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顾历史，回避制度对防范地方官员圈子化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却无法治根治本，由于圈子文化的存在，官员在一地任职即便时间很短，也能迅速“举贤不避亲”，称兄道弟，官官相护，权钱交易，结成利益联盟，形成自己的利益小圈子，视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如敝屣，使自己在当地游刃有余。
随着十八大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强，窝案串案高发已成为腐败犯罪的一大特征，往往一人被查，“拔起萝卜带出泥”，牵扯出一批腐败分子。这里面既有官员，也有商贾，还有官员交往的各色人等，是以贪官为核心的弄权、搞钱、玩乐的圈子。
腐败的圈子化与官员任职方式有关，官员在某地、某个系统任职过久，就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圈子里的人利用其圈内特殊关系，互相交易庇护，很容易产生圈子化腐败，一查便是窝案。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汉代就实行了异地任职的“回避制度”，在宋代，这一制度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其中籍贯回避最为普遍。譬如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皇帝下诏规定，“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古代一驿30里，30驿为900里，故古人云：“千里去做官”，这就做到了籍贯回避。
据“十年砍柴”先生考证，明清时期的官员避籍更加严格。明洪武四年规定吏部铨选，南北更调，定为常例，即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北方人到南方做官。康熙四十二年，朝廷在规定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500里以内之州县也不得任职。任职地虽非本籍，若有五服内亲属迁至该地聚族而居业已成村，也应回避。总之，不允许官员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避免亲友邻里请托徇情，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圈子。
对于当前腐败成圈子化的问题，中共中央其实也已经意识到了，十八大后，全国目前已有14个省份调整组织部长人选。组织部长具有选人用人之便，在大力反腐的背景下，组织部长异地调任，正是为了剑指腐败圈子。
回顾历史，回避制度对防范地方官员圈子化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却无法治根治本，由于圈子文化的存在，官员在一地任职即便时间很短，也能迅速“举贤不避亲”，称兄道弟，官官相护，权钱交易，结成利益联盟，形成自己的利益小圈子，视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如敝屣，使自己在当地游刃有余。政府又不可能让官员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这样不便于官员安下心来为当地百姓做事，形成圈子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而祛除圈子文化，理当是反腐败的重要一环。
可是，什么叫圈子，圈子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王如鹏先生说，社会学意义上的“圈子”就是具有相同利益或相同成分的群落。它的主要特点是：一、圈子是以一定的“缘”而结合在一起的社群或团体，即圈子具有同质性。二、圈子的形成往往具有自发性，圈子是非官方组织或非正式组织，它是在社会活动中约定俗成或自发形成的。三、圈子组织的松散性。没有很严密的组织机构，它是一种很脆弱、很不固定的社会群落或社会组织，不具有稳定性，往往随着利益关系的结束，即“缘分”的终结而烟消云散。四、具有封闭性，大多数圈子有着自己的话语系统，即所谓黑语；也有一些不成文的“圈规”，即潜规则。（王如鹏《简论圈子文化》，载《学术交流》2009年第11期）
而中国圈子文化的形成，我认为与中国江湖社会有极大的联系，所谓“江湖险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人被主流社会抛离出来，进入江湖丛林，这里面，每个人为了生存都有可能不择手段。他人即地狱，自己不仅会遭到政治权力的打压，还会遭到江湖人士的排挤，随时都有生命、生存之危险。
因此，当这些主流人群因各自的原因流落江湖时，原来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职缘关系皆不复存在，他们不得不独自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生存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作为个体，其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他们便“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江湖中人彼此以某种方式结成团体或组织，从而形成一个小共同体。最为明显的是拟血缘化，义结金兰，拟传统家庭结构形成类血缘关系，纵向的师徒——父子，横向的同门——兄弟姐妹关系。将人与人之间原来陌生的、对立的关系演变成亲近的、熟悉的如同父子、兄弟、朋友般的关系，从中感受到“家”的安全和温暖，形成群体力量，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自身的生存。
于是，江湖就是一个喜欢结圈子，拜山头，拉帮派，搞团伙的地方。江湖中有许多小圈子，俗称“山头”，彼此互不干扰，也互为依靠，小圈子利益就是最高利益，他们漠视大众利益，蔑视公平正义，践踏道德规范，突破社会底线，彼此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个强大关系网（黄杰《潜规则和江湖文化》，载《唯实》杂志2010年第12期）。在这个小共同体里，大家对内讲情义，讲同门之谊，讲利害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外不讲是非，不讲对错，讨好或是欺侮主流社会人群，谋取赖以生存的资源。刚开始时，这些团体或组织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和明显的政治色彩，完全是为了互助，但是，政治权力容不得体制外群体性、组织性力量的存在，它希望体制外是“原子化”的存在，像一盘散沙，不对政治权力形成任何威胁。所以，政治权必然要打击江湖组织，江湖组织不能够公正生存，就会在地下发展组织，形成秘密会社，如帮会、黑社会就是这样来的。
而一般的江湖组织则是政治权力允许其公开存在的，这类组织往往比较松散，是因为地缘、业缘等因素而临时结成，对政治权力没有形成威胁，这样的江湖组织谈不上严格的组织，只能说是圈子。不过即便是一个松散的圈子，圈子也有帮会、黑社会的某些特性，比如，帮会、黑社会只讲小团体利益，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圈子也如此；帮会、黑社会称兄道弟，树大哥，圈子里也是如此；帮会黑社会有“帮规”“家法”，圈子也有自己的“圈规”；帮会、黑社会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圈子也是如此。总之，圈子是非常江湖化的文化形态，一个圈子文化浸淫的社会，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构成的。
儒家文化无疑也十分有利于圈子的形成。儒家文化的基础是家族伦理和宗法制度，家族和宗法本质上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圈子，这个圈子构成的社会结构，这就是费孝通最早发现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费孝通认为，在西洋社会里，人们争的是权利，在我们这里，却是攀关系——讲交情。这是受不同的社会结构影响的结果，西方社会重个体，中国人重集体，圈子即是集体的一种形式，人们在这样的集体里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由于血缘的天然纽带，宗法制度下形成的圈子更加坚固，抱团互为一体，水泼不进，针插不入。当江湖组织与儒家的“差序格局”形成交集，经江湖文化与儒家文化杂交出来的圈子，四不像，这就是社会上常见的圈子：既有宗法式的家长结构，有山头，有派系——谁是老大，谁是马仔，等级分明；同时又加入了你为我效犬马之劳，我为你两肋插刀的哥们义气——既讲亲疏关系，称兄道弟，更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重亲谊裙带，讲关系、走后门而不重才能。它有宗法的正，也有江湖的邪，它有宗法的糟粕，也有江湖的糟粕。无论如何，这样的圈子有很强的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对内百般包庇，对外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如果圈中某人混出名堂，圈子中人也跟着鸡犬升天，从中受益。结“圈”之人心态各异，但无非是为了从“圈里”获得好处。
由于圈子内不同的资源交汇，并被整合，每个人都很容易利用其优势，使整个圈子内部优势互补。不但在内部利人利己，而且在向外拓展资源，攫取利益时，变成了“优秀团队”，十分有利于圈子的发达。尤其是官商交结的圈子更是能量巨大，手眼通天，于是无数人削尖脑袋想挤进这样的圈子。
一些官员本来是不想贪腐的，但是混入某个圈子之后，就成了圈中人，就要受到“圈规”的制约，讲究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圈内之人有求于己，就不好不讲江湖义气；圈中人帮助自己也不好随便拒绝，那就看不起兄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就会利用权力来回报；或者是看到圈子里的其他人吃香喝辣，自己职位、能力、权力远胜于他，却过得不如他，心里天平就容易倾斜，于是利用权力搞钱，“改善生活”成了“正道”。
正是圈子具有这些自我保护与核聚能量的特点，它非常适合于权钱交易和利益勾兑，成为腐败绝好的温床。如果说一个贪官没有圈子时，贪腐还有点小心谨慎，缩手缩脚，那么有了圈子之后，既得到来自圈子的腐败鼓励，又以为得到来自圈子的保护，简直如虎添翼，肆意妄为。从这些年查处的案件可以看出，窝案大多涉及人员多，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其实就是因为圈子在腐败过程中，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圈子容易形成利益严重固化的铁板，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保护资源，所以圈子腐败相对于个人腐败更难查处，阻力更多，反抗能力更强。在缺乏外部监督，上层不痛下决心的情形下，圈子腐败往往能躲过一劫。即便强力深入调查，也会因为某些圈子成员“丢车保帅”，而使调查无疾而终，使圈子腐败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风头一过，再度复苏。
当然，一旦圈子内斗，也容易暴露圈子腐败内幕。圈子内也会存在争权夺势，争名夺利，尤其是圈子内还有小圈子，明争暗斗，导致内耗和分裂，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窝里斗”。不过，这样的情形毕竟少数，因为圈子腐败形成了利益均沾，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加害别人于己无益，除非“窝里斗”闹到你死我活，所以要指望“窝里斗”来反腐，无异于指望天上掉馅饼。
要为圈子化腐败来个釜底抽薪，固然需要祛除圈子文化，反对江湖文化，反思儒家文化，但是，最为根本核心的，还是应该反思制度建设不力。江湖文化产生于游离于政治权力之外并长期被打压的力量。因此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众监督、媒体监督，实施阳光法案，那么就算官员加入各种各样的圈子，也不敢搞腐败。当圈子回归单纯的朋友圈，不再掺杂权钱交易，就没有必要管它了。
随着十八大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强，窝案串案高发已成为腐败犯罪的一大特征，往往一人被查，“拔起萝卜带出泥”，牵扯出一批腐败分子。这里面既有官员，也有商贾，还有官员交往的各色人等，是以贪官为核心的弄权、搞钱、玩乐的圈子。
腐败的圈子化与官员任职方式有关，官员在某地、某个系统任职过久，就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圈子里的人利用其圈内特殊关系，互相交易庇护，很容易产生圈子化腐败，一查便是窝案。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汉代就实行了异地任职的“回避制度”，在宋代，这一制度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其中籍贯回避最为普遍。譬如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皇帝下诏规定，“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三十驿”。古代一驿30里，30驿为900里，故古人云：“千里去做官”，这就做到了籍贯回避。
据“十年砍柴”先生考证，明清时期的官员避籍更加严格。明洪武四年规定吏部铨选，南北更调，定为常例，即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北方人到南方做官。康熙四十二年，朝廷在规定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500里以内之州县也不得任职。任职地虽非本籍，若有五服内亲属迁至该地聚族而居业已成村，也应回避。总之，不允许官员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避免亲友邻里请托徇情，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圈子。
对于当前腐败成圈子化的问题，中共中央其实也已经意识到了，十八大后，全国目前已有14个省份调整组织部长人选。组织部长具有选人用人之便，在大力反腐的背景下，组织部长异地调任，正是为了剑指腐败圈子。
回顾历史，回避制度对防范地方官员圈子化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却无法治根治本，由于圈子文化的存在，官员在一地任职即便时间很短，也能迅速“举贤不避亲”，称兄道弟，官官相护，权钱交易，结成利益联盟，形成自己的利益小圈子，视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如敝屣，使自己在当地游刃有余。政府又不可能让官员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这样不便于官员安下心来为当地百姓做事，形成圈子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而祛除圈子文化，理当是反腐败的重要一环。
可是，什么叫圈子，圈子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王如鹏先生说，社会学意义上的“圈子”就是具有相同利益或相同成分的群落。它的主要特点是：一、圈子是以一定的“缘”而结合在一起的社群或团体，即圈子具有同质性。二、圈子的形成往往具有自发性，圈子是非官方组织或非正式组织，它是在社会活动中约定俗成或自发形成的。三、圈子组织的松散性。没有很严密的组织机构，它是一种很脆弱、很不固定的社会群落或社会组织，不具有稳定性，往往随着利益关系的结束，即“缘分”的终结而烟消云散。四、具有封闭性，大多数圈子有着自己的话语系统，即所谓黑语；也有一些不成文的“圈规”，即潜规则。（王如鹏《简论圈子文化》，载《学术交流》2009年第11期）
而中国圈子文化的形成，我认为与中国江湖社会有极大的联系，所谓“江湖险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个人被主流社会抛离出来，进入江湖丛林，这里面，每个人为了生存都有可能不择手段。他人即地狱，自己不仅会遭到政治权力的打压，还会遭到江湖人士的排挤，随时都有生命、生存之危险。
因此，当这些主流人群因各自的原因流落江湖时，原来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职缘关系皆不复存在，他们不得不独自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生存成为他们的第一要务。作为个体，其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他们便“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江湖中人彼此以某种方式结成团体或组织，从而形成一个小共同体。最为明显的是拟血缘化，义结金兰，拟传统家庭结构形成类血缘关系，纵向的师徒——父子，横向的同门——兄弟姐妹关系。将人与人之间原来陌生的、对立的关系演变成亲近的、熟悉的如同父子、兄弟、朋友般的关系，从中感受到“家”的安全和温暖，形成群体力量，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自身的生存。
于是，江湖就是一个喜欢结圈子，拜山头，拉帮派，搞团伙的地方。江湖中有许多小圈子，俗称“山头”，彼此互不干扰，也互为依靠，小圈子利益就是最高利益，他们漠视大众利益，蔑视公平正义，践踏道德规范，突破社会底线，彼此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个强大关系网（黄杰《潜规则和江湖文化》，载《唯实》杂志2010年第12期）。在这个小共同体里，大家对内讲情义，讲同门之谊，讲利害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外不讲是非，不讲对错，讨好或是欺侮主流社会人群，谋取赖以生存的资源。刚开始时，这些团体或组织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和明显的政治色彩，完全是为了互助，但是，政治权力容不得体制外群体性、组织性力量的存在，它希望体制外是“原子化”的存在，像一盘散沙，不对政治权力形成任何威胁。所以，政治权必然要打击江湖组织，江湖组织不能够公正生存，就会在地下发展组织，形成秘密会社，如帮会、黑社会就是这样来的。
而一般的江湖组织则是政治权力允许其公开存在的，这类组织往往比较松散，是因为地缘、业缘等因素而临时结成，对政治权力没有形成威胁，这样的江湖组织谈不上严格的组织，只能说是圈子。不过即便是一个松散的圈子，圈子也有帮会、黑社会的某些特性，比如，帮会、黑社会只讲小团体利益，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圈子也如此；帮会、黑社会称兄道弟，树大哥，圈子里也是如此；帮会黑社会有“帮规”“家法”，圈子也有自己的“圈规”；帮会、黑社会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圈子也是如此。总之，圈子是非常江湖化的文化形态，一个圈子文化浸淫的社会，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构成的。
儒家文化无疑也十分有利于圈子的形成。儒家文化的基础是家族伦理和宗法制度，家族和宗法本质上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圈子，这个圈子构成的社会结构，这就是费孝通最早发现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费孝通认为，在西洋社会里，人们争的是权利，在我们这里，却是攀关系——讲交情。这是受不同的社会结构影响的结果，西方社会重个体，中国人重集体，圈子即是集体的一种形式，人们在这样的集体里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 由于血缘的天然纽带，宗法制度下形成的圈子更加坚固，抱团互为一体，水泼不进，针插不入。当江湖组织与儒家的“差序格局”形成交集，经江湖文化与儒家文化杂交出来的圈子，四不像，这就是社会上常见的圈子：既有宗法式的家长结构，有山头，有派系——谁是老大，谁是马仔，等级分明；同时又加入了你为我效犬马之劳，我为你两肋插刀的哥们义气——既讲亲疏关系，称兄道弟，更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重亲谊裙带，讲关系、走后门而不重才能。它有宗法的正，也有江湖的邪，它有宗法的糟粕，也有江湖的糟粕。无论如何，这样的圈子有很强的排他性和自我保护性，对内百般包庇，对外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如果圈中某人混出名堂，圈子中人也跟着鸡犬升天，从中受益。结“圈”之人心态各异，但无非是为了从“圈里”获得好处。
由于圈子内不同的资源交汇，并被整合，每个人都很容易利用其优势，使整个圈子内部优势互补。不但在内部利人利己，而且在向外拓展资源，攫取利益时，变成了“优秀团队”，十分有利于圈子的发达。尤其是官商交结的圈子更是能量巨大，手眼通天，于是无数人削尖脑袋想挤进这样的圈子。
一些官员本来是不想贪腐的，但是混入某个圈子之后，就成了圈中人，就要受到“圈规”的制约，讲究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圈内之人有求于己，就不好不讲江湖义气；圈中人帮助自己也不好随便拒绝，那就看不起兄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就会利用权力来回报；或者是看到圈子里的其他人吃香喝辣，自己职位、能力、权力远胜于他，却过得不如他，心里天平就容易倾斜，于是利用权力搞钱，“改善生活”成了“正道”。
正是圈子具有这些自我保护与核聚能量的特点，它非常适合于权钱交易和利益勾兑，成为腐败绝好的温床。如果说一个贪官没有圈子时，贪腐还有点小心谨慎，缩手缩脚，那么有了圈子之后，既得到来自圈子的腐败鼓励，又以为得到来自圈子的保护，简直如虎添翼，肆意妄为。从这些年查处的案件可以看出，窝案大多涉及人员多，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其实就是因为圈子在腐败过程中，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圈子容易形成利益严重固化的铁板，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保护资源，所以圈子腐败相对于个人腐败更难查处，阻力更多，反抗能力更强。在缺乏外部监督，上层不痛下决心的情形下，圈子腐败往往能躲过一劫。即便强力深入调查，也会因为某些圈子成员“丢车保帅”，而使调查无疾而终，使圈子腐败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风头一过，再度复苏。
当然，一旦圈子内斗，也容易暴露圈子腐败内幕。圈子内也会存在争权夺势，争名夺利，尤其是圈子内还有小圈子，明争暗斗，导致内耗和分裂，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窝里斗”。不过，这样的情形毕竟少数，因为圈子腐败形成了利益均沾，大家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加害别人于己无益，除非“窝里斗”闹到你死我活，所以要指望“窝里斗”来反腐，无异于指望天上掉馅饼。
要为圈子化腐败来个釜底抽薪，固然需要祛除圈子文化，反对江湖文化，反思儒家文化，但是，最为根本核心的，还是应该反思制度建设不力。江湖文化产生于游离于政治权力之外并长期被打压的力量。因此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众监督、媒体监督，实施阳光法案，那么就算官员加入各种各样的圈子，也不敢搞腐败。当圈子回归单纯的朋友圈，不再掺杂权钱交易，就没有必要管它了。