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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西地区的苗族“鼓舞”在社会生活中发生、演变、流传至今，形式和内容上更为丰富、多彩，它的社会功能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融合发展，其中包含着母系氏族社会与现代社会、苗巫文化与汉文化、综合形式与独立体裁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影响。苗鼓的发展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基于这些矛盾基础上的调查与分析，旨在将其实际运用到湘西“苗鼓”的传承、编排和艺术创作中。
关键词：湘西苗族“鼓舞” 社会功能 变迁
中图分类号：J7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1-0063-03
湘西苗族“鼓舞”是湘西地区苗族人民祭祀、年節、庆典等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带有军事、祭祀、社会活动等功能，当今社会中的湘西苗族“鼓舞”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舞蹈，真正地从祭祀活动中脱离开来，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艺术表现体裁。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苗族舞蹈艺术形式，苗族“鼓舞”的社会功能也因为族群认同、社会交往以及现代审美等原因进行了功能性转变，艺术观赏性逐渐由生活仪式中的自然形态舞蹈慢慢向舞台形态舞蹈进行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转变。
苗族“鼓舞”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成分，在表达心理活动、娱神娱人以及对美的传播方面都具有其特定的感化和教育意义，这也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存在且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作为苗族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艺术形式，湘西苗族“鼓舞”既选择性地保留了部分社会功能，也在原有的社会功能上有一定程度地演变，其变迁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母系氏族社会与族群认同意识的保留
苗族古歌中与“苗鼓”相关联的传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母系氏族遗存的痕迹，至今很多地区的苗族在吃饭时仍保留女坐男站的优良传统，表示对女性的尊重。苗族以“鼓”为单位，建立鼓屋、鼓社，并在大型的祭祀活动中举行“椎牛合鼓”的仪式，从“鼓”的起源到鼓的功用等各方面，无不显示“鼓”在苗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它既是通神的乐器，也是一个族群集体认同的体现。
苗族是中国分支最多的民族，同根同源的民族文化产生了一个民族相同的文化，歌、舞、诗、画等各种文化和艺术形式沿着这个民族走过的路流传下来，变成了长征路上不断丰富的民族之魂。从民族自身来说，它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告诉后人们怎样劳动，如何吃、穿、住、行以及拥有怎样的生活哲学和美学。
这些文化符号是区别这一民族与那一民族的标识，也是每个民族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和自信的来源。湘西地区尚有一些保存完整、民风淳朴的古苗寨，苗族人民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些相同的文化烙印追寻到自己的根。这些苗寨中苗族“鼓舞”的表演，不管是调年鼓舞还是团圆鼓舞，不管是柔和的动作还是刚劲的打法，套路如何编排都能让人识别出这是苗族的“鼓舞”。
“苗鼓”作为民族民俗文化遗存的“活化石”也是对这一民族进行识别的“符号”，至今仍然在田野乡间作为仪式中的综合形式并存，带有一些母系氏族社会意识的遗存，可以从动作、节奏、服装、道具各方面区分舞蹈的风格和特征。
二、苗巫文化习俗与社会交往属性的结合
苗族创造了巫文化，苗族“鼓舞”社会交往功能中包括人与神、人与人的对话，从“鼓舞”的传承因素来看，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存在于祭祀活动中消灾祈福的“祭”这一功能性，同时也存在人与人交往中表达、教授、传达的功能。
不管是人神世界还是人人世界的对话，“鼓舞”确实在社会功能上存在沟通功能，所以说“鼓”既具有原始社会遗存的祭祀功能，也具有娱人的功效。苗族先民认为“鼓”可以通“雨神”，那么“鼓”就变成了人和神对话的工具，人们通过祈雨、祈丰收活动中的鼓舞表演来达到娱神的功效。苗族人民的智慧是万事万物所教化出来的，而自然神的多种多样造就了苗族人民天生乐观的性格，即使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凭借自身的勤劳以及向神祷告以求风调雨顺，以及庆祝自己勤劳、勇敢、不辞劳作过上的幸福生活，正如苗族古歌所传唱的那样，这里所包含的苗族哲学观是乐观的、令人欣慰的。
“鼓舞”作为众多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一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占据了一定的比重，表达人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热切表达愿望。比如藏族的“巴郎鼓”、汉族的“腰鼓”、维族的“铃鼓”等，往往在进行艺术活动的时候充当演绎节奏的作用，为舞蹈推波助澜。其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一会儿随着鼓声起舞，一会儿边奏边舞。湘西苗族“鼓舞”发展至今，鼓棒上加上了五颜六色的绸缎，鼓身涂上了红色的油漆，旅游地区人们在非节庆时的表演，鼓的功能便更多地转向了娱人的功能。
在没有发明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人们用石鼓或铜鼓等可敲击出声音的器物以表达自己的心理活动，喜悦、愤怒、警示、召集等，每一种声音有规律地重复出现并设置成一种类似信号的语言。我们虽然不能回到远古时代去切身体会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却可以通过一些遗留下来的器物以及作为活化石流传至今的乐器去尽量在脑海中还原。从人们的心理活动来看，当一个人处于婴幼儿时期，不能用言语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会“手舞足蹈”，甚至敲击身边的器物引起他人的注意。试图推测，远古时代的人们，当身边的东西发出响声，或是说这一事件在当时不能合理解释时，就可能变成了一件神秘而神圣的事情，而这个声音以音量的大小、节奏的快慢区分的时候，就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功能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而长期的、反复的实践过程中，使其具有了规律性，因此而广为流传。因为“鼓”产生的个人心理活动变成了群体心理活动，也就使得这个器物变成了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鼓舞”，不管是使用最初的石鼓还是后来的铜鼓、木鼓，也担负着演绎内心活动这一功能，高兴、悲悯这些心理活动的外部强化用鼓声来表达再适合不过了。
三、现代独立体裁对苗鼓艺术形态的影响
舞蹈从一种田野乡间的、综合的艺术形态中脱离开来，本身需要很长的时间，既有舞蹈这一现代学科大范围的独立运动，也包含“苗鼓”艺术以及传承人的选择性革命。在田野乡间，作为祭祀活动中的“苗鼓”行为仍有部分保留一种综合的形式，而进行舞台艺术创作时，基本上已脱离了其它艺术形态，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这些跨地区、跨层次的艺术形态相互影响。
现代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冲击着这些古老的艺术形态，导致原有艺术形态呈现出老旧、古板的被动局面。现代审美将苗族“鼓舞”作为一种独立体裁进行改造是被广大苗族人民所接受的，新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以及湘西苗族“鼓舞”的传承者们也在试图打破固有的思想，为“鼓舞”注入新鲜血液，把握好创新、创作的“度”也成为舞台实践中的标尺。
苗族的文化总体来说是“农耕文化”，但从区域来说，又可存在于平原、高原和湖泊地区，其分布广、杂居情况居多，因此研究起来会存在一定的困难。苗族“鼓舞”中有一些模拟生产生活的鼓舞动作，一代一代流传至今，现代社会“鼓舞”的活动中，富含很多“插秧、割稻、梳头”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动作，以一种娱乐的方式将农耕文明传播下来，并以舞蹈的方式歌颂平安富裕的生活。
从地理环境来说，大多数苗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依山傍水，因此动作上往往出现了“一顺边”的体态，“一顺边”体态常常出现在山地民族和高原民族中，这是苗族在山地生活中不自觉出现的动作。据老一辈说，苗族最初是生活在山顶上的，后来才搬到有水的河边，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会出现“一顺边”的体态了。而鼓舞动作中的“插秧”“割稻”“梳头”的动作则是农耕文化流传至今的一系列佐证。
舞台形态苗族“鼓舞”的传承、创作，对“苗鼓”的发展具有审美影响，我们可以从动作的质感、风格的把握、道具的运用、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布景和灯光的设计等方面进行再创造，使之既有湘西苗族“鼓舞”的根，同时又符合现代大眾的审美品味。而“苗鼓”的传承人，在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必然之外，又必须把握好改革的度，重在保护好民族文化根基，以一种本真的自然规律进行传承保护，在尊重文化根基的基础上进行美化。既不能照搬本地区“苗鼓”的套路，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观众，也不能照学其他苗族地区“鼓舞”的优秀舞台作品，丢掉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在舞蹈台本、艺术修饰、演员素养等各个方面，都必须对现有的“苗鼓”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其更具艺术欣赏价值。
关键词：湘西苗族“鼓舞” 社会功能 变迁
中图分类号：J7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1-0063-03
湘西苗族“鼓舞”是湘西地区苗族人民祭祀、年節、庆典等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带有军事、祭祀、社会活动等功能，当今社会中的湘西苗族“鼓舞”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舞蹈，真正地从祭祀活动中脱离开来，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艺术表现体裁。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苗族舞蹈艺术形式，苗族“鼓舞”的社会功能也因为族群认同、社会交往以及现代审美等原因进行了功能性转变，艺术观赏性逐渐由生活仪式中的自然形态舞蹈慢慢向舞台形态舞蹈进行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转变。
苗族“鼓舞”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成分，在表达心理活动、娱神娱人以及对美的传播方面都具有其特定的感化和教育意义，这也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存在且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作为苗族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艺术形式，湘西苗族“鼓舞”既选择性地保留了部分社会功能，也在原有的社会功能上有一定程度地演变，其变迁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母系氏族社会与族群认同意识的保留
苗族古歌中与“苗鼓”相关联的传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母系氏族遗存的痕迹，至今很多地区的苗族在吃饭时仍保留女坐男站的优良传统，表示对女性的尊重。苗族以“鼓”为单位，建立鼓屋、鼓社，并在大型的祭祀活动中举行“椎牛合鼓”的仪式，从“鼓”的起源到鼓的功用等各方面，无不显示“鼓”在苗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它既是通神的乐器，也是一个族群集体认同的体现。
苗族是中国分支最多的民族，同根同源的民族文化产生了一个民族相同的文化，歌、舞、诗、画等各种文化和艺术形式沿着这个民族走过的路流传下来，变成了长征路上不断丰富的民族之魂。从民族自身来说，它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告诉后人们怎样劳动，如何吃、穿、住、行以及拥有怎样的生活哲学和美学。
这些文化符号是区别这一民族与那一民族的标识，也是每个民族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和自信的来源。湘西地区尚有一些保存完整、民风淳朴的古苗寨，苗族人民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些相同的文化烙印追寻到自己的根。这些苗寨中苗族“鼓舞”的表演，不管是调年鼓舞还是团圆鼓舞，不管是柔和的动作还是刚劲的打法，套路如何编排都能让人识别出这是苗族的“鼓舞”。
“苗鼓”作为民族民俗文化遗存的“活化石”也是对这一民族进行识别的“符号”，至今仍然在田野乡间作为仪式中的综合形式并存，带有一些母系氏族社会意识的遗存，可以从动作、节奏、服装、道具各方面区分舞蹈的风格和特征。
二、苗巫文化习俗与社会交往属性的结合
苗族创造了巫文化，苗族“鼓舞”社会交往功能中包括人与神、人与人的对话，从“鼓舞”的传承因素来看，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存在于祭祀活动中消灾祈福的“祭”这一功能性，同时也存在人与人交往中表达、教授、传达的功能。
不管是人神世界还是人人世界的对话，“鼓舞”确实在社会功能上存在沟通功能，所以说“鼓”既具有原始社会遗存的祭祀功能，也具有娱人的功效。苗族先民认为“鼓”可以通“雨神”，那么“鼓”就变成了人和神对话的工具，人们通过祈雨、祈丰收活动中的鼓舞表演来达到娱神的功效。苗族人民的智慧是万事万物所教化出来的，而自然神的多种多样造就了苗族人民天生乐观的性格，即使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凭借自身的勤劳以及向神祷告以求风调雨顺，以及庆祝自己勤劳、勇敢、不辞劳作过上的幸福生活，正如苗族古歌所传唱的那样，这里所包含的苗族哲学观是乐观的、令人欣慰的。
“鼓舞”作为众多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一部分，在社会活动中占据了一定的比重，表达人们“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热切表达愿望。比如藏族的“巴郎鼓”、汉族的“腰鼓”、维族的“铃鼓”等，往往在进行艺术活动的时候充当演绎节奏的作用，为舞蹈推波助澜。其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一会儿随着鼓声起舞，一会儿边奏边舞。湘西苗族“鼓舞”发展至今，鼓棒上加上了五颜六色的绸缎，鼓身涂上了红色的油漆，旅游地区人们在非节庆时的表演，鼓的功能便更多地转向了娱人的功能。
在没有发明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人们用石鼓或铜鼓等可敲击出声音的器物以表达自己的心理活动，喜悦、愤怒、警示、召集等，每一种声音有规律地重复出现并设置成一种类似信号的语言。我们虽然不能回到远古时代去切身体会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却可以通过一些遗留下来的器物以及作为活化石流传至今的乐器去尽量在脑海中还原。从人们的心理活动来看，当一个人处于婴幼儿时期，不能用言语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会“手舞足蹈”，甚至敲击身边的器物引起他人的注意。试图推测，远古时代的人们，当身边的东西发出响声，或是说这一事件在当时不能合理解释时，就可能变成了一件神秘而神圣的事情，而这个声音以音量的大小、节奏的快慢区分的时候，就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功能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就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而长期的、反复的实践过程中，使其具有了规律性，因此而广为流传。因为“鼓”产生的个人心理活动变成了群体心理活动，也就使得这个器物变成了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鼓舞”，不管是使用最初的石鼓还是后来的铜鼓、木鼓，也担负着演绎内心活动这一功能，高兴、悲悯这些心理活动的外部强化用鼓声来表达再适合不过了。
三、现代独立体裁对苗鼓艺术形态的影响
舞蹈从一种田野乡间的、综合的艺术形态中脱离开来，本身需要很长的时间，既有舞蹈这一现代学科大范围的独立运动，也包含“苗鼓”艺术以及传承人的选择性革命。在田野乡间，作为祭祀活动中的“苗鼓”行为仍有部分保留一种综合的形式，而进行舞台艺术创作时，基本上已脱离了其它艺术形态，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这些跨地区、跨层次的艺术形态相互影响。
现代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冲击着这些古老的艺术形态，导致原有艺术形态呈现出老旧、古板的被动局面。现代审美将苗族“鼓舞”作为一种独立体裁进行改造是被广大苗族人民所接受的，新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以及湘西苗族“鼓舞”的传承者们也在试图打破固有的思想，为“鼓舞”注入新鲜血液，把握好创新、创作的“度”也成为舞台实践中的标尺。
苗族的文化总体来说是“农耕文化”，但从区域来说，又可存在于平原、高原和湖泊地区，其分布广、杂居情况居多，因此研究起来会存在一定的困难。苗族“鼓舞”中有一些模拟生产生活的鼓舞动作，一代一代流传至今，现代社会“鼓舞”的活动中，富含很多“插秧、割稻、梳头”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动作，以一种娱乐的方式将农耕文明传播下来，并以舞蹈的方式歌颂平安富裕的生活。
从地理环境来说，大多数苗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依山傍水，因此动作上往往出现了“一顺边”的体态，“一顺边”体态常常出现在山地民族和高原民族中，这是苗族在山地生活中不自觉出现的动作。据老一辈说，苗族最初是生活在山顶上的，后来才搬到有水的河边，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会出现“一顺边”的体态了。而鼓舞动作中的“插秧”“割稻”“梳头”的动作则是农耕文化流传至今的一系列佐证。
舞台形态苗族“鼓舞”的传承、创作，对“苗鼓”的发展具有审美影响，我们可以从动作的质感、风格的把握、道具的运用、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布景和灯光的设计等方面进行再创造，使之既有湘西苗族“鼓舞”的根，同时又符合现代大眾的审美品味。而“苗鼓”的传承人，在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必然之外，又必须把握好改革的度，重在保护好民族文化根基，以一种本真的自然规律进行传承保护，在尊重文化根基的基础上进行美化。既不能照搬本地区“苗鼓”的套路，原封不动地呈现给观众，也不能照学其他苗族地区“鼓舞”的优秀舞台作品，丢掉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在舞蹈台本、艺术修饰、演员素养等各个方面，都必须对现有的“苗鼓”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其更具艺术欣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