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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958年版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生产过程中，鲁迅著作编辑室扮演着重要角色。1958年版全集由鲁编室一力承担编注任务。而1981年版全集的生产则调动了全国的力量，鲁编室在其中主要起到了规划、组织和审定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看，“鲁编室”版《鲁迅全集》概念的提出，取决于鲁编室在两版《鲁迅全集》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与《鲁迅全集》编注任务直接影响到鲁编室的存续有关。通过引入“鲁编室”版《鲁迅全集》这一概念，或可为现有的以出版年份指称各版《鲁迅全集》的命名方式提供有效补充。
关键词：鲁编室;《鲁迅全集》;编注
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国家组织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8年版《鲁迅全集》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的鲁迅研究，并通过借鉴吸收其成果的21世纪《鲁迅全集》（正在进行中）将这份影响延续下去。然而，对这两版《鲁迅全集》的研究却并不很多。张小鼎、刘运峰、朱正、蔡彦和张文江等对各版《鲁迅全集》的编写历程与版本得失梳理得颇为细致，黄海飞和谢慧聪等爬梳了1958年版与1981年版的注释体例，凡此种种，可以说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从文学、生产角度并置讨论两版《鲁迅全集》的文章至今暂付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承担1958年版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任务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下称“鲁编室”）出发，考察两版《鲁迅全集》的生产过程，以期推动相关研究。
一 “鲁编室”与1958年版《鲁迅全集》
194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会议。许广平报告鲁迅出版社的困难情况，提出将鲁迅著作版权无条件捐献国家。1950年10月7日，许广平、冯雪峰、胡乔木、胡愈之与邵荃麟等人在出版总署召开关于鲁迅先生著作出版座谈会，讨论后决定“由家属申请授权出版总署”处理鲁迅著作编选、翻译、印行事项，并“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聘请冯雪峰同志为总编辑，在上海办理编刊注释校订工作，其费用由总署支出。编成之书交人民出版社出版。”①10月9日，中央宣传部致信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华东局宣传部，表示接受许广平要求，决定“成立鲁迅著作编辑部”，并对“鲁迅的重要作品加以注释”，具体编校注释工作由“冯雪峰专任其事”，调孙用、杨霁云、王士菁、林辰四人协助，“暂在上海进行”②。孙用与杨霁云系许广平推荐，王士菁由黄洛峰介绍给冯雪峰，而林辰则是冯雪峰在与楚图南商量后请来的。在此之前，孙用著有《鲁迅全集正误表》与《鲁迅全集校勘记》，对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错漏予以指正。杨霁云与鲁迅多有交往，曾搜集出版《集外集》《集外集拾遗》。1948年王士菁的《鲁迅传》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标志着“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记”③的出现。林辰则早在1947年即撰文建议“对鲁迅的作品加以注释疏证”④，并作有《鲁迅事迹考》。就彼时的情境看来，他们无疑是编注鲁迅著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1950年11月间，鲁迅著作编刊社在上海成立。冯雪峰其时担任“上海文协”主席，出面借用了“文协”（武进路309弄12号）二楼两间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1951年2月25日，由冯雪峰于1950年10月23日拟定的《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发表在《文艺报》上，计划在1951年编校好全部日记，并在1952年完成单行本和全集本的编校注释工作。按照冯雪峰的设想，注释应以“普通初中毕业学生”能看懂为大概标准，以期达到普及宣传的作用。为了将注释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注释必须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这集中表现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题解”上，即通过在首个注释对特定篇目进行阐述的方式将鲁迅思想纳入革命史的读解中。值得注意的是，冯雪峰此时将未来鲁迅著作的出版发行划为最完整的全集本（甲）、注释单行本（乙）和注释选集本（丙）三种。其中，全集本的设定是“把鲁迅的全部文学工作可以收印的东西都编进去”，包括“全部书简、全部日记、编选的画集和其他著作与翻译的遗文”，适用对象为“全国图书馆、大学和高等学校及个人研究者”⑤。看来在冯雪峰的计划中，主要承担普及任务的并非全集本，而是单行本与选集本。
195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正式成立，冯雪峰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同时负责监管鲁迅著作编刊社。为了加快鲁迅著作的编注工作，于1951年7月携全家搬到北京的冯雪峰商请编刊社成员克服困难，将编刊社迁到北京。10月20日，冯雪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鲁迅著作的编校注释和出版》，明确鲁迅著作编刊社已划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该出版社的一个专门编辑部”⑥，并对自1950年12月以来所作工作进行了汇报，主要包括影印出版24本《鲁迅日记》（1951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并完成六七种单行本的注释初稿。直到1952年7月，编刊社方才搬到北京，正式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下属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下称“鲁编室”）。不过，鲁编室只负责“上游的生产工作”⑦，并不具备出版发行的权力。换句话说，鲁编室“生产”出来的鲁迅著作是否出版，怎样发行，都不由鲁编室所决定。按照冯雪峰所拟定的计划草案，鲁编室成员竭力搜集鲁迅佚文与书信，根据鲁迅手稿、报刊初版和各版单行本对鲁迅作品予以校注，整理鲁迅辑录与校勘的古籍和译著，编写简单的鲁迅年谱，并初步调查鲁迅日记中所牵涉的人物，可以说为《鲁迅全集》的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等到冯雪峰1955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撰写《〈鲁迅全集〉（新版）出版计划》与《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准备工作计划》（均未公开发表）时，对于《鲁迅全集》的出版安排却发生了变化。新版《鲁迅全集》不再“收印鲁迅的全部文字工作”，而是收入“鲁迅的全部小说、杂文（包括论文）、回忆、诗、文学史著作及书信。并附注释、鲁迅年表、鲁迅著译表”，至于鲁迅整理的古籍与翻译作品，则“另行整理和选择重印出版”⑧，同时计划在1956年8月出版第一卷，直至1957年9月出齐全部十卷本。这样的调整，被视为1958年版《鲁迅全集》同1938年版“最大的不同”⑨，并被同是人文社出版的1981年版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集所承续，客观上影响了之后鲁迅研究中重创作而轻辑校与译著的局面。如此安排，可以说是考虑到篇幅过大或会加重读者的负担，同时也与解释鲁迅政治立场转变这一意识形态需求无法被纳入校勘与翻译事业有关。事实上，早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定时，就有人针对周作人认为鲁迅的功绩在于整理的说法予以批评。 进入《鲁迅全集》的注释与编辑工作阶段，鲁编室成员各自负责校注所分配到的鲁迅著作单行本任务，如林辰主要承担《而已集》《故事新编》《准风月谈》《两地书》《华盖集续编》等五种和一部分书信，完成注释本初稿后即相互传阅，四人之间“交换意见，有时还要进行讨论”⑩。及至1956年10月，《鲁迅全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大致按照冯雪峰的计划进行。然而直到1958年10月《鲁迅全集》十卷本方才出齐，与事先的安排相差一年有余。同时，鲁迅日记的出版也受到影响，当鲁编室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310封”11（共计1165封）排出送審时，却被“以‘一般事务性和内容意义不大的不收’为由”12，删减得只剩下334封。不过，这些未被1958年版《鲁迅全集》收录的信件，却成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写过程中的“宝贝”。
冯雪峰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后，由王士菁接任鲁编室主任一职。在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的同时，24种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同全集本）陆续发行，并于1959年8月出齐。十卷本《鲁迅译文集》，也在1958年4月至9月间出版完成。遗憾的是，鲁编室校勘完成的《鲁迅辑录古籍汇编》三卷本未能结集出版，但这无疑为后来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999年）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鲁编室（鲁迅著作编刊社）的成立，目的正在于完成包括全集在内的鲁迅著作的编注校勘工作。具体到1958年版《鲁迅全集》，鲁编室的工作实践与编注理念需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这直接影响到了对于全集注释（题解）的撰写和收录内容的选择。不过，那些由鲁编室生产出来，却被排除在全集之外，甚至于无法结集出版的内容，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成为其后1981年版《鲁迅全集》与相关鲁迅著作编撰的重要参考。
二 “鲁编室”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国务院组织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确定鲁迅著作需“重新整理、增补出版”13。根据会议精神，鲁编室得以重新成立，并立即着手编注新版《鲁迅全集》。此后，鲁编室于1971年8月、1972年1月和1974年2月分别草拟《关于重印鲁迅著作的报告》《关于重版鲁迅著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与《关于出版〈鲁迅全集〉注释本的请示报告》等，报送“出版口”领导小组以待“批复”。在此期间，为满足周恩来总理送1972年2月来华访问的尼克松总统一套《鲁迅全集》作为礼物的需求，鲁编室在请示获准后重印1938年版《鲁迅全集》（适时作出了一些调整），经孙用校勘后于1973年陆续发排二十四种鲁迅著作单行本。
在等待“批复”的过程中，鲁编室选择在“三结合”的模式下对《呐喊》与《且介亭杂文末编》进行注释，走先注释单行本再注释全集本的两步方针，并于1975年上半年将单行本的注释任务分配给各高校。由各注释组（院校与其“挂钩”单位组成）集体讨论形成初稿，再据征求意见予以修改，经鲁编室“参与讨论后共同定稿”14，进而印出“征求意见本”。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就鲁迅书信与鲁迅著作出版及研究情况上书毛泽东，11月1日即收到“立即实行”的批示。12月5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与国家文物管理局联名报告批示落实情况，为党中央所批准，由李何林任主任的鲁迅研究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成立，但具体出版工作实施起来却遇到“表面服从实际消极拖延”15的情况。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国家出版管理局在济南主持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完成了拟定鲁迅著作单行本与全集的注释、出版规划的任务。根据会议讨论结果，鲁编室对原注释体例（草案）做出修订，虽仍以“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但是将单行本与全集区分开来，“单行本各篇都作简短题解”，而“《全集》本一般不作题解，如遇必须作题解性说明的个别情况，可作为注一处理”16。待到1977年5月，考虑到编注工作进展缓慢，鲁编室决定放弃“两步走”方针，将单行本与全集的注释统一起来。这样一来，是否保留1958年版《鲁迅全集》开创的“题解”就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
1977年9月11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了解鲁编室的工作进展情况后，向中央作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在出版局的请示下，中央委派胡乔木领导新版《鲁迅全集》工作。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成立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17，由林默涵任组长，王仰晨、李文兵、秦牧、冯牧为组员，并聘请郭沫若、周建人、沈雁冰、周海婴、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等八人作顾问。事务繁重的胡乔木负责把关工作方针与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具体的工作则交由林默涵主持。
林默涵赴任后即召开编辑室全体会议，调整原定工作计划，将全集出版置于单行本之前，强调应集中力量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前完成新版《鲁迅全集》，并吸收鲁编室统一全集与单行本注释的意见。与此同时，将注释的对象设定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明确全集不完全承担“向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宣传和普及鲁迅的著作”18的任务。这一举措直接影响到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进行，使其明显区别于1958年版。为了避免“题解”成为“法定”的解释，进而影响读者的理解，林默涵做出取消“题解”的决定，这可以说是对鲁编室在1976年修订草案中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受到鲁编室成员的一致认可。根据林默涵的意见，领导小组将《关于新版〈鲁迅全集〉编注方针的报告》报送胡乔木审批通过，并进一步制定一系列有关校勘与注释体例的细则。可以说直到此时，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出版工作才步入正轨。客观地说，鲁编室与各注释组在此之前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除《书信》《日记》外的多数单行本注释初稿，并自1976年3月起发稿了包括《呐喊》《彷徨》《且介亭杂文》《而已集》《华盖集》等在内的十余种“征求意见本”，但这些书稿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与鲁迅“重建以现代性思想”19为诉求的文化批判精神存在差异，显然无法满足改变工作方针后的编注要求。 意识到形势的严峻，鲁编室于1978年2月通过出版局告知各注释组力争在1978年上半年印出尚未发稿的“征求意见本”，然而直至1978年末方才印完全部二十七种（《日记》《书信》因成本过高未印）。这样一来，同年5月鲁编室拟定的从1979年第一季度开始发稿直至1980年完成出版的初步计划，势必难以落到实处。事实上，直到1979年10月，鲁编室方才完成新版《鲁迅全集》前五卷（计划十六卷）的单行本发稿任务。在此之后的第六卷本（三种《且介亭杂文》）因涉及一些历史问题的评价，一度引发鲁编室成员的集体反映。除此之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1958年版《鲁迅全集》并未作注，《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等新编卷集可资参考的材料有限，至于《日记》《书信》的编注更是需要大量走访与查考，要想在鲁迅诞辰百年之际出齐新版全集，无疑困难重重。
为了加快定稿速度，在胡乔木与林默涵的支持下，中宣部、出版局和人员所在单位的帮助下成功借调，将蒋锡金、包子衍、徐斯年、朱正、郭豫适、陈子善、王自立、马蹄疾、应锦襄、韩之友、林非、孙玉石、陆耀东、丁锡根、陈漱渝、戈宝权和陈琼芝等人加入进来，由一个定稿组扩充至四个定稿组。最热闹的时候（1980年），鲁编室内外“共有三十多人同时工作”20。由于人员的调整，工作程序与任务也得到重新安排：首先是由责编对各自负责的“征求意见本”（原注释组定稿的为“红皮本”，各组自印未定稿的为“白皮本”21）进行校勘编注形成打印稿，再由定稿组对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讨论，而后责编根据定稿组意见修改完善形成定稿，送交胡乔木与林默涵审阅，责编根据意见再做修改，最后由王仰晨審读发排。
鉴于1973年在上海重版印制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质量较高，鲁编室上报出版局建议新版《鲁迅全集》仍在上海印制，获得批准。经过协商，新版《鲁迅全集》由上海中华印刷厂负责排版，上海商务和新华印刷厂承担印刷与装订工作，计划于三月份到年底发完十五卷。及至1981年3月11日，《鲁迅全集》第一卷样本送达北京，其余各卷陆续出版，到8月底纪念鲁迅百年诞辰之际全部出齐。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工作任务结束后的12月，鲁编室正式并入现代文学编辑室，编辑室下设鲁迅组，由陈早春、林辰、王永昌和李文兵等五人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在编注全集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积累，后陆续出版有朱正编《鲁迅研究百题》、孙用《〈鲁迅全集〉校读记》、林辰《鲁迅述林》、陈早春《绠短集》、包子衍《〈鲁迅日记〉札记》和徐斯年《我在鲁编室》等，或可视为鲁编室生产成果的延续。
与1958年版《鲁迅全集》由鲁编室一力承担编注工作所不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生产可以说是调动了全国的力量，而鲁编室在其中主要起到了规划、组织和审定的作用。在编注校勘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过程中，鲁编室试图通过取消“题解”、改写注释和增收书信佚文等方式更新编撰工作，这也成为1981年版全集区别于1958年版的具体表现，但从根本上说，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定仍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
三 “鲁编室”版《鲁迅全集》概念的提出
在《文学制度与百年文学史》中，丁帆将文学制度划分为“有形的文学制度”与“无形的文学制度”。前者由官方机构所制定和完善的条例规章所构成，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效应”22;后者指多样的文化形态，通过无形之手潜在地影响着文化思潮与文学现象，进而造就“一种惯例或传统”23。以此观之，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或可视为影响《鲁迅全集》编写的“有形的文学制度”，而学界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的以出版年代命名各版《鲁迅全集》且将之奉为鲁迅研究的基础材料的做法，则可以说是介入《鲁迅全集》研究以至于整个鲁迅研究的“无形的文学制度”。
毋庸置疑，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堪称各个时期《鲁迅全集》编写的典范之作，每一次版本的更迭都影响到接下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鲁迅研究的生发与开展，而对各版《鲁迅全集》变动之处的考察也因之具有窥探百年鲁迅研究历程发展演变的重要价值。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视阈深受“线性时间轴”24的影响，比较各版《鲁迅全集》内容的增删与校注的改动成为重心，这就造成：其一，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免表现出雷同化与模式化的倾向，这从相关成果数量的匮乏与内容的同质化趋向不难见出;其二，鲁迅的译文与辑校古籍因未编入1958年以来的各版人文社《鲁迅全集》中而长久被《鲁迅全集》研究者所忽视，更进一步影响学界对于鲁迅翻译与辑校工作的关注与研究;其三，相关成果由于突出全集内容的变化，而相对忽略了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对《鲁迅全集》出版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提出“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的概念，希图以此对现有的以出版年份命名的方式所带来的不足予以弥补。
所谓“鲁编室”版《鲁迅全集》，即由鲁编室参与编辑的《鲁迅全集》，狭义上指人文社1958年版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广义上则指由鲁编室参编的包括《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和《鲁迅辑校古籍汇编》（未出版）等在内的鲁迅著作。从某种程度上看，“鲁编室”版《鲁迅全集》概念的提出，取决于鲁编室在两版《鲁迅全集》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也与《鲁迅全集》编注任务直接影响到鲁编室的存续有关。换句话说，鲁编室的成立服务于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完成意味着鲁编室阶段性任务的完成，解散后的相关成员则以另一种方式继续鲁迅研究的事业。事实上，鲁编室成员的编选理念与工作实践，早已融入1958年版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写过程中。举例而言，林辰负责1981年版《集外集拾遗补编》与《古籍序跋集》定稿工作时，秉持所收佚稿佚文应“表达一定思想内涵”且“相对成文”的标准，并坚持“是否确实出于鲁迅手笔”25的原则，将《维持小学之意见》《儿歌六首抄存》《〈蜕龛印存〉序》《题〈淞隐漫录〉》《〈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和《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等剔除在外，而这其中的一些篇目后又被收入2005年版全集中。毋庸置疑，这些文稿的去留与编选者的理念直接相关。 基于“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的研究视阈，“鲁编室”成立之前出版的《鲁迅全集》或可视为“前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狭义指代1938年版《鲁迅全集》，广义上还包括1941年版《鲁迅三十年集》、1946年版《鲁迅全集补遗》和1952年版《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与此相对，“鲁编室”改为现代文学编辑室之后（正在进行中）出版的《鲁迅全集》称为“后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狭义（目前）指代2005年版《鲁迅全集》，广义上还包括1999年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2006年版《鲁迅全集补遗》和2011年版《鲁迅大全集》等。
在“前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过程中，全集的出版印行虽受各方面影响，但更多是一种鲁迅亲友的自发行为，受经济条件影响很大。以1938年版为例，胡愈之与复社确实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鲁迅全集编印委员会成员以鲁迅友人为主，编纂方针也总体“按照战前许寿裳确定”26的加以执行。进入“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编注时代，全集的出版由个体自发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对受众的设定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影响到具体的收录标准和注释读解。及至“后鲁编室”版《鲁迅全集》，全集的出版虽仍在体制的规划之下，却也面临消费文化的大潮，在满足专业研究与鲁迅爱好者需求的同时，拥有了多元化的可能。
综上所述，“鲁编室”版《鲁迅全集》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以线性思维看待全集编写与改动的研究方式，将先前长期被忽略的鲁迅辑校古籍与翻译作品纳入全集讨论的范围，并充分开掘意识形态与时代背景对于全集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对于现有的以出版年份指称各版《鲁迅全集》的命名方式的有效补充。
注释：
①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二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29-630页，第631页。
③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
④林辰：《鲁迅述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⑤⑥⑧冯雪峰：《雪峰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1页，第569页，第577页。
⑦黄海飞：《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9期。
⑨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⑩鲁迅博物馆编：《林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120朱正：《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4期。
12131416王仰晨等：《王仰晨编辑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页，第271页，第280页，第283页。
15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283页。
17程中原：《胡乔木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纵横》2004年第6期。
18李文兵：《林默涵同志与新版〈鲁迅全集〉》，收入艾克恩主编：《大江搏浪一飞舟：林默涵60年文艺生涯纪念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19龚群、安昭君：《思想观念现代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南昌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2125徐斯年：《我在鲁编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第12页。
22丁帆：《文学制度与百年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
23[美]杰弗里·J·威廉斯：《文学制度》，李佳畅、穆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24劉婉明：《遗传的鬼影：勒庞学说与鲁迅的身体书写》，《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26葛飞：《许寿裳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5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刘小波
关键词：鲁编室;《鲁迅全集》;编注
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国家组织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58年版《鲁迅全集》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的鲁迅研究，并通过借鉴吸收其成果的21世纪《鲁迅全集》（正在进行中）将这份影响延续下去。然而，对这两版《鲁迅全集》的研究却并不很多。张小鼎、刘运峰、朱正、蔡彦和张文江等对各版《鲁迅全集》的编写历程与版本得失梳理得颇为细致，黄海飞和谢慧聪等爬梳了1958年版与1981年版的注释体例，凡此种种，可以说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从文学、生产角度并置讨论两版《鲁迅全集》的文章至今暂付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承担1958年版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任务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下称“鲁编室”）出发，考察两版《鲁迅全集》的生产过程，以期推动相关研究。
一 “鲁编室”与1958年版《鲁迅全集》
194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会议。许广平报告鲁迅出版社的困难情况，提出将鲁迅著作版权无条件捐献国家。1950年10月7日，许广平、冯雪峰、胡乔木、胡愈之与邵荃麟等人在出版总署召开关于鲁迅先生著作出版座谈会，讨论后决定“由家属申请授权出版总署”处理鲁迅著作编选、翻译、印行事项，并“建立鲁迅著作编刊社，聘请冯雪峰同志为总编辑，在上海办理编刊注释校订工作，其费用由总署支出。编成之书交人民出版社出版。”①10月9日，中央宣传部致信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华东局宣传部，表示接受许广平要求，决定“成立鲁迅著作编辑部”，并对“鲁迅的重要作品加以注释”，具体编校注释工作由“冯雪峰专任其事”，调孙用、杨霁云、王士菁、林辰四人协助，“暂在上海进行”②。孙用与杨霁云系许广平推荐，王士菁由黄洛峰介绍给冯雪峰，而林辰则是冯雪峰在与楚图南商量后请来的。在此之前，孙用著有《鲁迅全集正误表》与《鲁迅全集校勘记》，对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错漏予以指正。杨霁云与鲁迅多有交往，曾搜集出版《集外集》《集外集拾遗》。1948年王士菁的《鲁迅传》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标志着“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记”③的出现。林辰则早在1947年即撰文建议“对鲁迅的作品加以注释疏证”④，并作有《鲁迅事迹考》。就彼时的情境看来，他们无疑是编注鲁迅著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1950年11月间，鲁迅著作编刊社在上海成立。冯雪峰其时担任“上海文协”主席，出面借用了“文协”（武进路309弄12号）二楼两间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1951年2月25日，由冯雪峰于1950年10月23日拟定的《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发表在《文艺报》上，计划在1951年编校好全部日记，并在1952年完成单行本和全集本的编校注释工作。按照冯雪峰的设想，注释应以“普通初中毕业学生”能看懂为大概标准，以期达到普及宣传的作用。为了将注释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注释必须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这集中表现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题解”上，即通过在首个注释对特定篇目进行阐述的方式将鲁迅思想纳入革命史的读解中。值得注意的是，冯雪峰此时将未来鲁迅著作的出版发行划为最完整的全集本（甲）、注释单行本（乙）和注释选集本（丙）三种。其中，全集本的设定是“把鲁迅的全部文学工作可以收印的东西都编进去”，包括“全部书简、全部日记、编选的画集和其他著作与翻译的遗文”，适用对象为“全国图书馆、大学和高等学校及个人研究者”⑤。看来在冯雪峰的计划中，主要承担普及任务的并非全集本，而是单行本与选集本。
1951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正式成立，冯雪峰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同时负责监管鲁迅著作编刊社。为了加快鲁迅著作的编注工作，于1951年7月携全家搬到北京的冯雪峰商请编刊社成员克服困难，将编刊社迁到北京。10月20日，冯雪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鲁迅著作的编校注释和出版》，明确鲁迅著作编刊社已划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该出版社的一个专门编辑部”⑥，并对自1950年12月以来所作工作进行了汇报，主要包括影印出版24本《鲁迅日记》（1951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并完成六七种单行本的注释初稿。直到1952年7月，编刊社方才搬到北京，正式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下属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下称“鲁编室”）。不过，鲁编室只负责“上游的生产工作”⑦，并不具备出版发行的权力。换句话说，鲁编室“生产”出来的鲁迅著作是否出版，怎样发行，都不由鲁编室所决定。按照冯雪峰所拟定的计划草案，鲁编室成员竭力搜集鲁迅佚文与书信，根据鲁迅手稿、报刊初版和各版单行本对鲁迅作品予以校注，整理鲁迅辑录与校勘的古籍和译著，编写简单的鲁迅年谱，并初步调查鲁迅日记中所牵涉的人物，可以说为《鲁迅全集》的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等到冯雪峰1955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撰写《〈鲁迅全集〉（新版）出版计划》与《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准备工作计划》（均未公开发表）时，对于《鲁迅全集》的出版安排却发生了变化。新版《鲁迅全集》不再“收印鲁迅的全部文字工作”，而是收入“鲁迅的全部小说、杂文（包括论文）、回忆、诗、文学史著作及书信。并附注释、鲁迅年表、鲁迅著译表”，至于鲁迅整理的古籍与翻译作品，则“另行整理和选择重印出版”⑧，同时计划在1956年8月出版第一卷，直至1957年9月出齐全部十卷本。这样的调整，被视为1958年版《鲁迅全集》同1938年版“最大的不同”⑨，并被同是人文社出版的1981年版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编集所承续，客观上影响了之后鲁迅研究中重创作而轻辑校与译著的局面。如此安排，可以说是考虑到篇幅过大或会加重读者的负担，同时也与解释鲁迅政治立场转变这一意识形态需求无法被纳入校勘与翻译事业有关。事实上，早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定时，就有人针对周作人认为鲁迅的功绩在于整理的说法予以批评。 进入《鲁迅全集》的注释与编辑工作阶段，鲁编室成员各自负责校注所分配到的鲁迅著作单行本任务，如林辰主要承担《而已集》《故事新编》《准风月谈》《两地书》《华盖集续编》等五种和一部分书信，完成注释本初稿后即相互传阅，四人之间“交换意见，有时还要进行讨论”⑩。及至1956年10月，《鲁迅全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大致按照冯雪峰的计划进行。然而直到1958年10月《鲁迅全集》十卷本方才出齐，与事先的安排相差一年有余。同时，鲁迅日记的出版也受到影响，当鲁编室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310封”11（共计1165封）排出送審时，却被“以‘一般事务性和内容意义不大的不收’为由”12，删减得只剩下334封。不过，这些未被1958年版《鲁迅全集》收录的信件，却成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写过程中的“宝贝”。
冯雪峰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后，由王士菁接任鲁编室主任一职。在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的同时，24种鲁迅著作单行本（注释同全集本）陆续发行，并于1959年8月出齐。十卷本《鲁迅译文集》，也在1958年4月至9月间出版完成。遗憾的是，鲁编室校勘完成的《鲁迅辑录古籍汇编》三卷本未能结集出版，但这无疑为后来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1999年）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问，鲁编室（鲁迅著作编刊社）的成立，目的正在于完成包括全集在内的鲁迅著作的编注校勘工作。具体到1958年版《鲁迅全集》，鲁编室的工作实践与编注理念需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这直接影响到了对于全集注释（题解）的撰写和收录内容的选择。不过，那些由鲁编室生产出来，却被排除在全集之外，甚至于无法结集出版的内容，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成为其后1981年版《鲁迅全集》与相关鲁迅著作编撰的重要参考。
二 “鲁编室”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国务院组织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确定鲁迅著作需“重新整理、增补出版”13。根据会议精神，鲁编室得以重新成立，并立即着手编注新版《鲁迅全集》。此后，鲁编室于1971年8月、1972年1月和1974年2月分别草拟《关于重印鲁迅著作的报告》《关于重版鲁迅著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与《关于出版〈鲁迅全集〉注释本的请示报告》等，报送“出版口”领导小组以待“批复”。在此期间，为满足周恩来总理送1972年2月来华访问的尼克松总统一套《鲁迅全集》作为礼物的需求，鲁编室在请示获准后重印1938年版《鲁迅全集》（适时作出了一些调整），经孙用校勘后于1973年陆续发排二十四种鲁迅著作单行本。
在等待“批复”的过程中，鲁编室选择在“三结合”的模式下对《呐喊》与《且介亭杂文末编》进行注释，走先注释单行本再注释全集本的两步方针，并于1975年上半年将单行本的注释任务分配给各高校。由各注释组（院校与其“挂钩”单位组成）集体讨论形成初稿，再据征求意见予以修改，经鲁编室“参与讨论后共同定稿”14，进而印出“征求意见本”。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婴就鲁迅书信与鲁迅著作出版及研究情况上书毛泽东，11月1日即收到“立即实行”的批示。12月5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与国家文物管理局联名报告批示落实情况，为党中央所批准，由李何林任主任的鲁迅研究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以成立，但具体出版工作实施起来却遇到“表面服从实际消极拖延”15的情况。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国家出版管理局在济南主持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完成了拟定鲁迅著作单行本与全集的注释、出版规划的任务。根据会议讨论结果，鲁编室对原注释体例（草案）做出修订，虽仍以“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的读者”为对象，但是将单行本与全集区分开来，“单行本各篇都作简短题解”，而“《全集》本一般不作题解，如遇必须作题解性说明的个别情况，可作为注一处理”16。待到1977年5月，考虑到编注工作进展缓慢，鲁编室决定放弃“两步走”方针，将单行本与全集的注释统一起来。这样一来，是否保留1958年版《鲁迅全集》开创的“题解”就成为争论的焦点所在。
1977年9月11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了解鲁编室的工作进展情况后，向中央作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在出版局的请示下，中央委派胡乔木领导新版《鲁迅全集》工作。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成立了“鲁迅全集领导小组”17，由林默涵任组长，王仰晨、李文兵、秦牧、冯牧为组员，并聘请郭沫若、周建人、沈雁冰、周海婴、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等八人作顾问。事务繁重的胡乔木负责把关工作方针与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具体的工作则交由林默涵主持。
林默涵赴任后即召开编辑室全体会议，调整原定工作计划，将全集出版置于单行本之前，强调应集中力量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前完成新版《鲁迅全集》，并吸收鲁编室统一全集与单行本注释的意见。与此同时，将注释的对象设定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明确全集不完全承担“向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宣传和普及鲁迅的著作”18的任务。这一举措直接影响到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进行，使其明显区别于1958年版。为了避免“题解”成为“法定”的解释，进而影响读者的理解，林默涵做出取消“题解”的决定，这可以说是对鲁编室在1976年修订草案中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受到鲁编室成员的一致认可。根据林默涵的意见，领导小组将《关于新版〈鲁迅全集〉编注方针的报告》报送胡乔木审批通过，并进一步制定一系列有关校勘与注释体例的细则。可以说直到此时，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出版工作才步入正轨。客观地说，鲁编室与各注释组在此之前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除《书信》《日记》外的多数单行本注释初稿，并自1976年3月起发稿了包括《呐喊》《彷徨》《且介亭杂文》《而已集》《华盖集》等在内的十余种“征求意见本”，但这些书稿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与鲁迅“重建以现代性思想”19为诉求的文化批判精神存在差异，显然无法满足改变工作方针后的编注要求。 意识到形势的严峻，鲁编室于1978年2月通过出版局告知各注释组力争在1978年上半年印出尚未发稿的“征求意见本”，然而直至1978年末方才印完全部二十七种（《日记》《书信》因成本过高未印）。这样一来，同年5月鲁编室拟定的从1979年第一季度开始发稿直至1980年完成出版的初步计划，势必难以落到实处。事实上，直到1979年10月，鲁编室方才完成新版《鲁迅全集》前五卷（计划十六卷）的单行本发稿任务。在此之后的第六卷本（三种《且介亭杂文》）因涉及一些历史问题的评价，一度引发鲁编室成员的集体反映。除此之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等1958年版《鲁迅全集》并未作注，《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等新编卷集可资参考的材料有限，至于《日记》《书信》的编注更是需要大量走访与查考，要想在鲁迅诞辰百年之际出齐新版全集，无疑困难重重。
为了加快定稿速度，在胡乔木与林默涵的支持下，中宣部、出版局和人员所在单位的帮助下成功借调，将蒋锡金、包子衍、徐斯年、朱正、郭豫适、陈子善、王自立、马蹄疾、应锦襄、韩之友、林非、孙玉石、陆耀东、丁锡根、陈漱渝、戈宝权和陈琼芝等人加入进来，由一个定稿组扩充至四个定稿组。最热闹的时候（1980年），鲁编室内外“共有三十多人同时工作”20。由于人员的调整，工作程序与任务也得到重新安排：首先是由责编对各自负责的“征求意见本”（原注释组定稿的为“红皮本”，各组自印未定稿的为“白皮本”21）进行校勘编注形成打印稿，再由定稿组对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讨论，而后责编根据定稿组意见修改完善形成定稿，送交胡乔木与林默涵审阅，责编根据意见再做修改，最后由王仰晨審读发排。
鉴于1973年在上海重版印制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质量较高，鲁编室上报出版局建议新版《鲁迅全集》仍在上海印制，获得批准。经过协商，新版《鲁迅全集》由上海中华印刷厂负责排版，上海商务和新华印刷厂承担印刷与装订工作，计划于三月份到年底发完十五卷。及至1981年3月11日，《鲁迅全集》第一卷样本送达北京，其余各卷陆续出版，到8月底纪念鲁迅百年诞辰之际全部出齐。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工作任务结束后的12月，鲁编室正式并入现代文学编辑室，编辑室下设鲁迅组，由陈早春、林辰、王永昌和李文兵等五人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在编注全集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成果积累，后陆续出版有朱正编《鲁迅研究百题》、孙用《〈鲁迅全集〉校读记》、林辰《鲁迅述林》、陈早春《绠短集》、包子衍《〈鲁迅日记〉札记》和徐斯年《我在鲁编室》等，或可视为鲁编室生产成果的延续。
与1958年版《鲁迅全集》由鲁编室一力承担编注工作所不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生产可以说是调动了全国的力量，而鲁编室在其中主要起到了规划、组织和审定的作用。在编注校勘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过程中，鲁编室试图通过取消“题解”、改写注释和增收书信佚文等方式更新编撰工作，这也成为1981年版全集区别于1958年版的具体表现，但从根本上说，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定仍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
三 “鲁编室”版《鲁迅全集》概念的提出
在《文学制度与百年文学史》中，丁帆将文学制度划分为“有形的文学制度”与“无形的文学制度”。前者由官方机构所制定和完善的条例规章所构成，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效应”22;后者指多样的文化形态，通过无形之手潜在地影响着文化思潮与文学现象，进而造就“一种惯例或传统”23。以此观之，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或可视为影响《鲁迅全集》编写的“有形的文学制度”，而学界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的以出版年代命名各版《鲁迅全集》且将之奉为鲁迅研究的基础材料的做法，则可以说是介入《鲁迅全集》研究以至于整个鲁迅研究的“无形的文学制度”。
毋庸置疑，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堪称各个时期《鲁迅全集》编写的典范之作，每一次版本的更迭都影响到接下来20年甚至更长时间鲁迅研究的生发与开展，而对各版《鲁迅全集》变动之处的考察也因之具有窥探百年鲁迅研究历程发展演变的重要价值。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视阈深受“线性时间轴”24的影响，比较各版《鲁迅全集》内容的增删与校注的改动成为重心，这就造成：其一，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免表现出雷同化与模式化的倾向，这从相关成果数量的匮乏与内容的同质化趋向不难见出;其二，鲁迅的译文与辑校古籍因未编入1958年以来的各版人文社《鲁迅全集》中而长久被《鲁迅全集》研究者所忽视，更进一步影响学界对于鲁迅翻译与辑校工作的关注与研究;其三，相关成果由于突出全集内容的变化，而相对忽略了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对《鲁迅全集》出版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提出“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的概念，希图以此对现有的以出版年份命名的方式所带来的不足予以弥补。
所谓“鲁编室”版《鲁迅全集》，即由鲁编室参与编辑的《鲁迅全集》，狭义上指人文社1958年版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广义上则指由鲁编室参编的包括《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和《鲁迅辑校古籍汇编》（未出版）等在内的鲁迅著作。从某种程度上看，“鲁编室”版《鲁迅全集》概念的提出，取决于鲁编室在两版《鲁迅全集》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也与《鲁迅全集》编注任务直接影响到鲁编室的存续有关。换句话说，鲁编室的成立服务于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而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完成意味着鲁编室阶段性任务的完成，解散后的相关成员则以另一种方式继续鲁迅研究的事业。事实上，鲁编室成员的编选理念与工作实践，早已融入1958年版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写过程中。举例而言，林辰负责1981年版《集外集拾遗补编》与《古籍序跋集》定稿工作时，秉持所收佚稿佚文应“表达一定思想内涵”且“相对成文”的标准，并坚持“是否确实出于鲁迅手笔”25的原则，将《维持小学之意见》《儿歌六首抄存》《〈蜕龛印存〉序》《题〈淞隐漫录〉》《〈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和《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等剔除在外，而这其中的一些篇目后又被收入2005年版全集中。毋庸置疑，这些文稿的去留与编选者的理念直接相关。 基于“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的研究视阈，“鲁编室”成立之前出版的《鲁迅全集》或可视为“前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狭义指代1938年版《鲁迅全集》，广义上还包括1941年版《鲁迅三十年集》、1946年版《鲁迅全集补遗》和1952年版《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与此相对，“鲁编室”改为现代文学编辑室之后（正在进行中）出版的《鲁迅全集》称为“后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狭义（目前）指代2005年版《鲁迅全集》，广义上还包括1999年版《鲁迅辑录古籍丛编》、2006年版《鲁迅全集补遗》和2011年版《鲁迅大全集》等。
在“前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过程中，全集的出版印行虽受各方面影响，但更多是一种鲁迅亲友的自发行为，受经济条件影响很大。以1938年版为例，胡愈之与复社确实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鲁迅全集编印委员会成员以鲁迅友人为主，编纂方针也总体“按照战前许寿裳确定”26的加以执行。进入“鲁编室”版《鲁迅全集》编注时代，全集的出版由个体自发行为上升到国家层面，对受众的设定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影响到具体的收录标准和注释读解。及至“后鲁编室”版《鲁迅全集》，全集的出版虽仍在体制的规划之下，却也面临消费文化的大潮，在满足专业研究与鲁迅爱好者需求的同时，拥有了多元化的可能。
综上所述，“鲁编室”版《鲁迅全集》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以线性思维看待全集编写与改动的研究方式，将先前长期被忽略的鲁迅辑校古籍与翻译作品纳入全集讨论的范围，并充分开掘意识形态与时代背景对于全集出版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对于现有的以出版年份指称各版《鲁迅全集》的命名方式的有效补充。
注释：
①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二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29-630页，第631页。
③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
④林辰：《鲁迅述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⑤⑥⑧冯雪峰：《雪峰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1页，第569页，第577页。
⑦黄海飞：《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9期。
⑨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⑩鲁迅博物馆编：《林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1120朱正：《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4期。
12131416王仰晨等：《王仰晨编辑人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页，第271页，第280页，第283页。
15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283页。
17程中原：《胡乔木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纵横》2004年第6期。
18李文兵：《林默涵同志与新版〈鲁迅全集〉》，收入艾克恩主编：《大江搏浪一飞舟：林默涵60年文艺生涯纪念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19龚群、安昭君：《思想观念现代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南昌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2125徐斯年：《我在鲁编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第12页。
22丁帆：《文学制度与百年文学史》，《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
23[美]杰弗里·J·威廉斯：《文学制度》，李佳畅、穆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24劉婉明：《遗传的鬼影：勒庞学说与鲁迅的身体书写》，《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26葛飞：《许寿裳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5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