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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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对集体法益保护的强化，是预防性国家之职能扩张的体现，集体法益成为刑法保护的新对象，使抽象危险犯成为刑法保护的新工具，由此带来刑法发展的新期待与刑法功能的新拓展，同时也带来新问题，包括刑法的系统性危机、刑法工具主义、象征性立法与刑法家长主义等。集体法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是个人法益的集合，与个人法益之间具有推导关系，都能还原为个人法益，不应当被作为集体法益予以保护；后者是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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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主持的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的刑事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建构研究”（21＆ZD20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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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对集体法益保护的强化，是预防性国家之职能扩张的体现，集体法益成为刑法保护的新对象，使抽象危险犯成为刑法保护的新工具，由此带来刑法发展的新期待与刑法功能的新拓展，同时也带来新问题，包括刑法的系统性危机、刑法工具主义、象征性立法与刑法家长主义等。集体法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是个人法益的集合，与个人法益之间具有推导关系，都能还原为个人法益，不应当被作为集体法益予以保护；后者是不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法益，相比于个人法益而言，更加牢固且不会被轻易破坏，故刑法对其保护界限也更为严格。集体法益之刑法保护不仅需要坚持具体危险原则，正确区分风险与危险，慎用抽象危险犯，而且需要强化合宪性审查，把目的正当、手段正当和法益衡量作为审查的三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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