传》：“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三国志·蜀志·张嶷传》：“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颜氏家训·风操》：“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又《勉学》：“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劉向，方称此职耳。”以上诸例虽以“何容易”的结构出现，但“何”字是加强语气，实际强调的是“不易”，“容”“易”已经连用成词。唐宋以下，“容易”更可与“何”割裂，单独使用，如李益《轻薄篇》“死生容易如反掌”，李商隐《春深脱衣》“陈遵容易学，身世醉时多”等等。
在词化以后，“容易”一词中“容”的原意其实已淡化，起作用的是“易”这个语素。俞敏先生在《化石语素》一文中就曾提到了这种语言现象，他认为一些双音节词中的某个语素就像“原有作用慢慢僵化的化石”，对整个词义不起作用，如“凤凰”“舒服…‘冒失”中的“凰”“服”“失”。张博先生则将之视为“组合同化”的词义衍生现象，“是语言用户将同义组合关系投射到非同义组合而引起的”。他认为“同义连用是上古汉语双音节组合中的强势组合”，“人们习惯于把两个组合在一起的词的语义关系理解为同义关系，从而用其中一个词的意义去类推另一个词的意义”。组合体中一个要素对另一要素的语义同化要经过过渡阶段才能实现，其过渡形式之一即是：“组合体中被同化要素的语义虚化或磨损，成为缀余部分，整个组合体的语义与同化要素的语义相当。”可见，“容易”固定成一个词，正是这种“组合同化”的结果。“容”“易”连用，原指“容许”“轻易”；在“易”同化“容”的过渡阶段，“容易”表示与“难”相对，其实这只是“易”的意义，“容”已失去原义。
综上所述，“谈何容易”一语的变迁，其实就是汉语词汇的结构词化和意义同化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从最初的“谈／何容／易”结构表示“不容轻易”的原意，到西汉末年时，“容易”就已开始连用，“易”的意义逐渐同化“容”，而结构也转变成了汉语四字音节的常用2+2格式，“谈何容易”转而表示“不易”的意义。到东汉魏晋以下，词义与结构就已固定化了，并且流传至今。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东方朔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68—2871.《文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引同.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576.
[3]冯胜利：论汉语的“自然音步”[J].中国语文，1998：(1)：42.
[4]俞敏：化石语素[J].中国语文.1984(1).
[5]张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J].中国语文，1999(2)：135.
“谈何容易”一语，始出东方朔《非有先生论》：“(非有先生曰)於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为天下笑，故曰谈何容易!……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谈何容易!……太公、伊尹以如此，龙逢、比干独如彼，岂不哀哉!故曰谈何容易！”《文选》李善注：“言谈说之道，何容轻易乎!”张铣注：“再言之者，所以言谈之辞，何得轻易而为之。”又《盐铁论·箴石》：“贾生有言曰：‘恳言则辞浅而不入，深言则逆耳而失指。’故曰‘谈何容易’。谈且不易，而况行之乎?”马非百注：“谈，说话。何容，怎能容许。易，轻易。”由此可知，此语原意是指“言谈不容许轻易”，“何容”连读，意为岂容。
钱钟书先生曾对“谈何容易”一语自“汉、魏，中历唐、宋、明”的流变情况作过详细论述，指出此语以后者“乃讥难事而易言之，空谈易而不知实行难，一反言之匪易之原意”，并引用了西汉中晚期时焦延寿所著《焦氏易林》中的《解之蒙》“朽舆疲驷，不任衔辔。君子服之，谈何容易”词句证之。他还特别指出，《焦氏易林》中的“谈何容易”一词，为“说来易而做来难之例，已同今用矣”。
从钱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谈何容易”一语的流变情况：①汉武帝时：谈+何容+易(言谈不容许轻易)→②汉魏六朝时：x[或省略，或作“谈／事／言”]+何+容易(行事不易)→③唐宋以下：谈何容易／谈岂容易／言之岂容易／岂容易可谈哉(行事不易)。
可见，“谈何容易”一语语义演变的关键在于两点——
其一，由“谈／何容／易”到“谈何／容易”的结构变化，从韵律学角度看，1+2+1的形式只是暂时的，四字音节一般应分为2+2格式，这样才能保证汉语纯韵律的“自然音步”规则的实现。
其二，“容”“易”二语凝结成固定的词，表示与“难”相对的意义，这其实是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词化现象。所谓词化是指由于经常连用，一些本来非词的结构形式逐渐凝固成词。“容易”固定成双音节词，大概是在汉魏六朝时，如《汉书·杨恽传》：“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三国志·蜀志·张嶷传》：“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颜氏家训·风操》：“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又《勉学》：“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劉向，方称此职耳。”以上诸例虽以“何容易”的结构出现，但“何”字是加强语气，实际强调的是“不易”，“容”“易”已经连用成词。唐宋以下，“容易”更可与“何”割裂，单独使用，如李益《轻薄篇》“死生容易如反掌”，李商隐《春深脱衣》“陈遵容易学，身世醉时多”等等。
在词化以后，“容易”一词中“容”的原意其实已淡化，起作用的是“易”这个语素。俞敏先生在《化石语素》一文中就曾提到了这种语言现象，他认为一些双音节词中的某个语素就像“原有作用慢慢僵化的化石”，对整个词义不起作用，如“凤凰”“舒服…‘冒失”中的“凰”“服”“失”。张博先生则将之视为“组合同化”的词义衍生现象，“是语言用户将同义组合关系投射到非同义组合而引起的”。他认为“同义连用是上古汉语双音节组合中的强势组合”，“人们习惯于把两个组合在一起的词的语义关系理解为同义关系，从而用其中一个词的意义去类推另一个词的意义”。组合体中一个要素对另一要素的语义同化要经过过渡阶段才能实现，其过渡形式之一即是：“组合体中被同化要素的语义虚化或磨损，成为缀余部分，整个组合体的语义与同化要素的语义相当。”可见，“容易”固定成一个词，正是这种“组合同化”的结果。“容”“易”连用，原指“容许”“轻易”；在“易”同化“容”的过渡阶段，“容易”表示与“难”相对，其实这只是“易”的意义，“容”已失去原义。
综上所述，“谈何容易”一语的变迁，其实就是汉语词汇的结构词化和意义同化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从最初的“谈／何容／易”结构表示“不容轻易”的原意，到西汉末年时，“容易”就已开始连用，“易”的意义逐渐同化“容”，而结构也转变成了汉语四字音节的常用2+2格式，“谈何容易”转而表示“不易”的意义。到东汉魏晋以下，词义与结构就已固定化了，并且流传至今。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东方朔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68—2871.《文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引同.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576.
[3]冯胜利：论汉语的“自然音步”[J].中国语文，1998：(1)：42.
[4]俞敏：化石语素[J].中国语文.1984(1).
[5]张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J].中国语文，1999(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